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忘却的纪念

作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大红楼在当时不仅是“雄视一方”的西式建设、高等学府，也是名人荟萃之地。今天的北京大学已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名人、学者，但我们仍然不可遗忘历史上的老北大，更不可忘记那座具有光荣历史荟萃群星的红楼。现在，红楼已辟为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它坐落在东城，是东城的骄傲。

群星璀璨荟红楼

在近、现代，

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而东城地处北京的中心地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北京东城的历史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近、现代的北京史乃至中国史。从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三一八、一二九，到反饥饿、反内战的爱国运动都爆发在北京东城。而纵论这些事件或运动对我国近、现代史的影响最大、意义最深，莫过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了。

作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大红楼在当时不仅是“雄视一方”的西式建设、高等学府，也是名人荟萃之地。自德高望众的蔡元培先生1916年任北大校长后，主张学术民主，百家争鸣，对新旧思想实行“兼收并蓄”的办学方针，一时间，云集北大的著名学者不仅有胡适、辜鸿铭、钱玄同、刘半农、杨昌济、刘师培等，还有很多国内闻名的专家如李四光、马寅初、翁文灏、沈尹默、马叙伦、陈垣等，而一大批新民主主义革命家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毛泽东等也都工作在北大红楼，使这座高等学府更显群星璀璨，使当时的北大成为新思想、新文化孕育和传播的基地。由于开展新文化运动，北京的思想界、学术界非常活跃。

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时，在红楼创办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五四”运动后不久，又在此建立了北方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罗章龙、范鸿劼、刘仁静等成为了小组的初期会员。

“五四”运动中更走出了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热血青年如傅斯年、罗家伦、黄日葵、许德珩、谭平山、匡互生等。今天，当我们回味那波澜阔的“五四”运动时，仍被那些爱国主义的行为所感染。“为雪心头恨，而今作楚囚。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痛殴卖国賊，火烧赵家楼。锄奸不惜死，来把中国救。”这些振奋人心的诗句似乎又耳边回荡。的确，北大红楼不仅是科学文化的摇篮，也是一座革命的摇篮，这里不但有中国一流教授、学者、专家，也培养出了无数革命志士。“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五四”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誔生准备了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大学虽迁至西郊原燕京大学旧址，但红楼被定为国家文物和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被保留下来。今天的北京大学已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名人、学者，但我们仍然不可遗忘历史上的老北大，更不可忘记那座具有光荣历史荟萃群星的红楼。现在，红楼已辟为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它坐落在东城，是东城的骄傲。

永恒的风景

大凡历史稍长一点的学校，都有属于自己的“永恒的风景”。构成这道“风景”的，除了眼见为实、可以言之凿凿的校园建筑、图书设备、科研成果、名师高徒外，还有必须心领神会的历史传统与文化精神。介于两者之间，兼及自然与人文、历史与现实的，是众多精彩的传说。

比起校史上极具说服力的统计数字，这些蕴涵着温情与想象的“传说”，未免显得虚无缥缈；因而，也就不大可能进入史家的视野。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大学”更为充满灵性的场所。漫步静谧的校园，埋首灯火通明的图书馆，倾听学生宿舍里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或者“远眺”湖边小路上恋人的窃窃私语，只要有“心”，你总能感知到这所大学的脉搏与灵魂。

对于曾经生活或向往生活于其间的人来说，这些半真半假的故事极有魅力。世人之对“红楼内外”感兴趣，也有各种各样的机缘。其实，“老北大”之成为众口传诵的“故事”，很大程度得益于时光的流逝。抗战胜利后，北大人终于重返红楼，可几年后，又因院校调整而迁至西郊燕大旧址，从此永远告别了令人神往的沙滩马神庙。

紧挨着皇宫的大学

北大之所以名扬四海，很大程度得益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西学的引进与新文化的产生，既有密切的联系，也有不小的区别。谈“西学东渐”，上海更适合于作为题目；至于“新文化运动”，则是发生在古都北京，而且由当年的最好学府北京大学挑头。就因为，后者包含着关于民族国家的想象，涉及士大夫政治的转型，以及知识分子的独立与自尊。不满足于寻求新知，更愿意关心天下兴亡，这一自我定位，使得“闹学潮”成为北大的一大景观。很难想象，没有学潮的北大，能否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作为一所大学，北大固然以培养了大批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而骄傲；而北大影响之所以超越教育界，则在于其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而在某个特定时期，闹学潮几乎成为“争民主”的同义词。

