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滩”，由于百年来发生过多起中外皆知的历史事件，以及众多名人学者留下过足迹的特殊性，在不少书籍和回忆文章里都有过对它的描述。例如：“忆沙滩”、“沙滩往事”、“红楼佚事”等等。
本文所述的“沙滩大院”旧事，主要是指，现在五四大街以北；嵩祝寺街以南；沙滩北街以东；皇城根遗址公园以西，方圆百亩地域，几百年来的兴衰发展，风雨沧澜以及所发生的故事。
地名的由来及地域的变迁
现今的“五四大街”，从民国开始，曾被分为三段。很窄的东段，为“双碾胡同”；中段为红楼南面的“汉花园”；西段从现在沙滩北街南口，往西南斜过去，连续拐两个90度的弯到北池子北口，前后不到一百米，只能容两个小汽车对开的石渣路，就是最早的“沙滩”。
解放后，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路面状况不断加宽和缩小弯度，途经该路段的电汽车也不断增多。1957年它成为北京城里出现最早的，从朝阳门到动物园的1路无轨电车分段行驶的终点站。1965年，北京市整顿地名，将因修建美术馆而扩展成大街的双碾胡同、汉花园、沙滩三段合并，加上回回营改称“汉花园大街”，文革初期改称“五四大街”至今。同时将现在《求是》杂志社办公院西侧的松公府夹道（清朝宣统年以前称嵩祝寺前街）与操场大院并入改称“沙滩北街”。将人民教育出版社所在的景山东街（清朝时称马神庙街）改称“沙滩后街”；将红楼对面路南的新开路胡同（清朝时称新开胡同）改称“沙滩南巷”。由此，使称之为“沙滩”的地域逐渐扩大。
“沙滩”地名的由来各种说法很多。著名民俗学家金受申先生1962年在香港大公报发表的《北京沙滩变迁记》一文中说：“北京沙滩，实际没沙没滩，只是为了形容它的荒僻才叫沙滩。”
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3月出版的《北京地名词典》一书中讲：“此地原为永定河的故道，当年河床宽阔，永定河改道别处后在原故道上留下一连串的沙滩，因此地有一大沙滩而得名。”
2007年4月，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北京胡同志》另有一说：“据传，此地挖护城河时，流沙不止，后砌墙乃住，故得名沙滩。”
还有些史料说“沙滩”得名实与漕运有关，它的形成应在元大都建设之时。公元1279年，忽必烈灭南宋建都北京后，为了漕运，在水利专家郭守敬的主持下，把长河水经今天的昆明湖（当时称瓮山泊）、紫竹院引至什刹海（当时称积水潭俗称海子）。之后经后门桥下（当时俗称海子桥，正式名为万宁桥。），经今天的东不压桥胡同、东板桥胡同、北河胡同、北河沿大街、南河沿大街、正义路直接向南流出城外，并转向通州。这样，从京杭大运河来的粮船即可由通州直达什刹海。元世祖忽必烈将整个河道命名为通惠河。2007年，有关部门在什刹海东岸专门立下“京杭运河积水潭港”的标志石。为了调节因地势形成的水势落差和调整流速、水量，人工河必定要有水闸。这段闸的位置就在沙滩以南300米今天银闸胡同东口外。清代《宸垣识略》中说：“骑河桥北有石础堵水中，开二尺许，当即银闸也 。”《京津风土丛书》载：御河，有白银铸水闸一座，上镌有“银闸”二字，这也是今天银闸胡同的来历。由于河中有水闸，水的流速必然减慢，闸的上游年复一年就容易囤积沙土，很多有水闸的上段都是如此，所以有的学者认为“沙滩”的地名应该由此而来。
明永乐年间，拓展京城南墙以后，这段河道就不再通航。明宣德年间，又把皇城的东墙移到了今天的皇城根遗址公园一线，将这段河道划入了皇家禁地，并改名为：“玉河”。清朝末年又将玉河的“玉”字改写为同音字“御”。辛亥革命后，在沙滩正东的皇城墙上开辟了一个小门叫做“沙滩豁子”。在正对小门的御河上架了一座小石桥，供皇城里外的居民往来。民国初年，这条河周边的景致还是很美的。刘半农先生1929年在《北大河》一文中描述道：“你若要在北平城里，带有民间色彩的，带有江南风趣的水，就只有三院前面的那条河••••••在十年前，只隆冬河水结冰时，有点乌烟瘴气，其余春夏秋三季，河水永远是满的，亮晶晶的，反映岸上着人物草木房屋，觉得分外玲珑，分外明净。两岸的杨柳，别说是春天的青春的芽，夏天的浓条密缕，便是秋天的憔悴的枯枝，也总饱含着诗意。” 随着皇城在1924年被全部拆除，两岸像鱼鳞般的住宅不断增多，这条河的命运也不断改变。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水量逐渐减少，蚊虫逐渐增多，最后成为排泄污水的水沟。五十年代中后期改造为暗河，上面改铺沥青路面，称为“北河沿大街”。虽说无石更无沙，可“沙滩”这个地名还是由于上述的诸多特性保留了下来，并扩大范围，成为整个地段的称呼。
具体到“沙滩大院”这块地域，元朝时候属于萧墙范围之内。萧墙类似于明清的皇城墙。元朝的皇城以今天的北海、中海一带的湖泊为中心，精心建筑了三组宫殿。两组在湖西，一组在湖东。湖西岸建筑的北面称“兴圣宫”，是太后的住所，南面的称“隆福宫”，为太子所居。设在湖东岸的建筑即“宫城”，称“大内”，属于天子所有。宫殿之间的湖泊，称“太液池”。围绕这三组宫殿筑了一道城墙，叫“萧墙”，也称“挡马墙”。
明朝和清朝时，“沙滩大院”仍在皇城范围之内。明朝时北部为仓库。南部为“御马监”。并在今天“求是杂志社”西门及图书馆楼和教育楼的位置上建有一座“马神祠”。祠内一大钟上铸：“正德十年铸，御马监马神庙供奉”十三个字。
清朝乾隆十五年以前，北半部仍为仓库。南半部有几条胡同，东西走向较宽，从南向北依次为“三佛庵胡同”与“新开路街”。偏东为“御马圈”。明代御马监内的“马神祠”还在原地保留，改称“马神庙”。庙内一小钟上铸：“敕建马神庙，康熙四十二年造”十二个字。殿前大香炉上铸：“康熙四十六年造，御马监马神庙供”十五个字。该庙于乾隆二十年移建。当时一等忠勇公、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傅恒题写的《移建马神庙碑记》的石碑，建国后还一直摆放在今天“教育楼” 西北房间的位置。石碑宽1米,厚0.5米，高度5米。石碑头顶雕刻着传说中龙生九子的老八负屃（fuxi）。底座是高1米，面朝东，传说中龙生九子的老六赑屃(bixi )。由于年代久远，风化以后的碑文虽然底部分在解放后就已经有些模糊了，但上半部分的字还是很清晰。碑文记载了马神庙修建经过和移建的原因。1960年，由于中宣部机关扩建教育楼该石碑被移走。
一等忠勇公宅第
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后，“沙滩大院”北半部，即今天《求是》杂志社办公院西门一线往北，全部为一等忠勇公傅恒的宅第。大院逐步进入了昌盛期。
傅恒，号春和，姓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祖父米思翰受知于康熙皇帝被擢为户部尚书、列议政大臣。父亲李荣宝为察哈尔总管。其姐姐，乾隆二年被册封为历史上被称为有贤妻良母形象的孝贤皇后。其富察家族同索氏家族、佟氏家族以及纳兰氏家族并称清朝“四大家族”。由于傅恒家族成员几乎掌握了当时大清的所有兵权，位列“四大家族”之首。
傅恒于乾隆五年授蓝翎侍卫，七年任内务府大臣，十二年任户部尚书，十三年授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直到去世任首席军机大臣二十三年，参与了当时朝中所有大事的决策。由于执政时，精力充沛，富进取心和勇于任事的态度及明敏干练的作风，一改乾隆即位以来，以雍正朝旧臣满汉领班大学士鄂尔泰和张廷玉为首，所形成的官场争斗各立门户以及保守因循之气，为吏治正风注入了一股生机和活力。并多次领兵出征平叛，保卫边陲，立下赫赫战功。史称其：“敬礼士大夫，翼后进使尽其才，行军同士卒同甘苦”。
乾隆十四年，授命平定大小金川。因行师艰难，困难重重，乾隆有意班师时，傅恒坚决请求继续进军，终获全胜，在军中被封为一等忠勇公。还师后，赐东安门内，今“沙滩大院”北半部建“一等忠勇公府”。
乾隆二十年,乾隆欲出兵伊犁, 平息准噶尔部贵族叛乱。根据《清高宗实录》记载，当时朝廷重臣中只有傅恒力排众议，独自“奏请办理”此役。获准后带领军机处官员运筹帷幄，协心赞画。事定后，乾隆非常欣赏他的战略眼光，将其比作汉萧何，位列中南海紫光阁功臣画像之首。
乾隆三十三年，对缅战争失利，西南边境战事吃紧。三十四年二月，授命为经略，统帅满、蒙大军一万三千六百余名，赴云南对入侵的缅甸军队作战。一路征讨，势如破竹。后因水土不服,气候不适,军士大量染病，奏请乾隆帝接受了缅甸提出的向清朝进贡的条件，持续数年的边界之争宣告结束。十一月，在军中患病，第二年三月返京,七月十三日病逝,享年不到50岁，埋葬在清东陵附近的墓地，成为该地区最大的一个大臣陵墓区。
乾隆朝对中国历史最大的贡献，是国家统一的完成。这一宏伟的事业，是通过多次战争实现的。在乾隆皇帝自诩最终完成大清统一的十全武功中，发生在傅恒任首辅期间的就有五次。他为国家的统一，边境的安宁，民族的和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除了政务外，傅恒在语言文字上也很有造诣。他曾奉命与满汉儒臣重定满文十二字头，为汉人学习满文时正确发音提供了方便。他还主持创制了三十二体满文篆字，参与创立了“新满文”，这对保存丰富的古代碑铭石刻档案资料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8年7月，在文化部主办的“国家珍贵古籍特展”中，他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奉敕仿照汉文篆字，用浑厚、形象的笔体，书写的长120厘米，宽60厘米的《御制盛京赋》，作为展品中珍贵的孤本古籍文献，深受前来参观者的好评。由他主持撰写的《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同文韵统》、《钦定旗务则例》、《西域同文志》、《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等著述是现今研究新疆、西藏、青海地理、历史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重要工具书。
