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广州的海外贸易
广州于秦汉年间最早形成中国第一个港市之后，至南宋末年，一直是中国海外贸易的第…大港口。到了元代中叶，泉州港嵋起，广州才退居第二位，但仍然保持繁荣的局面。降至明代，广州的海外贸易又复兴盛，成为全国海外贸易的第一大港。正如明工部织染局使、顺德人孙赘在《广州歌》中所描绘的：
广南富庶天下闻，四时风气长如春。……闽姬越女颜如
花，蛮歌野语声咿哑。苛峨大舶映云日， 贾客干家万户室。
春风列屋艳神仙，夜月满江闻管弦。 良辰吉日天气好， 翡翠
明珠照烟岛。①
可见当时广州一片商贾顧集，船舶蚁聚，珠宝珍奇，香料异物，堆积如山的国际贸易繁荣景象。今天，我们对明代期广州的海外贸易作一历史考察，为当前进一步发展广州的对外贸易提供历史借鉴，不无意义。
一、交通航线
有明一代，政府在海外贸易方面始终是执行“时禁时开”的海禁政策。但是明廷对广州口岸则实行比较灵活的政策。 “洪武初，令番商止集(广州)舶所”②；嘉靖元年(1522)，从给事中夏言之请，撤销浙、闽两市舶司，仅允存广州市舶司，于是广州成为唯一的海外贸易最大口岸。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进入和赁居澳门后，迅速发展成为国际贸易的中转港和广州海外贸易的外港，把广州与国际贸易紧紧联结起来；隆庆海禁开放之后，‘难贩东西二洋”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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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澄等：《光绪广州府志》卷十五，《风俗》
② 严如煜：《洋防辑要》卷十五。
③ 张燮：《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
“广州几垄断西南海之航线．西洋海舶常舶广州”①，使广州的海外贸易获得空前的发展。广州不仪同南洋、印度洋沿岸的国家和地区通商，而且与西欧、拉丁美洲各国发生了直接的和间接的贸易关系。
根据洪武三年(1370)置宁波、泉州、广州市舶司的规定：“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②；嘉靖元年(1522)后规定“广州船舶往诸番，出虎头门，始人大洋，分东西二路，东洋差近，西洋差远”③，和“闽由海澄开洋，广(州)由香山澳”①等记载，明代广州海外贸易的航线由广州起航经澳门外港出海，形成与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交通的三条重要航线。
第一条：广州一一菲律宾一一拉丁美洲航线
这是发现新大陆后，于明嘉靖万历年间(1522—1620)开辟的新航线。其中包括广州到东南亚的航线在内。因其贸易商品主要是丝货，所以又称太平洋上的“丝绸之路”；又由于当时主要利用西班牙的大帆船航运，故又有太平洋丝路上的“大帆船贸易”之称。这是一条大三角贸易航线，全程分两段：第一段由广州经澳门出海，经万山向东南行，再经东沙群岛，至马尼拉港；第二段。从马尼拉港启航经圣贝纳迪海峡进入太平洋，乘西南季风北行，到37度和39度之间的水域后，借西北风横渡太平洋，然后顺沿北美海域乘西北风和北风南行，到北纬40—42度间向南航至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Acapulco)；再向南航至南美的卡亚俄和利马(Lima)港⑤，航程约需五个月。
第二条：广州一一欧洲航线
这条航线亦分两段，第一段从广州出发，经澳门出口，西行横过印度洋到印度西海岸的果阿(Goa)。第二段由果阿起航，又分两条航线，一条是走印度洋中的官屿留(今马尔代夫群岛中的马累)、西航木骨都束，抵欧洲；另一条从克亚丁渡海，绕葛儿得风(索马里瓜尔达富伊)和哈甫儿雨(索马里的哈丰角)，再经须多大屿(索科特拉岛)沿东非海岸直下木骨都束、不刺哇、麻林和慢八萨(今蒙巴萨)远及坦桑海岸，绕好望角沿大西洋非洲海岸北行到摩洛哥，抵达里斯本(Lisbon)，转入欧洲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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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谢清高撰、冯承钧注：《海录》卷上，中华书局1955年版。
② 《明史》卷八．《食货志五·舶》。
③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二０。
④ 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中，《舟车》。
⑤William Lytle Schurz，The Manila Galleon，P366，New york，1959．
第三条：广州一一日本航线
这条航线，从广州出发，经澳门出口东行经过东海抵达日本的长崎港。
通过这三条航线，广州与东南亚、非洲、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广泛贸易活动。明初政府实行朝贡贸易，据《明会典》和《皇明祖训》所载，经广州领取勘合(准许证)登陆进行朝贡贸易者有日本、朝鲜、暹罗(今泰国)、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利加(待考)、苏禄国东王、西王和峒王(苏禄，今菲律宾属)、渤泥(今加里曼丹岛北部英属文莱等地)、古里(Calicut今印度西岸科泽德)、古麻喇(今东非肯尼亚之马林迪)、爪哇(Ja． va)(今印尼爪哇岛)、真腊(今柬埔寨)、柯支(Cochin，今印度西南岸柯钦)、锡兰山(Celan，今斯里兰卡)、苏门答刺(Sumatra，今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亚齐)、榜格兰(今孟加拉)等17个国家和地区。加上民间的或间接到广州贸易的国家，当超过此数。明中叶以后，随着私人商舶贸易的兴盛，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和地区也纷纷来广州进行贸易。特别是葡萄牙人打听到“广州是印度支那到漳州沿海最大的商业中心”的消息后，国王派安拉德(fernao Perez Danarade)于正德十二年(1517)率领四艘葡船和四艘马来亚船，在葡王使者佩雷斯(Thomas Pirez)陪同下，到广州进行了几个月的贸易，获利甚巨①．万历二十六年(1598)，西班牙的菲律宾总督德鲁(Framcisco dc Tello)派遣萨穆迪奥(Don Juan Zamudio)乘快速商船来广东，得到两广总督特许，在广州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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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A·Montalto de jesus， Historic Macao， P5， Hong Kong． 1984．
