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利"
"利"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中贯穿古今的重要概念，(1) 由于其涵义并不限于经济本身，
因而也是中国思想史的重要范畴。一般说来，以往的研究多是对"义利"连用的考究，而缺
乏对"利"的单独考辨及其他连用的分析。(2)实际上，"利"的运用情况要复杂得多， 通过对其进行独立的研究，尤其是联系具体用例来考察，不仅能够从更深更广的视野来分析"利"，而且便于认识其所呈现的思想观念发展轨迹，将传统"义利观"的研究引向深进。
"利"字出现很早，甲骨文、金文、简书、刻辞等中均有此字。(3) 从字的起源来看，"利"字是会意字，左为"禾"，右为"刃"，以刀割禾，意为收获。中国古代经济以农业为主，禾为重要收获物。收获为利，引伸出获利、利益、有利、顺利等，还含有顺和物性宜利功用等意，泛指利益主要是经济利益。(4)"刃禾"又有锋利、锐利的意思，《说文解字》："利，括也。"清人段玉裁注："括者，锸属，引伸为括利字。括利引伸为凡利害之利。" 至今还有利器、利刃、利口等用法。此外，还有其他涵义，如《经籍纂诂》卷63集释为：取、饶、贪、便、禄、养、益等等。现有"利益"、"顺利、吉利""、"锋利、锐利""、"赢利、利润、利息"、"富饶"、"功用"等意；还通"痢"或用于姓氏等。(5)
"利"主要作为泛指利益的字义本身，随时代变迁并无重大变化，而对于"利"的价值评判则有不同。通过具体用例，在内容、含义、范围、相对性、着重点等方面的区别，体现出对利益的获取方式、分配原则、道德准则、伦理价值等等的观念差异。如"兴利除弊"是褒利，而"兴利"则往往是贬利。一般说来，"利"与"弊"、"害"等相对时是受到肯定的；而与"义"、"德""仁义"等对应时，则往往受到否定；而在特定的连用如"大利"与"小利"、"公利"与"私利"、"专利"与"共利"等等之时，虽都是谈"利"却寓有程度或性质不同的道德判断。应当注意，所谓相对并非完全对立，而是说明某种关系，这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范畴特征，例如"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战国策·韩策三》）"利"与"义"的关系也是如此，所谓"义"是指思想与行为符合一定的道德规范，"义利观"的差异，反映了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不同的经济伦理、道德观念和学术倾向，不仅因思想家或学术流派而不同，而且因地域差异或时代发展而有别。本文以时代发展为经，以主要思想论点为纬，对"利"的实际用例进行初步的考察研究。
一、先秦时代
自上古至秦统一以前，是"利"的概念确立，并形成各家各派对"利"的不同认识的重要时期，奠定了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义利观"的基础，(6) 此后的有关思想学说都是在此基础上的延续与发展。
据初步统计，重要典籍"十三经"中，"利"字出现于287段文中，词频共523次。不仅说明先秦时代人们已经重视"利"，而且主要内容基本上都泛指利益，但具体使用上又有其特征，需要联系用例来认识。
《易》开篇言："乾，元亨利贞。""利"被说成："利者，义之和也。……利物足以和义。""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易·乾·文言》）唐人孔颖达对"利者，义之和"的注疏是："言天能利益庶物，使物各得其宜而和同也。"又说：""利物足以和义"者，言君子利益万物，使物各得其宜，足以和合于义，法天之利也。"程颐《易传》："利者，万物之遂。""和于义乃能利物，岂有不得其宜而能利物者乎？"这里的"利"，是指顺和物性，各宜其利。这样的说法一直被承续，如"利，义之和也。"（《左传·襄公九年》）其实，"利物之用"的说法在很早的文献《尚书》中就有："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尚书·大禹谟》）这同样为后世延续，如"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左传·文公七年》）不过，在《易》中，"利"主要还是讲利益，如"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易·系辞上》）"以利天下"（《易·系辞下》）。这种"天下之利"自然是"公利"，然而，再细分，又可分为"利国"与"利民"的不同。《左传》是儒家重要经典，其记载"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传·文公十三年》）国君以利民为利，是倍受推崇的，这也是儒家学派的主要观点。但与此相对，也出现了主张专利的论点，如"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公羊传·庄公十九年》）"苟利国家，不求富贵"（《礼记·儒行》）这些说的是只要顾国家"公利"，可以不惜牺牲国民的利益。为什么可以如此呢？关键在于，"公利"往往被认为是"义",而"义"与"利"相比重要得多。