其长子福灵安，准噶尔一战立下战功，被授予云骑尉之职。乾隆三十二年被授予副都统、总兵之职，在镇守云南永北镇时战死疆场。
次子福隆安，兵部尚书。也就是电视剧《环珠格格》里所谓的“福尔康”。17岁娶乾隆的四格格，纯惠皇贵妃苏氏所生的15岁的和硕和嘉公主为妻。并住进一等忠勇公府附近，乾隆皇帝专门为他们在今天沙滩后街55号人民教育出版社所在地修建了公主府。婚后八年，即乾隆二十三年九月初七，年仅二十三岁和嘉公主去世。福隆安不仅独自培养了年仅五岁，后来在事业上也颇有成就的儿子丰绅济伦。也曾多次领兵出征，立下过战功。作为大清功臣，其画像也被供奉在中南海紫光阁。
三子福康安，史书记载他“英年拥节，屡镇边，累世三公，门多故吏，殊有袁氏之风”。乾隆三十二年，承袭云骑尉，授三等侍卫，作过云贵、四川、陕甘总督；历任工部、兵部、户部、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乾隆五十二年，因台湾内乱，福州将军常青久战无功﹐他率兵渡海平定叛乱。平叛大军在台湾登陆后，他对敌军采取以攻心战为主，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战略，叛乱很快被平定。至今，在台湾省嘉义市嘉义公园还立有福康安纪功碑，为此晋封一等嘉勇公。乾隆五十七年，统帅大军出征西藏，反击尼泊尔廓而喀军队入侵。在这次震撼海内外的战役中，清军连战连捷，彻底击溃敌军，迫使对方求和，接受了福康安提出的条件。战后﹐以提高驻藏大臣权力﹐加强中央对西藏的管理﹐奏请西藏善后十八条，此奏章为该年颁布的《钦定西藏章程》的蓝本。他为巩固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和边境的安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战场上，他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屡建奇功。战后，体恤军士，及时发放军饷，深受部下爱戴，因此有“常胜将军”之美称。乾隆六十年九月晋封“贝子”衔，出居东四二条“贝子府”。并在西直门外衰废的清初康亲王受赐明代皇家御园故地的基础上修建了东部为“乐善园”，西部为“可园”的“环溪别墅”，也就是今天北京动物园的前身，旧时多称“三贝勒花园”。嘉庆元年五月，率军在湖北镇压叛乱，因敌方过于强大，战死在湖北凤凰城。追赠“郡王”衔，因号“文襄”故被称为“福文襄王”。成为清王朝，除早期吴三桂等“三藩”之外唯一的一个异姓王。
四子福长安，开始为蓝领侍卫，后做过正红旗满洲副都统、武备院卿领内务府、军机处学习行走等官，直至户部尚书，在军机处任职十九年。因与和坤来往过密，在和坤倒台后被革去官职，关入监狱。后又复出，为正黄旗满洲副都统。
由于傅恒父子皇亲国戚的地位，以及在保卫国家领土完整立下的战功，深受乾隆皇帝的器重和信赖。其家庭在朝廷中影响也非常大。
当傅恒临危受命，率大军前往金川平叛时，乾隆帝在重华宫亲自设宴为他饯行。启程时派皇子送至良乡大南关村，并在此地专门为他建了一座现在被当地人称为“点将台”的“效劳台”。当他直捣敌人巢穴，连打漂亮仗后。就在军中封为“一等忠勇公”并赐宝石顶子和团龙补服。出征中缅边界征战时，乾隆帝给他制诗扇寄，诗中云：“世上谁知我，天边别故人。”（《清高宗御制诗三集》卷八十一）。得胜班师还朝，乾隆曾率皇长子及王公大臣在德胜门出迎。
傅恒去世后，据清史稿记载：“上亲临其第酹酒谥文忠”，以宗室镇国公例丧葬。并在御制诗集，《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五十八•怀旧诗•五阁臣•故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傅恒》中说傅恒：“在纶扉二十三年•••••••，顾年未五旬，鞠躬尽瘁，丧我贤臣。”傅恒和福康安在乾隆五十七年授封“大将军”衔，赐“三眼花翎”官帽。这在清朝只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才能享有的资格。从努尔哈赤建后金，满清近300年历史中只有七位大臣获此殊荣。傅恒与福康安还与其他十四位亲王、郡王、十二位大臣一起获配享太庙的至高荣誉。
封建社会里，能在皇城内建有府第，落成时皇帝亲自赋诗祝贺，这既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也是无限的荣耀。清朝历史上，除了今天位于南河沿“普渡寺”清初实际掌权者，皇父摄政王多尔滚的“睿亲王府”和位于东华门外北京二十七中学校址，曾杀李自成骁将刘宗敏，俘虏了号称李自成军师宋献策，使大顺军队一溃千里，为大清立下赫赫战功的开国铁帽子王之一阿济格的“英亲王府”，以及个别公主府外，（公主府待公主去世后要收回）只有傅恒的“一等忠勇公府”获此特殊待遇。
当年“一等忠勇公府”，其西阿斯门对着马神庙街（今沙滩后街）。“阿斯门”，为满语，历史上称“辕门”，俗称“雁翅门”。古代时，王公府第大门都有石狮子一对，府门不直接对着胡同或街道，要设置称为“狮子院”的宽敞庭院。庭院北面是府宅大门，南面正中设倒座房，三五间不等，为府中管事人员办公议事的地方。为此王公府前庭将府前街拦腰截断，并设置东西阿斯门，白天打开供官员和普通老百姓通行，夜间则关闭，行人绕行。阿斯门一般都开在庭院东西边墙正中位置。阿斯门临街，设有“栓马桩”和“上马石”等。当年“一等忠勇公府”府门前的旗杆底座和阿斯门边的上马石，目前还基本完好地保存在院内图书馆楼前。
有的书中说，傅恒晚年尚奢华，乾隆后期和坤的浮华奢侈之风也受傅恒的影响。据《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傅中堂第……面积之广，建筑之壮丽，当年为北京第宅之冠。”又据《啸亭杂录》卷八，《傅文忠之谦》记载，傅恒“颇好奢靡，衣冠器具皆尚华美”，其所居府第，“某处设反坫，某处设螭头，阀阅皆王邸制度”。另据《尹文端公诗集》卷五，《过忠勇公第即事》记载，其中的园林之美，连久督江南，屡观胜景的尹继善亦叹为“蓬岛境”、“人间别有天”。 “一等忠勇公府”紧靠玉河，它的面积，从光绪三十四年出版的《详细帝京舆图》上看，与其它王府不相上下。所以当年“一等忠勇公府”的建筑和园林应该能同今天对外开放的旅游景点 “恭王府”（ 和坤故居）及其花园相媲美。
至于“一等忠勇公府”地位，据《檐曝杂记》记载，傅恒在其兄广成病逝后由热河返京吊丧时，“各部院大臣以及大小官员，无不毕至，虽与广公绝不相识者，亦与文忠故致赙而泥首焉，素车白马，烂其盈门，数里不得驱而进，皆步行人。”可以推想，满门富贵，举朝英及的“一等忠勇公府”，在那个年代一定是宾客迎门，车马兴隆。“沙滩大院”这个地方在当时京城的地位可想而知。
乾隆末年，在一等忠勇公府西侧，今沙滩北街1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院内，专门为傅家修建了宗祠 —— “恪喜公祠”。祠堂内除了供奉傅恒夫妇及其先祖外。还立有为表彰傅恒平定边疆内乱功绩的《乾隆敕建碑》。该碑座下铺满“海墁石”，其中鱼、虾、龟等动物雕刻的栩栩如生；碑两侧还雕有若隐若现的生龙图案。碑文记述了金川战役及乾隆帝为傅恒建祠的情况。此碑1986年移至五塔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成为该馆收藏雕刻艺术最精美的宗祠碑。
傅恒父子与一些只能坐享荣华富贵的王公贵族不同，他们没有倚仗祖先的功绩，没有凭借皇亲国戚的地位在京城饱食终日，坐享其成，而是以国事为重，努力为祖国统一和边境的安宁英勇征战。其家族的卓越功绩在清朝历史中也写下了浓重的一笔。以至今天脍炙人口的小说、电视剧《乾隆皇帝》、《环珠格格》、《书剑恩仇录》、《上书房》等都把傅恒家族的人物作为书中或剧中的重要角色加以戏说。
由于傅恒是雍正、乾隆二朝唯一去世后被谥为“文忠”称号的公爵。根据陆续发掘到的资料，傅恒家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相当了解和熟悉。百年来，不少“红学家”把古本《红楼梦》第十六回，脂砚斋一句简洁的批语：“文忠公之嬷。”当作考证《红楼梦》不是单纯的自传小说，其创作素材也有来自傅恒家成分的依据。傅恒以及其姐姐孝贤皇后等，成为有着某种与曹家、“贾家”和《红楼梦》神秘联系的人物。一等忠勇公府（松公府、孑民堂”、“沙滩大院”的知名度，将会不断提生。
至于“一等忠勇公府”为什么后来改叫成“松公府”，目前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傅恒去世后，一等忠勇公爵位由次子福隆安承袭。因福隆安娶乾隆女和嘉公主，故在公府附近的公主府居住。傅恒后，此宅先由子福灵安和福长安居住，福隆安去世后，一等忠勇公爵位由福隆安与和嘉公主所生的儿子丰绅济伦继承。丰绅济伦开始时官授镶蓝旗汉军副都统，后升迁为兵部侍郎，负责指挥銮仪卫，最后官至盛京兵部侍郎，并迁回公府居住。所以人称其府为“松公府”。
另一种说法是，丰绅济伦之后继承爵位依次为富勒浑凝珠，庆兴、果齐逊。果齐逊卒后无子，光绪十七年，由本家松椿承袭。“一等忠勇公府”被改称为“松公府”。但据史料所载嵩祝寺前街被改称松公府夹道的时间是在宣统年间。
老“北大”的建筑