由居留和贸易①。万历二十九年(1601)，荷兰国王派水师提督格罗茨保根(Gaspar Van Groesbergen)率领两艘战舰和200多人到澳门要求进广州贸易，税使李道偷偷邀请他进广州游览了一个月②。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后，又于崇祯十年(1637)派四艘军舰到澳门，后直驶广州，贿赂广东总兵陈谦，得以入城贸易。《明史》记载：
十年驾四舶， 由虎跳门薄广州，声言求市。其酋招摇市
上，奸民视之若金穴，盖大姓有为之主者。当过鉴壕镜事，
议驱斥，或从中挠之。会总督张镜心初至，力持不可，乃遁
去。已，为奸民李叶荣所诱，交通总兵陈谦为居停出入③。
英国于1600年成立东印度公司后，也于1637年由“可甸联合会”派武装商船5艘，由伦敦号船长威代尔率领于8月6日蛮不讲理开进珠江，闯入内河．要求到广州贸易。船经虎门时，占领炮台，在附近乡村抢劫财物和粮食。明政府命令威代尔立即退出炮台，交出抢劫之物品，然后才能人广州贸易。威代尔急于做生意，只好遵命。于是英船得以开入广州。购买一些糖、酒、布之类货物然后离开。这是英国第一次到广州贸易通商。其他如拉丁美洲的墨西哥、秘鲁等国家也经菲律宾来广州贸易。这个时期，由于澳门已成为广州的外港，所以广州的海外贸易基本上为澳门葡萄牙人所垄断。万历年间(1573—1620)，他们被允准于每年夏冬两季到广州海珠岛(今广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参加中国举办的为期数周的定期市(交易会)，直接与在广州的中国商人贸易，从而获得更多更好的商品运经澳门出口，转销日本、东南亚、非洲和欧洲以及拉丁美洲的各个国家和地区。正如1629(崇祯二年)荷兰驻台湾第三任长官讷茨(Nuyts)在给其国王的一份报告书中所披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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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C·R·Boxer，Fidalgos in the Far East，1550－1770，P45－47，Hong Kong，1986② 王临亨：《粤剑编》卷三，《外夷》。③ 《明史》卷三二五，《外国六·和兰》。
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同中国贸易已有一百三十年的历史了。他们……每年两次到广州 (那边每年举行两次盛大的市集)去买货．……这使他们所得到的货品，质量比别人好，品种比别人多；他们有机会按照他们的特殊需要定制货品，规定出丝绸的宽度、长度、花样、重量， 以适合日本、 东印度和葡萄牙市场的需要。①
由于外国商人不断来广州贸易，所以广东省内外的富商大贾也纷纷麕集广州同外商交易。诚如霍与瑕记述说：
近日，番夷市易， 皆趋广州。……而近乡名曰游鱼州，其民专驾多橹船只，接济番货。每番船一到，则通同濠畔街外省富商搬瓷器、丝绵、私钱、火药等违禁物品，满载而去，满载而还，追星趁月， 习以为常，官兵无敢谁何。②
于是，濠畔街、高第街一带成为“香珠犀角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曰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③的繁华商业区。在这里，有些商人一时在广州与外商交易不成，便把所余的大量货物亲自驾船经澳门出海，运往马尼拉，暹罗、望加锡等国家和地区去贸易。荷兰人呐茨曾记述过这种情况：
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 它能够把某些商品大量供应全世界。中国人把货物从全国各地运到他们认为最有现款购买他们货物的市镇和海港……后来他们运往广州市集上的货品的数量如此之大， 以致葡萄牙人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参加这些市集的商人们看到他们的货卖不出去，就用他们自己的船，责任自负地把货运往马尼拉、暹罗、望加锡等地去。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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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荷兰贸易史》，转引自《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第115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② 《霍勉斋集》卷十二，《上潘大巡广州事宜》。
③ 仇池石：《羊城古钞》卷七。
④ 《荷兰贸易史》，转引白《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第11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至于广东、广州本地的商人出海贸易者，更是屡见不鲜。明末屈大均记载说：
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蜡、番椒、苏木、蒲葵诸货……南走澳门，至于红毛、日本、琉球、暹罗斛、 吕宋，帆踔二洋，倏忽数千万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利。①
这里说明广州不少商人前往东西二洋，乃至日本、琉球等国家和地区从事贸易，并且从中赢利发财。有的商人索性在东南亚各国家定居下来，成为华侨。例如“南海梁道明贸易于爪哇国，久而情熟，挈家住居，积有年岁。闽广军民弃乡里为商从之者数千人’’②。在爪哇新村，亦有1000多家商人定居，村主是广东人氏。这些都是明代中国商人从广州出海贸易发达的历史事实。正如张燮记载说：“市舶之设，始于唐宋，大率夷人人市中国，中国而商于夷，未有今日之夥者也”③。当时从广州泛海贸易的船舶体积也是相当大的。有200吨的，也有250吨的，还有少数300吨的。取其中数，每艘平均载重量亦为250吨，少数开往欧洲的商船竟达到1000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