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是学人之本

读书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古今中外围绕着"读书"所阐发的各种思想可谓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特别是"要不要读书"的问题，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主张读书"有用"的，拼命鼓噪"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甚至带有相当程度的"诱惑"，如"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不主张"读书"的，言辞听起来也是振振有词，如"不要识字，只要识事"；"尽信书不如不信书"；"知识越多越反动"等等诸如此类。在"要不要读书"的问题上，先辈们是人云亦云，既有"头悬梁、锥刺股"的"拼命三郎"，也有"白天不看书，晚上靠萤火虫苦读"的"书痴"。晚辈不肖的甚至有人喊出了"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的时代绝唱。既然读书问题这么麻烦，对于不想读书的人来说，倒是省了不少心；对于想读书的人来说，着实增添了不少迷茫。

今人，特别是法律人究竟是否要读书？法律人是否可以简单地秉持"实践出真知"的"圣言"就能"龙行天下"？这些问题好像是无头案，没有太好的解答。

前些年到院部礼堂，在五十年代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的肖像前注目很久，除了发自内心的敬仰之外，有几个小问题一直未解。就个人浅薄的知识来说，大概知道一点这些学界巨擘的学术成就。例如，靠吃佛祖当上学部委员的就有季羡林、汤用彤、陈垣、吕澄等学术大家，不过有一点费解的是为什么吕澄先生比其他几位先生晚了两年才熬上"学部委员"。近期阅读了吕澄先生的佛学文集，对这个困扰了很长时间的问题似乎觉得有解。答案跟"读书"有关。吕澄先生读的佛学书籍太多了，其佛学知识的造诣应当不在其他几位佛学大家之下。吕老先生居然对《楞严经》的汉语句式都能甄辨出是否存在文献上的"抄袭"，并且据此读书功夫推出"楞严百伪"的大作。虽然教界多有抨击之词，但大致上吕老先生提出的问题半个世纪内无人能够正面回应。原因几何？出于没有人读过比吕老先生还要多的书。所以，我斗胆地估摸着，有可能是55年初评时评委们真的走眼了，评完之后又觉得不好意思了，所以，到了57年赶快给吕老先生补上，也算是对吕老先生读书功夫的褒奖和充分肯定吧！

读书读到什么程度才算一个了结呢？没有人知道答案。不过，世俗的人大多读一点书就膨胀了，"转行了"。故自古以来，一直有抨击"学而优则仕"的微词。这也多少反映了常人的一种读书能力，也就是说，普通人读不了几本书就"满"了，要么就要去"写书"，让别人读；要么就去"用书"，自己照着书本上说的玩一下。反正是书不能读到像王国维一样自己就躲到昆明湖底下不愿意再跟不想读书的人见面了。其实，眼睛只盯着《论语》的"学而优则仕"确实低估了孔老夫子的"智慧"。"学而优则仕"的上半句是"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本来是很辩证的事情，到了无聊读书人的眼里就只剩下读书的最高目标是为"追求仕"了。其实，人家子夏很聪明，也很辩证。首先想到的是"官做大了必然想读书"，然后才勉强同意"书读多了可以去为仕"。这里关于"读书"的见解看不出有多少功利的色彩。属于很辩证的实用型人生经验。倒是被断章取义的无聊文人一改装，成了清高读书人死读书的"座右铭"了。

说了很多关于"读书"的故事，还得回到法律人的读书态度上。别的国家先懒得一提，就中国人老祖宗的书还是要有个态度。法律人离不开"法"，但是，在五千年的中华古籍文献中，到底出了多少"法"？这些"法"有共通之处吗？如果只想着独角兽演绎的"法"，或者是只有手持天平的女神才掌握着"法"，很明显，读书不够。因此，法律人也需要做个文化人，也要读书。几年前在台湾访问时有幸跟法学泰斗马汉宝先生同桌，现在的司法院大法官汤德宗先生在对马老表示恭敬的同时，对中央研究院的历史学、文学、哲学大佬们屡次阻挡马老入阁院士之举表示了不少愤愤微词。反正有一点感觉是挺让法律人难以接受的，就是一些文史哲的读书人总以为我们法律人不读书，没学问。真是冤枉啊！也不是所有法律人都旨在"学而优则仕"，况且孔老夫子还说了活话，"仕而优则学"，"仕"到一定程度回到头来反而爱读书、爱学习了。当然，与其让别人说我们是文盲，不如老老实实一天多读几行书，幸许要不了多久，我们法律人中也出几个文化大家，那样就是一件于国于民的大好事了。让我们都准备好，认真地读上几本自己喜欢的好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