北大之闹学潮，可谓渊源有自。1935年12月30日，刚刚结束一二•九运动的北大学生，出版了《北大周刊》第一期（一二•一六示威特刊）。其中有赵九成所撰题为我国历史上的学生运动的文章，意在正本清源：

我们的学生运动，不是从现在起的，也不是从五四时代起的，推溯其源，当导源于东汉。……在中国，最先发生的便是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

北大学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参与意识，与古老的太学传统，确实不无联系。皇家大学，这才是当年创办者的真正意图。将一所大学建在皇宫旁边，不会是偶然的巧合。《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上有一张北大全景照片，显然是在景山上俯拍的。当年的摄影师，只要稍微调整一下镜头，紫禁城便进入视野。只不过大学堂开办不久，帝制便已覆灭，民国子民不再仰慕皇宫。

与近年各种真真假假的皇家服饰、皇家菜系、皇家建筑大行其时截然相反，二三十年代的读书人，更愿意强调其平民意识。诸多关于北大周围环境的描述，偏偏不提近在咫尺的皇宫。张孟休的《北京大学素描》，已经讲到了景山公园的“高岗眺望”，皇宫依然不入高人眼。刘半农欣赏三院前面的无名小河，理由是“带有民间色彩”和“江南风趣”，远非“围绕皇城的那条河”可比（《“北大河”》）。四十年代中期，朱海涛撰写《北大与北大人》系列文章，其中《沙滩》一则，终于从汉花园、大红楼、松公府、四公主府转到了远眺“玲珑剔透的紫禁城角楼”：

向西望去，护城河的荷花顺着紫禁城根直开入望不清的金黄红碧丛中，那是神武门的石桥，牌坊，那是景山前的朝房，宫殿。我尤爱在烟雨迷蒙中在这里徘徊，我亲眼看到了古人所描写的“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烟树万人家”。

文章对日本侵略军将北大人引以为荣的红楼作为兵营打发感慨，可想而知，谈论紫禁城，也是个相当沉重的话题。不管是故国相思，还是观光游览，紫禁城的帝王之气，并不为浮尘所完全掩盖。因而，朱文的最后一句，“北大人是在这种环境中陶冶出来的”，值得仔细琢磨。

在望得见皇城的地方念书，形成何种心理期待，似乎不言而喻。即便帝制已经取消，高高耸立的皇宫，依然是某种文化符号。每天阅读此符号，不可能完全熟视无睹。或者欣赏，或者厌恶，但有一点，皇宫所包含的“政治”、“权力”、“中心”等意味，很容易感染阅读者。北大师生之故意不提紫禁城，不等于毫无这种心理积淀。每回学生示威游行，都要在天安门前演讲，当然不止是因那里地方宽敞。进入民国以后，“天安门”作为政治符号，取代了“紫禁城”的地位；更因其具有某种开放性，兼有“公共空间”与“权力象征”的双重意义，成为政府与民间共同注目的焦点。从北大民主广场到天安门城楼，这距离未免太近了。当初清政府筹建京师大学堂时，若把校址设在山青水秀、远离权力中心的郊区，学生们的政治意识是否会有所减弱，这是个很有趣的话题。

北大学生自认继承太学传统，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这种信念之确立，早在五四运动以前。1903年的拒俄运动中，北大学生集会抗议，慷慨激昂，表示“要学古代太学生一样，‘伏阙上书’”。而五四以后的学生运动，往往有政党的直接领导，成为改朝换代的重要工具。也就是说，所谓太学传统，主要取其政治意识；至于实际运作，早已斗转星移。

将学校作为党争的基地，其间利弊得失，黄宗羲、章太炎的意见截然相反，值得三思。这里不想详细讨论学潮，而是借政府对待学潮的态度，窥探现代中国政治的演进。借用谢兴尧的话来说，便是“红楼一角，实有关中国之政治与文化”（《红楼一角》）。