先秦时代的"义利观"大抵是以"义"为本的。"义，利之本也。"（《左传·昭公十年》）"德义，利之本也。"（《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左传·成公二年》）"义以建利，礼以顺时，信以守物。"（《左传·成公十六年》）"夫义者，利之足也。……废义则利不立。"（《国语·晋语二》）"信载义而行之为利。"（《左传·宣公十五年》） "义以生利，利以丰民。"《国语·晋语一》） "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国语·周语上》）"夫义，所以生利也；……不义，则利不阜。"（《国语·周语中》）"义以导利"。（《国语·晋语四》）如此等等，均是讲在利与义的关系中，义是为本的、是首要的。比较严格的则有"行则思义，不为利回"（《左传·昭公三十一年》）"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礼记·大学》）据《谷梁传》记载，鲁宣公伐莒并取莒邑向，被认为是"伐莒，义兵也；取向，非也。乘义而为利也。"（《谷梁传·宣公四年》）也就是说，即使是"乘义而为利"也是不可以的。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对"利"的认识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孔子 "义利观"的典型语言被认为是他所说的"君子喻於义，小人喻於利。"（《论语·里仁》）是将利与等级制伦理相联系，在一定意义上对立义与利。他认为获利的行为应当符合道德，要求以"义"来节制取利，主张"见利思义"（《论语·宪问》）"居利思义"（《左传·昭公二十八年》），"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孔子在谈儒的行为时说∶"非义不合"，"见利不亏其义"（《礼记·儒行》）他并不是不要"利"，而是获利要符合"义"的规范。"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这说的是个人之利、私利，也就是说人若只据利而行唯利是图，被认为是要遭怨恨的。《论语》
记载"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一般都解释为孔子不多讲利，并以此作
为孔子"不言利"的证据。其实，孔子并非不言利，而是强调"以义取利"。他也要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论语·尧曰》）邢炳疏："民居五土，所利不同。山者利其禽兽，渚者利其鱼盐，中原利其五谷。人君因其所利，使各居其所安不易其利，则是惠爱利民在政，且不费于财也。"这就有顺乎物性以得其利之意了。他还要求"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也就是不要因小失大。
对于获利要有节制这一点，晏婴的"幅利论"颇具特色。他说："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为之制度，使无迁也。夫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无黜谩，谓之"幅利"。"（《左传·襄公二十八年》）他还主张"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晏
子春秋·内篇·谏上七》）孟子是儒家学派的"亚圣"，自宋代以来很受尊崇。他对"利"的认识。被认为是将孔 子"义利观"推向极致，根本不要讲利。"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并再重申"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这段话历来被认为是比孔子的"小人喻于利"更加发展的轻视功利，宣扬义利对立的典型依据。在《告子下》中，他提出不应以分析交战有利无利来说服秦国和楚国罢兵，"悦于利"会使人们"怀利"行事，国家必亡；应以仁义来说服双方，结论还是"何必曰利？"其实，孟子强调的是不要用"利"来劝导国君，并非根本不要讲"利"。他曾列举"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如此等等，都不为孟子所赞成，认为都是举一废百的"贼道"。《列子·杨朱》也记载："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为也。"
值得注意的是孟子也讲过"以利为本"，"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孟子·离娄下》）这段话似乎从不为人注意，因此有必要认真分析。这里的"故"即规律、常则、性，同在《离娄下》中有"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顺其故，则利之。"故者，以利为本"是说依循事物的本性常则就有利，与《易》所言大抵相同。可见孟子并非不讲"利"，而是从顺宜事物之性的角度谈"利"，不是囿于"财利"、"利益"中。朱熹集注此句："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迹，若所谓天下之故也。利，犹顺也，其语自然之势也。"（《四书集注·孟子》）总之，对孔孟的"义利观"都要具体分析。
