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历史记忆与历史解释之间

旧岁年末，北大校史馆的杨琥先生赠我一本由他编校整理的五四运动资料集，书名为《历史记忆与历史解释——民国时期名人谈五四》。这是一本新书，由福建教育出版社于2011年1月出版。在杨先生赠书的时候，我一定要他签上名字，以示郑重，他却要我提交一份“读后感”。没有办法，“拿人家的手短”，只得应命。同时言明：因为我正赶写一本书稿，所以“读后感”的交卷时间必须延后，万请不要催促。杨先生也没什么意见。于是，口头的协定就算达成了。

经过两个多月的加班加点，集中攻坚，近日书稿初定，总算可以转换一下脑筋了。趁此光景，将杨先生的大作前后翻阅一通，谨将自己一些零散而粗浅的想法记下来，聊作“读后感”，以答杨先生之雅命。

但凡一件事情发生后，就有可能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印象，被人们记忆。而要将这种印象或记忆表达出来，必须藉靠一定的语言或文字手段，因此就涉及对于此事件的描述或解释问题。心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事件的印象或记忆既可能有相同之处，也很可能存在不同。因为每个人的记忆都是有选择性的，即：大脑只记它愿意记的信息，其他的信息往往会忽略或遗忘。这是一个复杂的心理机能，在此也不必多言，还是留给科学家们去解说吧。因为人们的记忆有选择性，由此导致人们对于同一事件的描述或解释可能存在或多或少的歧异，正所谓“言人人殊”。

以上只是笼统言之，对于任何事件总会有这样一个自然的心理发生机制。但是历史研究的对象，往往不是鸡毛蒜皮之类的一般性事件，而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或称为历史事件。历史事件的特性在于，它的发生、经过、结果并不局限于个体，势必辐射到一定的公共空间，并在一定时间内对具体的人群或事务持续产生影响。有时历史事件的触发点可能带有偶然性、私人性，但该事件的经过和结果必然是带有公共性的，否则就不能成为“历史事件”。同样地，对于历史事件，也存在记忆和解释的问题。但是，历史事件与一般性事件相比，相应的记忆和解释机制就复杂得多。其中既带有一定的个体性（内生性），也带有一定的社会性（外加性）。所谓个体性，就是个体对于历史事件的记忆和解释总是存在一定内生的心理机制——这是不言自明的。所谓社会性，即通过一定的外在社会行为（诸如宣传和教化），强加于内生的心理机制之上，由此改变或影响后者的内容、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对内生的记忆和解释机制产生一定的型塑作用。自人类历史产生以来，对于历史的记忆和解释，往往都是这两方面交互作用的结果，而且有时二者的作用强弱难分伯仲。

关于五四的历史记忆和历史解释，就存在这样一个复杂局面。正如杨先生在“序”中所言，“自从‘五四学生事件’爆发以来，对它的评价、纪念、回忆和研究就从未间断过”。“而在五四纪念声中，不同的政治派别，不同的思想学术流派，乃至每一个人，出于不同的立场，或由于不同的认识，对五四运动的阐释和评价也大相径庭。”首先，我们应该感谢杨先生将这些不同政治派别、不同思想学术流派、不同个人对于五四运动的诸般记述文字汇集起来，供大家研究使用。尽管这里面的文字不可能是相关资料之全部，但全书接近80万字的规模，在目前已出版的五四运动史料集中已堪称巨制。

通过本书可以发现，自1919年5月4日以来，关于此一历史事件的记忆和解释存在颇多耐人寻味之处。杨先生根据“文章论述的主题”，将所收材料分成九个部分：“新思潮•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五四时间与学生运动”；“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继承五四、超越五四”；“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义革命运动”；“五四运动：文艺复兴及其他”；“五四运动：民族独立•国民革命•国家统一”；“五四运动：青年节与文艺节”；“五四运动：科学与民主”。经过这样的分类，自五四运动发生以来，针对这一重大而具有持久影响的公共事件的历史记忆和解释的复杂多样性就被概括性地展现出来。

若以这些文章作者所处时间为参照，则可以将之分为三类人——即当事人、当时人和后来人对于这起事件的历史记忆和解释。一般来讲，五四运动的当事人——尤其核心参与者（如傅斯年、罗家伦、周炳琳、许德珩等人）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感受更为真切、直接，因此在史料说明力上也更有价值。但是，每个个体对于同一事件的感受、认识、记忆、解释不可能完全一样，而且每个个体的感知范围毕竟也是有限的，因此这一事件的直接参与者，有时也难免发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解释困境。而在这一事件或运动持续过程中，还有一些人（当时人）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进来，但是或多或少地会对此事件产生一定的感受，进而形成记忆。相比之下，他们对于该事件的感知、记忆或解释，可能会有“旁观者清”的优势，但也未必尽然，因为他们对事件的真相毕竟缺少直接的经验。

