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赔命价”“赔血价”问题的法律思考和立法建议

青海藏区部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过复杂的演进和积淀而形成的一定的观念，与约定俗成的社会生活行为规范渗透结合而成的习惯法，是青海藏区部落的一个重要的法律渊源。在藏族习惯法中“赔命价”、“赔血价”就是解放前藏区统治者头人、（千百户、王公）活佛、牧主处理杀人、伤害案件的不成文习惯法的司法实践和手段。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看，这种“赔命价”、“赔血价”的裁判比起氏族社会的“血亲复仇”、“同态复仇”是前进了一步，但它毕竟是不文明的、野蛮的奴隶制法律的表现。它不仅和现代民主法制精神相悖，更是同我国社会主义法制要求背道而驰。由于“赔命价”、“赔血价”习惯法是长期形成的，对藏区影响较大，这不能不对新中国的民主法制在藏区的建设带来相当的制约和影响。因此，在对待这个问题上，一方面必须历史地看待它，研究它是什么，弄明白为什么及其危害后果；另一方面必须寻求正确的解决办法，坚持和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的原则。在立法、司法中解决这个问题，使社会主义法制在祖国各地都能贯彻实施，使我国真正成为一个民主文明的法制国家。

    所谓“赔命价”、“赔血价”，是指在发生杀人、伤害案件后，受害人家属向致害人或家属索“赔命价”、“赔血价”的一种不成文法。而主持裁决这种索赔的是部落的头人、宗教上层人士。据考证，藏族习惯法中的赔命价、赔血价，源于松赞干布时期西藏的《法律二十条》。到十一世纪初，青海果洛藏族部落以《法律二十条》为母本，制定了《红本法》。《红本法》把《法律二十条》中的杀人者抵命，修改为“赔命价”，命价的高低，由受害人的财富多少、地位的高低而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藏族历史的演变，“赔命价”广为流传，并逐渐成为整个藏区包括西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等藏族居住地的藏族部落之间、个人之间处理杀人、伤害等案件的一种习俗性法律。这种不以生命相抵、而以财产相赔是人类向文明攀登的级梯上刑事法律的一个进步，但它是人类奴隶制、封建制剥削阶级刑法的典型表现。它为有财产、有地位的统治阶级擅杀他人、伤害他人提供了方便和保障，其阶级性和不平等性、违反人类理性是极其明显的。

    解放后，这种“赔命价”的习惯法逐步为社会主义新法所取代。但是，近十几年来由于各种原因，原本已销声匿迹的或转入“地下”的“赔命价”、“赔血价”的诉讼纠纷和私了等，以旧的习惯法解决处理这类问题的做法又死灰复燃。部落习惯法又成为藏区私下处理“人命案”、“伤害案”的法外之“法”。有的人叫“补充之法”。这种同社会主义法制根本不相容的做法，给社会带来了极其严重的不良后果。各地也尽了最大努力予以制止，但这类问题仍然连续不断地发生，而且有上升趋势。这是摆在我们民族地区法制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必须认真对待和解决好。

    我认为，正确处理和解决好“赔命价”、“赔血价”问题，需要进行各方面努力，要做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消极等待，更不能放任自流。要在坚持社会主义法制统一的前提下做好以下几件事：

    第一，要对“赔命价”、“赔血价”这种落后的、不文明的，同社会主义法制不相容的危害性有正确的认识，在理论上、观念上彻底否定它，澄清那种认为“赔命价”、“赔血价”也能解决刑事案件，有它存在的合理性的糊涂观念，不允许“赔命价”、“赔血价”这种习惯法和私了的作法存在和蔓延。

    第二，要充分和正确适用刑法第三十六条，这是解决和代替旧的“赔命价”、“赔血价”的法律依据和法律武器。刑法三十六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社会主义法制观认为人的生命是不能用钱来抵偿的，犯罪分子致死、致伤他人必须处以刑罚，以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而由于致死、致伤也必然给被害人及其家属带来物质的和精神的损失，这些损失是可以计算的，犯罪人由于犯罪对致死、致伤的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赔偿，是对造成的经济损失的赔偿，不是人命的抵偿。这于法于理都是应该的。刑法第三十六条还规定了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采取优先原则。充分正确适用刑法第三十六条，是取缔旧的习惯的重要法律途径。

    第三，正确适用刑法第三十六条，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赔多少，怎么赔，必须由人民法院来裁决，其他任何人和组织均无这个权力。因为这是国家公权解决的范围，不是什么私法范围内的事，决不允许民间什么个人或组织搞什么调解、裁判和“私了”。总之，处理这个赔偿问题必须纳入国家公权轨道，实行国家公权干预原则。在这里尽管是民事赔偿，但这种民事赔偿有其特殊性，它是和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紧密相联，和人身生命、健康密不可分，民事关系中的“私权自治”原则在这里是不适用的。

    第四，要充分和正确适用刑法第三十六条，就必须在立法上将这条具体化。我建议应通过地方立法来解决。刑法第九十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不能全部适用本法规定的，可以由区或各省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和本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制定变通或者补充的规定，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施行。”这条规定明确地给地方省级人大授权对刑法可以搞变通或补充规定。

    我以为要坚持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必须对“赔命价”、“赔血价”的习惯法予以否定；正确适用刑法第三十六条；用好刑法第九十条的授权，对第三十六条制定出更具体的有操作性的规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施行。这是解决长期困扰着刑法施行中的“赔命价”、“赔血价”问题的出路所在。

    （作者系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工委巡视员）

    《人大研究》1999年第0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