“沙滩大院”南半部，清朝前期是内务府所掌管的库房。晚期成为一块名为“汉花园”的空地，但仍为皇家产业。清代署名贪梦道人的侠义小说《彭公案》里说，康熙年间，大侠黄三太，为了偷富济贫，曾在沙滩盗过皇家饷银。另外，在某篇回忆文章中说，清朝末年，朝廷为了祭祀慈禧太后，曾在这里烧过大法船。从这两则故事中，可以推想出这里在清朝前期和后期的大概面貌。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成立。它最早的地点是现沙滩后街人民教育出版社内。当时称“四公主府”。这里明朝时是都知监所在地。清朝乾隆年以前为衙署。乾隆纯惠皇贵妃的四女和嘉公主下嫁给傅恒之子福隆安后，在这里造了公主府。公主夫妇去世后，府邸被内务府收回。京师大学堂开办，内务府奉旨修复作为大学堂校舍。八国联军入侵时，校舍被破坏，大学堂停办。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壬寅复校。因新增设了不少学科，校舍不够使用，也没有体育场，于是内务府就把现在沙滩大院南部，由他们所掌管的皇家产业，八百多平方丈的空地“汉花园”，和用一千五百两白银租用“松公府”的余地拨给了大学堂以增建校舍。当时首先建了操场。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4月25日，京师大学堂在大操场举办了首届运动会。运动会主要项目有：一百至八百米竞走、赛跑、跳远、跳高、撑杆跳高、掷槌、掷球、越栏竞走、犬牙形竞走、拉绳等。据光绪年间进士、京师大学堂提调金梁在他所著的《光宣小记》一书中记述：为了开运动会，学生们穿上了像满清军衣的运动服。可大学堂的官员“仍旧衣冠，翎顶袍补，周旋其间，以觉不类”。在京城的一些大小官吏和部分外国人也应邀前来参观，助阵。进行赛跑比赛时，官员和学堂的职员一样，都穿着长袍参加，显得不伦不类。虽然他在书中最后说，“这样的运动会，真可入《笑林广记》。”但这毕竟是中国有记载的举行的第一次运动会，也为以后各种体育活动逐渐融入世界开创了先河，这在“沙滩大院”的历史上也应该是有意义的一笔。运动会后当天晚上，在大操场又放映了电影，这也是有记录可查的紫禁城以外的北京人第一次欣赏电影。
不久，大学堂在操场西南隅，今沙滩北街甲2号的地方建造了叫“东斋”的宿舍。东斋院落不大，房间也很小，为一列列或朝南、或朝北的排房。这样沙滩大院的南半部全部归京师大学堂所有。
1916年，由京师大学堂改名的北京大学的时任校长胡仁源、预科学长徐崇钦与比利时仪品公司订立借款合同，借洋二十万元，在操场最南端，东斋以东，开始动工建造了造型平面为“工字形”，具有简化了的西洋近代古典风格，地上四层，地下一层，总面积1万多平方米，砖木结构的教学楼。因为大楼通体用红砖砌成，故称“红楼”。
1918年8月，作为以后“沙滩大院”的重要标志性建筑，北大红楼正式落成。校部办公室、图书馆和文科各系等都从原公主府校区迁入，法科也从北河沿集中到红楼上课。当时红楼的一层几乎全部是图书馆，有编目室、登录室、日报资料收集室、藏报室及书库等共14间。二层是各院系院长、主任及教授和学生会办公室。三、四层为文、法两院教室。抗战胜利后，四层则改为青年教师宿舍。红楼的地下室是学校的印刷厂，职工多达百余人，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印刷厂之一。1920年，北京大学废止“分科”办法，红楼改为北京大学第一院。
1930年12月，北京大学在蒋梦麟任校长之际，从主持松公府日常事务的松椿大姨太手中花了七万四千元把大院北侧松公府剩余的府邸和大操场全部买下。自此，整个大院都成为北京大学的校园，“沙滩大院”的格局正式形成。
这时，校部和图书馆从红楼迁入稍加改造的松公府。后为建新图书馆拆掉了松公府西南部分建筑。1947年，为纪念蔡元培先生，松公府改称孑民纪念堂，简称“孑民堂”。当时的“孑民堂”还是三进院落。大门外保留着当年“一等忠勇公府”的大石狮子和在阿斯门前的上马石。进正门后，面南有大厅一间，东边有配房5间，西边有一独立小院。府内雕梁画栋，古槐参天。每到夏季，浓荫匝地，蝉声悠长，寂若古刹。其中一棵大槐树，目前挂有一级树木保护标牌，仍枝叶茂盛地矗立在求是杂志社办公大楼西侧。二门（垂花门）门前有一对雕刻很精致的石狮子。（原石狮于1966年8月23日文化大革命“破四旧”高潮中，被砸碎。现在的狮子是上世纪80年代新制作的，底座是旧物）。门楼梁架与柱十字相交，梁头下端各悬一根垂莲柱，梁头两端承担一根檐檩，砖雕端庄，木雕工艺精湛。门楼与院内两边游廊相连接，门内有雕花木影壁、月台。房屋为正殿、以及东西配殿各五间。院内的几棵松树，据说还是傅恒亲手栽种。紧挨正殿和西配殿西侧有一个“小花园”。后院七间后堂，东西有配廊。
“孑民堂” 现为文化部办公用房。1995年10月20日，被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1934年，北京大学拆掉了松公府西南部分房屋，兴建了建筑面积约6600平方米的新图书馆楼。工程于当年4月15日开工，第二年10月10月落成典礼。该楼是由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音设计。北平公兴顺木厂、中华汽炉行和上海大东公司分别承揽了土木、暖气卫生、电汽及钢铁工程。
图书馆楼总体造型设计细致，砖块的搭配呈梅花形。藏书楼每层钢制楼梯的踏板上雕有精美的图案和栩栩如生的“小天使”。楼房门窗的比例，楼梯扶手处理，墙角的弧线设计等都有独到之处。楼的西南角最下方嵌一石刻，上书“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四月十五日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奠基”。
此外电气、暖气、卫生等设施也都采用了那个年代最先进的技术。整个馆舍，无论从任何方面看，都称得上是当时国内第一流的图书馆，在世界上也跨入了先进图书馆行列。它是我国引进西方“现代建筑”的优秀作品之一，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新图书馆谋划、招标和施工期间一直是各种新闻媒体关注的对象。开馆之日，北京各大报纸都在显著位置刊登消息，社会名流也纷纷莅临祝贺。目前，该馆舍作为图书馆仍在继续使用，钢制书架虽然已使用70多年，但和现在的同类设备相比也毫不逊色。
图书馆楼于2007年12月20日被北京市规划委和北京市文物局公布为第一批71处《北京市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中的建筑之一。根据管理办法，原则上不得拆除，建筑工程选址应该避让，因公共利益不能避开应进行迁移异地保护。
北京大学的大礼堂在二院即公主府旧址，所以在图书馆楼修建的同时，在东斋宿舍和图书馆之间偏东部位修建了一个能容纳两三百人的小礼堂和几间平房。小礼堂的东门外连接着一个不大的检阅台，作为学校组织活动时的主席台。中宣部机关进驻大院后，该建筑开始做过库房、内部小卖部和干部食堂，后来改造成为机关印刷厂。
1935年，北京大学在大操场北部盖了一座远远看上像是兵营，当时叫“新四斋”，现在叫“老灰楼”的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宿舍。该楼是一座马蹄形立体钢骨水泥建筑，共八个门。按千字文起头八个字排序，即从大椭圆形门洞往东再往北回转，依次为天字楼、地字楼、玄字楼、黄字楼、宇字楼、宙字楼、洪字楼、荒字楼八个楼号。前四号男同学住，后四号女同学住，抗战胜利后改为女生宿舍。在紧贴荒字楼前面有一个两米长带靠背的石椅，石椅上方的楼墙上嵌一块长90厘米、宽40厘米的汉白玉，上刻：“国立北京大学宿舍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五月一日校长蒋梦麟奠基”27个楷体字。
“老灰楼”作为机关宿舍，目前仍在使用。2003年12月11日被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1941年沦陷时期，“伪北大”又在大院西北建成一座三层叫“文学院”或“北楼”的文法学院教学楼。该楼由建筑工程师锺森设计，北平龙虎建筑公司施工。全楼大小房屋近三十间，全部为授课教室。紧贴楼的北侧还建有一间约200平方米左右，供作学术报告之用的阶梯教室。该楼平面、立面均为不对称式，体形随功能要求变化，主体建筑坚固，用的水泥标号也很高。建国后，先为“苏联援华子弟小学”，后为“中宣部幼儿园”。1979年，当时该楼的使用单位，前身为“中共中央晋察冀中央局图书馆”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图书馆，担心承重问题，专门请了北京城建研究院的著名建筑专家。从地下室、二层、三层各选一个部位打洞到“钢梁”位置，进行了严格的检测。最后做出的结论是：“楼房建筑质量很高，虽然使用已38年，现在存放图书没有任何问题。”。
除了建筑的特色之外，当时整个沙滩大院的风景一般。194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的邓云乡教授在《文化古城旧事》一书中写到：“沙滩红楼及西面的办公处，更无风景可言。布局是广场式建筑，红楼前没有什么花木风景，虽有长条院子，实际等于临街高楼。后面的大操场。一百多米远处，才有新盖的宿舍楼，整个操场，真实形同“沙滩”，只有靠东墙边有几株歪脖子树，实无风景可言了。办公处大门外有几株槐树，夏日稍有绿意。图书馆前，略有绿化，面积也很小，点缀而已。”
红楼后面，也就是后来称为“民主广场”的大操场，面积很大，却没有任何体育器材和设施。只有冬季在东斋和图书馆楼之间围上席棚，临时开一个溜冰场。北京大学的篮球场和网球场都在北河沿的三院，广场的唯一用处就是上军事训练课。军事训练课是体育课的一部分，也是北大一二年级学生的必修课。军事训练课使用的枪支种类非常多，当时军队使用的各种型号的轻重机关抢、迫击炮、平射炮、山炮、弹药箱、手榴弹、步枪、防毒面具、刺刀等应有尽有。并在操场西侧的小礼堂旁边开辟有沙盘战术教室。在沙盘上摆放了步、马、炮、工兵、辎重、战车、汽车的各种实物模型，供学生演习行军作战排列阵式之用。1956年，中宣部修建办公大楼打地基时，挖出了包括机关枪在内的很多枪支弹药，除了其它因素外，可能也和大操场的北大的军事训练课有关。
“北大红楼”----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红楼落成和开始使用之时，正是对中国教育界和北京大学建设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蔡元培先生任校长之际。他以近代资产阶级教育制度为蓝本，着手改造封建保守的旧北大。在他“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办学方针的影响下，北大红楼人文绘萃，群贤毕至。百家争鸣，自由研究的学术空气浓厚，形成了一代学风，为学校的建设开启了一个新纪元。
