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揭密
（本文承作者慨允，首发于近代中国研究网，在此深致谢忱。本文有删节）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档案馆向以收藏革命与战争的历史档案见长，各类藏品极为丰富，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该档案馆现收藏各类档案近4千万件，按档案所涉及的地域划分，以美国为最多，其次为前苏联及东欧的档案，这其中尤以十月革命前后沙皇俄国的秘密档案最为有名。档案馆的东亚特藏部分藏有大量二战期间美国来华人员的个人档案，这其中最为有名的有史迪威、魏德迈、陈纳德、尼姆.威尔斯（即斯诺夫人）等的个人档案。同时，东亚特藏也藏有相当数量民国时期中国知名人士的个人档案，如宋子文、张嘉璈、张歆海、胡世泽、黄郛、陈述之等的个人档案，其中，尤以宋子文的档案最为有名，被誉为该档案馆东亚特藏皇冠上的宝石。
宋子文在民国时期曾身居要职，历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外交部长、行政院院长和广东省主席等多项要职，在民国时期的财政、外交等领域，宋氏均曾发挥过重要作用，是许多重要的政治、经济及外交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1949年国民党败退中国大陆后，宋子文退出政坛，来到美国定居。晚年的宋子文在美深居简出，为人低调，除从事一些私人商业经营活动和拜会亲友外，再无其他重要活动，1971年宋子文逝世于美国旧金山。宋氏死后不久，其后人将其生前全部的个人档案与文献捐献给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并对外开放。
宋氏后人捐献的宋子文个人档案共3万余件，58函，其中2万余件共39函的档案自上世纪70年代起即对社会公众开放，其余1万余件共19函的档案，宋氏后人为尊重当时尚在世的蒋夫人宋美龄的隐私，决定在蒋夫人过世后再予开放。去年10月宋美龄逝世后不久，宋氏后人便授权胡佛研究所于2004年4月26日起开放所有宋子文的档案，以供后人研究。并且，宋氏后人其外孙冯英祥更于今年3月12日从纽约来到胡佛，亲手将随身带来的另外两千件补充档案交给档案馆，一并予以开放。
宋子文档案的全部开放对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来说不啻为一个巨大的福音，由于宋氏生前在国民政府时期地位显赫，对国民政府的内政与外交均产生过重大影响，因此，这批档案的重要价值自不待言，而解读并深入研究宋氏档案，对于进一步深化民国史与宋氏生平的研究，也无疑意义重大。笔者受香港蒋氏工业慈善基金的资助，目前正以胡佛研究所访问学者身份在此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刚好有幸在宋氏档案全面开放之际，第一时间目睹了这批新开放的档案，因此在从事香港史研究工作之余，也抽空研读了其中一些档案。受条件限制，目前国内学者来美进行查阅档案还不甚方便，笔者得此先机，很想将其重要部分予以介绍，以利国内学人的研究，但由于宋子文档案涉及内容广泛，因此只得择其重要加以介绍。下面本文将重点介绍一下新公布的宋子文西安事变的日记。
在中国现代史上，1936年爆发的西安事变无疑是具有一个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从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变扣蒋，到12月26日蒋介石回到南京西安事变获得解决，短短两周时间，中国现代史上还从未有一个事件引起过世界如此大的关注。当时以及事后都流下了大量的记载，有关西安事变的资料以汗牛充栋来形容亦不为过分，而海内外学术界对西安事变的研究也非常重视，出现了许多有质量的学术专著。虽然以海峡两岸为代表的学术界对西安事变的意义及评价各不相同，但其在中国现代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地位却是公认的。