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杂志的传统和力量
轩然大波从《读书》开始
《读书》杂志似乎已经很久没有成为新闻了，直到最近从网上开始流传的一系列文章，使这个有着二十五年历史的经典品牌又一次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尽管据说上级部门出版集团已经指示，三联员工不要接受媒体的采访，以免扩大影响，但出乎意料的是，记者的采访非常顺利，见到的大多数员工哪怕素不相识都乐于对该事件发表意见。毕竟它关乎三联的每一个人，而几乎所有矛盾的焦点都直指现任总经理兼总编辑的汪季贤。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位2002年8月从地图出版社调到三联书店担任一把手的先生，从上任伊始，便有很多大刀阔斧的举动。他的"魄力"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比如在人事方面进行大范围的调整，波及很多岗位的中层干部，据说有"搬石头、挪位子"的思路；在管理制度方面全面改革，特别是对一向有"阁楼上的疯男女"之称的编辑部门，采取严格的管理制度，除了工作量和效益考核外，要求实行坐班制，并且每天早晨由保安负责打卡；这些还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在经营方面全面搞活，最近在员工的一再要求下公布总体帐目，结果发现在2003至2004年间以合作出版的名义卖给其他公司100多个三联书号，而且一号多用，出版了共200多种、数百本教材教辅类书籍，每个书号不到一万五千元，一个有经营工作经验的员工对此很不解，"要卖也不能这样卖呀！依三联的品牌，我一个刊号至少能卖两万五，而且这些刊号是怎么卖出去的，谁都不知道，这里面肯定有猫腻。"一位三联的编辑则非常痛心："出儿童教辅我不反对，老三联也出过，但你也得注意一下品味质量，把三联的书号卖给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公司，也不让我们审稿，你看看那些错别字连篇的东西，误人子弟，丢人啊！"但尽管这样，大家也只是私下发发牢骚而以，因为这些毕竟都是一把手亲自抓的事情。
而最终一切积压的矛盾，当被称作"恶俗"的《读书.中国公务员版》开始发行时，爆发了。其实将原有刊号改头换面以新的形式和内容出版，在业内并不是一个特例，由于我国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出于政治考虑，对于刊号的严格控制，刊号成为一种极有市场价值的"壳资源"，因此充分利用政策空间以改版的形式换取更大的市场效益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行业潜规则。可围绕三联期刊的经营尝试却引来了包括内部在内的轩然大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社委会成员告诉记者：汪季贤最初在社委会上提出，三联要推出"人才与财富"版，主要介绍商界人物，使用的是《三联财经竞争力》的刊号，当时大家勉强同意但提出一些意见比如，"人才与财富"只能用小字印在"三联财经竞争力"下面，而且只能在"三联财经竞争力"的框架下搞试刊，不能和《三联财经竞争力》的品牌并列。结果2003年10月拿到样刊的时候社委会成员都大吃一惊，完全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反映很强烈，但是汪并不理会；汪还提出来要把介绍严肃音乐的《爱乐》杂志改成一本介绍明星和通俗音乐的杂志，由于后来偶然听说一位上级主管领导很喜欢《爱乐》故而作罢；接下来办政府官员的言论、访谈、动态为主要内容的《读书·中国公务员》则其他社委会成员毫不知情，后来连样刊都没有看到，他说"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这些杂志是怎么搞出来的。"
由于另一家公司的参与，使得这些矛盾更加扑朔迷离。香港TOM公司和三联的合资尝试是从董秀玉任总经理时就开始了，由于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的直接指导，该合作还在探索阶段，一位参与当时合作的三联书店高层管理人员透露，当时商定的合作原则是不允许TOM公司方面干涉三联的编辑事务，主要是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但是让TOM公司方感到意外的是主管部门刚批准，董秀玉就退休了，500万已经投了下去，让他们有些进退两难。为了了解其中的关系，记者联系到了TOM公司与三联书店联系的顾问许志明，许先生告诉记者TOM公司和三联的合作，旨在进一步开拓现有四本杂志的品牌资源。记者询问：这是否意味着用套用读书刊号，出版的"公务员版"，是TOM公司和现在三联高层共同策划的结果？或者说至少默许了这一行为？许志明表示他对这个问题不方便发表意见。
