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觉悟与迷茫
相对于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民族民主主义是民主主义在中国谱系中的老大哥。民族民主主义的形成，标志着中国人在民族与民主问题上的两大觉悟。但这种觉悟只是初步的觉悟，一遇到挫折很容易陷入新的迷茫。因此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又要大声疾呼“伦理的觉悟”。
民族与民主的自觉
梁启超指出，中国人在西方文明的刺激下，经过五十年的进化，有了两个方面的自觉:“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一种是民族建国的精神，第二种是民主的精神。”（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论概论》，《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文集之三十九，46～47页）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占主流地位的是（扩大的）个人中心主义（家族主义）和（华夏）文化中心主义（天下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观念比较淡漠。因此，鲜卑人、蒙古人、满族人来管“中国”（中原）汉族人的事，后者也不是特别在乎。梁启超根据上个世纪之交流行的一种单线进化论，认为中国当下必须强调民族主义。
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根据欧洲学者的国家理论，将过去、现在、将来划分为六个时代。过去是从家族主义时代到酋长主义时代到帝国主义时代（包括神权帝国和非神权帝国），现在是从民族主义时代到民族帝国主义时代，未来是万国大同主义时代。用孟子的语言来概括国家思想的变迁，帝国主义时代是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民族主义时代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族帝国主义时代是社稷为贵，民次之，君为轻。“十八、十九两世纪之交，民族主义飞跃之时代也。法国大革命，开前古以来未有之伟业，其《人权宣言书》曰:‘凡以己意欲栖息于同一法律之下之国民，不得由外国人管辖之；又其国之全体乃至一部分，不可被分割于外国。盖国民者，独立而不可解者也。’云云。此一大主义，以万丈之气焰，磅礴冲激于全世界人人之脑中，顺之者兴，逆之者亡。”“今日之欧美，则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嬗之时代也；今日之亚洲，则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相嬗之时代也。”“凡国而未经过民族主义之阶级者，不得谓之为国。譬诸人然，民族主义者，自胚胎以至成童所必不可缺之材料也；由民族主义而变为民族帝国主义，则成人以后谋生建业所当有事也。……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18～22页）
梁启超已经认识到近代民族主义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没有民主主义的勃兴，民族主义就缺乏道义上的合法性。他曾批评中国人缺乏“公德”，但法国大革命前的欧洲人同样缺乏“公德”。在“私天下”、“家天下”的“帝国主义时代”，人们不会萌发爱国主义之类的公德心，只有在公共领域向平民敞开，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密切关联的“民族主义时代”，爱国主义才具有真正的感召力。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在精神上是贯通的和相互包容的，因而梁启超说:“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
“内生型”和“外激型”民主化
李泽厚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提出“救亡压倒启蒙”一说，认为中国“救亡的局势……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37、33页）此说在1980年代曾好评如潮，在随后的十年中则受到许多的批评。笔者以为，这一理论还是有值得发掘的闪光点的。
各国的民主化进程可以分为“内生型”和“外激型”的。英国是典型的“内生型”民主化，法国民主化以“内生型”为主，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英国民主化的刺激，法国大革命后期受到欧洲各君主国的围攻，救亡的局势使其日益激进化。中国的民主化要求则主要是对外来刺激的反应。“内生型”民主化的主要动力是“启蒙”，是哲人对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的理性探求，是普通民众和各种社群对自身权益的不懈追求。“外激型”民主化的主要动力是“救亡”，其主导者试图通过引进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摆脱国家面临的危机和险境，进而赶超先进国家。
“外激型”民主化很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即不是从基本人权和普世价值观的角度来理解和把握自由、民主、宪政，而是从“实际功用”和“进化规律”的角度来阐释它们。
依据对伦理道德、社会正义的虔诚信念追求民主，才能具有稳固和坚实的思想基础；期待它能够立竿见影地发挥“救国”、“强国”的“实际功用”，则一遇挫折就很容易悲观失望，动摇对民主的信念。民国初年的国民党人充分表现了这种“五分钟热情”，他们甚至连一部宪法还没有制定出来，就丧失了对宪政主义的信仰。
