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命案招标制"告终的体制性宿命
陕西华县近1600高考生学籍档案"失踪" 当地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调查 "命案招标制"告终的体制性宿命 武汉市武昌区公安分局４年前在湖北省率先实行的"命案招标制"，已于日前悄然废止。该局负责人透露："命案招标制"已被另一套命案侦破机制--"三主五长制"代替（６月１２日《广州日报》）。２００２年８月，武昌警方推出"命案招标制"：中标者可自行挑选探员办案，破案前按中标办案经费的５％向分局缴纳保证金。在规定期限内破案，中标人可报请升职，剩余办案经费可作为奖金；未能如期破案，扣除保证金，必须继续侦破中标案件，其间只保留中标人基本工资，超过规定经费部分由其"自掏腰包"，这其实就是从古至今的"悬赏破案"模式。通过经济挂钩、过期中标人"自掏腰包"的奖惩机制，来刺激警员的"办案激情"，其出发点却陷入了绕不开的多重悖论中。
细看"命案招标制"，中标人如无法按期完成任务，他所要承担的责任是只保留中标人基本工资，超过规定经费部分由其"自掏腰包"。在这样的惩罚机制下，由于中标人要承担不菲的办案经费，那么减少损失的最好途径不是加速破案过程，而是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实质上损害了命案侦破的基本保障体系，甚至有可能将侦破人员逼向另一条歧路--向受害者家属索要办案经费。
此外，"命案招标制"等于将所有责任都集中在了中标人身上，但一个案件的侦破，更需要警方内部各部门协同作战、集中资源合理分工，以集体智慧来破除案件的重重迷雾。而"命案招标制"形成一个个"独立的"、各立一头的"招标小组"，耗费了宝贵的办案资源，以单打独斗的形式来应对案件，结果可想而知。
"命案招标制"告终是必然的，因为它本身带来的体制性宿命--经济挂帅、忽视破案规律、分散资源，是比案件更无法破解的命题。□毕舸
来源：《大河报》
陕西华县近1600高考生学籍档案"失踪" 当地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调查 记者王科报道：今年高考刚过，陕西省华县许多高三学生被招回学校填写学籍档案，同学们感到很纳闷"这些东西原来都填过，怎么又要重写一遍？"至此，华县１５９６名考生学籍档案不翼而飞的秘密再也包不住了。
对学籍档案丢失负责任的是华县教育局招生委员会办公室，因为这些档案是今年元月从各校送到招办，用于对应届高中毕业生作高考资格审查的。丢失的学生档案全称是"渭南市高中学生学籍档案册"，内容包括学生３年的学习成绩、班主任评语、奖励和处分情况、学生健康登记等。对即将升入大学或走向社会的高中毕业生来说，学籍档案是极为重要的"身份证"和"信誉卡"，如今它们却不翼而飞，原因何在？
６月１３日，记者来到华县寻找答案。在乡镇工作多年、调教育局也６年了的党委书记王正江一脸负疚感：送招办作高考资格审查的学籍档案本应在一个月后返给各校，但不知为啥一直存放在主管高考工作的侯育民的办公室里。春节过后长年租赁果品公司房屋办公的县招办"喜迁新居"，但１５９６名考生学籍档案却无人问津，从３月份搬完家到５月份高考模拟开始，这些档案被人遗忘了。发现学籍档案丢失的侯育民，既不报案也不向上级报告，自己四处寻找，还花了不少钱。
记者电话联系到华县县委书记王建，他介绍说县里已成立了由宣传部、教育局、公安局、纪检委等成立的联合调查组调查此事，"我们一定查明情况，严肃处理责任人，包括负有领导责任的，同时作好善后工作，给学生和家长一个满意的答复"。
《人民日报》 (2006-06-14 第11版)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作为资方的代表，该说的我已经都说完了。下面就看决策者的抉择了。"5月底的一个午后，品茶的同时，中美商会会员、君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马建军律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此前的3月20日～4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劳动合同法(草案)》向全社会征求意见，共收到191849件意见。这个数字在新中国立法史中位列第二，排名第一的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五四宪法"。
191849件意见的背后，是一场利益集团的博弈过程，其程度甚至胜过去年沸沸扬扬的《物权法(草案)》。在这一个月以及其后的日子里，劳资双方及其代言人、相关部门及其代言人并未如马建军所说偃旗息鼓，各自继续在为本集团利益的最大化而持续交锋。各方的视力所及，都盯上了今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劳动合同法(草案)》的"二读"。
资方要"撤资"？
各方博弈过程中掀起的最大一场风波是"撤资风波"。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描述，4月23日，上海《劳动合同法(草案)》研讨会上，时近中午，上海跨国企业人力资源协会的代表徐婷婷(加拿大籍)要求发言，徐这样表述："如果实施这样的法律，我们将撤资。"该协会代表54家企业，拥有26万职工。
《21世纪经济报道》称，"此语一出，会场一片哗然"。
"这是赤裸裸的威胁"。《劳动合同法(草案)》起草者之一、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副部长郭军，和草案课题组组长、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教授对本刊表示。他们的这一回应，代表了绝大多数网民的意见。
随后，徐女士通过朋友向本刊表示，她没有说过"撤资"，只是对草案提出了一些理念上的不同看法。上海《劳动合同法(草案)》研讨会的组织者也给本刊发来一段现场的视频，也许是视频声音不够清晰，记者的确没有听到徐说到"撤资"二字。