儒家学派中的荀子持"性恶论"，他认为人之好利出于天性，"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荀子·性恶》）"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凡人皆"唯利之见"（《荀子·荣辱》）。但是，他又不否认"义"的存在，说："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荀子·大略》）"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那么，就应当"先义而后利"（《荀子·王霸》）"重义轻利"（《荀子·成相》）。实际上，他并不真"轻利"，那是相对于"义"而言的。他主张既然人生而好利，一方面要用"义"来制约，再一方面为政者也要满足民利，才能索取。他说："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后利之之利也。……利而后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荀子·富国》）荀子认为"利而不利"（给利于民又不索取）者可取天下；"利而后利之"（先给百姓利益，再向他们索取）者可保社稷；"不利而利之"（不给百姓利益就要索取）者则危国家。
墨家学派也是先秦"显学"，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中》）。他多次谈到"利人"、"利民"、"利之"、"财利之"等等，还说："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无所不利，是谓天德。""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墨子·天志中》）他把"利"与"天"联系起来，予以"利"无上的合理性。但是，墨子讲"利"，既有范围的限度，也有性质的限定。他贬斥"入人园圃，窃其桃李"的"亏人自利"损人利己，（《墨子·非攻上》）要求"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墨子·非乐上》）他提倡"公利"，要"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非命下》）"兴天下之利"就是"义"，"而义可以利人，故曰：义，天下之良宝也。"（《墨子·耕柱》）到后期墨家则明确表述为"义，利也。"（《墨经上》）"义，利；不义，害。"（《墨子·大取》）
道家学派崇尚自然，少谈义利，但他们对"利"的认识很有特色。老子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老子》第十九章）庄子则认为"争归于利"是"圣人之过"，（《庄子·马蹄》）"众人重利，廉士重名。"（《庄子·刻意》）主张"不拘一世之利"（《庄子·天地》）。道家不赞成儒家的"义利观"，也反对人为求利，而以崇尚自然为利。
法家学派肯定生民有"利"，商鞅说："民之于利也，若水之于下也，四旁无择也。"（《商君书·君臣》）"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主张"利出于地"、"名出于战"（《商君书·算地》）。法家强调法制，商鞅提出："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商君书·开塞》）治则"利出一空（孔）者，其国无敌。"（《商君书·靳令》）"利"之所出被认为只有"农战"一途。《管子》同样认为"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管子·禁藏》）主张"得人之道，莫如利之。"（《管子·五辅》）但又认为"偷得利而后有害，偷得乐而后有忧者，圣人不为也。"（《管子·形势解》）也就是不能贪图一时之利。《管子》中也有"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管子·正世》）"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管子·国蓄》）但指的是利权要把握在国君之手，这对于后世的统制经济很有影响。法家之集大成者韩非子，明确主张功利反对空谈，他也认为人的天性是"好利恶害"、 "喜利畏罪"（《韩非子·难二》）；"利之所在民归之"（《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处哉？"（《韩非子·奸劫弑臣》）他极端地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都是建立在自利的基础上的，都是因为"利所加也"（《韩非子·备内》）或"利之所在"（《韩非子·内储说上》）。人际首先是利害关系，有利才行义，"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则臣尽力以事主。"（《韩非子·奸劫弑臣》）他力主"利君"，说："欲利而身，先利而君。"（《韩非子·外储说右下》）"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富贵者，人臣之大利也。"（《韩非子·六反》）他的论点的确是偏颇的，对于专制制度是维护的。
