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

今天口述史学会的成立，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千呼万唤始出来，据我所知，在座的车前、钟少华还有庄建平早在十年前就为此奔波，迟迟难以奏效，这正如周新国先生所说，口述史在史学界处于弱势。这不仅有主管部门的问题，同仁中也有将口述史视为另类的，这种偏见并不在于学者本身，而是以文本资料为主体的治学观念导致对文本资料的绝对化，从而产生轻视非文本资料的倾向。所以要提升口述史的价值，不仅要强调抢救资料的作用，还要走出局限在现代史范围的眼界，进一步认识口述史对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意义。
    
    口述史本是史学的源头，传说是口述的最早形式，这在中外都一样。西方史学史是从《荷马史诗》开始，其中的人物是半人半神，故事也属半真半假，但却毫无疑义地被尊为西方史学的滥觞，在没有发明文字以前，口耳相传的历史是人类唯一的记忆方式，因此口述的《荷马史诗》被认为是一个英雄时代的反映。在中国关于燧人氏、有巢氏、伏牺氏、神农氏、炎黄二帝的诸多传说，也被后人尊为中华民族创造历史的开始，因为钻木取火，驯养家畜，播种农作物等重大发明和氏族会盟，黄帝被推为共主，如实地反映了华夏族生存、发展的历史进程。
    
    在中国从有文字记载以后，就有了信史。作为信史，起初并不排斥传说、口述的史料，《史记.五帝本纪》就把五帝的传说正式载入史册，这可视为中国第一部口述史。《项羽本纪》生动地描绘了鸿门宴中人物的声容笑貌，各种人物的言谈举止，栩栩如生，可是鸿门宴并未留下现场记录，这是司马迁根据传闻和历史记载写下的历史，二千多年来谁也不怀疑这件事的存在，因为他描述的人物风貌、事件的发展，入情入理，符合历史的逻辑，并非妄自猜测。不言而喻，口述史不仅被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所确认，而且在正史中作出吸收传说的表率。
    
    这一情况自唐代有所改变，中国确立当朝为前代修史，是从唐代设立国史馆开始，自此以后，史书成为官书，写史要依据朝廷的意志，有严格的程式，引用口述的情况大为减少，史官只是记录、整理和保管员，一切都以前朝的文本为依据，非此很难进入史册。治史的人才讲究的是义理、词章和考据的功夫，无需调查访问，纵有史家主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但也作为个人的修养，从来没有作为研究的方法，进入史学的领地。
    
    这种情况从新史学兴起后有了很大的改变。王国维运用地下文物，验证文字记载，证实了商代纪年的可靠性。陈寅恪以诗证史，将佛经典籍、变文故事与民俗小说相互参照，发掘敦煌佚文《韦庄秦妇吟校笺》的价值，反映“当日人民避难之惨状”，是了解民众疾苦的重要资料。顾颉刚提出以民俗求证历史的见解，运用古代文献、诗词歌赋、乐府变文、地理学、音韵学和现代民俗学对孟姜女传说的来龙去脉进行系统地梳理，写出《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书，指出:“ 孟姜女的故事，论其年代已经流传了二千五百年，按其地域几乎传遍了中国本部，实在是一个极有力的故事。可惜一班学者只注意于朝章国故而绝不注意于民间传说，以至失去了许多好的材料。”这部著作成为民俗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建国后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以图像与文献记载互证，纠正了文献中的多处错讹。不论是以物证史，以诗证史，以图证史还是以民俗证史，都超越传统的历史文献，扩展了史学研究的视野。虽然图和诗也是文本，但又属非经非史的文本，这对传统治史观念来看仍是另类，试想连野史、笔记都视为稗史，这一“稗”字，就表现了这是不入流的文本，自不在正统史学之列，这充分证明非文本史学资料的发掘和运用，是廓清历史迷雾，认识真相的重要方法，这也是求真、求实的历史精神的体现。
    
    当前中国史学的发展，有两大趋势: 一是田野调查引起史学研究者的关注；一是口述史的兴起。这两者标志当代史学研究的视野从单纯的文献求证转向社会、民间资料的发掘，这是历史学进入21世纪的重要倾向。这对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来说，无异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运用民俗传说对照文献记载，在史学研究上取得成效，已卓然可观。例如中山大学对南方宗族的研究，北京师大对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的研究，他们都以古籍文献和现场调查、老人的口述相互印证，写出一批有分量的著作，这是古人难以做到的。刘志苇先生有一篇《姑嫂坟》的文章，从口头传说、民间祭祀和家谱记载中的矛盾，以文献、民风、传说相互训诂，证实古代广东地区妇女不同于中原，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明代由于理学的影响，才用男尊女卑的思想重修族谱，将主坟改为男性家长，姑嫂坟降为辅坟，但在民俗中仍然认同姑嫂坟，而作为主坟的男性墓却早已湮没无闻了，这是以民俗和口述史纠正文字记载不实之词的有力例证。
    
    所以口述史不仅是现代史用以抢救资料的措施，也是一种研究方法，不仅对断代史研究有好处，对民俗史和社会文化史来说更是一个不可代替重要的方法，应该得到史学界的充分重视。
    
    还要赘言一句的是，最近我参加第十届社会史年会，听到与会的同仁议论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已经边缘化了，什么是边缘化? 我的理解是，作为最高学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本应对学科问题和学科建设方面处于前沿阵地，可实际情况是，对一些新兴学科已失去应有的敏感性，有的已远远落后于学术界。我作为近代史所的一名成员，至少对本所深有体会。例如作为新兴的口述史，在本所就不缺乏人才和课题，刘小萌的知青史研究已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多年来他奔走南北，访问知青，作出口述笔录，可这一课题却不能在本所获得资助，而在北大申请了课题资金，当然这一成果也只能算在北大的帐上；当前社会文化史作为一门新兴的知识系统正在引起国人的注意，这在国外又称大文化史或新文化史，在国际上与性别史同为两大热门学科。对于社会文化史，我们的起步并不晚，早在14年前我们就启动了《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的课题，8 年前曾就在近代史所成立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的倡议，打了报告，可所领导，不批、不管、不问，就这样被“留中”了。多少年过去了，获得国家图书奖的《中国社会史论》就有专章论述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视野问题，日本《中国21》全文翻译了这篇文章，认为这是中国学术研究的动向；湖北大学正在筹建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这次社会史年会，举办青年沙龙，中心议题就是社会文化史的研究的视野和方法。回顾本所对这新兴领域的态度，不能不痛惜失去了发展自己的最佳时机。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国唯一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机构，但这地位的确立，不能依仗这独一无二的行政地位，而在于能否在学科研究和理论建树中真正起到带头作用，如果无视这学科建设的基本要求，又怎能不被学界议论边缘化哩?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来源：学术批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