不管是不是汪季贤的单方面决定，可以肯定的是，他绝对没有预料到，这一系列"改革"当进行到《读书》杂志的时候遭遇到了各方面最为坚决的抵制。在《读书》工作人员尝试过各种沟通方式而未果的情况下，无论是上班刷卡还是裁减编辑的指示，《读书》编辑部都采取"我行我素"的方式，不加理会，而当"公务员版"面世的时候，（最终）所有的矛盾被这个火星点燃了，先是一家文化网站的头条出现了一篇名为《三联书店财迷心窍，知识界痛惜精神家园》的文章，抨击了庸俗化《读书》品牌的行为，网上将"公务员版"形容为一本恶俗的杂志；接着3月25日网上又惊现由十几位三联资深员工署名发表的《三联书店员工致全体三联人的公开信》，披露了关于汪季贤的一些个人信息，引发了对其人格和职业操守的全面质疑，据记者多方了解这些署名者在三联中大多是口碑极好的业务骨干，而且其中有人甚至颇受汪季贤重用。据悉在最近一次的三联中层干部会议上，一个平素沉默寡言有谦谦君子名声的干部，站起来指着鼻子痛斥汪季贤任人为亲的行为，这些事态的发展标志着三联的内部矛盾开始公开化。
谁能忘记那时的《读书》
一位刚退休的三联书店资深编辑告诉记者，"最可怕的是，直到现在汪季贤都在把这件事当作是政治斗争，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甚至连他平时拉拢的对象现在都要反对他。"这也并不奇怪，确实，如果不是一个读书人，恐怕很难理解《读书》在大家心目中的份量有多重，更不会理解为什么一路大刀阔斧的砍下来，恰恰要动《读书》的品牌时，会有一群随和甚至与世无争的人站出来，挺直腰板说"我们不答应！"。
《读书》之所以是《读书》的故事要从我们历史上那个最荒唐的年代讲起。那时三位我国的著名出版家正在干校里被监督劳动，他们号称"陈范集团"，其中有两陈一范，两陈是陈翰伯、陈原，一范是范用，这几位出版界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当时的头衔是"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年逾八旬的范用老先生回忆，就是在下放期间他们几个聚在一起商量"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有机会咱们还得办杂志。" 几个老伙计终于盼来了这一天，1978年11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12月他们就开始筹办《读书》，范老说："我们都受够了那种全国人民只能读一本毛选的思想禁锢，太痛苦了！"
这样一批老共产党员虽然历经政治运动的磨难，也懂得策略和自我保护，但骨子里仍然是怀有理想主义情怀的耿介之士，有着纯正的共产主义理想，那种对民主和自由强烈的向往从未磨灭。拿范老来说，直至今天当谈到当年的出版生涯，豪情胜概尤现于眉宇间，他可以说把一辈子献给了三联书店。范老回忆当时的三联书店团结了一批要求进步的青年，是我党在敌后的重要宣传阵地，其中很多人都是地下党员，但是为了开展工作和对敌斗争的需要，和上级都是单线联系，彼此之间不允许相互打听身份，很多人直到五一年才公开身份，那时老朋友见面打招呼就哈哈大笑"原来你也是共产党员啊！"范老说，从入党那一天起，他就明白，自己所有的工作不是为了出一本书、办一本杂志，而是为了革命。我问范老，他当时是怎么理解革命的？他不加思索的回答："追求民主自由，推翻一切专制、愚弄、压迫人民的反动势力！"
在三位人老心红的老革命和最初唯一的编辑、现已去世的史枚先生的张罗下，1979年四月的《读书》创刊号刚出版就引起了轰动性的社会反响，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就是时任中宣部理论局局长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该文至今仍被广为传颂。另外还有几篇杂文也是直指"四人帮"年代极端反动的信息封锁和思想控制，比如 "解放内部书"一文抨击了将思想活跃的书藉都视为"内部书"，只允许高级干部阅读，却不允许普通百姓接触的现象；还有"海关这一关"，观点鲜明的批评海关，不允许外国书籍进入中国甚至连韩素音的书都没收的保守行为。据说该文原名叫"海关关书，三尺法何在？"考虑到太尖锐，所以最后修改了标题。
后来《读书》编辑部里又陆续来了一些不拘一格"疯男女"，其中吴彬原来是油漆工人；王炎是39路公交车上的售票员；赵丽雅则是食品厂的卡车司机，范用在晚报上看到了一篇她的文章，于是和她联系，邀请她来参与。他们由于时代原因有的只是小学毕业，但却都对知识和思想有着本能的熱爱，这使得《读书》成为了一个没有门户之见的开放平台。
现在已是的编辑部主任吴彬记忆犹新，第一期要出版时几个老先生为了一个标题一句话，争得拍桌子打板凳，后来拿出一个目录给作为校对员的她看："小吴，你看这期杂志怎么样？"吴彬说："不错！"范用不依不饶，"你倒说说不错在什么地方？"吴彬想了想说："它把读书人想说又没地方说的心里话说出来了。"几个老先生高兴的拍大腿，"说得太对了！"当时已经恢复领导工作担任国家出版局局长陈翰伯常对大家说一句话："我们永远不要把《读书》办成一个机关刊物。"
