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代治吏看当今反腐

关键词：反腐败、重典治吏。
    
    主要内容：当今，腐败问题已是摆在当和人民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它事关人心背向，党的生死存亡；事关政治稳定，社会发展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社会转型时期，腐败呈现越反越烈之趋势。有人甚至提出对腐败施以重刑的想法，本文将把明代的重典治吏和当今的反腐败作以比较，进一步剖析中国当代之反腐败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随之而来的是腐败问题越演越烈，贪污之数目以惊人的速度激增，贪污者的官衔也越来越高，贪污者的手段也越来越现代化，反腐败的形势也更加严峻。贪污腐败的危害不言而喻，它不仅是让政府头痛顽疾，而且也被人民所深恶痛绝。面对如严峻的反腐形势，有人（民间人士）提出‘对腐败施以重刑’的想法。这表达了人民对于腐败问题的关注，对于这想法的必要性和实施性，我们下面作进一步的论证。
    
    腐败是一个历史性问题，纵观中国历史，任何一个朝代的灭亡，无不与腐败的催化作用有关。因此，每个朝代建初年都腐败给予了足够关注，而明代对此更加“热忠”。众所周知，朱元璋生于行伍之间，长于乱世，与贫贱交好，深知百姓之疾苦，深恶官吏之贪恶。他的经历为为他当政后推行‘重典治吏’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明代的治吏政策堪称中国之“典范”。其治吏用刑之重是无与伦比的。但其效果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朱元璋于洪武六年（AD 1373年）颁布了《大明律》。在《大明律》中对贪污、腐败、渎职者一概处以绞刑。之后，在洪武十八年又颁布《明大浩》，这是朱元璋亲自编篡的一部“特别刑法”，它把‘重典治国’推至极端。下面我具体看一下，朱元璋是任何重典治吏的。
    
    首先：严法整饬吏治，严惩官吏失职、渎职行为。《大明律》规定“凡军官，应旨而不请旨者，及应论功而不论功者，该官吏当处绞；若文职官，应有犯应奏而不奏者，杖一百，有所规避者从重。” 《大明律、刑律、受赃》规定 ：“官吏受财，坐赃致罪，官枉法赃八十贯者，绞；吏枉法赃一百二十者绞。”可见，明代对于官吏失职、渎职、贪污行为的处罚的相当重的。
    
    其次：创立‘奸党罪’，严禁臣下朋党。《大明律、职制》中规定：“凡奸邪进谗言者，斩；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絮乱朝政者，妻子为奴，财产入官”。对于官员结党，处罚往往罪及数百人。
    
    再次；酷刑处罚贪官污吏，明代在原有刑罚的基础上，还创立了枷号，庭杖等刑。并且还采用了奴隶社会才存在的挑筋、断背、枭首、剥皮、凌迟等酷刑。据《明史、刑法志》记载：“明世宗嘉靖三年，因朝臣韦熙等一百三十人谏争大礼事被庭杖，当场毕命者十六人。”同时，在俯州县设立‘皮庙场’，即剥官吏之皮，以草充之，以警后者，这样的刑罚可谓触目惊心。对于其效果，《大浩续篇》中记载；“今贪官污吏者，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愈多。”
    
    客观来讲：明代的重典治吏对于明代维护统治，提高行政效率，缓和社会矛盾，巩固政权起了一定的这作用。同时，由于酷刑有带来了极大的消极作用，它造成统治阶级内部众叛亲离，人心不稳，影响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还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在司法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官场中，人心惶惶，相互包庇、猜疑，严重地影响了政治职能的发挥。对于贪污者不仅不能起到威慑作用，反而使其贪污更甚，贪污者更多。
    
    我国现阶段的反腐形势非常严峻。贪污者呈高层化、集团化的发方向发展。贪污数目大的惊人，这不仅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而且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是无法估量的。七八十年代，一个市级领导贪污几千元就轰动全国，而现在贪污几万元、几十万元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基层中，乡镇、县市级干部中，贪污者往往以集团化形式出现，涉及的人员往往是一届干部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官场中形成一种关系网，环环相扣 、层层相联，其组织相当严密，且不易被发现（对此，进年的反腐败小说、电视剧等都有所反映）。他们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大厦中潜伏的蛀虫。
    
    进几年来，贪污者的官衔也越来越高，不仅有省厅级干部 （如原河北省常务副秘书、国税局局长李真，原云南省长李嘉廷）而且也涉及一些部委及中央人大、政协的有些干部（如原人大常委陈夕同，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等）。甚至出现了河南交通厅连续三届厅长贪污腐败的事，这自建国以来还是很少见的。这些人的腐败给社会造成的影响是可想而知。它直接影响党在人民党心中的形象，甚至危及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清明及我们党的群众基础。
    
    面对这样严竣的反腐形势，我们应如何应对呢？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条规定：“个人贪污10万元以上，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没收财产。”可见我国刑法对贪污者的处罚是相当重的。可实际中由于种种原因，在司法执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致使腐败不仅没有杜绝，反而为后继者制造了一些假象。
    
    对腐败课以重刑，不能达到反腐败的目的，而且也不符合现代民主对人权的要求。明代的‘重典治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那么现代社会，特别是转型时期的现阶段，应任何有效地反腐败呢？我个人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首先，改变政府职能，使政府行政公开化，透明化；建立完善的行政监督机制。腐败之所以能产生，是因为有其滋生的土壤。现阶段，我国还没有完全的公开透明的行政机制，也缺乏行之有效的行政监督体系，这为一些腐败提供了条件。进人21世纪来，中央进行了一系列政府机构改革，促使行政进一步公开化。同时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如《行政许可法》的颁布，《行政程序法》的起草已经提到日程上来。这就铲除腐败滋生的温床，这也是反腐败根本之所在。
    
    其次，进一步改革我国政府的用人机制，从单纯注重才能转为注重人才兼德行，而且应把人才的道德品质放在突出的位置。进一步拓展我国的人才来源。应做到‘善用人，用好人’，应不拘一格用人才。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公务员制度，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为公务员创造一个良好规范的工作环境，同时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个人生活水平。对于新加坡的高薪养廉，我们可以根据我国的国情加以借鉴。总之，腐败中，人的因素是主导因素，我们应该从人的思想深处杜绝腐败观念的滋生。
    
    同时，进一步规范我国司法审判机制，做到：“公正执法，严格司法”建立完善的司法监督机制，严格依法办事，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对腐败的威慑力，起到警戒和预防腐败犯罪的作用，以腐败者的后果来教育政府工作人员。
    
    最后；进一步加强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参政、议政意识。正确引导大众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在确保媒体政治思想统一的大方向下，适当放宽媒体对社会各个方面真实报道的限制，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勇于揭发腐败现象，与腐败行为做坚决的斗争。进年来，腐败的揭露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才能使我国的政府更加清廉。
    
    腐败是一个全球性、历史性问题。如何反腐是各国、各届政府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在看到我国反腐形势的同时，也要看到我国政府在反腐败问题上表现的决心和取得的成绩。相信在党和政府的不懈努力下，我国必将取得反腐攻坚战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