西安事变的几个重要当事人均留下了对事件的记载与回忆，其中，蒋介石发表有《西安半月记》，蒋夫人宋美龄著有《西安事变回忆录》，张学良写有《西安事变忏悔录》，并且张还留有哥伦比亚大学对其进行长达数年录得的口述生平历史回忆和日记，其中有大量西安事变的内容，张学良的口述历史记录和他的日记已于2002年由哥伦比亚大学正式对社会开放。而此前惟独缺乏西安事变的另一个重要的当事人宋子文的著述。在西安事变期间，为解救蒋介石，宋子文曾两次前往西安，先是以私人身份去西安面蒋，了解西安的情况，后又再陪宋美龄到西安，充当蒋介石与张、杨间的调停人，后又代表蒋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举行谈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立下汗马功劳。对于宋子文在西安事变的作用，宋美龄在她写的《西安事变回忆录》里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当时余对西安事变已具一种感想，譬之造屋，端纳既奠其基，子文已树柱壁，至上梁盖顶完成之工作，实为余无可旁贷之责任矣。”1以宋美龄的身份，她当然不能也不愿说出中共在解决西安事变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但对其兄宋子文所发挥的作用还是相当首肯的。后世许多研究西安事变的著述也都对宋子文的表现进行了相当篇幅的描述，并做出了应有的评价。那么，宋子文本人对西安事变的看法如何，以及他本人在解决西安事件所从事的种种活动，究竟有没有留下文字的记载呢？此问题一直为众多研究西安事变的史家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而新近开放的宋子文档案则为我们解开了这一疑团，那就是宋本人的确留下了对该事件的记载，亦即本文将要介绍的这篇宋子文的西安事变日记。
由于西安事变的特殊重要性，宋氏后人对于宋子文留下的西安事变日记一直秘不示人，直到今年3月才由其外孙连同其他一些与蒋宋两家直接相关的重要文件，送到胡佛研究所予以公布。现在保存在胡佛档案馆的宋子文的西安事变日记系由英文写成，为英文打字稿，原稿篇幅不长，英文稿15页，字数译成中文约6千字左右。时间从1936年12月20日宋子文抵达西安记起，到12月25日蒋介石获释离开西安结束。日记中涉及的一些重要人名和术语特地以中文标出。粗读这篇日记，笔者得出的印象是：一、从内容看，日记记录比较简约，只记大要，不记枝节，但对到西安后与蒋介石的谈话、与张学良、杨虎城的交涉、特别是其后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的谈判记录较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二、与蒋介石、宋美岭生前出版有关西安事变的日记、回忆录意在政治目的不同，宋子文的日记意在留下记录，生前秘不示人，死后方由其后人公布，因此，该日记具有很大的真实性。关于这一点，比对其他有关的重要史料，亦足可以得到佐证。三、通观全篇，该日记与一般意义我们每日记录的日记似有不同，初步推定该篇日记可能为事后不久补记整理而成。
为使国内学者近快了解这篇日记的全貌，笔者特将其译出发表，以方便有兴趣的学者研究之用。在新公布的宋子文的档案中，连同本日记，还有一篇首次公布的据考为宋子文随从秘书陈康齐记录的日志，这篇日志提供了宋子文两赴西安的重要背景参考，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故此一并译出。
笔者在研读与翻译这篇日记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粗浅的心得，下面谨就该日记的史料价值做一简单陈述与考订，敬希对此专学有长之士从容教正。
一、蒋介石态度的变化与西安事变的成功解决