二、秦汉至隋唐时代
在先秦思想的基础上，秦汉至隋唐时代对"利"的认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加深入
和充分，尤其表现在辩证性和对立性方面。如《淮南子·人间训》"祸与福同门，利与害为邻。"韩婴《韩诗外传》卷一"利为害本而福为祸先。"如此等等，这时的人在论述"利"
时常常能够辩证地认识问题。
董仲舒将先秦儒家思想发展到汉代，并被认为是使其立于"一尊"的大儒。他的名言"
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数千年来都是作为儒家"义利观"的典型。他认为："凡人之性，莫不善义。然而不能义者，利败之也。故君子终日言不及利""徒言利之名尔，犹恶之，况求利乎？"（《春秋繁露·玉英》）他说人性善义却因利而败，因此不应求利。这与前人所说人性好利，所以要抑制是不同的，"不谋利"之说，其认为是顺乎人性的。但他又说："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矣……夫人之有义者，虽贫能自乐也；而大无义者，虽富莫能自存。（《春秋繁露·身之养莫重于义》）也就是说，"利"并非没有，但与"义"相比次要些。他还说："利者，道之本也。"（《春秋繁录·天道施》）这个"利"不单纯指利益，而是循道和物为利。又说圣人应当"为天下兴利"（《春秋繁露·考功名》），在《度制》中他提出不应与民"争利业"，这对后世反对"与民争利"的思想有影响。因此，对董仲舒的观点亦当辨证地看。
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天下之人皆为"利"而奔忙，因此他提出"利导之"而反对"与之争"。但他并不认为凡"利"都应得到满足，而要"以礼义防于利"（《史记·平准书》），强调"利民"反对"专利"，"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史记·五帝本纪》）"制国有常，利民为本。"（《史记·赵世家》）《盐铁论》记述汉昭帝时盐铁会议上有关盐铁专营等辩论，较为集中地展示了儒法两家对"利"的不同观点。儒家代表贤良、文学主张应以礼仪教化百姓"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反对"与民争利"（《盐铁论·本议》）、"与商贾争市利"《盐铁论·园池》。他们反对争利的思想逻辑是："故利于彼者必耗于此，犹阴阳之不并曜，昼夜之有长短也。……故利蓄而怨积"。（《盐铁论·非鞅》）与之相对，法家桑弘羊等则认为"利在势居，不在力耕也"，主张"农商交易，以利本末"。（《盐铁论·通有》）"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盐铁论·力耕》）都是讲君主应当把握利权，对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等"天下之利，皆令入官"，为官府专利提供依据。
上述思想为后世所继承，西晋傅玄提倡为政者应"善为天下兴利"，他说："人有好善尚德之性，而又贪荣而重利。"《（傅子·戒言》）他主张抑制商贾专利，使"市无专利之贾……商贾专利，则四方之资困。"（《傅子·检商贾》）
到唐代，陆贽说："以义为本，以利为末。本盛则其末自举，末大则其本必倾。"（《
陆宣公奏议集》卷四 ） 他提出"同利"与"专利"相异，"诱人之力，惟名与利。"（《陆宣公奏议集》卷二）应当说他对"利"没有太多新的认识。白居易则有不少新观点。他虽也认识到"苟利之所在，虽水火蹈焉，虽白刃冒焉。"人都会"去无利而就有利"（《白居易集·策林·息游堕》）他反对专利说："上苟好利，则天下聚敛之臣将置力焉。"（《白居易集·策林·人之困穷》）又说："王者不殖货利。……圣人非不好利也，利在于利万人；非不好富也，富在于富天下。"他也主张"利出一孔"，要"贵本业而贱末利。"（《白居易集·策林·不夺人利》）但他又主张士农工商兼利，要使"四人（民）之利咸遂"（《白居易集·策林·平百货之价》）。他在《礼部试策第一道》中讲"为政之道，当因人所利而利之。……别四人之业，使各利其利焉。" 总之， 他是既反对专利，又主张"利出一孔"；既要求士农工商皆利，又承续"贵本贱末"，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与思想观念变化的过渡时期特征，这样的特征在唐代许多思想家中都有反映。
三、宋元明清时代
自宋至1840年，是中国学术思想大变革的时期，也是"利"的观念有较大变化的时期，(7)传统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公开否定"言利"的论点不断出现。这样的发展变化， 展现了社会演进的历史轨迹。
宋代是历史转折的重要时期，在对"利"的认识上出现了明确批判先秦儒学的反传统倾
