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朝长忆蜕园师(上)
故 居
在上海武康路靠近湖南路的地方，巴金寓所的对面，有一条短短的弄堂，牌号是216弄。弄内原有三座建于上世纪20年代的花园洋房。如今一座已被隔出去成为某服务公司所在地；另一座曾是派出所的办公楼，现在变成一般民居；第三座因花园内有一株玉兰而曾被一位独居的老人动情吟唱，可惜几年前拆毁后原址已划归某宾馆所有，玉兰树怕也早已凋枯或被砍伐了。
老人名瞿蜕园。80年代以来，随着《李白集校注》、《刘禹锡集笺证》等有份量的古籍新版本的问世，以及《汉魏六朝赋选》、《左传选译》、《古史选译》等旧著的重印，他的名字重新为专业人士所熟悉。可是由于大部分著作尚未再版，而多数读者又不知瞿宣颖、瞿兑之、瞿蜕园为同一人，因此即使在学术界，人们对他生平、学养的了解仍然很不全面。"文革"结束后，郑逸梅曾多次在他的补白式回忆中谈到这位故交，其中一篇《瞿兑之学有师承》将对象勾勒得尤为生动，只是用千字文来谈瞿氏毕竟仍嫌太短。而在一些重版书的编者前言中，对作者的
介绍就更为简略，且有错讹，如将"宣颖"说成笔名之类。这些都使我感到应该将自己青年时代师事蜕老的所见所闻忆写出来，作为对逝者的一种纪念。
我想仍从他的故居谈起。
蜕老原先住在五原路，与我家所住的安福路是两条挨在一起的平行小路，步行10分钟，即可来到对方门口。当我读小学的时候，父亲的客人来了，常常由我端茶，端完就离开；对于大人之间的谈话，听不懂，也没有兴趣；倒是客人的外貌容易引起我的好奇。譬如50年代也住在安福路的复旦大学教授徐澄宇，长须，长发，长衫，配上一副银丝边眼镜，形象十分特别，给他端完茶后我就会忍不住多看几眼；但关于他的性格和厄运，说来话长，是需要另文回忆的了。
蜕老也留唇髭，冬天有时也穿长袍，但形象不古怪，所以最初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到我进入高中，对古典诗词产生浓厚兴趣时，才开始留意父亲同一些朋友之间的唱和。而蜕老的诗大都写在花笺上，书法遒美，闲章也耐人寻味，故而格外令我喜爱，觉得读他的诗稿乃是美的多重享受。大约在50年代末或60年代初，他由五原路迁居武康路。他住在底层，那是一间以前阔人家堆放杂物或给佣人住的北房。面积甚小，除了一架单人床、一张旧书桌、一把破藤椅、一排竹书架和几口箱子之外，没有也放不下别的东西。郑逸梅曾描述过这间房："兑之晚境坎坷，所居窄隘不堪，戴禹修去访他，有一诗云：'有客时停下泽车，入门但见满床书。两三人似野航坐，斋额应题恰受居。'我也到过他的寓所，同具此感。"其实，第一个用"屋小如舟"来形容此房的是蜕老自己。他搬家后作过四首五律，是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记得父亲收到他的诗稿后，连续几天都用很带感情的腔调反复吟诵。我也读过多遍，很快就记熟了，现在原稿虽已失落，我还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连诗前的小序都背得：
自五原路移寓武康路，屋小如舟，赁庑之费，皆出问字金也。时值风雨之后，秋暑尚炽，即事书怀四首。
何适非吾土，聊思物论齐。市声嚣渐隔，诗梦醒还迷。阅世枯形剩，投林倦翮低。更无书籍卖，敝簏尚亲携。
两年诚久假，三宿岂无情。雨坏垣衣色，风搜树穴声。去时何挂碍，来亦费征营。与我同憔悴，秋花不肯荣。
半亩莎承屐，重行树拂窗。静知睡味好，暂遣客心降。促坐无宾榻，经时涸酒缸。舵楼催晚饭，真似住吴艭。