张、杨发动兵变，志在结束内战，逼蒋抗日。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虽有宋子文、宋美龄兄妹多方努力，并躬劝张、杨的化解之功，亦有中共申明大义统揽全局，并发挥对张、杨的巨大影响促其放蒋之效，同时也有张、杨发动兵变动机至纯，为解危机不惜忍辱求全之德，但是蒋介石本人态度的变化，最终接受停止内战容共抗日的主张，才为西安事变成功获得解决的关键。这一点许多当事人的记录与回忆及研究著作都有大量的篇幅述及。据载，蒋介石刚被捉之时，态度羞愤绝望，不吃不喝，更别说与张、杨谈判。12月14日，蒋介石的私人顾问端纳到西安探蒋。蒋读了端纳带来的宋美龄的亲笔信， 并了解了南京方面的危险时局，同时也经过端纳的疏通，蒋介石开始真正了解了张、杨兵变的真实动机，此后，蒋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对于这段历史，蒋介石在他的《西安半月记》中矢口不谈。但是作为此事的亲历者的端纳则透过当时采访他的《纽约时报》记者哈里特.阿班德之口，为我们留下了较为真实的记载。“端纳先生说：从星期六早晨蒋被扣押，直到星期一下午，蒋介石始终顽固地紧闭嘴唇，一言不发。尽管张学良多次拜见，请求与之讨论国事，委员长一概置之不理，一句话也没有和他说。直到端纳来到委员长被扣押之处看望他以后，张学良再次提出与委员长商谈的请求，委员长才开口说话，讨论这一僵局”。
另据端纳透露：尽管委员长一再宣称，在目前这种身系囹圄的状态下，企图找到任何解决问题的具体途径都是枉然的，然而，蒋介石和张学良已在原则上就许多有争议的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但端纳否认他知道是在哪些具体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
宋子文在他的《西安事变日记》中一开始就为我们印证了这一历史，并给我们首次明确透露了蒋介石在端纳来访后与张学良间所达成的条件。据宋子文的记载，在12月20日抵达西安后，张学良告诉他，蒋介石曾于17日接受了张所提出的四项条件：
1、改组国府、采纳抗日分子。
2、废除塘沽何梅察北协定。
3、发动抗日运动。
4、释放被捕七人。
张学良发动兵变后，曾通电全国，提出了解决西安事变的八项主张，但其后在与蒋的谈判中，为体现诚意，特作出让步，由八项条件减为四项，这四项条件在端纳到达西安后，蒋曾一度接受。虽然根据宋子文的日记记载，蒋在20日见到宋子文时又拒绝接受这样的条件，但蒋在端纳到达西安后，态度已开始软化，并与张开始谈判，却是事实。
宋子文日记也给我们记录了他12月20日在西安面蒋后，蒋的态度前后变化。起初，蒋态度强硬，称，“他不会在胁迫下接受任何条件，军事解决为唯一之途。”但经宋“指出形势之危险性，谓军事上之成功并不能确保其性命之保全，即便西安被占，他们尚可退至接壤共区，惟国家将陷于分裂，内战四起”，之后，蒋的头脑开始冷静，态度又开始趋缓，向张学良提出，他可以接受：“（1）、允其军队开往绥远。（2）、召开大会讨论四项条件。（3）、改组陕西省政府，由杨虎城提名人选。”但蒋的这一表态，张、杨并不满意，他们认为，四项条件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只要蒋本人点头同意，南京方面定能接受。
分析蒋介石当时的心理，可以看出，他的处境可谓是进退维谷。在了解了南京方面军事强硬派的种种行为后，蒋已经考虑对张、杨做出让步，可如果冒然签下城下之盟，他的性命虽可以保全，但回南京后其政治生命可能不保。另一方面，如果继续对张、杨采取强硬政策，内战则一触即发。张、杨所坚持的四项条件，核心要求就是一个，即停止剿共，联合抗战。既然17日蒋已经答应过张学良，可以同意四项条件，那就说明在蒋的心目中，这四项条件是可以接受的，之所以在宋子文到西安后蒋的态度又出现反复，那是因为蒋仍对接受这些条件的后果心存顾虑。问题的关键在于，采取何种方式接受这些条件、由谁来全权与张、杨及中共代表谈判，以及中共方面的解决西安事变的具体主张如何。关于这点，随着宋美龄的到来和中共方面为现解决的诚意，在一些关键问题的让步，才促使蒋下定了决心，最终改变态度，接受了张、杨的条件和共产党的主张，从而导致西安事变的最终和平解决。
宋子文日记中对宋美龄到西安后的活动着墨较少，但透过一些当时其他的记载，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宋美龄在其中所发挥的无可替代的作用。首先，蒋夫人的到来从感情上彻底征服了张学良，从而确保了蒋介石的安全。其二，由宋美龄来劝说蒋介石做出适当让步，并由其充当蒋的代表，和宋子文一道，与张、杨和周恩来进行谈判，既避免了蒋直接出面的尴尬，又能取得对方充分的信任。从宋子文日记看，在宋美龄到达的当天晚上，蒋即已同意由宋子文偕蒋夫人一道，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进行的谈判。蒋开出的条件是：“（1）取消中华苏维埃政府。（2）取消红军名义。（3）放弃阶级斗争。（4）愿意服从委员长作为总司令的指挥。”如果中共同意，他将同意：“（1）国共联合。（2）抗日容共联俄。（3）他将给汉卿发布手令，收编红军。”