红楼从建成之日起，就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堡垒和中心。反对封建礼教，进行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倡导科学与民主的呼声风起云涌。《新青年》、《每周评论》、《少年中国》、《新潮》、《国民》等进步刊物就是从这里输送到全国。
也正是从这里走出了一位位中国现代史上优秀革命先驱。
新文化运动的创始人陈独秀，在红楼使用后不久就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他以从上海搬迁到北京的《新青年》杂志为阵地，提倡新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道德，反对旧文学。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一场以民主、科学为旗帜，向传统封建思想、道德、文化挑战的新文化运动，揭开了二十世纪初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
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做出最大贡献的李大钊当时任图书部主任。他到任不久，就对图书馆的业务进行重大调整。开始结合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收集有关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书籍以及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的著作，开辟了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新时代。红楼一层东南隅向东的两间，上房号为119的房间是李大钊1918年接连撰写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一系列著名的颂扬十月革命文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办公室。在这里，他和邓中夏等建立了北方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并召集过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开会。和刘仁静、罗章龙等于1920年10月发起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约有党员50多名，其中近四分之一曾经是北大学生和教职员工。红楼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批批志士仁人从这里走出去,投身革命,领导中国人民在三十多年后,缔造了伟大的新中国。
毛泽东同志于1918年10月至1919年3月，经在北大任伦理学教授的杨昌济介绍，在红楼一层西面上房为112号的新闻纸阅览室，做图书馆管理报纸的助理员。虽然每天事情繁忙琐碎，但却为青年毛泽东提供了一个接触新思想的广阔天地。在这里他接触了许多新文化先驱人物和青年知识精英。参加了由胡适、杨昌济、梁漱溟等发起组织，以“研究东西诸家哲学，瀹起新知”为宗旨的哲学研究会和以《京报》社长邵飘萍发起组织并主讲有关办报业务知识的新闻学研究会。他研究各种主义，批判鉴别各种知识，多方面受到了新文化精神的感染, 积聚了丰厚的理论财富。迅速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虽然只有半年多时间，却奠定了他日后成为一代革命伟人的思想基础。
此外，文学巨匠鲁迅、文学大师胡适、钱玄同、沈尹默、刘半农等都曾在北大执教。红楼几十年来还曾走出了多位像沈雁冰、朱自清、俞平伯、冯友兰、张中行、任继愈、季羡林等学识渊博，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继承、发展和传播起了重大作用的著名教授和专家。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红楼成为学生集会的中心。5月4日下午,北大学生举着“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敦余孽死有头”的白布对联，高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的口号，从红楼后面的一片空场集结出发，沿北池子大街向天安门行进,和其它学校的学生一起游行示威,抗议巴黎和会承认日本接管德国侵占中国山东的各种特权的无理决定和声讨卖国贼。之后一路向东，前往赵家楼，火烧曹汝霖住宅，痛打章宗祥，迫使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以沉重打击，它以前所未有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姿态，结束了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并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现今红楼前边的“沙滩邮电所”也是当年进步团体“未名社”的所在地。1925年至1931年，为了打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对青年人翻译出版进步书刊的限制，鲁迅和当时还是学生，后来都成为文学大家的安徽六安叶集人士韦素园、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以及曹靖华5人，在此创建了意为尚未起名字，却非无名，将来可能有名字，也可能没名字的进步文学团体“未名社”。在鲁迅先生指导下，他们在这小小的房间里编辑发行了48期《莽原》半月刊、24期《未名》半月刊；出版了有鲁迅散文集《朝花夕拾》在内的多卷丛书《未名新集》。翻译编辑出版了果戈里、契诃夫、安德烈耶夫等俄苏作家的大量作品。虽然“未名社”在这里只短短存在了6年时间，但却被鲁迅称赞为“是一个实地劳作，不尚叫嚣的小团体”，它在推动中国新文化运动和文学事业的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红楼”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传播起过重大作用的功绩已经永远印入民族革命发展的史册，它也铸就了“沙滩大院”最辉煌的篇章。
1961年3月4日，“红楼”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0年前后，有关部门在北河沿大街与“五四”大街交汇处路口偏北，耸立了形象为报纸头版的一角从地平线上升出来的三角形“五四纪念碑”。上面镌刻着中国新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背面的诗文介绍了沙滩的“五四”历史环境。
2002年4月29日，“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在“红楼”正式开馆。
2003年，《求是》杂志社与东城区景山街道办事处等单位在“沙滩大院”西侧又建造了上部是火炬形状的“同心碑。同时在西围墙面街组装了一幅巨型石刻浮雕。浮雕高3米，宽60米，不仅有“五四”运动的一些政治口号，革命刊物，还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蔡元培、鲁迅的头像。整组浮雕反映了“五四”运动前后的政治氛围，充满了文化韵味。
侵略者的践踏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北京大学南迁昆明，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组建了西南联大。1937年9月3日，日军进驻沙滩红楼和新建成的老灰楼宿舍。沙滩大院一度成为日本宪兵本部及其分队所在地。中国语文学系的门口，挂起了“小队附属将校室”的牌子；文学院院长室室外的标志则是“南队长室”。当时“沙滩”的名字犹如地狱的代称，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出门办事都尽量绕行避开这个地区。红楼内的地下室成了宪兵队本部“留置场”（拘留所），许多爱国志士曾被关押在这里，遭受着非人的迫害。
当时被关押于红楼的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教授和院校领导有陆志韦、张东荪、周学章、邓之诚、赵紫宸、洪煨莲、刘豁轩、蔡一鄂、林嘉通、陈其田、侯仁之、戴艾祯和以后成为著名电影艺术家的孙道临等。虽然燕大、辅大被捕教授在国内外都很著名，但他们在被囚期间依然备受虐待凌辱。日本宪兵队对他们反复逼供审讯，有时还会遭到严刑拷打。其中燕京大学教务课长戴艾祯教授受刑最重。侯仁之教授曾经回忆到，他从天津被押解回京，在北平前门火车站下车后送到这里，未经任何审讯，就被押入地下室的一间牢房。看守所东西头各一门，宪兵轮流值班，日夜巡逻。当时，在押的燕大师生20余人均分别住在地下室甬道两边称为笼子的小房间。每天下午，每个牢号各出两人，由日本宪兵押着抬起恭桶到楼外厕所倾倒粪便。囚在牢内的人不准互相说话，一旦被发现违规，就要遭到毒打。有些实在找不到证据从宪兵队直接释放的人，在开释之前，也要服几天劳役。夜间，日本宪兵严刑逼供的审讯声、拷打声、犯人呼叫声不绝于耳，令人毛骨悚然。 著名历史学家邓之诚教授在记述他亲身见闻的《燕大教授案纪实》中写到：“入室隔以棚栏，以径三寸许方木植之，木隙仅能探指，栏设小门，高三尺许，须俯身脱履而入，入则锁之。栏隅有洞，为送饭时处。门之左上方设一小孔，则看守兵巡视处也。宪兵队审讯时，无不用刑求者，有扑责，有批颊，有拶指有水淋口鼻，有灌水。灌水引犯者至浴室中强饮满腹，以足蹈腹，水从耳鼻口中激射而出，最为惨苦，往往有致死者。闻尚有重刑逾于灌水者，又闻有电机磨人，毫发齿骨、血肉肌肤皆成液质，实惨不忍闻。宪兵队用刑，分队尤严，往往中夜闻被刑者哀呼凄厉，使人心胆俱碎。刑求之外，则曰索贿，亦以分队为甚。索贿之数，骇人听闻。”红楼地下牢房内到隆冬时节，根本没有炉火取暖。每日也只提供两餐，尽是残羹剩饭。由于条件恶劣，被迫害的教授大多病倒，甚至死亡。