在“第一幕”中，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争到了马上选派出国留学的权利。此后，读书人地位急剧下降，政府态度也日益强硬。1919年的五四运动，只是以火烧赵家楼的罪名，把若干学生抓起来，可见政府对舆论尚有忌讳。到了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那可就是公开的屠杀了。周作人将这两个事件，作为现代中国政治的象征：五四代表知识阶级的崛起，三一八象征政府的反攻。“在三一八那年之前，学生与教授在社会上似乎保有一种权威和地位，虽然政府讨厌他们，但不敢轻易动手”；此后可就大不一样了，以北大教授李守常、高仁山惨遭杀害为标志，北洋政府决定采取强硬立场，以极端手段解决学潮（《红楼内外》）。

对于本世纪上半叶由北大及其他高校发起的学潮，我赞同目前大陆学界的主流意见，即大多数参与者是出于追求自由与民主的崇高目标。惟一需要补充的是，学校当局的苦衷，同样值得理解与同情。除了校园内部的风波，校长必须承担主要责任，绝大部分针对政府的示威游行，学校当局是无能为力的。学潮一旦发生，教授可以参与，也可以不参与；校长则夹在政府与学生中间，处境相当尴尬。历任北大校长，从张百熙到胡适之，大都采取保护学生，化解矛盾的策略。可几十年间，党派在学潮中所起作用越来越大，政府态度也日益强硬，北大校长实在不好当。办教育者的心情不难理解：在“理”与“势”间保持某种平衡，以求得大学的生存与发展。蔡元培以其地位与个人魅力，可以用不断的辞职作为武器，这一点，并非每个校长都能够并愿意做到的。

在每所大学中，作为主体的校长、教授、学生，三者各有其位置及利益，奋斗的目标自然不会一致。而在北大这样极为敏感的地方，如何处理源源不断的学潮，对校长来说，无疑是个非常棘手的难题。众多回忆录中，蔡元培成了惟一支持学潮的大学校长。这种描述，与蔡氏本人的《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有较大的出入。作为北大校长，蔡元培支持新文化运动，但反对学生示威游行。可以将蔡氏自述，与蒋梦麟的回忆相参照。《西潮》第十五章述及五四后蔡元培的辞职南下：

他说，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这就是他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有人说他随时准备鼓励学生闹风潮，那是太歪曲事实了。

指责北大学生沉醉于权力、不断的学潮扰乱了正常教学秩序，此乃校长的立场。至于大学生眼中的校长，则成了镇压学生运动的"罪魁祸首"。读读当年学潮积极分子的回忆文章，其中多有校长、院长的"漫画像"。蔡元培长校十年，一半时间在外，与学生直接冲突较少，可也仍有金刚怒目的时候。据说，曾有学生几百人集合示威，拒交讲义费，请看蔡校长如何处理：“先生在红楼门口挥拳作势，怒目大声道：‘我给你们决斗！’包围先生的学生们纷纷后退。”（蒋梦麟《试为蔡先生写一笔简照》）。为国家大事而抗议，与争取个人福利，二者不好相提并论。可是，“校园政治”的微妙之处正在这里：你很难分辨主事及参予者到底是出于公心，还是谋求私利。学潮一旦爆发，必然鱼龙混杂，而且很容易“转化”。

建设者的姿态

作为北大人，我对适之先生总有一种歉疚感。翻阅五十年代三联书店出版的七辑《胡适思想批判》，不难明白当年的批胡，重头戏多由北大人主唱。今日力倡思想独立、精神自由者，必须设身处地，方不至于持论过苛。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中，胡适的大起大落，最富有戏剧性。谈论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胡适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在政治、思想、学术、文化等诸方面，适之先生都曾发挥巨大作用。但尤为难得的是，其始终保持“建设者”的姿态。适之先生利弊参半的“平实”，既受制于性格、学识、才情，但也与这一“建设者”的自我定位不无关系。可建设者的力求“平实”，不等于墨守陈规、维持现状，更不等于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理念。读北大版的《胡适文集》，更证实了我的这一感觉。