根据宋子文日记的记载，在随后的谈判中，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出于民族的大义，基本接受了蒋的条件，而蒋随后的表态，也基本满足了张、杨和中共开出的条件，终使西安事变以和平收场。
二、宋子文的作用
宋子文日记对他两赴西安救蒋的活动记载较详，值得注意的有几点：
首先是到西安后，宋子文对当时整个局势的判断。
据日记记载，到西安后，宋子文发现，虽然蒋的生命暂时安全，但其心目中的整个西安局势依然极为凶险。“我得出之印象，委员长性命正处非常危险之状态。他们已走向极端，若其遭受失败之打击，他们甚有可能挟持他退往其山上要塞，甚或，他们可能变成一伙暴徒，并在暴徒心态下杀死他。汉卿直言不讳告诉我，其委员会已经决定，若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事，为安全起见，他们将把委员长交给中共。这决非凭空之威胁。”此外，宋子文对整个局势也做出了如下判断：
“一、此次运动不仅系由张、杨二人所发动，而且亦得到全体官兵上下一致之支持。张、杨至为团结，南京方面许多人计划并希望彼二人分裂，此不仅不可能，且充满严重危险。
二、张、杨与中共两方军队联合一起，将成一令人生畏之集团，以现有之兵力，加之有利之地形，在目标一致之条件下，他们完全可固守战场数月。
三、中共已毫无保留地将其命运与张、杨维系在一起。”
回到南京后，宋子文为了说服南京的军事强硬派们以和平手段解决西安事变，故意夸大蒋介石的生命安全保证，但其心目中对整个形势的真实看法，也只能在其日记中看到。
第二、戴笠与蒋鼎文西安之行缘由。
12月22日，在宋子文的陪同下，宋美龄从南京飞到西安救蒋，同行者有端纳、郭增恺、戴笠及蒋鼎文等人。关于戴笠与蒋鼎文去西安的缘由，目前著述的一致说法是：戴笠是应张学良写信之邀，是张为了向黄埔系的少壮派军人们表示无个人私见，让其代表来听听蒋对他的主张表示的意见。1而蒋鼎文的再赴西安，则是应蒋夫人之请，是为体现中央不把西安视为险地的宽广胸襟，为此，蒋夫人还费了好大一番口舌。2然而，实际情况是，这一切均出自宋子文的主意。
宋子文在其日记里明确记载了此事的缘由：
“在离开南京之前，我一直在军事解决与政治解决间摇摆，然经我实地细量，我坚信，拯救中国唯一之途只能藉政治解决。我不知何种政治解决切实可行，但我决定先行如下几点：
1、应让蒋夫人来西安照顾委员长，并改变其听天由命之态度。
2、由戴雨农代表黄埔系前来西安，亲身观察此地之局势。
3、派一将军来西安，以处理可能产生之军事问题。
我把我的决定通知张、杨，获其同意，且张（学良）给蒋夫人与戴（笠）写了信。”
宋美龄看来是完全接受了宋子文的建议，于是才有了戴笠与蒋鼎文的西安随行。
第三、与周恩来的谈判
众所周知，在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共代表周恩来曾与代表蒋介石的宋氏兄妹多次谈判，最后就释蒋条件达成一致，并且在说服劝说张、杨释蒋上更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关于与周恩来的谈判，蒋介石在他的《西安半月记》中只字未提。而宋美龄在她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以“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为名，未提名字地介绍了与周恩来的两次交谈，但其中内容颇多歪曲成分，未能反映历史的真相。1难能可贵的是，宋子文的日记中，对与周恩来的几次谈判记载较详，且内容真实。