欧洲人追求自由和民主，可以凭借由来已久的自然法思想传统；严复、梁启超以来的中国人追求自由和民主，由于缺乏深厚的本土思想资源，只好引进最时髦的“进化律”。这很容易成为用强权代替正义，用国家自由压制个人自由的借口。正是依据“进化律”，梁启超才认为用“社稷为贵，民次之”的民族帝国主义取代“民为贵，社稷次之”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时代的“进步”。晚年孙中山更是说:“欧洲当时是为个人争自由，到了今天……万不可再用到个人身上去，要用到国家身上去。个人不可太自由，国家要得到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将行动自由，便是强盛国家。再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己”。（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三讲；转引自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33页）
在呼吁“伦理的觉悟”的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把“人权说”列在“近世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之首位，并提出了“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的大原则。（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36、172页）在他之前，已经有谭嗣同鼓吹“个人之自主”、梁启超“权利必自个人始”和章太炎“个体为真，团体为幻”的观点，但是，“人权说”在中国思想界只是一股潺潺细流，到五四以后，便被恣肆中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实用主义（实验主义）和唯物主义掩盖了。孙中山晚年的思想转变表明，如果没有自由主义思想传统的浸润，民族民主主义（或者二民主义、三民主义），很容易演变为民族专制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
二、内联与外竞
在梁启超之后，民族民主主义在中国的正宗传人是中国青年党人。从《醒狮》周报、“大江学会”、“孤军社”，到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再到中国青年党，这一派人自己举的旗帜是国家主义，但与我们所说的民族民主主义在精神上是一致的。由于国共两党长期占据海峡两岸中国的历史正统，国人尤其是大陆的民众对于中国青年党的意识形态和内外政策缺乏最起码的了解。
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
早在余英时发表前引言论之前七十年，胡适便在一篇日记中提出了类似观点，他将民族主义视为1923年以后中国主流思想的基调之一。（转引自欧阳哲生:《自由主义与五四传统——胡适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载《胡适研究丛刊》，第二辑，33～50页）如果从一个特定的视角来审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中国思想界，可以发现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两大潮流。
世界主义包括左右两翼。胡适、陈序经倡导“充分世界化”、“一心一意的现代化”、“全盘西化”，主张融入以英美为代表的世界主流文明，代表了世界主义思潮的右翼。瞿秋白、王明忠实执行共产国际的指令，标榜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中国积极推行“苏维埃化”，代表了世界主义思潮的左翼。但是历史表明，在面临民族危亡之秋，左右翼的世界主义都比不上民族主义在中国民众中的感召力。
我们把民族主义分为左中右三个分支:民族共产主义、民族民主主义、民族传统主义。陈独秀、毛泽东是民族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前者断然拒绝在中东路事件中表态支持苏联红军入侵东北，后者软磨硬抗，拒不执行斯大林要求八路军加强对日作战以减缓日军对苏联边境威胁的指令，均是出于民族共产主义的立场。
戴季陶、蒋介石是民族传统主义的代表人物。戴季陶在孙中山挽联中称其“继往开来，道统直承孔子”，从而把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诠释成一种传统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对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两面作战，称它们同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今后国民的心理建设，应以独立自主的思想运动为基础。而其最重要的条目，则为发扬民族固有的精神，讲求科学真实的智识。”“培养国民救国道德，即恢复我国固有的伦理而使之扩充光大。而其最重要的条目，则发扬我国民重礼尚义，明廉知耻的德性。这种德性，即四维八德之所由表现。而四维八德又以‘忠孝’为根本。为国家尽全忠，为民族尽大孝，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实为我们中国教忠教孝的极则。”
抗战初期，右翼民族主义居于正统地位，但是到1943年以后，由于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表现不佳，再加上美国在华记者、官员和军人对蒋介石独裁政治的抨击和对民族共产主义者的好评，左翼民族主义逐渐占据了上风。
作为中间派的民族民主主义者，既没有政权和武力的支持，也没有国外的直接奥援，他们的声音便显得很微弱。但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民族共产主义者在抗战期间转变了一种话语方式，让人们乍一看很像是民族民主主义者，从而挤占了后者原本就很狭窄的话语空间。尽管如此，仍然有必要了解正宗民族民主主义者的观点。