在解放后修建的食堂西北角的位置，当时侵略者还修有分成各个房间的一座水牢（目前作为污水池使用）。据说在院内锅炉房的锅炉里还焚烧过被迫害致死的爱国志士。北大很多珍贵的图书被掠走，其中包括价值很高的清朝理藩部绘制的《俄蒙界线图》。教学仪器和教具大量被毁，仅这方面损失就达60万银圆之巨。
直至1943年，北大红楼和沙滩大院才全部被交还给由钱稻孙任校长，周作人任文学院长的“伪北大”。当时地下室楼道两头很粗的木栅栏还没拆除，阴森森的，仿佛还能听见铁镣声。这是“北大红楼”和“沙滩大院”几百年风雨洗礼中历经的最大摧残。
北方学生运动的“司令部”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整个过程中，“沙滩大院”基本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北方学生运动的“司令部”。
1926年3月18日，为了抗议日本军舰闯入大沽口，炮击我守军，造成中国军民伤亡。在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亲临指挥下，北大爱国学生从红楼出发和其他学校学生2000人高唱《 国民革命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段祺瑞”的口号，一起到铁狮子胡同（现在的张自忠路）段祺瑞执政府所在地请愿，抗议列强最后通牒，抗议卖国的政府镇压学生运动。
游行请愿遭到了反动军阀的残酷镇压，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和珍，共产党员、北大学生张仲超等47人残遭杀害。烈士们的鲜血激励了人们的斗志，惨案发生的第二天，北京市学联决定全市罢课，北大学生会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电，一个更大规模的爱国运动在全国展开。
“三一八”惨案中爱国学生的英勇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坚强意志，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各帝国主义的联合侵略行动，使人民认识到只有用革命的手段彻底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才能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和民主。
1935年12月9日和16日，为了抗议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和不抵抗政策，在地下党员俞启威（黄敬）、韩天石、朱仲龙（朱穆之）等的动员下，当其他学校的示威游行队伍经过红楼时，学生们自动敲响了下课钟，纷纷走出教室、实验室、图书馆，集合到象征民主斗争的红楼前，一起加入了游行队伍中。他们高举着临时用马粪纸和被单赶制的北大校旗，和燕京大学等校的学生们一起，冒着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在通过王府井、南长街时夺下了军警手中的水枪，连续冲破多道封锁线，最后汇集到天桥，在那里召开的市民大会上通过了有关救亡抗敌的议决案，发表了《告民众书》。“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到卖国政府”、“反对华北自治”的口号声响遏行云。
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给汉奸卖国贼和日本侵略者以极大的打击。它吹起了伟大的民族解放的号角，开始了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为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推动全国抗战的到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胜利以后，为了反对国民党政府把财政的80℅充作内战经费，破坏和平，发动内战，使广大师生食不果腹，挣扎在死亡线上。在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北大师生在这里连续不断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
1946年3月底，在北平参加国共两党谈判工作，时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长周扬和党在北平主办的《解放》三日刊总编辑钱俊瑞以及民盟中央负责人周鲸文等，在大操场西边的小礼堂向座无虚席的北大和其他学校师生发表了，“呼吁和平，反对内战”的讲演。这是解放战争即将爆发前，在国民党统治的北平，很少有的共产党负责人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向人民宣传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看法和揭露国民党阴谋发动内战行径的一次报告会。虽然报告会最后在右派学生的扰乱下被迫中断，但他们有理、有利、有节、生动、精彩的演说，使广大师生身受教育。不少人因此抛弃了对国民政府的幻想，转到拥护共产党主张的立场上来，为我党在国统区开辟第二条战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47年5月20日下午一点二十分，各大、中学学生7000余人高举着“华北学生北平区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的横幅从红楼广场出发举行请愿游行。“反对饥饿、反对内战”、“提高公教人员待遇”、“清算官僚资本”、“恢复政协路线”的口号响彻北平上空。当天晚上在“反对饥饿反对内战行动委员会”的常委会上，北大大操场被命名为“民主广场”。6月1日下午操场上隆重举行了命名大会。在两千名学生的欢呼声中，白字绿底的“民主”大旗在老灰楼顶端高高升起。四个高1米，长6米的“民主广场”红色字体至今还写在天字楼二楼阳台的墙面上。6月2日华北学联在“沙滩大院”正式成立。“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那光明的路，你看那黑暗快消灭，万丈光芒在前头”的歌声响彻云霄。
声势浩大的“反对饥饿、反对内战”的群众运动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内战、独裁和卖国政策，教育了广大民众，发展了进步力量，争取了中间分子，孤立了反动派，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成功地开辟了第二战场。为“沙滩大院”的历史写下了光辉浓重的一笔。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28日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钱俊瑞在庄严的民主广场代表北平市军管会宣布正式接管北大。2000余名师生员工参加大会，热烈欢庆自己的解放，北京大学和“沙滩大院”从此揭开了崭新的历史篇章。
工农速成中学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北京大学迁入海淀原燕京大学旧址。1952年至1954年“沙滩大院”主要成为“北京大学工农速成中学”所在地。
当时，为了尽快提高工农干部的文化水平，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关于创办工农速成中学的决定》，在全国省会一级城市开办了多所工农速成中学。招收相当于小学六年级国文和四年级算术文化水平，具有“供给制”身份的优秀工人、农民、和军人，通过三至四年的学习达到高中毕业水平。
在这期间，工农速成中学根据教学需要，在图书馆楼西南侧修建了南北长，东西短，面积约600平方米名为“教育楼”的二层建筑（文革期间一度称“工农兵楼”）。当时每层各有四间70平方米的大教室。1960年中宣部机关在楼北侧接出一部分做办公室和小会议室。将原二层改为有舞台可以容纳几百人看电影和文艺节目的礼堂，主要功能是为当时中宣部领导审查电影之用。2000年《求是》杂志社对此楼进行抗震加固工程时增盖了一个楼层，使其成为三层的建筑。现一层为中宣部印刷厂、《求是》杂志社印刷厂、二层为《求是》杂志社办公区，三层为礼堂。
其间还在教育楼东侧30米，基本平行于它并稍靠南一点修建了可容纳三百人同时就餐的食堂。（该食堂已于2007年5月拆掉）。
在大院东部紧挨旧灰楼南侧修建了二层宿舍楼——活动楼，该楼于1980年左右被文化部机关扩大改建为五层建筑的外联局办公楼，现为文化部所属事业单位所在地。
原来的空旷的民主广场上修建了沙坑，摆放着单杠、双杠、秋千和各种体育器械，供速成中学的同学锻炼身体。
