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法律和被法律所遗忘

温家宝总理为云阳县一位民工讨工钱的消息见报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体察民情、关心民瘼、排解民忧的优良作风，感动和震撼了许许多多人的心灵，也引起了人们的种种思考。在盛行“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看问题的今天，我不敢“全方位”，也无力“高层次”，只能选择一个简单的角度来发点议论，即法律对解决拖欠民工工资问题为何无所作为？
    我们推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解决劳动争议问题，有民法通则等基本法，有劳动法、合同法等部门法，有相关的法规、规章，有各级政府的政令，法条赫赫，制度昭昭，可是一遇到拖欠民工工资这类事关群众利益的实际问题，法律却显得那么脆弱。当地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没有运用“法律武器”解决这一社会矛盾，自身利益受到损害的当事人也没有诉诸法律。当社会迫切需要法律大显神威来维持经济秩序时，法律却被遗忘了。说是干部群众不知法、不懂法吧，不完全是那么回事儿。我们已经搞过了一个接一个而且据说成效显著的五年普法教育，我们有数不清的法制报刊和普通媒体中的法制栏目和专题节目，我们还开展了许许多多的法制宣传周、宣传日活动，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学者齐上阵，散发小册子，释疑解惑，还说大多数干部群众是法盲恐怕不行。我以为，一定另有原因。先说一些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他们面对拖欠民工工资等问题时，总是相信领导指示，不怎么信得过法律。在他们心目中，权力至上，法律至下。以云阳县为例，县委、县政府在得到总理指示后，于当晚七时半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落实，八时半由一位副县长带队连夜核查情况，１１时１５分把拖欠的工资送到农妇手中，真是雷厉风行，立竿见影，精神可嘉，魄力堪赞。可是，倘若他们对贯彻执行法律、制度，也这样积极、坚决、不折不扣，拖欠民工工资问题早就解决，也就用不着总理分心了。再说建筑商，若说他们不知道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违规，谁也不信。他们置法律于不顾，法律的权威在他们的眼里等于零。他们怕领导，不怕法律。当副县长带队找到了那家公司，包工头连个屁都不敢放，乖乖地半夜把钱送到农民家里。最后说那些可怜的农民工，他们面对老板食言，无理扣发工资，未必压根儿没想到求助于法律，但他们没有选择这一理性举动，一来可能是不敢，怕惹恼老板而遭驱逐，砸了饭碗，二来可能没钱打官司。他们寄希望于领导，不寄希望于法律。地位和处境决定他们只好忍气吞声，在愤懑中等待。那位农妇大概做梦也没想到，总理来了，福从天降。
    
    法律是维护社会公正的利器。可是，眼看着拖欠民工工资这类违反法律又忤逆道义的行为，法律却保持沉默，作壁上观。行政执法应当主动干预而不作为；司法受其固有的被动性限制，但也可以通过法制宣传给困境中的民工指指路嘛。我们倡导“温情执法”，为何不给农民兄弟送去一份温情？我们高唱执法“人文关怀”，最值得关怀的不就是农民吗？我们奉行“人性化”执法，怎么才能“化”到农民那里去？我们推行人道主义司法救助，理应救救经济确有困难的民工呀。事实上，进城务工的农民，成了被法律所遗忘的群体。在社会成员中，哪些人最需要和倚重法律？我认为，是那些无助的弱势群体。为城市建设做出重大贡献的民工们，除了一身力气之外，几乎不具有别的手段为维权而抗争，一没权、二缺钱，只能靠法律为他们主持公道。可是法律天生“嫌贫爱富”，总是离他们很远很远，使他们得到的法律资源份额很少很少。由于他们能够投入的成本十分有限，难以和其他人平等地享受执法司法给他们带来的利益。
    
    总理为民工讨工钱一事，折射出当前法治的现状。有人说，有法律不等于有法治，此言极是。我们经过二十多年卓有成效的立法工作，已基本上有法可依了，但还不能说是个成熟的法治国家。法律之被遗忘和一些人被法律所遗忘，恰恰是由人治走向法治过程中的一个表征。“路漫漫其修远兮”，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漫长而坎坷。当全社会都崇尚法律，各级领导干部都学会依法执政为民造福，普通百姓都能够依法维权，而且社会成员能够事实上而不是字面上平等地享受法律资源的时候，文明的法治时代就到来了。
    
    
    来源：人民法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