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危机呼唤行政体制改革

摘  要 非典的突然袭击和迅速流行，使我们面临和历经了一场意外的考验。面对危机，中国政府表现出富于大局的形式把握能力和危机处理能力，但也暴露出政府发布疫情信息一度不够及时、缺乏透明度，整体协调能力和应对重大危急的反应机制以及官员的考核和责问制度不够健全等问题。为此，作者认为应加快推进信息公开和政务公开，回应和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从体制上增强政府对非典的应急处理能力，建立完善危机管理体系；健全政府官员的考核和问责制度，强化对权利的制约和责任的追究；在充分履行政府职责的同时注意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本文在论述危机原理的基础上，提出了强化政府危机管理的一系列建议，从而促使政府更好地履行职责，完善公共管理体制，提升公共管理能力，体现服务型和责任型政府的本质要求。
    关键词：非典 社会危机 危机管理 政府职责
    Abstract: SARS's surprise attack and swift rage afforded us an unexpected trial. Facing to such crisis, Chinese government could grasp the situation and deal with it firmly. However, for this time it revealed many issues as well, like that government couldn't announce the epidemic situation in time and transparently; that it's imperfect for integrative coordinating ability and response system of handling significant affairs; that it's defective for officer checking institution; etc. Consequently, in this article it's deemed that we must accelerate to protect public knowing right, establish crisis administrative system, perfect government officer's checking institution, and take advantage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Several suggestions of strengthen governmental crisis administration are also given on the basis of discussing crisis principle to urge our management to fulfill their responsibilities more vigorously in order to be a serving and obligating government.
    Key word: SARS, social crisis, crisis administration, governmental obligation
    
    
    自去年11月以来，中华大地经历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向13亿中国人民发动进攻的，是来无影、去无踪的SARS病毒。它给我们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和精神震撼，不亚于美国的9．11事件，这决不是夸大其辞，请看：到2003年5月24日为止，北京累计报告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病例2490例。累计死亡163例，疑似病例则合计为1134例。北京的人口总数大约是1300万，正好是全国的1％。如果我们不能及时控制住"非典"的蔓延，全国的疫情水平都达到北京的程度，那么，今天中国就会有24．9万以上的"非典"的蔓延，16300例以上的死亡和11．3473例以上的疑似病例。这三个预测估计数之所以都加上"以上"两个字，是因为5月10日以后，北京的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发病率开始迅速下降。如果真的发生了疫情失控，出现了一场蔓延到全国的与"非典"瘟疫。
    值得庆幸的是党中央、国务院及时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全国的医务工作者和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有效控制了疫情，形势正向好的方向发展。事态没有发展到上面估计的那种最坏的情况。我因政府和人民应付突发灾变的能力、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
