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的两极——专政与人道

雨果（1802——1885），法国文学史上卓越的资产阶级民主作家，其创作生涯达半个多世纪，作品包括20卷诗歌、20卷小说、12卷剧本、21卷哲理论述，合计79卷之多。贯穿他一生活动和创作的主导思想是人道主义、反对暴力、以爱制恶。是19世纪法国积极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杰出代表。

    一、高耸的大山

    《九三年》是雨果对法国一七九三年的作品简称，这一年，是法国革命斗争最激烈的时期，共和国诞生不久，英国便纠集奥地利、普鲁士、荷兰、西班牙、意大利、俄罗斯向共和国宣战，国内保王党在旺代率10万农民军叛乱，法国前线指挥官吉伦特派分子杜木里埃将军叛变投敌，内外勾结，疯狂镇压雅各宾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共和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形势岌岌可危。为了挽救革命，保卫祖国，以罗伯斯庇尔、丹东、马拉为代表的雅各宾派发动了人民起义，推翻了吉伦特派的统治，组成了专政政府，竖起了断头台，对张牙舞爪的敌人实行革命的专政和恐怖政策，取得平息内忧外患的伟大胜利，巩固了大革命的成果，使共和国转危为安。作为资产阶级民主作家，雨果深知九三年在法国大革命运动中的份量和价值，他在小说中说：“九三年是一个紧张的年头，风暴在这时期达到了最猛烈、最壮观的程度。”九三年的战争，是“法兰西战胜欧洲、巴黎战胜法兰西”的战争，（当时，巴黎是革命运动的中心，各地的保王派都联合起来向巴黎进攻）因而“它比本世纪的其他时刻更伟大。”为了尊重历史，客观地反映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残酷性，展现这场斗争激烈而壮观的场面，雨果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从各种重大事件的发展过程到具体人物、姓名、方言土语、服饰和生活方式等细节，都进行了认真而又深入的研究，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天主会给我生命和力量，完成我的敌人称之为庞大得出奇的计划吗？我年迈了一些，不能移动这些大山，而且是多么高耸的大山啊！《九三年》就是这样一座大山！”可见，《九三年》在雨果心目中的份量是很重的，为了在自己的晚年完成这部沉重如山的著作，他不肯轻易动笔，酝酿时间竟达10多年之久，这在雨果的文学创作生涯中是绝无仅有的。

    《九三年》小说创作的封门之作，其创作技艺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小说大量运用了对比手法，通过大胆而浪漫的虚构，把人性的神奇和形体的灵性巧妙地反映在鲜活的社会镜面上，令人叹为观止，在结构安排上，作者一改《巴黎圣母院》和《悲惨的世界》大段议论的枝蔓情节，把议论融化到人物的思想中，与主人公融为一体，使小说的结构十分紧凑，看不到多少题外闲话，这部小说虽然篇幅不长，其内涵容量和外延张力足以与卷帙浩繁的历史小说媲美，堪称法国大革命的一部史诗。

    二、一线穿三身

    以仁爱为核心的人道主义，是贯穿雨果一生活动和创作生涯的一条主线，《九三年》也不例外，为了证明自己“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这个命题，雨果在小说中塑造了三个主体的化身：保王党的化身朗特纳克；人道主义者的化身戈万；革命政府的化身西穆尔丹。然后用人道主义这条主线将三个化身贯穿起来，让人在专政与人道的激烈碰撞中心灵震撼。

    朗特纳克——魔鬼与天使的交配。

    在《九三年》中，保王党的代表人物是前贵族候爵朗特纳克，他之所以所以成为白军（保王党军队）的领军人物，一是他是个铁杆保王派，他出生于大贵族家庭，很早就在王宫任职，其命运与王室血肉相联，保王自在情理之中；二是他有才干、有魄力，作为贵族军人，深谙用兵之道，在护送他去布列塔尼的军舰上，一位炮手因工作疏忽导致大炮脱位，造成重大损失，炮手冒着生命危险，将大炮固定，排除了船毁人亡的危险，他对这件事故的处理是：先授予这名炮手一枚圣路易十字勋章，然后立即下令将他处死，其凶狠狡诈可见一斑。三是布列塔尼农民愚昧落后，他们只知道领主，不懂得主义，朗特纳克作为世袭领主，在该地有很大的号召力。