对于理解胡适的政治理念，新版“文集”中有两本尤其值得关注：一是与罗隆基、梁实秋合著的《人权论集》（收入第五卷），一是新结集的《胡适时论集》（第十一卷）。前者1930年1月由新月书店推出，当年印了四版，但很快被国民党当局查禁。该书不只抽象地讨论人权、宪法、思想和言论自由，更直接批评“国民党政府中的反动思想”以及“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至于作者的立场以及著述的宗旨，在序言中，胡适借用周亮工《书影》中鹦鹉救人的故事，略作表白：

今天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人，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

可惜这种“救火”的心情，左派右翼都不买账：或判其“扰乱治安”，或讥其“小骂大帮忙”。不过，依我的浅见，除非你抱定“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凭良心去救火（很可能不自量力），还是比“袖手旁观”或背过身去假装看不见为好。

当然，真要“救火”，就必须考虑从何处入手、用什么手段、采取哪种策略，方能最有效地控制火情，而不是畅谈“火对于人类文明的意义”或者“如何从根本上杜绝火灾”。三十年代的胡适，既抗议政府之专制独裁，也不满读书人的高调民主，力倡一种“负责任”的政论。具体标志便是邀请若干关心国家和社会问题的教授，共同创办《独立评论》。

在《独立评论》创刊号上，胡适再次表白，其议政乃出于知识者的良知，基于“独立的精神”，故不党不派：

我们叫这刊物作《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独立评论〉引言》）

所谓“负责任”，即不唱高调，不讨好政府与民众，不故作惊人语，更多地考虑可行性，补天而非拆台———这种建设者的姿态，必定趋于平实。三十年代的《独立评论》，以及二十年代的《新青年》，四十年代的《观察》，在中国的舆论环境里，都是难得的奇葩，因其体现了知识者介入社会的独立姿态———尽管各自的文化理想及政治设计不同。

报刊文字，若非结集出版，很容易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即便胡适这样成名很早的“闻人”，也不例外。翻翻《胡适时论集》中所收录的1918至1960年胡适发表的时评、政论、杂文，你会发现，适之先生并非永远“一团和气”。

据说，适之先生最喜欢书写的两句名言，一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一是“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前者见其独立与抗争，后者见其学养与性情。晚年在《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容忍与自由》，最能显示他这一特征。其实，热衷并擅长演讲本身，也与胡适的思想方法大有关联。“演讲”不同于“独白”，很难强求“深刻”，也不便“特立独行”，需要的是思维敏捷，逻辑清楚，语言通俗易懂。而这些，恰好是胡适的拿手戏。谈胡适，不兼及其影响巨大的众多演讲，无论如何不恰当。对于理解胡适来说，“自传”固然重要，日记也同样不可或缺。我以为《胡适留学日记》早已公开刊行，并产生巨大影响，乃完整的“著述”，不同于作者生前藏于密室的“日记”。胡适自己称，他之所以公开“留学日记”，就因为“这几十万字是绝好的自传”，袒露了“一个中国青年学生五七年的私人生活，内心生活，思想演变的赤裸裸的历史”（《胡适留学日记•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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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1987年6月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八十年代着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而后逐渐将目光延伸至古代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九十年代初开始关注现代中国学术史，近年兼及现代中国教育史。

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

现在讲北京大学历史一般是从清朝末年的京师大学堂算起，它是戊戌变法的产物。这也可以说是戊戌变法留下来的纪念品吧。民国成立，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以严复为第一任校长。我于1915年进北大的时候，没有校长，由工科学长胡仁源兼代校长。文科学长是夏锡祺。当时的学系称为“门”。文科有四个门，即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历史和英文四个学门。我入的是中国哲学门。在我们这个年级以前，还有一个年级。

1915年9月初，我到北京大学参加开学典礼。胡仁源主持会场，他作了一个简短的开幕词以后，英文门教授辜鸿铭（汤生）从主席台上站起来发言。他的发言很长，感情也很激动，主要的是骂当时的政府和一些社会上的新事物。

当时中国文学门的名教授是黄侃（季刚）。黄侃自命为风流人物，玩世不恭，在当时及后来的北大学生中传说他的轶闻轶事，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在中国哲学门里，有一位受同学尊敬的教授，叫陈介石（黼宸），他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诸子哲学，还在中国历史门讲中国通史。他讲的是温州那一带的土话，一般人都听不懂。他的课我们上了一年，到1916年暑假后我再回到北大的时候，听说他已经病死了，同学们都很悲伤。