阶级革命与全民革命
中国青年党的纲领称:“本国家主义的精神，采全民革命之手段，以外抗强权，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内除国贼，建设全民福利的国家为宗旨。”（方庆秋主编:《中国青年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10页）这是对于五四运动“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口号的直接继承。
国家主义者并不一概反对革命。“因为不将国内恶势力打倒，国外的恶势力驱逐，国家的一切建设都无从做起，因此中国的恶势力一天不消灭，中国青年党是一天不放弃革命手段的。”（《中国青年党》，10～11页）但是，他们主张“全民革命”而非阶级革命，也就是说，他们不主张把某一或某些社会阶级作为革命的对象，也不主张只把某一或某些社会阶级作为革命的依靠力量。
而当时的国共两党都是主张阶级革命的。共产党就不必说了。蒋介石在1924年2月17日的演讲中说:“现在世界只有两种斗争，一种是民族斗争，一种是阶级斗争。”被压迫民族一定要起来斗争，求独立，这是人类的天性。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一定要反抗资本阶级，不仅不再做资本阶级的奴隶，而且还要根本摧毁资本阶级不劳而食的社会基础。这两种斗争，最终事实上都要通过武装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中国的革命，要在阶级斗争之中，来求民族独立；在民族独立之中，来求革命成功。”（蒋介石言论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64年未刊稿，197～200页；转引自杨奎松:《走向“三二○”之路》，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改组派人士在1929年2月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表示:“本党代表农工小市民的利益而奋斗，决然的要联合这条革命的坚强战线，奋斗到底。”（查建瑜编:《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77、136页）
鼓吹阶级革命，必然要背离了本来意义上的民权主义。联俄联共后的国民党称:“近世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于此有当知者，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盖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藉以破坏民国。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85～88页）这里所谓“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与毛泽东后来所谓民主权利只能给予“人民内部”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全民革命”中的“革命”有其特定的含义。“革命是革命者以其自身实力去与恶势力相拼，以求最终的胜利。而其实力如不在革命者的自身，不由革命者去一手造成，则其革命前程未有不失败者。况且在国内革命而简直去依赖外人之力！”“因此我们的革命军是能爱国救国的革命群众，不是做临时买卖的土匪军阀；是重纪律保乡邦而能自动的民团，商团，农团，而不是受外人国贼豢养愚弄的军队。”（《中国青年党》，100～102页）事实上，国家主义者所谓的“全民革命”就是梁启超在五四时期提出的“市民的群众运动。”（《对于北京国民裁兵运动大会的感想》，《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22～23页）
梁启超说:“十年以来，号称优秀分子的人，或是运动这军阀打那军阀，便养成个更大的军阀；或是运动军阀手下的人去倒军阀，或是运动些土匪来倒军阀。”“都完全没有了解民主政治真意义。所走的路都走错了。”（《外交与内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50页）国家主义者接受了梁的这一思想，反对国民党“（一）欲拥戴军阀以求武力统一；（二）欲依赖外人以图包办国事”。“今次国民军北伐，其目的在打倒北洋军阀，而尤集中于以北洋正统自命的军阀吴佩孚，我们对此，本无不赞成之理。但出师之初，国民军首领蒋介石便宣称‘中国革命应受第三国际指挥’，且主要军队尚未出发，而唐生智、方本仁、袁祖铭……等等素与国民军乏缘，而其殃民行为又素著者便纷纷以国民军军长称，而齐集于革命北伐的旗帜下。于是北伐的成功与否，我们便不敢抱乐观。”（《中国青年党》，102页）
1926年8月1日通过的《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时局宣言》提出了四大口号:“我们既相信全国民众团结的力量足以消灭一切军阀官僚的恶势力而有余，我们既一心一意从团结全国民众上做功夫，故我们反对联络任何军阀官僚的主张——内不妥协！我们在历史上事实上既明明的看见勾结外人以谋国是足以亡国，又在今日现象上深深的感觉着依赖外力以言革命绝不成功，故我们反对依靠任何欧美国家的主张——外不亲善！我们认为中国除了少数军阀官僚，奸商……等卖国贼而外，其余大多数都是爱国者。在革命救国途径当中，爱国者都有合作的需要与可能。便在这种需要与可能上，奠定了我们的——全民革命！全民革命的要求，是反抗一切专制者；无论他是贵族专政，军阀专政或一切阶级专政都不是以全国民众在国家之下有同等权利为念！因此我们全民革命目的必得是——全民政治！”（《中国青年党》，102页）
亲善主义与自强主义
中国青年党主要领导人之一李璜指出，“国家主义的外交政策在在排斥含依赖性的亲善主义而主张自强不息，要首先靠自家的力量”。（《中国青年党》，40页）
