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有很浓的五四情结。一方面说明它是我们思想文化的一个源头,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五四时期提出和面对的一些问题至今仍然需要我们面对。比如社会转型和文化重建问题。五四运动后文化重建是五四需要解决的燃眉之急,即建设新文化,以此来取代以往的和旧的社会制度、旧的社会结构、旧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社会文化。这是五四提出来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这和现在新一轮的社会转型时期所需要的文化重建是有相似性的。
五四就是要解决一个核心价值观的问题,抛开以往传统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价值观,提出了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新的价值观、现代文化价值观,确立了核心价值观,进而在这个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系列的价值体系。
目前,我们也面临着一个核心价值观的重建问题。如今,社会剧烈转型,人们在道德上无所适从,伦理观念多元模糊,这就需要重建核心价值观。所以说,我们现在再来回顾五四的精神遗产,实际上也是因为我们正面对着和五四时期相近的情境:社会急剧转型——核心价值观——文化体系如何重建?我们的改革开放也有类似的危机,如果我们不改革,不朝着全球化的方向走,我们就会走向灭亡,在世界竞争格局中肯定只有完全落后。
所以,我们应该反省五四时期的文化重建和核心价值的重建,给我们留下了哪些成功的经验。五四提出来的民主科学的构想在后来的实际操作当中有很多波折,其核心价值观并没有在中国社会扎根,所以我们也应该反省五四的核心价值观和文化重建不是很成功,或者说是不太完满,原因在哪里。我想我们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做一些实事求是的、贴近历史现实的分析。
文化包含很多方面,但是对于人的现代化来说,最根本的是社会主流伦理问题,即形成怎样的社会主流伦理、塑造怎样的国民性。五四时期提出了伦理革命,其核心就是以个人本位代替家族本位。当时的一部分青年人还在学生时期,还没有完全进入到社会生活,对于个人本位的观点,他们绝对是全心全意同意的,但一旦结婚之后,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恐怕就行不通了。由此可见,五四提出以个人本位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伦理,是不是适合当时的社会实际,能否推广到实践当中去,是很有疑问的。
五四重要的价值是提出了一个核心价值的方向,个人本位和工业化、社会化方向是趋于一致的,但是同时我们还应考虑到这个方向的实践性、它在社会中的可行性以及它在社会中的基础和土壤。
所以,今天我们考虑核心价值、社会伦理或者新的道德体系时,就不只是从某种观念的正确性这个层面来考虑,要考虑一定的方向性,以及考虑到和实际社会生活,特别是人们普遍生活方式的衔接性。这可能是我们今天反省五四,并能够得到的一些解决社会伦理的重建、核心价值的建构的启发。
(本报记者杨阳/整理)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9年0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