    尽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厂我们及时控制了疫情，取得了抗击"非典"斗争的初步胜利。但是，应该看到，"非典"给我国带来的经济损失和我们为抗击"非典"，所投入的人力、财力、物力，仍然不亚于一场中等规模的局部战争：据有关专家或机构的估计，"非典"使我国的旅游业、饭店餐饮业、娱乐业、商业、交道运输业、建筑装修业等蒙受了大约2000亿元人民币的损失，根据不同的估计，GDP的增长要放慢0．5-1个百分点甚至更多(根据疫情持续的时间长短而有不同的估计)。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5月2日。全国防治"非典"的社会捐赠已达17．68亿元。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为抗击"非典"已经和将要投入的资金超过了100亿元。这些数字表明，我们确实经历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一、政府应对非典危机的举措及暴露的问题
    为控制迅速曼延的非典疫情，维持社会的安全与稳定，中央决策层和各级政府积极应对，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1．中央最高决策层高度重视、统-部署。一是党中央、国务院直接领导全国非典防治工作。4月23日成立了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任总指挥的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统-指挥、协调全国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工作。4月26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免去张文康的卫生部部长职务，任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为卫生部部长(兼)。一批地方官员由于防治"非典"工作不力也相继被查处。二是颁布各项政策，采取有力措施保证防治非典工作的有序进行。国务院在加强领导，明确责任；全面加强预防，控制疫情蔓延等七个方面采取了有力措施展开非典防治工作。地方各级政府也在其指导下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有序进行防治非典的工作；三是中央和地方主要领导亲临"抗典"第一线，极大地增强了国民齐心协力抗击非典的信心勇气。
    2．以国计民生为政府公共决策的最终取向。在危机时刻，在经济利益与人的生命之间的抉择中。政府的公共决策体现出政府以人为本的终极价值取向：为了保护生命，宁可放弃眼前的经济利益和单纯的经济增长。一些国家的媒体怀疑中回政府处理这次危机的能力，甚至猜测非典会迅速蔓延到经济落后医疗卫生条件差的中西部农村地区。面对种种传言，中央财政设立总额20亿元的非典型肺炎防治基金，主要用于：农民和城镇困难群众中非典患者的免费救治和安顿，中西部困难地区县级医院的应急改造和购置治疗非典的医疗设备等等，以确保包括广大农村地区以及城市贫困居民(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人的生命和健康得到切实有效的尊重和保护。各地也纷纷设立防治非典的专项基金，防止非典传播和曼延。这些重大举措无不表现了政府维护国民整体利益和社会公平、珍惜生命、关心贫困地区和势群体的治理理念。
    3．遏制市场失灵，规范市场秩序。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存在的基本依据之一就是弥补市场失灵，而市场的基本规则是以价格信号自发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和供求关系的平衡。但在突发的"灾害"时期，由于公众对于某类产品需求的急剧增长以及商家的乘机哄抬价格、囤积居奇甚至制假售假而出现的供求关系突然性的严重失衡，这类产品的价格因此就会暴涨，出现市场信号失真、价格信号扭曲、价格严重背离价值的"市场失灵"现象，其结果是加剧了人们对灾害的恐慌心理，损害了公共安全和公众利益。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失灵的情况下，只有作为公共权力机构的政府("看得见的手")才应该也能够将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置于首尾。正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在此次"非典"危机中政府运用经济和行政手段，对于平常实行市场调节价格的某些药用品实行阶段性的特殊价格管制政策，如控制差价率、零售环节的最高限价等，运用储备物资，平抑物价，制裁不法商家的暴利行为，同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支持非典防治的科研攻关等等。这些措施给民众带来收益。政府却无法因此直接获得报酬，经济学上称其为"外部经济性"。事实上，也只有政府公共部门才能承坦这种惠及公众的"外部经济性"所耗费的成本，遏制市场失灵。