亲善主义与反帝主义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国民革命时期的中国社会精英，已经比前一时期具有了更多的自信和更开阔的眼界。他们不再把中国看成任人宰割的羔羊，也不再被动地防范外国干涉，而是把中国视为国际格局中的重要一员，把中国的变革视为世界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孙中山曾对鲍罗廷表示，希望在世界上筹组中、德、俄联盟，挑战凡尔赛和约以后的世界秩序。（转引自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35页）孙中山逝世后，在鲍罗廷指导下制定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其内容更与第三国际的文献如出一辙。《宣言》指出:“中国国民革命，实为世界革命之一大部分。其努力之目标，在打倒帝国主义。”“吾人所指为中国之生路者则如下:其一，对外当打倒帝国主义。其必要之手段:一曰联合世界革命之先进国。二曰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之民族。三曰联合帝国主义者本国内大多数被压迫之人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442～447页）在国共两党看来，亲善或曰联合（主要是联俄），是打倒帝国主义的“必要之手段”。
国家主义者则指出:以为打倒全世界帝国主义才是国民革命最终目的的人，不知帝国主义乃至资本主义在世界上本不是一个整个的组织，其本来性质就含有竞争冲突的成分甚多。对于中国的侵略也不是国际的，而是国别的，中国若想解除不平等的束缚，只有利用这种列强间冲突抵触的形式，从中分别应付，断不能高唱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促成列强的团结一致，自行断送独立的生命；尤不应甘心受苏俄的卵翼，盲目前驱，代人受祸。（《中国青年党》，115页）国家主义之所以反对与苏俄亲善，是因为它“派兵占领我外蒙，侵犯我中东路权，虐待我旅俄侨胞，干涉我国内政，翻悔其既承认取消之不平等条约”。（《中国青年党》，96页）
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政坛上，曾经先后出现过亲俄（后来是亲苏）、亲日、亲德、亲英美的势力，其另外的一面则是鼓吹反日、反英美、反苏以及反帝。国家主义者则反对依赖任何外力，投靠任何外强；同时反对主动对外树敌，更反对“高唱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他们主张自强不息，集中力量发展自身，利用列强间的矛盾冲突，以利于应付对本国威胁最大的外来侵略势力。
1949年以后，毛泽东的外交路线始终徘徊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国家利益之间，一会儿搞亲苏“一边倒”，一会儿孤家寡人地“打倒帝（美英日澳及北约各国等）修（苏联及华约各国、古巴等）反（印度、印尼及东南亚各国等）”，在全世界只剩下阿尔巴尼亚一个同志，一会儿又搞联美“一条线”。这种颠三倒四的外交方针不可能真正把握国际复杂形势，有效运用国际资源，发展自身国力，在“外竞”中取得最佳成绩。1982年中共十二大以后，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国开始实行全方位外交；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国家利益堂而皇之地成为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国家主义的外交政策终于得到发扬光大。
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包括无政府主义），在政治路线上很少有合拍的地方。戴季陶曾说:“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世界主义也”。（天仇:《无道国》，1911年2月2日《天报》）又说:“俄国的革命是在世界主义的下面，以一国家固有的范围为起点的革命，并不是在国家主义的下面，以一国家为单位的革命。”（《国家主义之破产与社会的革命》，《星期评论》第47号，1920年4月25日）国家主义主张“内联”，实行以“全民政治”为目的的“全民革命”、“政治革命”；社会主义主张“内竞”，实行以“消灭资产阶级”为目的的“阶级革命”、“社会革命”。国家主义主张“外竞”，集中全力于发展“自家的力量”，自强不息以实现大国梦、强国梦；社会主义主张“外联”，“联合世界革命之先进国”，“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之民族”，“联合帝国主义者本国内大多数被压迫之人民”，打倒一切帝国主义。
现在有人主张集“内竞”、“外竞”于一身的“新国家主义”，其实这种主义并不“新”，也就是历史上曾经显赫一时的“民族社会主义”，即纳粹主义。德国纳粹主义首先把矛头指向国内的犹太人（尤其是犹太金融家），反犹主义得逞后再实行对外侵略扩张，妄图在全欧范围内建立德意志第三帝国。日本军国主义（皇道主义）对内鼓吹“底层的革命”，“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财阀政权”，“彻底贯彻以天皇为中心的大家族主义”、“纯正日本主义”、“绝对主义”和“全能政治”，对外则悍然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以圆其“大东亚共荣圈”、“大亚细亚主义”的美梦。导致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2•26兵变”的策划者北一辉就同时鼓吹阶级论、民族论与战争论。“攘外必先安内”，“内竞”（内斗、内战、对内镇压）压倒“外竞”，“打不过鬼子就杀汉奸”，这是新老“民族社会主义”的必然逻辑。
来源：凤凰网历史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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