国师?

继一百七十二位学者联合发表「我们对五二0事件的呼吁」后，台北地院士林分院与新竹地院的推事也发动联署。已有「我们要维护一个纯净的审判空间」联合声明见报。前一呼吁有五点，涵盖政策、司法、行政、立法各部门，语气凌厉如课堂中的训话，后一声明则从其本位发言，希望学者「不可滥用其影响力」、「造成舆论审判」、「在社会需要法官公正执法的同时，也还给法官一个纯净的审判空间」!
    
    我认为，这个学者与法官的集体冲突，表面上所显示的「干预审判」问题，其实还不算严重。即使学者们用了近于侮辱的字眼，如「不可借机罗织罪名，或施以政治审判」，未必就真能影响审判，我国法官每天都会碰到各种异样的眼光，这点「定力」应该早已培养出来。隐藏在这场冲突背后的严重问题，毋宁是学者们的过时心态。简言之，就是那种在今天已经明显过度膨胀的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士大夫心态。
    
    这当然不是说，学者不应该关心社会，正如农工商等其它从业人员也应该在本业之外，注意国家大事。如果社会每个成员都能对公共事务付出更多关心，民主政治必然会更得到落实。问题在于，当我们的社会已走向多元分工，社会上已经出现一批有活力、有识见的专业政客投入反对运动、制衡政府；各种传播媒体也在反映不同民意上已有令人瞩目的发展时，还需不需要学者在其专业领域以外，以「士」的立场扮演「天生反对者」、「人民代言人」的角色?当各种「意见」已经趋于「爆炸」的今天，我们所求于知识分子的，是再增加（或重复）一种意见，还是适时提供可作为意见基础，或某种程度可以制衡意见的「知识」?
    
    从这个角度看，学者的联合呼吁的确已构成对其（传统社会）残余影响力的滥用。特别在社会转型的时候，学者应该比别人更早警惕到角色功能的调整，而知其所止。只有当学术界中立客观的形象真正建立起来，而无所惑于「自由派」、「保守派」这类俚俗的标签时，知识才能成为有效防范「市场民主」沦为「愚民政治」的安全瓣。道理虽然浅显，即使欧美先进国家的知识界也偶有难耐寂莫的例子。七十年代初期西德舆论界就东进政策掀起空前大辩论，十四位著名科学家（一半是诺贝尔奖得主），联合发表公开信呼吁全民支持签约，未几即有著名社会学者H．Schelsky 在报纸撰写「国师? 」（Lehrer der Nation?）一文，谴责这些学者滥用了他们的角色!尽管他本人也赞成政府签订和约。这篇掷地有声的文章如果能译成中文，对我们的国师或许会有若干启发性。
    
    我对于不久前的廿二位教授反暴力声明持这个看法，对一七二位学者的五二0呼吁也持这个看法。
    
    （原载于联合报七十七年六月廿二日）
    
    
    
    之二：
    
    许木柱教授在十八日本土副刊「痛心的期待」一文中，就我对「学界五二0声明」的批评有一小段答辩，同时也对我有所指教，请容我再说几句话。
    
    我的基本看法，是认为学者在社会发展到现阶段时，无需也不应再单纯以「士」或「学界」的立场来发表政治意见，以避免滥用其影响力，扭曲了公共意见的自然形成!一百位教授的非专业意见应该只等于一百位农民或一百位理发小姐的意见，不多也不少。许教授认为这篇声明未构成角色滥用的理由，是起草者，包括他本人和徐正光教授都分别受过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完整训练。然而且不说这篇声明涉及的知识范围是不是社会学与人类学所能涵盖，已甚可疑，更重要的是，这篇声明摆明的是「学界」的声明，而不是许徐两教授的声明，从签署专业的多样看来，也确实只能以「学界」来涵盖，而不仅是社会学界、人类学界或农政学界。这是我说的第一点「滥用」。
    
    其次，学者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当然有其正面的社会意义，这也是我一贯的信念和做法。不过学者基于其专业立场发表的意见，必然出以「论证」的方式，而不是单纯的呼吁或声明，只有这样的意见才足以提升公共事务讨论的层次，否则即构成「学者」头衔的滥用。「学界五二0声明」正好属此。
    
    声明中关于「司法部门」部分，是否构成干预（或干预未遂）是一回事，仅仅疾言「不可借机罗织罪名，或施以政治审判」「立刻释放所有无辜被捕的农民与民众」，「如果：司法公平未得伸张，我们将运用所有的影响力，继续采取各种方式的声援活动，务期人民权益确切落实」等，就是法律学者说不出来的话。请问签署者依据什么资料或一般性的研究，基于什么道德或法律立场，可以对这个个案的审判者在未审判前表示这样的怀疑?审判后又以什么标准来决定司法公平有无伸张?我相信，法律学者对司法制度的关切绝不会少于别人，我个人在法社会学研究的领域内，便曾就相关问题做过实证调查，发现问题的确很多而且不可谓不严重，但我想我们的司法还没有坏到必须「推定」每个审判者都有问题的程度。这样没头没尾而让「所有」司法人员「情何以堪」的呼吁，究竟能起什么正面作用!不论对司法或对本案|，不知道签署者在宣泄情绪之余，有没有考虑过这一点?
    
    我始终以为，社会愈走向多元开放，对「知识」的要求就愈迫切。政客可以在群众大会甩眼泪、斩鸡头，可以在萤光幕上含混其辞，甚至睁眼说瞎话，学者只能有一分说一分。如果学者也开始感性，开始打烂仗，今天你发表二百人声明，明天我来个四百人反声明，到最后，一定是知识公信力跌停板。明了我的用心，许教授应该不会再以「俨然以太师的口吻，充当政府代言人的角色」相责。当然，我所谈的已经进入知识社会学的领域，看法未必成熟，此所以当时下笔绝未曾以专家自居，那篇文一草原是标明「读者投书」寄去的，承报社编辑当专栏处理，我也认为略嫌「哄抬」。不过从发表以后得到的若干反应看来，这个知识社会学的观点，似乎还有点讨论的价值。如果许教授能予指正，我自然更是感激不尽了。
    
    （原载于「自立晚报」七十七年七月廿一日）
    
    来源：法律之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