建国初期，中国和前苏联的关系处于广泛合作时期。为了传播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工作经验，帮助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大批苏联专家来到北京。他们当中有些还带着家属小孩。1952年后，大院西北的老北大文学院（北楼）为“苏联援华专家子弟学校”。几百名金发碧眼的苏联少年儿童在这里学习和生活。由于当时在北京生活居住的外国人不多，集中在一起活动的外国儿童更少，所以在大院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和后来机关大院的孩子们常常把听他们用俄语发出的朗朗读书声和看他们进行体育锻炼时的呼喊，当成一种乐趣。由于校舍紧张，援华专家子弟学校在大院东北角修建了一座东西走向的三层楼房——新灰楼，作为他们的学生宿舍。苏联小学一直到1956年才从大院迁走。新灰楼作为住宅楼目前仍在继续使用。
中苏两国关系几十年风云变幻的时代已经过去，但“苏联援华专家子弟学校”在沙滩大院的存在过程，应该是中国和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团结互助，友好合作历史的见证。
“北京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在中宣部接管“沙滩大院”后规模不断缩小，最后只在红楼几间教室上课，1959年停办。
工农速成中学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创办的一种新型学校。虽然办学时间不长，但由于配置课程合理，教学方法得体以及教师素质和教学水平较高等因素，克服了学员年龄普遍偏大，文化基础较差等薄弱环节。发挥了他们参加革命工作时间长，生活工作经验丰富，理解能力强，有较强的学习自觉性和踏实的学习态度的优点。不仅在短时间内培养了大批社会主义建设急需的人才，也为新中国教育的改革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它为国家需要而诞生，同样为国家需要而走完它的历史进程。
有记忆价值的机关大院
1954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同时，中宣部正式接收了“沙滩大院”。会议结束后，图书馆和行政部门陆续搬入原北大图书馆旧址。
中宣部图书馆前身为1941年12月22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经毛泽东同志提议会议决定设立的中共中央图书馆。是延安和整个抗日革命根据地规模最大和藏书量最丰富的图书馆。馆址最初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办公厅附近的两个窑洞内。解放战争期间，随中央机关迁至河北省平山县东柏坡村。北京解放后迁至香山。建国后与中宣部机关一起搬到中南海庆云堂。由于当时书刊数量和现在比较起来毕竟有限，中宣部图书馆当时只使用了老北大“藏书楼”的一、二两层。阅览大厅等房间，一段时间里，做过机关行政办公室、羽毛球室、舞厅、节日期间娱乐活动的场所、机关门诊部、学生俱乐部和职工家属宿舍等。1958年《红旗》杂志社图书馆的建立以及中央政研室图书馆的迁入，该楼除了两个跨楼外，其它房间均作为图书馆逐步开始使用。
在中宣部接收大院的同时，机关部分职工家属陆续搬进了原北大“新四斋”即，老灰楼宿舍。虽然该楼是筒子楼结构，每间房子只有7平方米左右，一般每家只能分配到两间住房，共用楼道、厨房、厕所。但当时人际关系简单，邻里关系融洽。公共卫生大家自觉干，一家有困难，其他家抢着帮忙。
1955年，拆掉了孑民堂西侧的“小花园”，在原位置上修建了称为“工字楼”的二层宿舍楼。该楼呈“工字形”，两横为走廊和居室，一竖为过道和楼梯。居室地面为木地板。楼梯、走廊和厨房的地面是水磨石结构，在当时是标准很高的住宅建筑。“工字楼”文革前，先后居住的有，上世纪三十年代对马列主义著作翻译和从学术理论的高度论证中国社会性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做出过巨大贡献的王学文。著名诗人、国统区最有影响的政治讽刺诗集《马凡陀山歌》的作者袁水拍。著名诗人、地下诗篇《团泊洼的秋天》的作者郭小川。著名历史学家黎澍等。
1955年底为了修建办公大楼，拆掉了孑民堂垂花门前面的大部分建筑，只保留了西院。该院先为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钱俊瑞，后为中宣部副部长姚溱居住。文革中称“红心院”，为政研室军宣队办公所在地。现为《小康》杂志社使用。
垂花门内的大厅改造成为部领导做决策用的“部长办公会议室”。后院的房间打通，装上彩色壁灯，架上电影机，取名为“放映室”。用来放电影、开舞会和节日期间搞娱乐活动的礼堂。暑假期间作为学生活动的主要场所——“学生俱乐部”。1958年9月，中国第一个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正式播出节目不久，这里就摆放了一台前苏联生产的“旗帜”牌14英寸黑白电子管电视机。遇有好节目时观众座无虚席。1961年4月4日至14日，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办期间，这里成了大院的中心。1962年以后由于教育楼改造投入使用，孑民堂和放映室经过重新装修后，成为副部长周扬的居住地。
1956年在大院西北部建造了新北楼。该楼基本呈“凹字型”，正面三个门为四层，两边各一个门为三层。每套房有三间和四间之分，加上厨房、卫生间总面积大约100米左右。居室地面同工字楼一样，也为木地板结构。楼梯、走廊和厨房的地面同样是水磨石，在当时也应该算是标准较高的住宅建筑。
同年用拆掉孑民堂前院的大部分材料，在大院东北端，新灰楼后修建了并列的两个平房小院。东院为经济学家，当时中宣部科学处长兼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居住。西院为经济学家，当时任中宣部秘书长童大林居住。现在为中宣部《时事报告》杂志社发行部所在地。
五十年代后期，拆掉了老北大东斋的平房建筑，盖了两栋围成一个“[ ]”字型的尖顶四层宿舍楼。南面的叫红前楼、北边的叫红后楼。每个楼三个门，统一分为一至六号门。其中二号门、六号门地下设有防常规武器和化学武器袭击的二级人防工事。每个单元基本是五间住房，水泥地面。虽然由于修建时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降低了原来的设计标准，但房屋高度比一般的住宅还高将近1米，地面光滑程度比现在居民住宅都强得多。
1955年底，中宣部机关办公大楼正式开工修建。该楼建在老北大红楼和老灰楼之间，把民主广场分割成两部分，修建时拆掉了孑民堂前院的所有建筑。办公楼坐北朝南，东西长140米，南北宽35米，地上五层，地下一层，呈哑铃状。中间和东西两翼南北都有门。南面为正门，高台阶，汽车从侧道可以直接开到楼门口，两旁有花坛，中间有台阶。楼梯、走廊为水磨石材料，房间是木地板。该楼竣工后，从景山公园万春亭向正东眺望，它和红楼一起，交相辉映、雄伟壮观。有雄据一方之势，是当年城区东部最高建筑。而且整个沙滩机关大院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东城区城区里最大的楼房建筑群。
1957年初，中宣部机关从中南海的庆云堂等地全部搬入新建的办公楼。中宣部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它是党中央主管意识形态方面工作的综合职能部门。1921年7月，党的“一大”选举了由陈独秀、李达、张国焘三人组成的中央局，李达负责宣传工作。１９２４年５月，中央决定分设宣传、组织、工农等部，罗章龙为中央宣传部部长。
当时中宣部部内机构为部、处两级设置。部长为：陆定一。副部长是：徐特立、陈伯达、凯丰、周扬、张际春、张磐石、李卓然、张子意。1959年9月后增加：林默涵、许力群、姚溱、吴冷西。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部长为：陶铸。常务副部长为：张平化，副部长新增：雍文涛、熊复、刘祖春。
1958年5月《红旗》杂志社在该楼组建，并和从西郊万寿路驻地迁入的中央政研室一起在办公楼三层、四层西侧和整个五层办公。
《红旗》杂志是1958年5月25日，经毛泽东同志提议，为了指导全党的理论学习和宣传，党的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创办的党中央机关刊物。
《红旗》杂志第一任总编辑为：陈伯达，副总编辑是：胡绳、邓力群。1963增加：王力、范若愚、许立群。1966年增加：关锋、尹达。
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曾在延安时期成立。新政研室是1955年在西郊万寿路13号院重新组建，主要工作是为党中央制定政策提供调查研究资料。政研室主任为陈伯达，副主任是胡绳和田家英。1958年迁至沙滩后，大部分人分到《红旗》杂志社各个编辑组，内设机构保留着逻辑组、历史组、《思想界动态组》等。1964年改名为马列主义研究院，搬至西郊中央党校驻地。1969年改名为政治研究室后，又迁回沙滩机关大院，1970年庐山会议后撤消。
当时《红旗》杂志社和政研室没有房管、印刷、收发、交通、食堂等行政后勤部门。行政后勤及整个大院的管理工作由中宣部统一负责，此局面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宣部被一度取消时为止。
中宣部机关在苏联小学搬走之后，在原文学院的楼内建立了很有规模的机关幼儿园。幼儿园楼东边是面积为400平方米，带围墙的操场。里面有滑梯、转椅、压板等体育和娱乐设施。南边是500平方米有树木和草坪的小花园。机关对幼儿园的建设非常关心和重视。师资上，挑选的都是幼儿师范学校毕业的高才生。饮食上，机关把仅有的一位建国前曾经在北海仿膳掌过勺的梁宝山师傅调过来，专门为孩子们炒菜、做饭。幼儿园老师经常有在广播电台讲故事、做节目的任务。孩子们也经常在老师带领下到北京电视台参加节目录制。或者在园内录制节目后，拿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那时的中宣部幼儿园，无论软件和硬件条件与当时北京市同类幼儿园相比都是名列前矛。