所以在那个时候，《读书》就提出要办成一个"以书为载体的思想评论刊物"，为了这个定位，上世纪的《读书》还曾遭受过不少压力。当时上级有人表示："你们可以介绍书籍，但决不能搞什么思想评论，思想是能随便评论的么？你们又不是《红旗》杂志。"那个时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虽然广为传播，但"两个凡是"式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很长一段时间来仍然在以改头换面的方式有很大的市场。比如讨论："什么是黄色？小说里爱情描写是否等于黄色？这样今天看来很常识性的问题，那时也会被认为是不妥当的"，此时已经担任执行主编的沈昌文先生谈起那段日子仍然感慨万千。
以下括弧内内容你可以酌情删改{当时在办刊思路上就存在很大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办刊物"重在过程，不在结果"，只要能在思想史中留下启蒙的声音，和"左"的思想作坚决斗争，就算作"烈士"也值得。另一种认为需要讲究策略，温和的传播民主自由的进步观念。所以常常为了一篇稿子两方面吵得不可开交，最后结果是两方面妥协的产物。
同时也有一批人在为读书提供默默地保护和支持，沈昌文回忆说有件事他一直到现在都想不明白："那会儿我们正为检讨过不了关为难的时候，一天我突然受到一封信，上面指名我收，打开一看居然是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胡乔木的稿子，而且没有通过办公室，是以个人身份让人从邮局寄的。我马上灵机一动把这篇稿子到处给人看，他们大吃一惊，在这个时候，胡乔木居然给我们投稿，也就不怎么难为我们了，他们大概以为我们在上面很有背景，其实我根本不认识胡乔木。"直到有一次会议上胡乔木似乎是顺口说到："比如《读书》这个杂志，还要办下去，思想评论也不是不能搞，但要加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风波才算暂时渡过。
从那以后《读书》就依旨加强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减少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播，越来越多的以学术研究的名义讲十八十九世纪的革命故事，再就是大谈马克思主义经典，比如《评普鲁土的书报检查令》，旨在引发读者自己的思考。实际结果发现读者其实都心领神会，读者来信络绎不绝。}
沈昌文先生对自己的一个策划非常得意，当时有很多读者来信表示希望《读书》能够定期组织一些沙龙性的讨论和座谈，编辑部也认为这样有助于加强作者和读者的交流，丰富选题策划工作。但这个想法，在实施上却有一个非常大的困难，就是这个活动到底如何命名，叫"读者沙龙"当时还是行不通的，"资产阶级"的味道太重；叫"读者俱乐部"也怕会让人联想起"裴多菲俱乐部"。正在苦恼的时候，有一天电视里看到一条牡丹电视机厂组织顾客服务日的广告，沈先生一下子灵光闪现，干脆就叫"读者服务日"吧，读者就是我们的顾客，就跟买电视机一样，我们是在给刊物做售后服务。
那时候的《读书》对于熱爱思考的读书人来说决不是一本简单的杂志而是一个精神家园，在那个读者的选择空间极为狭窄的年代，有人说，你可以不读书，但不能不看《读书》。
《读书》向何处去
当前从网上的言论来看外界主要有两方面观点，最多的人认为为了追求利润而降低出版品味是不可容忍的，出版是公共事业，毕竟不是办烟草公司；但也有个别人认为既然出版社是企业编制，办杂志也要讲利润，在商言商也是无可厚非的。总的来说，社会上普遍的认识是把三联风波视为文化思维和商业思维的碰撞。
对此《读书》编辑部的同志们，大喊冤枉"我们六个人的编辑部，每年给社里上交纯利润就是八十多万，还要怎么样？"；沈昌文先生认为《读书》和整个三联的经营状况一直是健康良好，而且在走上坡路的，今天这个样子非常可惜；而02年退休，并以无功不受禄为由，谢绝了汪季贤提出的二十万元年薪高薪返聘顾问邀请的前三联总经理董秀玉女士则强调："重视经营是三联的优良传统，但关键是要有科学的发展观。"董女士提起93年的时候，三联在地下室里工作，分散在五个地点，一度账上现金只有5万元，一个外国人赞助两万美金要出一本书宣传自己的特异功能，那时还没有政府出面打击法轮功和伪科学的社会氛围，但是三联拒绝了。因为在真正的三联人心目中出版是一项有社会责任的工作，出版的价值是不能仅仅用码洋来衡量的，这些人可能有些自由散漫，不修边幅，可能有些清高，不爱作"拍马屁"的事情，但在他们眼中读者的信赖永远是最重要的。今天的三联，每年上交利税900多万，有了气派的大楼，领导坐上了奥迪轿车，反而为了短期利益不惜损害《读书》和整个三联的品牌，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很多同行也觉得难于理解，《天涯》杂志主编李少君先生就对记者直言："《读书》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界的第一品牌，它不仅盈利而且是维系三联作者队伍的纽带，居然要把这样一本杂志办所谓的'公务员版'简直是杀鸡取卵，愚蠢之极。"而一批长期和三联合作的书商也表示："过去之所以乐意与三联合作是因为三联图书一向不是依靠低折扣而是依靠品质赢得读者，现在出版劣质书籍无异与自毁长城，任何懂出版的人决不会作这样的事情。