然而，常凯和郭军说："'撤资'这两个字，如果没有说出来，别人可不容易编出来，会场上那么多人呢。"随后，常凯的师弟、两位学者都向记者证实，"撤资"说法属实。
显然，资方的这一立场，有其利益上的考量，例如，草案对劳动派遣方面的高标准规定就压缩了资方的利润空间，但据本刊了解，包括中美商会在内的外资方面由于多年来执行《劳动法》相对规范，《劳动合同法(草案)》适当在劳动派遣方面提高标准并不是资方最在意之处。他们最在意的，是草案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应当经工会、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或者通过平等协商做出规定。马建军说："看到这一条款，我们这些人都快昏过去了。"
一位跨国公司的人力资源总监告诉本刊，这无疑与现代企业制度背道而驰，股东(老板)作为公司的所有者，毫无疑问享有该项最高权力，但在草案中，公司最高权力已转入职代会和工会手中。因此，即使是持有劳方立场的学者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也认为这一规定"荒谬"，是在重回计划经济时代的大锅饭。
"但最荒谬的也是最容易修正的"，常凯说，"我对这一条款在8月份的'二读'上获得修正表示乐观。"
那么，资方何以在放出"撤资"的说法之后有所回收？
一家电器公司人力资源总监对本刊承认，即使这部草案就这么通过，外资也不会因为这部草案而撤资，"资本的转移是以利润为风向标的，在目前的中国，把劳动保护标准升高一些，绝大多数外资仍然会觉得还是留在中国最划算"。同时，作为徐女士的朋友，他也承认，如果徐说出了"撤资"这番话，"是威胁，很不妥，没有经过我们人力资源协会的授权不可以这样说"。
马建军的表述则更为直接：没有哪个企业希望和政府对抗，向政府发出要挟。中美商会中的个人冲动代表不了中美商会。长达42页的代表中美商会意见的意见书，早已上呈全国人大常委会。
劳方：矫枉必须过正
与《合同法》中签约主体平等的基础不同，相对于资方，劳方天然处于弱势地位，加之改革开放以来劳动保护方面的法律相对不到位，《劳动合同法(草案)》对劳方做出适当倾斜。
在接受采访时，郭军爽快地承认，草案存在着矫枉过正的问题。但他认为，在中国的现有国情下，矫枉必须过正。
问题是，劳方在"矫枉"的过程中夹杂了太多部门的利益。
据本刊了解，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一位官员在起草草案第五条第二款时，参照《公司法》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做出了些许修改，于是，《公司法》中"制定重要的规章制度时，应当听取公司工会的意见，并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听取职工的意见和建议"中的"通过"二字如前文所述被后置，变成"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应当经工会、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或者通过平等协商做出规定"，立刻令含义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如果这一条款不加修改地获得通过，受益最大的显然是将拥有决定权和一票否决权的工会。"作为学者，这种简单的道理不可能不懂，但学者不能不适当地为自己所在的部门说话。"一位起草者告诉本刊。
类似的部门利益，也同样表现在了《劳动合同法〈草案〉》对劳动派遣制度的规定上。草案规定：劳动派遣公司须为每个派遣员工向劳动部门上交5000元保证金。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劳动合同法(草案)》课题组成员、华东政法学院教授董保华认为，这种保证金显得不伦不类：政府这只无形的手从幕后伸出，再次违背了《劳动法》中"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退一步讲，即使考虑到中国的国情，5000元保证金有其存在的理由，草案中却对其支配权、衍生的利息使用权没有做出规定，如果不加修改地通过，显然是一种资方补贴政府的方式。"董保华说。
董保华在谈到《劳动合同法〈草案〉》在无固定期限合同、竞业条款、劳动派遣、试用期、经济补偿金等方面都向劳方倾斜提高标准时，表示："本来政府应该守住宏观层面的底线，现在水在上升，中观层面的集体协商和微观层面的个人协商已经被淹到了，政府的行政权力扩大肯定不是好事。"
对此，常凯告诉本刊：在中国现有国情下，企业工会不够强大，除了政府加强监管，别无他路可走。
虽然同为课题组成员，常凯与董保华却被认为分处劳资两大阵营。
而郭军认为，董保华老师的观点很正确，但流于学者的天真。马建军则告诉本刊，和一直在劳动纠纷一线工作的律师相比，起草者更为天真。
期盼三方机制
接受采访时，马建军律师形象地把劳方和资方比喻成足球场上的对手，政府则扮演裁判员的角色。
常凯同意这一比喻，因为劳资关系在任何国家都不是两方关系，而是三方平衡博弈的关系。但他认为劳资的理想状态是自治状态，它取决于工人组织成熟和雇主成熟。中国在10年间成长出一个雇主阶层，环境优越和速度之快，世界罕有，所以它没有处理劳资关系的经验。因此政府除了制定劳动标准和规则，当裁判员，它还要介入。
"但是，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不就成了足球场上的14个打11个了嘛"，马建军说，"劳方和资方应该处在同一个平台上，政府只能在裁判的时候介入，而不是帮着踢球。让资方和政府直接'对抗'，中间没有隔离层，毫无疑问是非常危险的。"
在他看来，三方平衡机制一天不建立，《劳动合同法》即使出台也得不到很好的执行。
据本刊了解，由于劳资双方以及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利益博弈激烈，甚至惊动了决策层。有关领导在听取汇报后表示，要争取找出一个让劳资双方、不同利益群体都能相对接受的方案来。(杨中旭)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