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文章 吾辈楷模

王老师已经离开我们了，作为他的弟子，我始终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走得太早了、太快了！遗憾地留下了他未竟的事业，以及亲人、弟子和好友们对他无限的惋惜和哀思！

我于2002年有幸加入王门，跟随王老师学习民商法，毕业之后进入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工作。王老师在法学所工作近20年，对法学所感情很深，常和我提及法学所的人和事。作为他的弟子，并在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任职，王老师自然对我悉心指导、关照有加，我也经常和王老师见面聊天。如今阴阳两隔，悲痛不已！回首往事，历历在目。

王老师是一个认真的人。王老师的勤奋是出了名的。在他得病之前，他办公室的灯晚上十点之前始终是亮着的，除了春节少数几天，天天如此。王老师做学问十分严谨，一字一句，一丝不苟，年届七旬了，还坚持在《法学研究》等法学类核心期刊上撰写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在我印象中，王老师的每一次演讲和发言，都要事先准备好书面稿子，讲的都是言之有物，从不草率应付。就在他离开的前几天，他还带病参会，事先做了认真准备，做了书面重要的发言。我想没有王老师的勤奋和严谨，没有这种十足的认真，他是不可能撰写和主编著作数十部的，是不可能发表论文百余篇的。这种认真来源于他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以及对国家、社会、学生高度负责的态度。

王老师是一个睿智的人。王老师1979年到中国社科院工作，曾经担任张友渔先生的秘书和助手，可见张老对他的器重，更是他突出的个人素质的体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王老师离开张老从事学术研究。王老师前期主要研究经济法，研究重点主要为经济法基础理论、企业法、经营法、竞争法等，并担任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经济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后期主要从事商法研究，研究重点为商法总论与公司法，并担任中国商法学研究会会长；他还从事民法研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的“民法起草工作小组”9名成员之一。无论是经济法还是商法，王老师都是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开创者、领路人和组织者。没有战略眼光、敏锐思维、不懈努力，王老师是不可能在经济法和商法两门重要学科都攀登上事业高峰的，这充分体现了他高于常人的睿智。王老师的睿智还体现在他的领导艺术，无论是担任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副所长、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还是各类学术组织的领导，他都游刃有余，成为优秀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并深受同行和师生的尊敬。可以说，王老师始终能够顺应改革开放潮流和国家建设之需，其把握时机之准，研究视野之宽，学术见解之深，学术影响之大在法学界是罕见的。

王老师是一个善良的人。王老师与人为善，心态平和，乐于助人。我在法学所就亲耳听到了许多同事讲述了当年王老师在法学所工作期间对他们帮助、照顾和指点的事情。大家熟知的梁慧星老师在唁电中也提及，当年其妻女进京的难题就是在王老师的热心相助下解决的，至今仍然念念不忘。对于学生，不管是否挂在自己名下，王老师总是热心相助，尤其是对毕业学生到高校、研究机构工作，王老师总是不遗余力，尽力促成。这其中除了关爱学生之外，希望法学事业后继有人、薪火相传、法学繁荣也是他的初衷。

王老师是一个有趣的人。王老师平易近人，毫无架子，喜欢开一些轻松的玩笑，和不同年龄段的人都能打成一片，极具亲和力，有些学生背后叫他“宝宝”老师，有些同事则当面叫他“宝爷爷”，可见大家对他的喜爱。王老师很健谈，“消息灵通”，说话诙谐幽默，每次和他聊天，他都能娓娓道来，无所不谈，轻松愉悦，不经意就一两小时。王老师还善于接受新事物，是电脑、手机、微信的熟练玩家，在他这个年龄段是很少见的。我想，王老师虽然是一名德高望重的学术前辈，但他始终保持着一颗包容、善良、求知、好奇的童心，使他成为一个有趣的、人见人爱、极富个性魅力的人。他的有趣，背后是他的豁达、纯真和爱心。十几年来，王老师稳健的步伐、灿烂的笑容、幽默的语言、爽朗的笑声已然成为明理楼以及学界一道独特的风景。

王老师的高尚品格、大师风范教育感染了他的弟子。王老师得病和住院期间，许多弟子长期默默照顾、任劳任怨，病重期间，多位弟子从外地赶来，日夜守候，令人感动。王门子弟风气纯正，热爱恩师，也可以让老师欣慰。清华大学法学院的老师也视王老师为亲人，日夜值班，尽心尽力，感人至深。

这几天许多法学界之外的朋友，发来信息表示慰问，足见老师影响之大，关爱他的人之多。我想，一个人著作等身不易，担当学科领路人不易，胜任领导职务不易，更为不易的是，几乎每个与王老师打过交道的人，都会喜欢上他，并为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许多慰问信息写道，“王老师是一个好人”。我想这是对他最质朴、最简单的评价，也是最高的评价。王老师拥有许多爱他的人！他不曾离开我们，也不会离开我们！

恩师德艺双馨，学生无法企及。吾将加倍努力，弘扬老师的道德文章，以告慰恩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