    朗特纳克一上任，便召集了七千农民军，对蓝军（革命党军队）包括接待过蓝军的农场、村庄，实行杀光、烧光的政策，连伤员、俘虏和随军的妇女都毫不怜悯地下令统统枪毙，连三个毫不懂事的小孩被他下令带走，作为人质扣押。就是这样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雨果认为他也有“人类所共有的慈悲心”，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特地为朗特纳克设计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救人场面：在图尔格战斗中，一败涂地的朗特纳克用三个孩子交换自己生命的要求遭到拒绝，在其死党伊马纽斯的掩护下逃进了暗道，伊马纽斯临死时点燃了囚禁小孩的图书室，三个小孩处在大火的包围之中，本已脱险的朗特纳克被小孩母亲凄厉的呼唤激活了自己的良知，明知自己一旦被革命党逮捕，就会被送上断头台，却毅然放弃逃生的机会，将三个小孩救出火海，然后从容地把自己交给革命党。这时候，人们看到的是：“一个英雄从这个魔鬼身上跳出来”；一个手拿屠刀的人，成了“仁慈的天使”。当朗特纳克不慌不忙地走下楼梯时，“在场的人都不寒而栗，面对这个自天而降的人仿佛面对异象一样，感到一种神圣的恐惧，纷纷后退。”这便是雨果为“以爱制恶”所作的诠释。

    戈万——舍身侍虎的信徒。

    戈万是雨果理想和追求的人道主义的化身，他出生于王公家庭，但自幼父母双亡，只有瞎眼的祖母照看他，朗特纳克是他的叔爷，但很早就离开他在王宫任职，祖母去世后，戈万便成了孤儿，全靠家庭教师西穆尔丹的呵护和培养，西穆尔丹把自己全部的爱都倾泻在这个孩子身上，它患了重病，西穆尔丹不分昼夜地守护着，百般照料，不但挽救了他的生命，而且将自己的教养、知识和学问全部传给了他，对戈万来说，西穆尔丹不仅是他的救命恩人和老师，而且是他精神上的父亲，然而，在君王制度下，贵族和平民是不可能长期相处的，西穆尔丹完成教育以后，便被主人家心安理得地辞退，回到下层的教士中去了，而戈万生来就是个军官，很快就被任命为上尉，到某地驻防去了。因此，在《九三年》中，戈万的性格是复杂的，他既有与生俱来的贵族血统和难以割舍的王宫情节，又有革命党的造反精神和平民的慈悲心肠，他支持打翻王冠，却又希望保护人头；他同意割除肿瘤，却又不愿手术流血。作为革命党远征队的军事指挥官，他打仗很勇敢，而且很有军事才能，在多尔战斗中，他以1500人的兵力，把朗特纳克率领的6000农民军打得落花流水。但是，只要战争取得胜利，他便把敌人当作兄弟，在他看来，“‘赦免’是人类语言中最美的字眼”，他“不对老人作战、不对女人作战、不对小孩作战，”而不管对方是敌人还是朋友。在攻打科塞哨所时，叛乱分子让·特雷通走投无路，挥着马刀独自向部队扑来，他竟下令部队闪开，让他过去，理由是“不能让1500人去杀一个人”；在卡伊特里，他见士兵要杀死受伤的约瑟夫·贝齐埃时，便以“我来对付他”支开士兵，然后朝天放空枪，让贝齐埃逃跑，理由是“不能杀一个倒地的人。”致使这两个人后来都成了反动帮伙的首领。他明知其叔爷朗特纳克是个死不悔改的保王派，又是个双手沾满革命党鲜血的刽子手，自己也亲自签发过对朗特纳克“一旦发现，就地处决”的命令，并对西穆尔丹郑重承诺，抓住朗特纳克后不会赦免，只是因为朗特纳克偶尔良心发现，破坏了自己将三个扣为人质的小孩活活烧死的罪行，他便“忘记了被焚烧的村庄，忘记了被蹂躏的田野，忘记了被屠杀的俘虏、被结果的伤员、被枪杀的妇女和被出卖给英国的法兰西”，把朗特纳克看成了舍己救人的英雄和仁慈的天使，利用哨兵对自己的信赖，放走了朗特纳克，然后自己心甘情愿地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镇定自若地走上断头台，引颈就刑。在这里，雨果通过戈万，把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发挥到了极致，他认为人道主义的最高境界就是有爱无类，明知通过爱心的感化来改变老虎吃人的本性是不现实的，也明知放虎归山可能会伤害更多的人，但当老虎饿得奄奄一息的时候，仍然要有舍身侍虎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抓住“可能性”这只一直“翱翔在人们头顶上的神秘鸟”，让空想变成现实。