1960年4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陆定一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作了《教学必须改革》的报告。为了探索教育改革实验的经验，1960年5月，在机关秘书长兼党委书记童大林直接领导下，中宣部机关党委、北京师范大学和东城区教育局，把黄化门街的91中学与大院西侧的东高房小学合并，共同创办了教育改革试验学校——北京景山学校。（现在的东高房小学是在景山学校建新校舍迁走后，从附近其它几个小学调整生源，重新恢复的）。当时计划是从小学入学到高中毕业实行九年一贯制。中宣部对景山学校的建设极为关心，委派了教育处干部方玄初为学校校长，机关刊物《宣教动态》主要编刊人员龙卧流为学校语文教学改革的负责人。同时从机关各处室选调了部分适合做教育工作的同志充实到学校的教员队伍中。由于教学改革和新校舍一时没竣工，幼儿园楼的西半部有两年多的时间成为景山学校小学部二至五年级部分班级的教室，楼下的阶梯教室成为雨雪天学生上体育课的活动场地。
现在幼儿园已停办多年，楼名已改称“中研楼”，成为中央政研室所属的研究出版社等单位的所在地。但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还都称该楼为“幼儿园楼”。
虽然北大工农速成中学1959年以前还在红楼上课，但红楼开始也属大院的一部分，内有机关夜校、理发室、做过宿舍、库房和孩子们的活动站。直到1961年划归国家文物局管理，并在楼北边砌了一堵矮墙才与“沙滩大院”分开。虽然名义上分出去了，但开始由于楼内单位办公人员少，空房多，晚上也没人值班，实际上倒给大院的孩子们增加了一个玩耍游乐的场所。每当夜幕降临，总有一帮孩子偷偷地翻过矮墙，潜入楼内。玩捉谜藏、玩打仗，惊险刺激，不亦乐呼。
大院虽位于市中心，但闹中取静，一切井然有序。办公大楼正门前的花池里栽种了各种花草，两侧汽车走的斜坡道后面，种植了几棵松树。楼南面是一大片果园，足足有15亩。果园大体分三部分，东边主要栽种的是柿子树；中间以梨树为主，穿插种植了一些樱桃、李子和杏树；西边是桃树。正中间是一个直径10米的圆形喷水池，最南端有一口几十米深的机井。果园里有着纵横交错的小道，供人们休闲散步。每逢春季来临，桃红李白，树绿草青，各种鲜花争相竟放，姹紫嫣红，美不胜收。整个大院春色满园，处处弥漫着花的芳香。这些花草树木以及后来修建游泳池的资金，有一部分是时任中宣部机关办公室副主任的姚黎民，动员宣传处处长秦川、科学处处长于光远、著名翻译家曹葆华等很多当时高收入和有高稿酬的干部捐赠的。并戏称“绑票”。2002年10月13日，应邀前来参加机关大院少儿朋友活动的秦川老人，兴致勃勃地指着办公大楼前几棵郁郁葱葱的雪松对老同事说，当时为了绿化，他把刚收到的200元稿酬直接交给了管理人员，一部分买了若干花木栽在大院其它地方，一部分就买了这几棵松树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普通工作人员每月收入只有四五十元，一次捐赠200元，在那个年月绝对不是个小数目。
整个果园树木从栽种到浇水、锄草、松土、施肥等日常管理分别交给机关各个处室。这不仅美化了环境，收获了各种美味的果实，同时干部们也得到了劳动锻炼的机会。这个充满生机的果园也自然而然地成了大院孩子们捉蝴蝶，逮蜻蜓的乐园，也使他们有机会完整地观察到各种水果从开花到结果的生长过程。在娱乐和调皮中，增长了许多城市孩子所无法亲身体验到的自然科学知识。（该果园于1975年因修建人防工事被拆毁。）
在办公大楼和老灰楼之间，偏西栽种了一片小树林。偏东是一个四周打着木桩，缠着一人多高铁丝网的葡萄园。里面搭着很多葡萄架，种植着各类葡萄，令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那种优质的马奶子葡萄。每到秋季，淘气的男孩子们就会馋涎欲滴地“觊觎”着那一串串饱含汁液的紫色、翠绿色、奶白色的葡萄发呆，有时还会趁管理人员疏忽大意的时候悄悄地钻进去“偷”上一串解解馋。靠北有一个玻璃暖房，种了许多奇花异草。在小树林和铁丝网之间，还有一排约两人高，50米长，5米宽的葡萄架。葡萄架平时遮阳美化环境，收获季节到来之时，因为在铁丝网外边，所以更是大院孩子们“八仙过海”施展本领的大好时机。葡萄园由一个名叫方皂的老人管理。老人无儿无女，一辈子没结婚，对工作极端认真负责，脾气也倔犟。当时机关教育楼不管哪级干部审查电影，他都照看不误。如果哪个孩子“偷”摘葡萄让他给抓住了，不仅当时会被他骂的狗血淋头，甚至挨上两下打外。事后，还要不依不饶地告诉机关和家长，因此小孩们都很惧怕他。七十年代初，老人去世，享年87岁。
1958年，在红楼和果园之间偏东位置修建了一个长25米、宽12米的露天水泥游泳池。这在当时城区内机关中是少有的。在游泳池的修建过程中，除了抹水泥等技术性较强的项目外，整个挖土，运土工作基本上都是机关工作人员不分节假日，自己动手完成。游泳池竣工后，夏天供职工和家属游泳锻炼，秋冬季铺上稻草，（据说是为了防止水泥面冻裂）供食堂储存萝卜、白菜。所以当年大院的孩子基本上都会游泳，有的还在市区级学生运动会游泳项目上拿过名次。游泳池在文革中修上屋顶改为库房。2000年前后填平，部分地方改为篮球场。
紧挨游泳池的西边是一个露天水泥篮球场。由于有了这个优越条件，机关男女篮球队在中直机关多年比赛中都是名列前茅。不少大院的孩子也都成了各自学校篮球队成员，尤其家住新北楼，在北京二中上学的徐纪新，五中上学的秦超英等还是北京市少年宫和东城区业余体校篮球队的主力队员。那时球场经常有各种比赛。由于中宣部机关的因素，1965年国庆节前，刚刚参加完第二届全运会比赛的亚军四川队，以及新疆队还来该场地进行了表演赛。当时的气氛异常热烈。大院人们兴致勃勃地观看着两个全国顶级球队的高超球艺，目睹了身高两米一八，那个年代国内身材最高的四川运动员石挪威在球场上下的风采。尤其是孩子们，心情更是激动，简直像过节一样兴奋。有的悄悄跑到石挪威身后比身高；有的窜前跑后，鼓掌加油，恨不得自己也能上场，一显身手。
篮球场西侧是个小操场。可以踢足球、玩游戏。小操场南边有两个水泥乒乓球台。一到课余时间和假期，这里到处是欢声笑语及孩子们龙争虎斗的矫健身影。它是大院孩子们玩耍、竞技的乐园也是他们极其留恋的活动场所。篮球场及小操场文革后期被改做车库。
1961年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之后，乒乓球运动非常普及。机关在办公大楼会议室、图书馆大厅、放映室、教育楼一层都设有球台，为乒乓球爱好者提供了广泛的活动场所。
当时机关大院进出主要是西门。开始是沿用北大后期修建的旧门楼，五十年代末拍摄电影《青春之歌》时，曾把它作为影片外景的一部分。六十年代初改建成现在的式样。门牌号最初为松公府夹道10号，1965年后改为沙滩北街2号。在幼儿园楼西侧还有一个和该楼建筑相匹配，很宏伟的大门。门楼上从右到左写有“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一排红色仿宋字。该门是和幼儿园楼同时修建。中宣部机关接管后基本上都是紧锁着。1979年修建宿舍楼时被拆除。南门也就是原北京大学的旧门，五十年代一直开放。六十年代初因红楼归文物局管理，在红楼北边修建了围墙，对大院而言，南门也就关闭了。五十年代末由于北河沿大街建成，在游泳池东北面修建了东门，但只开放了一两年就关了，基本上只供重大会议的车辆出入。
由于中宣部是党中央主管全国宣传、文化、教育、体育、科技、卫生等意识形态工作的综合性职能机关。每逢召开各种会议时，各种颜色的“红旗”、“吉斯”、“吉姆”、“奔驰”、“伏尔加”、“华沙”、“胜利 ”、“上海”等那个年代在中国大地上行驶的全部型号的公务小汽车停满了前后院。很多小孩一看见车号，就知道今天有哪位中央领导到了大院。这在当时是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线。六十年代初，一位来大院出差办事的外地同志，看到这个情景，曾惊叹“上海半个城市的小汽车都集中起来也没这么多！”这虽然是夸张之词，但也足见大院当时地位的重要和公务繁忙的景象。
大院人的工作、学习、生活除了有自己的特殊性外也和整个国家的大环境同步进行。
建国初期，在毛泽东同志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做了“发展体育事业，增强人民体质。”的题词后，整个中华大地掀起了全民体育锻炼的热潮。作为中央主抓体育工作的职能机关中宣部，也于1954年在民主广场上举办了第一届机关运动会。运动会的具体策划是图书馆马志光同志。当时的场面非常热烈，共和国刚刚成立五年多的机关工作人员整齐列队，雄赳赳，气昂昂地通过原北京大学小礼堂前面的检阅台，接受部领导的检阅。中宣部副部长，已经77周岁的徐特立徐老代表部领导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结合自身体会，讲述了体育锻炼的重要性，指出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机关工作人员一定要把锻炼身体摆到重要位置，要跑步，要爬山，他虽然已经年近八十，身体也不是太好，但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强锻炼，下班坐车回家，只要出了小车门，就小跑进屋门，并表示争取活到一百岁，要为革命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1968年徐老去世，享年91岁，在那个年代绝对算是高寿了。这届运动会的体育项目主要有：一百米短跑、四百米接力、一千五百米长跑以及跳高、跳远、投掷铅球等，尤其机关办公室董连壁同志的1百米短跑，跑出了12秒9的优异成绩，创中直机关的百米记录。此外，为了活跃气氛，增强人们体育锻炼的热情，运动会还增设了“勺子拖鸡蛋50米竞走”、收发人员骑自行车1500米比赛等一些趣味性项目。