向，而且在"专利"与"共利"问题上形成明显的观点对立。(8)李觏在《原文》中公然讲： "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孟子谓"何必曰利"，激也，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李觏集》卷二十九）他反对专利提出"与众同利则利良民，不与众同利则利凶人"的论点，要求"弛其禁，达其利。"（《李觏集》卷二十二》）欧阳修提出："利不可专，欲专而反损"，要求"与商贾共利"（《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四十五）。他的这种论点不仅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而且为许多思想家所承继发展。如苏轼就说："与商贾争利，岂理也哉？"（《苏东坡全集·后集》卷十）主张"农末皆利"、"兼利农末"（《苏东坡全集·奏议
集》卷十二、卷十四）。这样的思想，是"义利观"、"本末观"的时代发展。
但是，也有不同的观点，如王安石提出利权应"归之公上"（《王临川集》卷七十），他说："学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为人主不当与民争利，今欲理财，则当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权。"（《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十八）收利权"与民争利"的目的是为了富国，这就是其变法的依据，他强调"理财乃所谓义也"，"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王临川集》卷七十三）他还是避"言利"之名的。
宋人的另一学术倾向，是对先秦儒家学说予以新解或赋予新内容，对"利"的认识也是
如此。司马光说："为国者，当以义褒君子，利悦小人。"（《司马公文集》卷三十九）他
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等级性道德伦理，发展为统治者"应当"满足"小人"之利的论点，并反对专利。苏洵作《利者义之和》，提出："利在则义存，利亡则义丧。义利、利义相为用，而天下运诸掌矣。"（《嘉佑集》卷八）传统的"义""利"关系的主次、先后已经颠倒，两者并立而无褒贬了。
理学家程颐也谈到义利的联系，说："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才出义，便以利言也。"（同上，卷十七）他一方面讲："人无利，直是成不得，安得无利？"（同上，卷十八）"仁义未尝不利"（同上，卷十九）；但他主张求合于义之利，"夫利，和义者善也；其害义者不善也。"（同上，卷十九）"圣人以义为利，义安处便为利。"（同上，卷十六）在讲"子罕言利"时，他认为"计利则害义"（朱熹：《四书集注·论语》），总之，"义"在他看来还是第一位的。
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四）
他对义利的看法是："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殉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己随之。"（《四书集注·孟子》）"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罕言利"者，盖凡做事，只循这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矣。……圣人岂不言利？"（《朱子语类》卷三十六）他也是将"义"置于首要的。但他把义与利视为一个事物的两个部分，如同一根棍子，半截是义半截是利，二者的关系则是 "利是那义里面生出来底，凡事处制得合宜， 利便随之。所以云"利者，义之和"，盖是义便兼得利。""只万物各得其分便是利。"（《朱子语类》卷六十八）在朱熹思想中，顺循天理就是"义"兼得"利"，"正其义则利自在，明其道功自在。专去计较利害，定未必有利。"（《朱子语类》卷三十七）朱熹不否定从"义"出发的"利"，而反对从"欲"出发的"利"。
宋代"浙东之学"被朱熹指斥为"专是功利"（《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三）。永康学派的代表者陈亮与朱熹进行了近三年之久的"王霸义利之辩"，他针对朱熹劝说其"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而进行反驳，提出这是"诸儒之论"，而"如亮之说，却是直上直下，只有一个头颅做得成耳。"（《陈亮集·又甲辰秋书》）可
知陈亮并非主张"义利双行"，而是义利一元论者。(9)他说："利之所在，何往而不可哉！
"（《陈亮集·四弊》）"乾无利，何以具四德？"（《宋元学案·龙川学案》）陈亮也讲
到："夫义者，立人之大节"（《陈亮集·义士传序》），他肯定的是有功用的"义"。永
嘉学派的代表者叶适明确倡言功利，他批评董仲舒说："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尔。"（《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三）浙东之学的"义利观"与传统儒家有不同，这与当地商品经济发达，具有重实利功效的地域性传统分不开。(10)