1916年春天，蔡元培来北大担任校长。他到校后，没有开会发表演说，也没有发表什么文告来宣传他的办学宗旨和方针，只发了一个通告说：兹聘任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就这几个字，学生们全明白了，什么话也用不着说了。他从德国回来的时候，立了三个原则，以约束自己。这三个原则是：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当时称为“三不主义”。学生们逐渐懂得了，原来北京大学毕业并不等于科举时代的进士；学术并不是做官向上爬的梯子，学术就是学术。为什么研究学术呢？一不是为做官，二不是为发财，为的是求真理，这就叫“为学术而学术”。学生们逐渐知道，古今中外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人，都是这样的一些人。“教授治校”也是蔡元培到北大后所推行的措施之一。教授之所以为教授，在于他在学术上有所贡献，在他本行中是个权威，并不在于他在政治上有什么主张。譬如辜鸿铭，他的英文水平很高，他可以教英文，北大就请他教英文。这在蔡元培到校以前就是事实，蔡元培到校后不但没有改变这个事实，还又加聘了一个反动人物，就是刘师培（申叔）。刘师培出身于一个讲汉学的旧家，清朝末年他在日本留学，说是留学，实际上是在东京讲中国学问。袁世凯计划篡国称帝的时候，为了制造舆论，办了一个“筹安会”，宣传只有实行帝制才可以使中国转危为安。筹安会有六个发起人，当时被讥讽地称为“六君子”，其中学术界有两个名人，一个是严复，一个是刘师培。在袁世凯被推翻以后，这六个人都成了大反动派。就是在这个时候，蔡元培聘请刘师培为中国文学教授，开的课是《中国中古文学史》。我也去听过一次讲，当时觉得他的水平确实高，像个老教授的样子，虽然他当时还是中年。他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带卡片，随便谈起来，头头是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同学们都很佩服。这就是所谓“兼容并包”。所谓“兼容并包”，在一个过渡时期，可能是为旧的东西保留地盘，也可能是为新的东西开辟道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在当时是为新的东西开辟道路的。因为他的“兼容并包”，固然是为辜鸿铭、刘师培之类的反动人物保留地盘，但更多的是为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人物开辟道路。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听过蔡元培的讲话，也没有看见他和哪个学生有私人接触。他所以得到学生们的爱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

大学应该是国家的知识库，民族的智囊团。学校是一个“尚贤”的地方，谁有知识，谁就在某一范围内有发言权，他就应该受到尊重。张百熙、蔡元培深懂得办教育的这个基本原则，他们接受了校长职务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为学生选择名师。张百熙选中了吴汝纶。蔡元培选中了陈独秀。吴汝纶死得早了，没有表现出来他可能有的成绩。而陈独秀则是充分表现了的。陈独秀到北大，专当学长，没有开课，也没有开过什么会，发表过什么演说，可以说没有同学生们正式见过面。只有一个故事，算是我们这一班同学同他有过接触。在我们毕业的时候，师生在一起照了一个相，老师们坐在前一排，学生们站在后边，陈独秀恰好和梁漱溟坐在一起。梁漱溟很谨慎，把脚收在椅子下面，陈独秀很随便，把脚一直伸到梁漱溟的前面。相片出来以后，我们的班长孙本文给他送去一张，他一看，说：“照得很好，就是梁先生的脚伸得太远一点。”孙本文说：“这是你的脚。”这可以说明陈独秀的“气象”是豪放的。陈独秀当了文科学长以后，除了引进许多进步教授之外，还把他在上海举办的《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改名为《新青年》，成为北大进步教授发表言论的园地。学生们也写作了各种各样的文章，在校外报刊上发表。学生们还办了三个大型刊物，代表左、中、右三派。左派的刊物叫《新潮》，中派的刊物叫《国民》，右派的刊物叫《国故》。这些刊物都是由学生自己写稿、自己编辑、自己筹款印刷、自己发行，面向全国，影响全国的。当时已经是五四运动的前夕，新文化运动将近达到高潮，真是人才辈出，百花争艳，可以说是“汉之得人，于斯为盛”。就是这些人，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就是这些人，采取了外抗强敌，内除国贼的行动。在中国历史中，类似的行动，在太学生中是不乏先例的，这是中国古代太学的传统。五四运动继承并且发挥了这个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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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1895－1990）：哲学家。河南唐河人。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建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是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至四届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长期从事哲学教学和研究，在哲学思想和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自成体系。1982年被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著有《中国哲学史》、《贞元六书》、《中国哲学史新编》（三册）、《中国哲学简史》（英文）等。