在严格意义上，一个历史事件在瞬间发生，只有当下的感知是同时发生的。此外，即便是当事人、当时人对此事件的记忆和解释都是滞后的。因此，当事人和当时人对该事件的描述、回忆和解释，也都可以归入“后来人”的范畴。但是，“后来”这一词语，我们往往用来指示事件发生后，经过一定的时间间隔，一个笼统的时间标识。相对五四来说，距离1919年5月4日的时间间隔愈远，就更属于“后来”。后来人对于该事件的叙述和解释，一方面，因为时间的沉淀，可能会超越“当下”的局限，更能认识其真相，了解其历史意义和影响。另一方面，因为缺乏切近的知觉经验，又不得不依赖当事人、当时人的记忆和解释，所以，在“后来人”的身上，他们对于该事件的记忆和解释，自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前面二者的影响。加之不同人对于同一事件的记忆和解释可能存在不同，即便一个人在不同时期对于同一事件的记忆和解释也可能发生分歧，由此导致我们作为“后来人”在叙述和解释这一历史事件时，摆在我们面前的，完全是一个“众说纷纭”的史料集合。

以上主要是针对个人对于历史的记忆和解释而言。人同时是社会化的动物，难免受到个体以外的社会因素影响。亚里士多德更曾断言：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在人类社会——尤其政治组织产生以后，作为个体的人的行为和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社会和政治的痕迹。个人对于历史事件的记忆和解释，往往也很难幸免。我们看到，五四运动发生以来，不同的政治派别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描述、解释和评价总难达成一致，却又不断地给出他们自己的解释，并欲藉此影响社会民众对这一事件的认知、记忆和解释。这里所谓“不同的政治派别”，具体而言，主要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此外，一些不问政治的单纯的研究型学者，从其追求的客观中立的角度言，也大致可以归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范畴。因为，真正的自由主义必然是追求客观中立的。

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作为现代性的政党组织，为什么会对一个具体历史事件的解释产生这么大的兴趣？关键在于，不管是现代性的政党，还是古老的政治组织，都意识到：对于历史事件的解释本身即是一种话语权力。这种话语权力，既是其政治纲领的宣传辅翼，也是通向最高政治权利、构建意识形态体系的砖瓦。古人曾言，亡其国者，必先亡其史。反过来说，欲兴其国者，必先兴其史。在现代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皆是有心建国立业的政党组织，对于历史事件的解释权自然不会放过。不仅如此，我们还看到，这两个政党对于五四事件的解释和评价，尽管有时彼此分歧，但都通过强大的舆论发动、宣传，深刻地影响了国人对于此一事件的认知、记忆和解释。

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他们中间有的人也可能具有党员身份，但其思想的根本立场是中立的客观的。因此，作为个体，他们中的个人对于五四事件的认知、感受、记忆、解释和评价，不可避免地，也是带有主观局限的；但是，作为整体，他们所追求的，却是试图还原事情的真相，努力发现该事件真实的历史意义，而不被任何政治势力所左右。并且，在还原历史事件真相、发现其历史意义之后，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将真相说出来，告知民众，力争使民众都成为“不受惑的人”，从而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思想个体，而不被任何政党炫目的宣传、残暴的武力所蒙蔽和俘虏。因此，我们可以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历史事件的解释，是在和政党的解释权力作斗争，尽可能地将客观真实的信息在社会上散布传播，使社会民众对于任何政党（或官方）的解释具有免疫或排毒的能力，从而获得真实可靠的历史记忆和解释，而不是被蒙蔽和俘虏。

当然，政党的历史解释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历史解释，究竟何者更为可靠，何者更为正确，是很难找到一个永恒的客观计量标准的。不论是在政党那里，还是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里，对于同一历史事件的解释，也可能会随着时间情势的变化发生纷繁复杂的变化。但在这纷繁复杂的变化中间，一方面，我们应该相信，随着时间的迁移，历史具有一定的沉淀和筛汰功能，民众自身也会增强辨识能力，因此，“淘尽黄沙始见金”，获得相对客观正确的历史解释和历史记忆并非完全不可期望。另一方面，尽管不同个体、不同政治派别对于五四事件的历史解释丰富多彩、言人人殊，但“万变不离其宗”，在对五四运动的诸般记忆和解释之间，五四事件本身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其事实和真相不可能在所有时间被全部抹杀。最终，这丰富多彩的历史解释，也将成为一种历史的记忆；而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人们会更加认识该事件的真相，参透其真实的历史意义，一些政党用心良苦的说教也必将付之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