1958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号召不久，消灭老鼠、苍蝇、蚊子、麻雀的除四害的宣传画、黑板报在大院到处摆放、张贴。单位除了给每个工作人员发放苍蝇拍外，在食堂周边、各个宿舍楼区内还放置了数十个用铁纱做成的诱蝇器。果园里、没人居住的地下室、有锅炉管的地下道，撒满了灭鼠药。那段时间里，尤其是星期日，整个机关大院，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人们拿着旗子、扫帚在院里来回转，发现有麻雀飞过来就一阵呼喊和狂打。被错划成“四害”之一的小麻雀当时非常可怜。严密的“围追堵截”，使它们根本没有落脚喘息的地方，有的飞着飞着就直接从半空落地摔死了，被拾到者作为战利品上缴。夜间大院里到处散发着被点燃着熏蚊子的艾草味，使人仿佛有了在乡村生活的感觉，倒也别有一番情趣。
1958年大炼钢铁时，机关工作人员在游泳池旁边，也架起了3座小高炉。每天晚上矿石融化，铁水涌动的炉火照亮了大院的天空。人们望着炉中滚烫火红流动的钢水，就像看见迎风招展的三面红旗，兴奋地以为超英赶美的目标就要实现了。结果炼出的一块块钢锭都没派上用场，一直堆放在东门南面的墙边，七十年代初为了腾地方，作为废品，让物资回收站给拉走了。
1959年5月4日是“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纪念日。作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这一期间，机关在红楼一层，毛泽东和李大钊当年的办公房间举办了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和领袖光辉业绩展览。5月4日当天上午，在办公楼前的大槐树下召开了隆重的纪念大会。副部长周扬和优秀青年代表发表了讲话，大家决心继承发扬五四精神，把伟大的祖国建设的更美好。晚上，在食堂东边的小操场上举办了别开生面的篝火晚会，大人欢歌起舞，小孩拍手鼓掌，欢乐的气氛，多少年后都使人难以忘怀。
六十年代前后的自然灾害时期，大院人的日子也都不好过。机关在游泳池东边修建了养猪场。食堂把院内仅有的几棵榆树上长的榆圈揪下来掺在玉米面里做窝头。有时部领导还会通过关系从新疆等地弄一些黄羊肉，每逢此时职工的饭碗里就会增加些荤腥味。为了不让孩子们饿着，机关一度在饭堂的东半边专门成立了儿童食堂，小学中低年级的孩子交完规定的钱和粮票之后，菜一人一份，主食不让带走,随便吃，在那个年代这应该算是非常优厚的待遇了。
当时周末，除了在放映室或教育楼放映电影以外，夏秋两季，办公大楼前西侧也经常挂起荧幕，为大院住户放映最新的影片。那个年代的孩子们业余生活很单调，除了玩耍，最有兴趣的就是看电影。为了能早点看上“好电影”，有些胆大淘气的孩子还经常乘值班人员疏忽大意时，从教育楼一层乒乓球活动室的窗户爬进楼内。悄悄躲藏在电影幕布后面，从荧幕反面，与中央领导、部处领导一起观看当时社会上没有公演，或者根本不让放映的“内部电影”。虽然屡屡有被抓住的经历，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这种事情始终都没有停止过。
电影中的情节，增长了他们的知识面和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以及助人为乐的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人成长。另外，电影中的一些情节也常会使孩子们很快模仿。公演《三剑客》后，用铁丝拧成的所谓“宝剑”在他们中对打成风；《飞刀华》上演刚完，铅笔刀、水果刀就在树上、电线杆上飞舞；演完《地雷战》，铁丝加猴皮筋埋在泥土地里互相寻找的“挖地雷”游戏，盛行了足有半年；放完《寂静的森林》的第二天晚上，就有小孩在东墙边草地点火，说是给飞机发信号，幸好发现的早，及时扑灭，才未造成火灾。此外在各个楼区之间，用粗铁丝窝成枪，用牛皮纸叠成子弹开展的蹦弓战；用竹竿、木棒互相对打的拼竹竿战，以及风靡几年的“官兵捉贼”游戏，也多多少少是受到电影的影响。这些游戏惊险刺激，虽有些危险，但却充满了童趣。不仅丰富了他们的业余生活，也间接磨练了他们的意志，给那个时代的孩子们留下了毕生难忘的记忆。
为了对孩子们进行正确的引导和丰富课外生活，机关从六十年代初到文革前一直办有学生俱乐部。中宣部的陆鑫、王树人和《红旗》杂志社的凌志等同志先后任专职和兼职辅导员。同时也陆续让院内部分学生做服务，协助管理。活动场所，曾经先后安排在红楼、放映室、图书馆楼、幼儿园楼等地。俱乐部平时管理低年级的学生放学后做作业。寒暑假把整个大院初中以下的学生都组织起来，阅读、出借图书、玩棋类、去工厂、天文馆和北京各个博物馆参观。联系参加北京市少年宫和什刹海业余体校的活动等。六十年代初，还把初中以上家境不太宽裕的同学组织起来，在印刷厂、纸库等部门勤工俭学。为了对院内孩子进行国内、国际形势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每次共青团中央召全国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后，机关参加大会的代表和团委书记都会把初中以上的学生召集在教育楼或放映室进行会议精神传达和教育。
时隔四十多年，那时的工作人员早已离休、退休。那时的孩童早已为人父母，度过了知天命之年。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个别人还有了矫人的业绩。但在“沙滩大院”生活、工作的经历，在无形中却给很多人留下了许多值得回味的记忆。
结 束 语
1966年6月，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大院人正常工作和生活也随着运动的发展被打乱。
1967年6月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中宣部一度被取消，大院由《红旗》杂志社统一管理。期间有一两年称作“中直沙滩机关”。1970年办公区和宿舍区分开，大院被划分成若干部分，原来意义上的“沙滩大院”基本解体。
在办公区除了《红旗》杂志社外，主要单位先后有：中央文革文艺组、宣传组、政治研究室、国务院文化组、文化部、对外文委、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以及文联、作协所属的协会、报社、出版社等几十个部门。这期间，平房加层成为楼房；防火通道加门变成库房。各单位见缝插针，到处搭临时建筑，到处搞建设。七十年代末，还曾发生过一个单位白天垒墙圈地，夜间就被另一个单位给推倒的事情。那些年里，“沙滩大院”办公区既显热闹，也不乏拥挤，杂乱的现象。
2000年前后，在中央有关部门的统筹协调下，大部分单位陆续迁出。办公区被划分成若干部分后，主要单位为，1988年7月，由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刊名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社。
几年来，在《求是》杂志社几任领导的经营管理和全社同志的努力下，违章建筑、简易楼被拆除，办公区重新清理、规划。原来大院的主体部分又逐渐恢复了生机：办公大楼进行了重新装修；老果园的部位栽种了许多花草树木；老的食堂、锅炉房、印刷厂全部拆掉，在废墟上盖起了一幢整体风格与红楼和办公楼相一致，集饮食、娱乐、健身为一体的四层综合楼。整个大院宽敞、宁静、绿荫掩映，是现代繁杂闹市里难得一觅的办公场所。
后 记
多年来，每逢北京大学举行校庆之际，经常有当年在这里读书和战斗过的老北大学生，现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三五结伴，带着怀旧寻根的心情来到大院，来到红楼，来到图书馆。虽然沧桑迭变，但旧址旧物犹在，往事印痕依稀可见。他们频频照相留影。往事的回忆也常常使他们情不自禁地向围观的人们讲述起那段在东城，在红楼，在“沙滩大院”的故事。对沙滩大院、对红楼缅怀之情溢于言表。
2000年10月7日和2002年10月13日，由当年大院少儿朋友皮声浩等组织发起，少儿朋友陈健等出资，300多人参加，名为“沙滩机关大院老朋友聚会”的活动分别在灯市西口的“松鹤大酒店”和“沙滩大院”举行。
为了参加聚会，有的人推迟了公务活动，有的人放弃了加班，有的人专门从外地赶回北京。分别三十多年后再相聚，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久别重逢的喜悦。儿时的朋友们双手紧握，互致问候，畅谈阔别多年的经历，讲述各自的人生故事。还有的叫着倍感亲切的“绰号”，回忆着童年往事，畅叙着当年的友情。第二次聚会还邀请了不少家长参加，为此东城区卫生局还开来一辆救护车，为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保驾护航”。老少两代几百人，在办公大楼前集体合影留念后，一同进入改建后的教育楼礼堂，观看用老照片制作，反映机关大院当年面貌和少儿时代生活的幻灯片。活动期间，不少老朋友和小朋友登台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即兴讲话，欢乐的气氛在争相合影中达到了高潮。
现在机关大院的老朋友、小朋友虽然分散居住在北京市内各个地方，但是只要每逢有当年同事、朋友的生日聚会；乔迁新居的邀请；海外学子归来的宴请；乒乓球友的较量、切磋等信息，大家都是踊跃参加。虽然在共和国历次政治运动中，大人们曾经有过些恩恩怨怨，孩子们也难免为一点小事争吵、打架。但对大多数在大院工作、战斗、生活过的人来讲，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长以及阅历的增多，所有的不愉快都已烟消云散，留下的只是美好的回忆和故事。毕竟，他们拥有过共同的精神家园——“沙滩大院”。
来源：东城区图书馆网
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国际法研究所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北街1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