明清时代对"利"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明代丘浚说："利之为利，居义之下、害之上。进一等则为义，经制得其义，则有无穷之福；退一等则为害，经制失其宜，则有无穷之祸。"他还说："以人君而与商贾争利，可丑之甚也。"（《大学衍义补·制国用》）这样，既将利与义、害相联系来认识，又发展了反对"与民争利"的思想。著名清官海瑞认为，说圣人只言义不言利，"天下宁有这等痴圣人、死地圣人耶？"实际上都是"乐就功利"的。（《海瑞集·复欧阳柏庵掌科》）"有天下而讳言利，不可能也。"他所谓的"言利"包括利民与利国，其突出点是"利国之道于利民得之。"（《海瑞集·四书讲义》）他的思想将以往强调"利国"就要"专利"；或者强调"利民"就要反对"富 国"的思维逻辑予以了纠正。
宰相张居正提出："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江陵张文忠公全集》卷三十一），这是很有特色的认识，强调的是以心理动机而不是实际行为来判断义利。他主张各行业都得利益,要求"厚商而利农"（同上，卷八）。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黄宗羲提出："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他反对君王"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而"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主张"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明夷待访录·原君》）他的思想中有反对封建君权的内涵，反映在经济思想方面就是反对君主专利，要求按人性满足民利。王夫之则认为，义利之分是"天下之大防"，而"义或有不利，而利未有能利者也。利于一事则他之不利者多矣。""义者，正以利所行者也。事得其宜则推之天下而可行，何不利之有哉？"（《四书训义》卷八）他恐怕是第一个提出"义或有不利"者。颜元提出完全不谋利计功者是"腐儒"，他直接将董仲舒之言改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四书正误》）反映了对功利认识的时代发展。
四、近代社会
1840年始中国进入近代社会，随着社会形态的变迁，对于"利"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既改变了"此盈必彼虚"的传统逻辑，也因时代演进而为"利"的概念增进了新的内容。对
"利"的不同认识，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思想家不同的政治经济倾向。(11)
魏源提出："使商获利"（《筹鹾篇》下册）和"利国、利民、利官、利商"（《道光丙戍海运记》上册）的观点，近代商业的发展和国家利益的保护，成为当时经济思想的重要
特征。王韬在《兴利》中说："诸利既兴，而中国不富强者，未之有也。"（《弢园文录外编》卷二）"兴利"过去是有贬义的，这时却成为公然的富国主张。不过，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如此，如刘锡鸿就说："安可以为利？"（《刘光禄遗稿》卷一）
近代以来，对"利"的认识，不仅仅停留在要不要求"利"、是先"利"还是先"义"、是"专利"还是"共利"等等方面，而是深进到怎样达到"利"、如何实现"利"的层面。如马建忠主张："法宜因民之利，大去禁防，使民得自谋其生，自求其利。"（《东行续录》）通过百姓"自求其利"来使国家富强。郑观应努力倡导"商战"，他建言："使士农工商投人所好，益我利源。"（《盛世危言三编·商战下》）陈炽认为："夫财利之有无，实系斯人之生命。""吾虑天下之口不言利者，其好利有藏于人也。"（《续富国策》卷三）他把财利置于关系人之生命达到高度，并批驳"不言利"之伪，他说："古圣人益日日言利以公诸天下之人，而决不避言利之名，使天下有一夫稍失其利也。"（同上，卷三）并说："治国平天下之经，不讳言利"（同上，卷四）。这时公开"言利"不必忌讳。张之洞说："为政以利民为先，然必将农工商三事合为一气贯通讲求，始能阜民兴利。"（《张文襄文集》卷三十五）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商能分利，不能分权。"（同上，卷一百五十）以往论者往往"利权"一体，至此主张经济与政治分开，反映了洋务派官僚发展经济与维护统治的共同需要，是社会过渡时期的特征。与张之洞不同，何启、胡礼垣在《劝学篇书后》中指出："人人皆欲为利己益己之事，而又必须有利益于众人，否则亦须无损害于众人。苟如是，则人人之所悦而畀之以自主之权也。"有了"自主之权"，就会"俗清"、"国宁"、"天下和平"。（《新政真诠》五编）他们肯定私利，强调予人以求利自主权，这与亚当·斯密主张个人利己主义以达到公利的论点很近似。