    4．强化正确的舆论导向，弘扬民族精神、普及防非典知识。突如其来和传染性极强的非典固然可怕，但人们谈"非"色变、惊慌失措更怕。在这次抗击非典斗争中，政府通过拥用的主流大众传媒的独特优势，形成客观、积极、正面报道为主的舆论导向，帮助人民尽快树立高度的防范意识，认识到非典是可防可治可制的，学会运用科学方法识别和预防非典，迅速提高公民科学防御能力对于在防非典战争中始终站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和有关工作人员，政府大力包褒扬、以此激励医护人员和广大人民众志成城抗击非典的信心和勇气。与此同时，政府加强对少数惟利是图的广告媒体的监督和惩治力度，对谣言惑众特别是通过互联网络、手机短信息等娶道传播流言蜚语和封建迷信、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干扰社会秩序的予以严惩。
    政府在抗击"非典"危机中取得重大的阶段性成绩的同时，也付出了不菲的代价。若站在对国家和社会高度负责的立场静心思考，我们应该承认政府工作存在的一些不足以及"非典"危机中所暴露出的政府理念、管理体制等方面存在的深层次的问题。
    1．政府发布疫情信息一度不够及时，缺乏透明度。近-段时期，"透明度"之所以逐渐成为媒体和人们言谈中出现频率最高词语之一，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人们对政府发布的疫情信息不够透明和不够及时的严重不满。首先是信息系统不健全。从"非典"危机看出，我国现在信息收集统计、监测管理、追踪调查等方面的工作机制尚不健全，信息收集渠道不畅通，信息资源管理的能力较低，及时更新信息能力不强；其次是疫情报告的制度不完善，有关部门对疫情统计存在较大疏漏，特别是缓报、满报和漏报的现象从北京到地方时有发生，不仅造成各种恐慌传言大行其道，而且刺激和放大了对政府的逆向性不信任感，广东和北京先后出现的抢购现象，显然与政府公信力的下降有直接的关系；第三是防治非典药物的广告泛滥成灾，使得公众无所适从，甚至被误导，对广告进而对媒体失去信心。从这些不难看出，政府部门信息管理机制和能力上的不足，对政府控制"非典"事件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已经构成了重大的负面影响，成为政府发挥其管理职能的一个瓶颈。
    2．缺乏长规划、整体协调和应对重大危机的反应机制。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在处理诸如失业下岗、物价飞涨、社会骚乱等社会经济领域中的突发事件以及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方面已积累了一定的管理经验，但在如何预防和应对突发性事件或大范围社会危机的问题上，政府的危机管理机制仍显示了严重不足，表现出被动反应的事态。例如，分田到户后，农村的水利设施多年没有改进，-直到长江大水的出现，才开始重视这个问题的解决。再如近些年，中国的环境问题比较突出，而伴随着大量民工进城出现的公共卫生问题、工作安全问题、农村地区的卫生体系的构建问题，也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和解这次非典疫情的发生固然带有偶然性，但由于我们缺乏长远、整体的规划、协调和应对重大危机的反应机制，因此非典疫情的大范围蔓延直至酿成社会危机又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其中的教训可谓深刻。
    3．官员的考核和责问机制不够健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党政官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考核标准采取的是所谓"政绩制"，而政绩又往往具体化为-定的目标、计划和任务，诸如GDP指标、社会治安、安全生产、精神文明建设等等，其中GDP指标更是压倒-切的任务，成为衡量各级政府部门特别是其领导人"工件实绩"、决定其升降去留的主要指标。然而，这种分解明细的"目标管理责任制"和严历的"一票否决制"，并没有带来科学和规范化的官员激励约束机制，反而由于信息或统计系统的不健全以及社会舆论监督渠道的不够畅通，事实上形成了"报喜得喜、报忧得忧"的考核奖惩机制，出现了相当普遍的"数字出干部，干部出数字"现象，也必然造成-些政府部门和领导人为躲避惩罚隐瞒重大失误或实情。由此观之，一些地区近期出现的非典隐情缓报、瞒报和漏报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面对任何突如其来的社会事件和灾难，-此官员的本能反应是隐瞒和欺骗。其理由很充分：不能影响本地的投资环境、商业环境和GDP的增长。另外，由于近年来各地普遍实行重大责任事故负责制，-但有重大事故，当地领导人就很可能被撤职。其结果促使当地政府官员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一反应就是竭力封锁消息，然后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4．对非典所引起的消极连锁反应控制乏力。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万面：假冒伪劣和乱涨价现象以及网络谣言依然存在；公共场所卫生状况的监督不力；跨省区流动的人口的控制不到位，对疫区输出人员控制不力，非疫区对输入人员监控不力，建筑业民工回流量大，农村防治难度大；第三部门或社会自组织系统参与不足等等。
    二、改革和完善政府危机管理体制的思考