    西穆尔丹——峭壁的崇高

    与朗特纳克和戈万相比较，雨果对西穆尔丹这个革命政府的化身似乎特别的看重，给他安排了一个专章，字里行间也流露出对他的同情和关照。

    西穆尔丹的经历很简单，他出生于农民家庭，先在乡村当本堂神甫，然后当戈万的家庭教师，后来便脱离了教门，回到了下层人民之间，大革命一开始，他便把自己交给了共和国。小说里说：“他是从教士变成哲学家，再从哲学家变成角斗士的。”作为教士，西穆尔丹也具有恻隐之心，但仅仅是对穷人，为帮穷人解除痛苦，他乐于做那些别人不敢做也不想做的善事，他经常用嘴去亲吻脓疮，甚至用嘴去吸病人脓疮里的脓血，但他不会为国王做这样的事。因此，他在那些受苦的、哭泣的平民中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凝聚力和感染力，他一句话便可以阻止一场错误，甚至可以化解一场劫难；作为哲学家，他品德高尚、学识渊博、善于思考且具有真知灼见，他从现在可以预感将来，猜想到未来的可怕而壮观，路易十五在位的时候，他已经开始信仰共和制，一七八九年革命来临的时候，他已经作好了投身革命的一切准备；作为革命者，他具有无私的奉献精神、钢铁般的革命意志和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他对革命的投入是全身心且义无反顾的，他没有家庭，共和国就是他的家；他没有娶妻，他以人类为妻。他仇恨君主制和神权政治，对敌人毫不留情，“他希望神灵在必要时用目光向魔鬼投去地狱之火，以牙还牙。”他捍卫革命甚于捍卫自己的生命，在他的眼中，革命的目标就是箭靶，共和国的法律就是利箭，利箭只有穿透障碍物笔直地奔向目标，才能命中箭靶。多尔战争后，他针对多戈万宽大无边的思想和作法，和他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当戈万抱怨九三年太血腥时，他说：“不要指责那些不该指责的事，难道疾病是医生的过错吗？”“革命有敌人，就是旧世界，革命决不能怜悯它，就象医生的敌人是坏疽，医生不能怜悯坏疽一样”；医生要割除肿瘤，就会损害一些好肉，但这是保证手术成功的必要条件，“革命给旧世界切肢，所以就有九三年的大出血”，“它毁伤肢体”是为了“拯救生命”，如果说“外科医生象屠户，治病的人象郐子手”，那么“革命要求为他工作的人是激进分子”，为了完成自己的天赋使命“它拒绝颤抖的手”。应该说，西穆尔丹的这番话，在九三的这个非常时期针对特定对象而言，是正确的，但把它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特别是把革命看成是走直线，是不通人情且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这就注定了他的不幸：当他用毕生的心血打造的精神儿子戈万违背共和国法律，私自放走朗特纳克以后，他虽然毅然决然地依照法律，亲手将戈万送上了断头台，但他自己的精神这时也完全崩溃，当戈万的头滚进筐里的同时，他也在痛苦和彷徨中开枪自尽，两颗悲壮的灵魂双双飞上了天堂。