随着西方经济学说知识的增加，严复以亚当·斯密的个人利己主义结合中国传统义利观，提出"义利合，民乐从善，而治化之进不远欤。呜呼！此计学家最伟之功也。"（《原富》二按语）他认为："国之所急，在为民开利源。"（《原富》九按语）所谓"计学"即经济学，"利源"就是利益获取之所，经济学的作用就是为更多地获利，国家的急务就是扩大民众取利之源。康有为在论述"利源"时说："吾欲恢张利源，整顿商务。"（《条陈商务折》《戊戌变法》第二册）发展商务以求富，这在近代经济思想中是比较普遍的。梁启超则主张通过发展机器生产尤其是托拉斯来实现获取"最大率之利益"《饮冰室文集》卷二十三）。他作《新民说》（《饮冰室文集》卷十三），设有《论生利分利》一节，讲生产与分配诸问题。他认为企业家的"求利"，会增加国民幸福。作为近代著名思想家，他在经济发展方面有许多高见。
总之，"利"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重要概念，随时代发展显现人们对求利合理性认识
的不断深化。对"利"的价值评判具有伦理道德性质，利益的获取应当遵循一定的道德规范。 直至今天，"唯利是图"、"追名逐利"等也是有贬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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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本文为便于阅读引用文献采用文中夹注。
(1)请参考巫宝三主编：《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共五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996年版；赵靖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共三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等。
(2)有关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利"的认识问题，请参考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共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1981年版；朱家桢：《义利思想辩证》，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等。此类注释只为有兴趣者提供参考文献，不说明本文与这些文献的关系。
(3)参见高明：《古文字类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4页。
(4)关于"利"字起源的考证，笔者还请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叶小燕研究员、北京大学考古系古文字专家高明教授等，但此处界定之责系笔者本人。
(5)见《辞源》与《辞海》的相关解释。
(6)有关先秦时代"利"的认识，请参考赵靖主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7)有关秦汉至明清时期"利"的认识，请参考叶世昌：《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中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8)参见拙撰：《理财与言利》，见《传统经济观大论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5-58页；《传统与反传统的义利观》，见《富国富民论》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185-191页。
(9)参见邓广铭：《朱陈论辩中陈亮王霸义利观的确解》， 见《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30-543页；叶世昌等：《陈亮主张"义利双行"说质疑》，载《孔孟学刊》（台湾）第35卷第8期（1997年4月）。
(10)参见拙撰：《商品经济观念的历史转化──立足于宋代的考察》，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
(11)有关近代思想家对"利"的认识，请参考侯厚吉等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第2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赵靖等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修订本）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等。
(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