“风云激荡”看“红楼”

时下盛行旅游，自然观赏风景者多多。风景者，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人迹罕至具有动人心魄形式美的自然景观，如桂林山水、张家界、九寨沟等；一类是人流熙攘、对人类历史极有影响、具有悠远厚重内容美的人文景观，如故宫、孔庙、五台山。但事实上，在近现代中国，最具有历史内涵且对现代中国最为影响巨大的人文景观并非上述王朝宫廷、儒家遗迹和佛教圣地，而是现代中国新文化的发源地、新文化革命的圣地——位于北京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的北大红楼。

在中国，关于红的响亮的名词很多：红色根据地、红色区域、红色家庭、红色阵地......可是，恐怕任何一种关于红色的事物所蕴涵的历史文化厚度都不能和北大红楼相比肩——北大红楼是一栋具有极不平凡历史的建筑：五四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一批新文化巨人由此掀开了现代中国的伟大历史。作为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北大红楼已于2004年4月28日正式向社会开放。

让我们一起沿着中国新文化巨人的足迹回顾昔日那风云激荡的岁月。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风雨飘摇，国事维艰，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中，清光绪皇帝接受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主张，在现在的景山东街（老名字叫马神庙）的干隆四女和嘉公主府空闲府第开办了京师大学堂。1902年10月14日，京师大学堂正式举行了招生考试。不少学者认为，京师大学堂的创立，即可视为北大历史的开端。因为京师大学堂的办学宗旨、课程设置、教员聘请、学生守则等，都已与传统书院大相径庭，已经是一所现代大学。在1903年的拒俄学生运动中，京师大学堂学生集会抗议，慷慨激昂。他们读禁书，喜演讲，发通电，事后不少学生走向社会，组织武装等，均非古代太学生所可比。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于1912年在严复任校长时改称国立北京大学，从1912年至1916年底是中国惟一的国立大学。创建之初的北京大学在沙滩一带共有三个院，这座以红楼为标志的大院是一院——北大文学院；二院是北大理学院，在景山公园的东侧、今天的人民教育出版社院内；三院是北大法学院，在红楼的南面。事实上完整意义的沙滩红楼文物保护区的范围还不止此，除红楼本身外，还有民主广场、孑民堂、西斋学生宿舍等遗迹。北大红楼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广场，是老北大的体育场。北平学联于1947年将之命名为“民主广场”。北大成立以来的很多大的集会在这里，许多名人的演讲也常常在这个广场进行。1916年，北京大学借比利时仪器公司款20万元在距故宫仅1公里之遥的东北角被称作沙滩的地方建一座坐北向南的西式大楼，属北京大学第一院。1918年建成。底层到30年代以前一直是图书馆，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馆长时即在此工作。李大钊的办公室在一层东南角，房号是119。红楼的第二层是教室和校部机关。当时的校长蔡元培先生的办公室就设在这里。第2、3层楼做学生宿舍和教室。地下室为印刷厂。其西洋式的风格，在当时称得上北京城最有现代气息的建筑。但这座建筑最吸引人的主要在于它的色彩，整个建筑主体都是用红砖砌成的，与其它冠名有“红”的建筑不同，它是名副其实的红色，所以从建成起至今一直被称作红楼。当初的建筑者绝不会想到，这一并无特殊用意的着色，竟成了谶语——他们所选择的颜色竟成了中国走向新生的主色调，一批批现代中国的革命家、著名学者、青年才俊纷纷汇集于此，包括中国共产党筹建人陈独秀、李大钊，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毛泽东。一批批志士仁人正是从这里走出去，投身革命，领导中国人民在三十多年后，缔造了伟大的新中国。

