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既然有工作权,就应当有休闲权,因为没有人能够只工作不休息。正像健美运动员单凭训练还不可能获得肌肉,还需要辅之以合理的饮食和睡眠,才能使肌体得到超值恢复。因此,休闲很早就进入了先贤们的视野,西方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休闲学之父”亚里士多德,甚至他的老师柏拉图;中国的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孔夫子。我相信一切文明都是相通的,因为它们都来自生活,来自人的需要。
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一向重视休闲。他多次谈到过闲暇是摆脱各种责任之后的剩余时间,它不会被生产劳动吸收,人要通过休闲实现自我提升,因为闲暇的本质是个人自由。他在《资本论》中甚至说:“一个国家只有在劳动6小时而不是劳动12小时的时候,才是真正富裕的。财富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如此而已。”
按照马克思的标准,我们中国的许多亿万富豪都不能算“真正富裕”,因为他们的工作长达12小时,相反,许多中等收入者却可以算“真正富裕”,因为他们只工作6小时。假如老两口每月拥有几千元退休金,同时拥有可靠的医疗保险,又拥有一笔几十万元的存款,子女们自立门户衣食无虞,每年不仅能在国内旅游几次,还能出国旅游一次。在我国的货币保持币值的基本稳定的条件下,这对夫妻就很接近马克思的富裕标准了。同每天工作12小时的亿万富豪相比,他们的最大优势就在于闲暇。他们有能力追求马斯洛所谓的“自我实现的需要”,特别是满足“最大限度地发挥一个人的潜力的需要”。
我国学者于光远先生早在20多年前就说:“闲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目的之一,闲暇时间的长短和人类文明进步是并行发展的。”在于老庞大的思想体系中,所有的理论根据,几乎都源于马克思。
马克思有关闲暇的观点,与本世纪初在中国畅销的一本小册子《富爸爸、穷爸爸》刚好不谋而合,作者罗伯特•清琦主张追求个人财富的自由,说财富积累一定的程度,其自我增殖的速度就会超过日常消费(当然是有节制的、理性的消费)的增长速度,人就可以摆脱财务压力,安心追求其它方面的生活目标。
休闲和旅游作为一种基本人权,早在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上就规定了。其中的第24条说:“人人有权休息和娱乐”,包括“合理地限制工时和定期带薪休假”。1966年联合国大会又通过了《国际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该公约提醒各国政府,应确保人人都能“休息、娱乐,合理限制工时和定期带薪休假,以及公共假日期间照常发薪”。其它相关国际组织的类似观点,更是多得不胜枚举。其中最精彩的是2000年世界休闲组织(WLO),在第6届世界休闲大会通过的、经过修订的《休闲宪章》中说:“所有的人都拥有进行与他们同胞的社会规范与价值相一致的休闲活动的基本人权;所有的政府都有承认和保护公民这一权利的义务”。于是从21世纪起,国民休闲和大众旅游,就成为一项世界公认的基本人权。
据有关专家研究,无论是中国还是外部世界,休闲传统同样悠久。一直到工业化时代之前,全世界的人都有相当多的闲暇,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谁也不可能永远不停地工作,谁都需要休息。只要不是凶年饥岁,我国农民就要在冬天,特别是在春节前后,进行长时间的休闲,北方冬休长达半年,南方冬休也至少长达一个月。放松身心,养精蓄锐,让身上长几斤肉,然后迎接新一年的劳作。
海南作为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从来没有实现过工业化,传统农业社会的特征尤为明显。甚至连省政府,到了春节前后一个月,也只剩下各厅厅长及其身边的少数骨干值班,这个时候什么事都办不成,气得前来办事的客商暴跳如雷。他们老是责问,为什么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不是这样?为什么上海就没有这种情况?没办法,我们这里是农民的天下。农村社会的一切特征,都必然要反映到政府来。
实际上全世界都是如此,凡是没有实现工业化的地方概莫能外,西方人自从工业化时代开始忙碌起来,中国人也如是,无非晚了百把年。在前工业化时代,大家都是这样“懒骨头”。因为农业是一个生物过程,人必须跟着太阳走,你自己再积极也没用。你要是看不惯,就去牧区体验体验,牧民比农民的时间观念更加粗放,因为草场上的露水不蒸发,牲口吃了要生病,所以不到日上三竿绝不放牧,天黑之前又要赶着牲口回家。你想想看,到那里的政府去办事,还能高效得了?生产方式不仅决定生存方式,也决定生活方式。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者是最讲求实际的,只是那时候不叫“基本人权”而已。能够像马克思那样,早在工业化初期就洞见到今天的大众旅游和国民休闲时代,实属罕见的天才。
等到工业化发展到相当程度,巨大的物质财富创造出来了,休闲作为一项人权才逐渐被意识到。于是,忙碌了两百年的人类,又归真返璞,回归自然,回归休闲。从19世纪中叶到2000年的一个半世纪,人们的认识不断深化,思想不断提高,特别是饱经诸多疾病的困扰之后,少数人的呐喊,终于变成了全人类的共识。
在这项人权共识形成之后的第10年,我国也逐渐达到了这样的认识水平。我本人水平低,20世纪90年代曾经写文章,坚决反对“双休日”,怎奈抗拒不住历史的车轮。后来国家推行“黄金周”的时候,我就开始变聪明了。近年来提倡“带薪休假”,准备推行“长假制度”我已经成为积极的拥护者。到了这个时候,我真正才服了于光远老人。
我国经济发展有三驾马车,就是投资、出口和消费。全球金融危机我国出口受阻,转而靠宏观政策加大投资延续繁荣,但难以为继,最终还得靠消费。我国消费也有三驾马车,就是住宅、轿车和休闲旅游。如今住宅消费被高楼价毁了,轿车消费即将被交通堵塞粘住,真正最有潜力、需求弹性最大的是旅游。买不起房的人,反倒可以买得起车;连车都买不起的人,反倒可以旅游。大众旅游具有“全天候”发展的前景。更何况,休闲旅游还是一项基本人权!
2009年【国发】41号文件,主张大力发展国民休闲、大众旅游,在中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政治昌明、人权进步的重要标志。我们切不可因为建设“国际旅游岛”而忽略之。那可是人权啊!
(作者:廖逊 海南省人大常委、海南省行政学院原院长)
来源:人民网海南视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