    多难兴邦。SRAS危机是一场灾难，但它也提供了政府自我更新、完善自身的一次契机，有助于提升政府处理现化复杂社会中随时可能出现的种种不确定性(包括瘟疫、金融危机、证券危机、自然灾难、社会矛盾、外部争端等)的能力；"非典"危机又是个一副强力清醒剂，促使政府自我警醒和反思，并在深入反思的基本上采用更有效举措。这种反思不仅对抗击目前的"非典"危机有重重大的现实作用，对今后处理类似事件更意义深渊。
    1．加快推进信息公开和政务公开
    众所周知，信息是科学决策的基础。特别是在一个高度复杂的、快速变化流动的信息社会环境中，信息收集的及时性、准确性与全面性，以及对于信息的快速反映已经成为公共信息管理的起码要求，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政府公共管理能力的重要标准。而由于信息的失真和不可获得性，可能造成决策失误和引发连锁反映，损失难以估量。就我国的情况而言，当务之急是跨越长期以来行业之间、体系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形成的信息孤岛，打破由于条件分割所造成的信息搜集障碍和互不共享的旧体制，建立一套跨地区、跨部门的全国公共信息体系。必须指出的是，政府在建立公共信息体系统上具有无法代替的主导作用。首先，信息的搜集、集成、分析与沟通已经成为行政管理的中心活动之一，信息能力直接影响公共管理的效率；第二，公共信息系统是一项基础设施，具有"公共产品"特性。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为社会服务，而不是从系统本身获取利润，因此，仅靠市场机制无法实现它的公共产品目标。显然，对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来说，它们在开发利用这些资源时往往忽略"公共服务"的原则，降低了公共信息产品的公共性，丧失了它的主要使命。第三，任何单个企业都缺乏整合社会公共信息的实力。
    不仅如此，公共信息还是政府与民众沟通的基础，其渠道的畅通是实现政府与民众良性互动的保证。因为只有在保障公民的知情权的基础上形成个有效的公共讨论空间，在各级政府、各社会组织和公民之间建立一个广阔的信息和意见交换平台，让各个方面对公共问题有很好的理解，对可用于解决公共问题的对策有更好的认识，各个方面才能为解决公共问题采用相对的策略，并因信息的有效沟通而尽可能减少冲突，更好地形成相互信任和协作的关系况且，防治传染病保障公民健康安全是政府应尽职责。因此，当出现危及公民健康的突发事件时，政府理应让公民及时了解疫情的发展动态和严重程度。这既符合人民的心理需求，又能避免公民对政务透明度的质疑，公民的知情权自然而然得到了保障。
    关于信息公开和政务公开存在着两大认识误区。一是动辄以"国家秘密"为由千方百计阻碍信息或政务的公开和透明。究其原因，这既与我国长期的封建专制制度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的深刻影响有关，也与我国1988年制定的《保护国家秘密法》对国家秘密的范围界定过宽有关。但最大的障碍还是各级政府部门不愿从信息的所有者变成提供者，从而妨碍政务的暗箱操作和权力寻租的便利进行。实际上，在信息公开与国家秘密的关系上有三条基本原则：其-，信息公开是政府的义务，是公民的权利，对窝藏、篡改、销毁成故意不公开可以公开的政府信息的政府官员，应追究其行政、刑事责任；其二，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应最大化，政府信息保密的范围应该最小化，或者说，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其三，除了国家规定保密的信息之外，其他的信息都应该向公众公开。按照国际惯例，除非涉及国家军事机密和直接危害国家安全以及他人隐私、商业秘密的信息以外，诸如重大决策、政府行政审批项目、重大突发事件的处理情况、重要专项经费的使用情况、政府投资建设的社会公益事业、政府机构改革人员分流情况等信息，均必须公开。显然，此次发生的非典危机根本不属于国家秘密的范畴，应及时向社会公开。
    另-认识误区则是：在疫情极为严重的情况下，政府考虑到社会心理承受能力，将公布的信息进行"技术处理"，有利于维持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正如国际疾病传播专家贝雷特明确指出："一发现病毒开始传播就立即向全社会通报，是控制病毒传播最关键的第一步。"危机时期出于存在大量不确定性因素，使得人们对信息的渴望迅速增加，如果主流媒体不能提供人们所需要的信息，流言蜚语语就会趁虚而入并大行其道，混淆人们对事件的基本判断，导致无所适从，进而引发更大的心理恐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教授认为，在现代，一个独立的、拥有相对的新闻自由和信息共享的国家，即使有水旱等灾难也几乎不会导致大面积的饥荒。行政当局能及时公开真实信息，就可以将社会损失减少到最低，甚至可以消除危机于萌发之前。因此，"面对危机，政府惟一对行的选择就是要提高透明度"。例如，越南成功控制非典的最重要的经验就是，一有非典病例出现，政府立即通过媒体告知民众，以后每天都及时公布最新疫情，并向民众宣传防治非典的各种措施。在对这种疾病有了客观充分的认识之后，民众对政府的政策非常配合。因此，非典曼延的近两个月时间里，越南国内没有出现任何恐慌情绪。可见公共信息的坦城和透明对于建立群众与政府的相互信任至关重要民众最在意的是政府是不是诚实和负责任，如果连政府都缺乏自信，"讳疾忌医"，那么就很难要求国民众志成城，共度难关。因此，政府及时公布疫情，有利于于在疫情的控制上取得广泛的社会支持，大大减少病毒的传染渠道，也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公信度和社会凝聚力。