1915年，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曾任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后改名《新青年》）杂志，他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猛烈抨击封建主义旧文化，提倡新文化，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成为新的革命风暴到来的前奏。1917年1月蔡元培应召从法国辍学回国就任北大校长（1917-1927），这是北大的转折点。他学贯中西，在学术上提倡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就任后首先提高教师质量，聘请教师只根据学术能力，如立即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年底又聘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亦由沪迁京。以北大教授为主的新文化先驱人物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掀起了一个反对封建思想文化，宣传“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的新文化运动。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1918年11月，在中国人还不知道在遥远的欧洲有一个叫马克思的伟人时，李大钊在红楼接连撰写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一系列著名的颂扬十月革命的文章，代表了中国先进分子的新觉醒。新文化运动不仅为五四爱国运动做了思想准备，同时随着这次运动而更加深入发展，使社会主义思潮逐渐代替资产阶级思潮而成为运动的主流，并在思想上和干部准备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准备。共产主义读书会小组在此成立。1918年，李大钊、邓中夏等在此建立了北方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

北大红楼，还叙说着青年毛泽东在北大的故事。1918年，时年25岁的毛泽东从湖南北上，来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佐理员，这里一楼东侧有毛泽东工作过的新闻纸阅览室。毛泽东在这里参加了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听了许多课程，接触了许多新文化先驱人物和青年知识精英，受到了新文化精神的感染，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熏陶，积聚了丰厚的理论财富，建构了他日后成为一代革命伟人的文化胚基。

1918年下半年，北大文科、法科的部分进步学生组织了新潮社，创办了偏重新文学创作的《新潮》杂志，为《新青年》的友军。由后来成为五四运动主要领导人的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主办，参加的学生还有：汪敬熙、何思源、杨振声、顾颉刚、康白情、孙伏园、俞平伯等。《新潮社》社址也设在一楼设在沙滩北大红楼东北角的一个小房间里，与北大图书馆毗邻。《新潮》曾得到校长蔡元培的热情支持，亲自为杂志题了名。

使这一建筑举世闻名的是伟大的五四运动。1919年5月4日，北大学生正是从红楼后面的民主广场集结出发走上街头，和其它学校的学生一起游行示威，抗议巴黎和会承认日本接管德国侵占中国山东的各种特权的无理决定。北洋军阀政府为之震惊，不得不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相结合，在思想和组织上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做了准备。五四运动是一场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中国旧文化的改造和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完全可以说，北大红楼是新中国文化的象征。红楼现在的地址被称为“五四大街”——用一个现代中国最伟大的历史事件来命名一条街，这在北京甚至全中国的无数道路名称中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

1920年8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另一杰出代表鲁迅应聘来北大红楼讲授《中国小说史》，并在此之前不久，在北大教授钱玄同的约请下开始了他振聋发聩的“呐喊”。1920年9月，《新青年》在北大成立了编辑、印刷、发行三位一体的新青年社，专门负责译介出版马列主义著作。1920年10月，李大钊、张国焘等在京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在红楼一层的办公室就是中国第一代共产党人的活动场所。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一批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就是在这里创办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刊物《每周评论》，开始传播共产主义思想。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后，李大钊任书记的中共北方区委的活动大多在这里举行。1924年，由周作人、鲁迅、钱玄同等为主要撰稿人的《语丝》在这里创办。他们“任意而谈，无所顾忌”，“冲破中国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反抗一切专断与卑劣”，开了用新散文宣传新思想的新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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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红楼，我们仿佛看到现代中国新文化巨人在这里活动的身影。正是他们，使这幢红色的普通楼房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有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斗前行的精神气韵。岁月易逝，精神永存。这座曾经风云激荡的红楼，这座充满着传播先进思想文化传奇的的世纪“名楼”，作为中国新文化发祥地，将会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愈来愈显示出她的“圣地”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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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迪：1947年出生，1966年高中毕业，经历十年文革1977年恢复高考才又入大学，现为晋东南师专中文系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崇拜鲁迅，愿意做他的弟子。

来源： 千龙网

2004-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