    如果说，雨果对朗特纳克火中救人，由魔鬼变天使的描写带有先入为主的概念化痕迹，那么他对西穆尔丹开枪自杀的悲情结局还是具有充分依据的，西穆尔丹虽然表面冰冷，但他天性仁慈，这从他给病人吸脓便可以看出，残酷的革命战争的洗礼，虽然冻结了他的感情，但他对自己的学生加战友的戈万，一直关爱有加，他虽然以一种近乎苛刻的方式来审视和塑造自己，其人格修养达到了无懈可击的程度，但对戈万却百般呵护，为了拯救戈万，他不惜用自己的身体去挡住敌人的军刀，戈万多次放走敌人，他都给予了必要的宽容，虽然多次对他提出警告与规劝，但并没有将他绳之以法，在围剿朗特纳克的战斗中，他始终守护在戈万的身边，为了避免伤及无辜，他甚至提出用自己交换朗特纳克，直到戈万私自放走狱中的死刑犯朗特纳克，其徇情枉法已达到罪无可赦的程度，他才不得不判处戈万死刑，其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在《九三年》中，雨果通过西穆尔丹，对革命政府的行为作出了积极的、客观的评价，在肯定大革命价值的同时，也对雅各宾党“以恶制恶”的极端行为进行了哲理的批判，他认为西穆尔丹是崇高的，“但他是在孤立中、在崎岖中、在冰冷的疏远中表现崇高，在四周的悬崖峭壁中表现的崇高。”西穆尔丹以悲剧落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预示着雅各宾党将来的命运。

    三、对“两个绝对”的法理扬弃

    作为资产阶级民主作家，雨果对九三年大革命的观察是独具慧眼的，一方面，他通过阶级斗争的残酷性的描写，展现了大革命激烈而壮观的场面，肯定了大革命的价值，正确评价了雅各宾党专政时期的一系列政策，他认为，在国民公会的酿酒桶里，“虽然沸腾着恐怖，也酝酿着进步”。另一方面，他对雅各宾党短命的原因也进行了人道上的哲理沉思和拷问，他认为，雅各宾党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实行“以爱制恶”的政策，以致滥杀无辜，多行不义而自毙。其观点集中体现在“两个绝对”上，即“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这对雅各宾党“以恶制恶”的极端政策而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他在批判一个极端的同时，又把自己推向了另一个极端，他把革命与人道人为地割裂开来，把它们当作两条互不相融的平行线，这不能不说是个错误。首先，真理作为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以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为前提的，就“以恶制恶”的政策而言，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在刀光剑影的战场上，以恶制恶是必要的，特别是对朗特纳克这样的恶魔，尤其必要。但对修道院的修女和老教士也赶尽杀绝就有些不近人道了，特别是战争结束，进入巩固政权阶段以后，继续实行恐怖政策，无异于自绝。据有关资料考证，一七九四年反侵略战争胜利以后，雅各宾党执政当局嫌断头机行刑太慢，便辅之以炮轰、集体枪毙和沉船等方式，一次处决几百人，雅各宾党左派领袖阿贝尔和右派领袖丹东，因与罗伯斯庇尔政见不合，先后被送上了断头台，最后边罗伯斯比庇尔自己也被反对党送上了断头台。雅各宾党垮台的原因尽管是多方面的，但一味实行走直线的恐怖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再以戈万所崇尚的以爱制恶而言，在战争尚未取得完全胜利的情况下，对一般人实行赦免，可能会给共和国增加一些朋友，但对朗特纳克这类心狠手辣且顽固不化的魔头实行赦免，只能为共和国增加更多的敌人，甚至会断送共和国，所谓魔鬼变天使，只不过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即使他偶尔良心发现放过了自己原想置于死地的三个小孩，最好的处理办法莫过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先授予他一枚勋章，然后将他处死。其次，革命与人道是应该且可以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本身就是对不人道的封建制度的洗涤和否定，不砸烂等级森严的封建君主制桎梏，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基础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就无从谈起，在社会变革的紧要关头，对罪恶的封建势力讲人道，就是对人民的不人道，同时也是对新生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否定。同样，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实现自由、平等、博爱的新人道主义，而不是制造新的恐怖，一个革命党，在掌握国家政权以后，如果又制定出种种法律来与自然的法则相对抗，并用死亡的恐怖武装起这些法律，这不仅是一种自负，而且是一种邪恶，与革命的宗旨也是格格不入的。由此可见，革命是实现人道的手段，人道是革命目的，他们就象人的外形与人的肉体一样，是不可分割的包容关系，而不是格格不入的平行关系。

    湖南省临湘市人大常委会：李静美 2006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