    应该说，党和政府高层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继调整北京市和卫生部领导班子后，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又多次告诫众多官员："绝不允许缓报、瞒报、漏报。否则要严肃追究有关地方、部门领导人的责任。"为了防止缓报、瞒报和漏报，国务院已先后派出几批督查组到各地监督检查"抗非"情况；国务院还决定，从4月 21日开始，将原来五天公布一次疫情改为每天公布一次，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做法接轨。这既是对公众知情权的充分尊重，又可进-步减轻和化解公众的紧张情绪及对政府的疑虑。不过，这些都只是"乱世重典"的应急之举，要防止日后发生类似情况，有关推进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法规必须立即提上议事日程。当然，政府信息公开一是项系统工程，需要社会舆论的力量和权力制约机制的形成，也需要从事信息服务业的各种中介组织的发育等。但最紧迫的还是建立相关的制度化框架，使公众的知情权获得制度化的保障。5月12日国务院颁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以下简称"应急条例")已有-个良好开端(见《应急条例》第四十五条)。只是该条例更多地关注上级政府如何有效地获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有关信息，而在对民众知情权的满足和保障方面仍显不足。这方面我们期待已进入立法程序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有新的更大突破。
    2．从体制上强化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建立和完善危机管理体系
    要提高政府对突发事件和危机的处理能力，-是要研究制定安全危机的预警机制。实践证明，在危机过后进行"事后"的补救和处理，成本往往很大。建立公共卫生预警机制的实质就是要加强对危机的"事先预防"，力图避免可能的危机以及不必要的损失。这意味着政府在危机爆发之前能够提前识别各种突发性事件，对可能发生的危机信息、情报及时处理，分析危机发生的概率，做出科学的预测和判断，对危机爆发的后果加以正确的估计和准备。这方面可借鉴国外的一些经验，包括设立灾情防御标准并做到分级别抗灾等。二是要加强危机的处理机制。要建立这样一种制度：当危机发生后，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反应，主动积极介入、将危机造成的影响和损失最小化。各单位和机构不应独自作战，应该在县级以上的各级政府建立突发件应急处理委员会，有效地对公共资源进行管理和使用，确保这些资源得到最大化运转和最合理化使用。该机构应以卫生行政部门牵头，财政、社保、教育、公安等有关部门子以配合，出行政副职以上领导担任委员会主任。三是要建立物资准备和调度系统以及人员培训和技术储备系统。由于突发性事件的处理不仅本身需要物资和技术保障，而且公众对某些特殊物资和专门人才的需求也会在短时间内大大增加，因此，没有必要的物资准备和调度系统，就很难遏制危机的蔓延。令人欣慰的是，"应急条例"在上述诸方面已做了明确的规定(见《应急条例》第三、四条)，从而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控制和应急处理等各个环节，纳入法制化、制度化管理的轨道。
    3．健全官员的考核和问责制度
    健全官员的考核和问责制度的关键并不在于这一制度本身技术性手段的改进和完善，而在于其实质性的改革和创新：一是把社会或公众的满意度作为考核政府职责的最根本的标准，由此就不能把GDP增长作为考核各级政府、政绩的惟一目标，同时也要考核包括公共卫生设施建设、卫生应急机制以及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等在内的公民福利建设的政绩。二是注意综合运用官员任免的社会公示以及民意测验、民主评议等方法，扩大群众在决定官员考核和任免方面的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南京市委和市政府2002年起实行的"万人评议"干部和"末尾淘汰制"(即由万名市民参与对政府评议，排名靠后的政府部门负责人受到免职或警示处理)就是这方面一个比较成功的探索；三是借助发达的大众传媒和舆论监督，表达民众意向，即当民众对某一官员有强烈的否定意愿时，能够充分、自由地表现出来，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形成对政府官员的无形的社会化问责机制。四是落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同级政府主要领导的任免权。在此次非典危机中，一些地方党委决定：对缓报、晚报、漏报疫情的行政首长就地免职。这些决定的出发点固然是为了严惩读职、失职的官员以儆效尤，也符合公众的强烈愿望。但由党委免除市长职务却违背了《地方组织法》有关规定。既然依法治国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抗非典虽形势急迫也不能成为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理由。笔者建议，在"非常"时期完全可以随时召开人大常委会，并且允许代表数人提案即可临时进行针对特定官员的质询，通过民主的程序任免政府官员；五是实行政府官员的引咎辞职制度，那些工作中因疏忽或不负责任而造成的重大过失或公共资源的重大浪费损失的间接责任人应该引咎辞职，以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责任的追究，增强领导者的自律性和工作责任感。