有人认为，围绕三联和《读书》的风波背后其实反映的是我国国有企业干部任用制度的问题，为了做大做强，2002年中国出版集团挂牌，是以行政指令的形式进行集团化，彼此缺乏市场的磨合。在这种环境下，三联内部的干部虽然也向上级推荐了，但由于传统读书人的清高，一般不愿意主动围着新领导转，于是一些善于跑官的人就得以大出风头。而根据最新的消息，出版集团高层领导，眼下已充分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否定了汪季贤出版"读书公务员版"的决定，并宣布汪季贤关键性的一项违规人事任命无效，调查组也进驻了三联。
眼下很多人都在怀着不同的心态祈祷和观望，而这场风波的另一个后果就是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虽然仍然维持着非常稳定的发行量，但在此以前已有很多惋惜的议论，认为今天的《读书》再也没有当年的那种思想辐射力；还有人不喜欢今天《读书》的文章愈发学院化甚至经院化的倾向；而且目前的一些优秀学者投稿热情也不能和20年前相比，现任主编黄平半开玩笑的说"谁叫在《读书》上发文章不能评职称呢？"也许所有这些都和今天的知识分子再也无法倒退的生存状态有关，而那时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盛况是一个时代可遇不可求的风云际会。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未来的《读书》将如何发展，它和它所代表的精神气质将早已的珍藏于一批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心底，即使破旧、褪色、布满灰尘，它也永远是一面旗帜。你可以修补和丰富它，但任何人哪怕身居高位如果试图否定它，如果不是疯狂那一定是愚蠢。这就像当以经营黄色新闻闻名的报业大亨纽豪斯接管美国名刊《纽约客》后，主编威廉.肖恩所说的话：商业经营的所有权或许可以转手，但这样一本杂志的基本思想、它的传统、它的精神，却从来不曾被任何个人所拥有过！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读书》不属于任何个人或者组织，它自己就具有某种生命。那些曾在浩大的政治运动和时代潮流中彷徨、困惑、甚至绝望的读书种子，那些总是不满意于教科书上所给予的答案，自感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敏感而又骄傲的青年，当他们曾在一本杂志中感受过其中深刻的温情和忧伤，寄托过思考的焦灼和追求真知的渴望，抚慰过他们无处倾诉的孤独感，鼓舞他们和这个时代最优秀的头脑一起品味思考的痛苦和荣耀。
--在那些读书人的灵魂深处中，这本杂志便已经成为了永恒。
注：
汪季贤已于2004年9月14日被免去三联书店总经理职务。
三联书店历史大事记
1926年邹韬奋接替王志主编《生活》周刊，到"九一八"期间发行量猛增到十五六万。1932年由生活周刊书报代办部发展成为生活书店
1932年李公仆主持申报图书馆，1934年艾思奇创办《读书生活》半月刊，1935年成立读书生活出版社。
1933年钱俊瑞、陈翰笙、薛暮桥、徐雪寒等经济学家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出版《中国农村》月刊。1936年创办新知书店。
1945年抗战胜利三店回迁合并，开始使用三联书店招牌。
1948年遵照党的指示，三店完全合并，为迎接全国解放作准备，7月中共中央专门颁发了《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各解放城市各地分支均统一店命为三联书店。
1951年三联书店被合并到人民出版社，保留"三联"名义出书，各地三联书店改名为新华书店，香港三联书店出于统战工作考虑予以保留，担负海外出版发行任务。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读书》杂志和三联版图书得以出版。三联老同志和广大知识界遂有重建三联书店之议。
1985年，经过多方面努力，开始全面恢复三联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