12月23日，宋子文曾与周恩来进行过一次深入的谈判，在当日的记载中，宋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周恩来所提出的中共主张，且记载了与周恩来就未来新内阁的人选进行的探讨。1980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在其编辑出版的《周恩来选集》中首次公布了周恩来在西安事变期间发给中共中央的三封电报，其中第一封电报即描述了23日与宋子文会谈的内容，两相比较，足以印证宋子文日记所记内容的真实性。2而且，宋子文日记还补充了电报中所没有的周恩来谈话的内容，弥足珍贵。
同时，宋子文在当日的日记中也记载了谈判结束后，蒋介石在得知中共主张后，所答应的几项条件：“
一、他将不再担任行政院院长，拟命孔博士担任。新内阁绝不会再有亲日派。
二、返回南京后，他将释放在上海被捕之七人。
三、1、设立西北行营主任，由张负责。
2、同意将中央军调离陕、甘。
3、中共军队应当易帜，改编为正规军某师之番号。
4、中日一旦爆发战争，所有军队一视同仁。
四、1、派蒋鼎文将军去命令中央军停止进军。
2、将与汉卿讨论双方共同撤军，在离开西安后，他将发布手令。”
这几项条件，最后为中共及张、杨所接受，成为解决西安事件的最终条件。关于这点，在周恩来12月25日发给中央的第二份电报中，也得到了证实。3
三、周恩来面蒋及其他
根据宋子文日记记载，周恩来曾两次面蒋，一次是12月23日深夜，周恩来专程拜会蒋夫人宋美龄时，曾与蒋谋面，但只是简单寒暄了几句。另外一次是12月25日，对此次会面，宋子文记录较详：
“我与蒋夫人见了周（恩来），他再次要求见委员长。我力促此事，因为中共手中掌握着开启时局之钥匙。若其与我方达成一致，则我们就可劝服那些激烈及畏葸之徒。周见了委员长，解释说，一年来，中共一直在力图避免内战，以保存国家实力。他们并未从西安事变中索取任何资本，所提建议措施与数月前之主张并无二样。现在他们想要他做出如下保证：（1）停止剿共。（2）容共抗日。（3）允许中共派代表到南京向他解释其主张。
委员长答曰，红军北上抗日一直为其心中愿望，若如周之所言，他们愿停止一切赤化宣传，听从他的指挥，他将视其军队如己出。在剿共之所有岁月里，他一直记怀中共之领袖，他们许多人皆曾为其部下。既然他能对桂系施以仁怀，那他对中共亦一定能慷慨对待。他已委托张（学良）来改编红军，若红军对其效忠，他们将享受如胡宗南军队一样之待遇。在他充分休息后，周本人可亲赴南京，继续讨论。”
关于这次面蒋的经过，周恩来在25日发给中央的电报中曾有提及：
“蒋已病，我见蒋，他表示：
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
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
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1
周恩来电报中，并未特别说明见蒋的时间，但该电报为25日所发。关于周恩来与蒋介石的会面，博古在西安事变结束后不久于汉口接受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时也曾有过描述：
“我是12日24日到达西安的，并带来了保安方面的指示。我把指示交给了周。当天夜里10点钟以后，周恩来第一次去拜见蒋介石。此前蒋一直拒绝见周，是蒋夫人的信和端纳、张学良的劝告起了作用。会谈中，蒋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不能再打内战了”。这也是中共方面的主要要求，他应该作出这样的承诺。在这之后，他只是讲了些无关痛痒的话，说“在内战的所有日子里，我经常想起你。即便是在作战时，我仍能记得起你曾为我做过出色的工作，希望我们能再次携手合作”。
“25日早上，周再次和蒋会面。蒋再次重申了头天晚上他被叫醒会见周时作出的承诺，表示他再不想打内战了。周原本可以早些与蒋会谈，但他必须等我携中共方面的条件到达后才能这么做”。2
目前学界一般采纳的是博古的回忆，认为周恩来与蒋介石的那次著名的会面，发生于12月24日夜。而宋子文的日记并没有记录24日夜的那次会面，从博古回忆的内容看，24日周、蒋曾会面具有很大的可信性。那么，宋子文的日记为何没有记录？大概有几种可能，其一，这次见面是周恩来在拿到博古带来的中共中央的指示后，直接于深夜见蒋，宋并没有参加，所以无从记起。其二、由于两次谈话内容大同小异，所以宋就一并描述了。其三、是宋子文记错了日期，将24日深夜的那次周、蒋会面记成了23日。不过，似乎第一种的可能性为大。从谈话内容看，博古本人并没有参加会面，笔者认为，作为当事人，宋的日记记录更为准确些，因此，如果以谈话内容的进行描述，周、蒋那次著名的会面应为12月25日上午。