    4．重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政府在突发事件的应对与处理中责无旁贷，但与此同时，应注意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应对突发事件中的作用。非政府组织或第三部门由于其特有的非赢利性、志愿性和专业主义以及贴近基层的优势，在协助政府完成社会福利、公共卫生、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应付突发事件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正日益成为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重要补充和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公共管理主体之一。如美国9.11事件发生后，许多社会组织和个人自愿援助；本次"非典"比较严重的中国香港，除了政府部门的积极工作，一些非政府组织也异常活跃，他们不仅密切关注、督促、监督政府全力抗击非典型肺炎，同时也积极实施社会救助，为香港民众提供切实的保障。相比之下，在广东、北京等疫情比较严重的地区，非政府组织的应有作用发挥得却相当有限。尽管在防范和控制"非典"以及类似突发事件过程中，政府理应起领导、组织等主导作用，但同时政府也鼓励并支持非政府组织来提供社会资助．充分重视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力量，以弥补政府的不足，更有效地消除突发事件的危害。另-方面，非政府组织也应抓主机遇，知难而上，积极配合政府和全社会一起对危机的挑战，为危机过后自身的发展奠定基础。
    5． 加强国际交流，建立危机处理国际合作系统
    在防止非典过程中，中国政府和人民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显著成效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与各国的肯定。例如，作为惟一 一位全程考察粤、京、沪三地的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吉姆斯·莫格尔深有感触地说："如果没有亲身经历，你无法体会过去短短-个多月间、中国经历了一种怎样的进步。这是中国开放历程中一个里程碑"。但毋庸讳言，我国在非典疫情以及类似突发事件的监测监控、风险预瞥、数据采集、信息发布和反应处理等方面，还应进一步加强与国际的交流、合作。首先，应建立接近国际发达国家的信息系统，建立疾病防治通报机制。我国除了建立东盟非典型疫情、治疗和科研信息通报网络外，还应积极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与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医学比较发达的国家相互交流，共同努力，寻找克服和战胜这场严重灾害的方法。其次，努力减轻此次疫情对我国在世界上的负面一向。某些政府机构和地区对非典危机的应变能力薄弱，疾病监测能力不够。而在全球化的今天，对中大疫情的透明度不高、非但不能像某些人希望的能够减少我国在国际上的负面影响。反而只会出相反的效果。目前阶段，我国应加强国际交流，全世界携起手来，通力合作，共同面对这次"21世纪首场全球传染病"。只有这种积极有效的态度才能减少和化解此次危机所造成的我国在世界上的负面影响，树立泱泱大国风范，自立自强与世界民族之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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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丰萧。 直面非典：中国更加成熟--访问中国疾病史专家曹树基教授[ N ]社会科学报，2003-5-08（1）
    [6]中国非典疫情报告[DB/OL ]。新华网，2003-05-10.http://news.tom.com
    [7]中国非典疫情报告[DB/OL]。新华网，2003-05-10. http://news.tom.com
    作者简介：
    罗冰眉（1968－），女，研究生毕业，西南政法大学图书馆，馆员，发表论文36篇。邮编：400031 Tel：（023）66760052（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