如果博古的回忆可信，而宋子文的记录也属实的话，那么在西安事变中，周、蒋的会面次数就是3次，即12月23日夜、24日夜与25日晨。而在日本外务省保存的有关西安事变的材料中，有一份被认为是博古的报告，根据这份报告的记载，在西安事变中，周恩来与蒋共会面三次，周恩来同意八点主张，蒋介石原则上同意联共抗日。3这可以算得上目前所能发现的周、蒋三次会面说的一个孤证，究竟情形如何，尚需进一步考证。
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共与蒋是否就所达成的条件签有书面保证，目前学术界普遍观点是蒋介石或宋氏兄妹并未签署任何文件，傅虹霖在其著作《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质疑此说，并引用一些旁证材料来证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蒋夫人和宋子文曾在一份释蒋文件上签了字。4但是，这种说法大可商榷。根据宋子文日记，很清楚，在释蒋上双方确实有一些具体条件，亦即12月23日宋子文与周恩来及张、杨谈判后，蒋所答应的那几项条件，但双方并没有签署任何文件。在宋子文的日记中，记录了在其12月24日参加的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会议上，张、杨属下一些将领因担心所达成条件未有文字保证而表示的不满，同时，也记录了杨虎城因未获文字保证与张学良所发生的冲突，这些足以证明释蒋条件是蒋以人格作担保，口头承诺来履行的。另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12月25日周恩来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在该电中，周恩来曾有过这样明确的表述：
“杨及我们对条件同意。我们只认为在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今天走、张去。但通知未到张已亲送蒋、宋、宋飞往洛阳。”1
宋子文日记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些遗憾之处。在宋子文日记中，原来曾附有三个非常具有史料价值的附件，即：附件A，宋子文第二次陪同宋美龄赴西安前南京方面交给他的一份停战条件；附件B，周恩来12月24日上午交给宋子文的中共方面所提出的解决西安事变办法的备忘录；附件C，宋子文12月23日下午与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讨论新内阁人选情况的备忘录。但在公布的档案中，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三个非常重要的文件，殊为遗憾。
后世史家在探询历史发展脉络时，对某些细节也相当关注，而揭开某些历史谜团往往亦具相当重要意义与趣味，在这方面，宋子文日记同样也给我们留下些许遗憾。例如：宋子文两赴西安都曾偕郭增恺随行，郭增恺曾在杨虎城幕下做事，宋带郭的目的是想借其与杨虎城的关系，来做说客，疏通与杨虎城的关系。在宋子文随从秘书所记的日志中对此也曾有过只言记录，而郭在西安也确实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2但在宋子文的日记中，我们却没有看到任何这方面的记录。又如：宋美龄在西安的一些活动，宋氏兄妹在救蒋过程中如何商量谋略等细节，日记中也都阙如。又如：宋子文是如何利用与张学良的旧谊去做张的工作，以及后来如何对张学良释蒋后的人身安全作出保证等等，我们在日记中也未能看到。也许，即便是在自己的私人日记之中，宋子文也有某些言不由己的顾虑与苦衷，从而在为后人解疑之时又存谜疑。即便如此，宋子文日记的面世对于我们现代研究者来说总是一件值得称庆的事。
作者于2004年5月15日写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来源：《百年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