敢薄家人语，思为杂作庸。儿童厌占毕，老退荷宽容。适愿成鸥泛，埋忧即蚁封。且祈残暑尽，塞向更谋冬。
我那时求知欲旺盛，喜欢"转益多师"，又喜欢把一位老师的作品拿去给另一位老师看，在他们的议论中获取教益。上面这几首诗我便带给别的先生看过。一位是我的中学语文老师，姓高名飞，字安翔，系武汉大学中文系1938年毕业生。由于都酷爱古典文学，我们之间建立了超乎一般师生关系的友谊，而且维持了几十年。那天去他家时，上海教育出版社的胡邦彦先生也在座。两位先生都盛赞这几首诗的功力，认为典故用得十分自然，如"塞向"出自《诗经·七月》的"塞向墐户"（修砌朝北的窗门），用在这里贴切而无痕迹。又如"三宿"典出《左传》、《孟子》，而这里取其"恋恋不舍"的引申义，由《后汉书·襄楷传》的"浮屠不三宿桑下"、苏轼《别黄州》的"桑下岂无三宿恋"直接化出，同时又与全诗的情感融为一体，读来甚有回味。
那时我已就读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有位住在复旦第二宿舍的董钟麟教授也是我常去请教的对象。矮胖的董先生是30年代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测绘学权威，他对科学的执著、对科学家人格和学术尊严的维护、对老伴的挚爱以及他的悲剧人生都留给我很深的印象。他又作得一手好诗，与中文系的吴剑岚教授时有切磋。那天我带着自己的习作和蜕老的《移寓》诗前去拜访。他先看我的诗，立刻不屑地丢在一边；随即用他的江西腔大声吟诵起蜕老的诗来。之后说了很多表示钦佩的话，我特别记得的一句是："这同古人的诗已经不分轩轾了。"后来他才想起我的诗来，笑着说："等你将来老了要删诗时，自己会把这诗删掉的。"我现在已想不起来当初给他看的是什么诗，足见在我的记忆中该诗确已被删除。
家 世
蜕老原籍湖南善化，同我说话，用的是带湘音的普通话；而同我父亲交谈，则两人都说长沙话。蜕老大我父亲六岁，似属同辈人；但父亲说他辈份高，曾要我呼他"太老伯"，他当时连连摇手，说"不能这么叫"；我也觉得别扭，以后便仍然称他"蜕老"。第一次呈诗稿给他时，父亲又让我写下"蜕园太世叔诲正"的上款。他看了又连说"不可"，起笔来将"太世叔"涂掉，在边上写下"吾师"二字，笑着说："以后就这么写，如蒙不弃的话。"
他的辈份究竟高在哪里？我到今天也不太清楚，想来大概要追溯到两家上辈在湖南的关系。但要找出他比我长两辈的旁证倒并不困难，这里可以试举二例，由此还可顺便谈及他的家世。
一个例证是，在我家亲戚中，有一位持独身主义的曾宝涵女士，是从日本留学归来的骨科医生。因为同住上海，她又懂点妇产科，母亲分娩时，她来帮忙接生过，所以彼此走动较勤。父母称她"四姐"，我呼她"四姨"。她生于1896年，是曾国藩的曾孙女；而蜕老比她仅大2岁，却是曾国藩的小女儿曾纪芬的女婿，--作为"四姨"的姑父，显然长我两辈。
曾纪芬的丈夫是历任苏松太道台、苏、皖、浙巡抚的聂缉槼（字仲芳，湖南衡山人）。读过唐浩明《曾国藩》的人，可能会对小说家笔下的这两个年轻人留有印象。而在《辞海》条目中，聂氏作为恒丰纱厂的创办人则被称为"近代资本家"。瞿聂两家的关系很密切。聂氏于1911年春去世。同年秋辛亥革命爆发后，新寡的曾纪芬带着家人是与瞿家同乘一艘轮船从长沙避往上海的。不过我很少听蜕老说起曾家的事。有次父亲送他一块当年曾国藩的备用墨，上面有"涤生相国拜疏之墨"几个字，他笑着把玩了一会儿，也没有多说什么。但我认为他同老岳母的关系也许不错。理由是，《崇德老人自订年谱一卷·附录一卷》的署名为
"聂曾纪芬撰、瞿宣颖辑"；实际上多半是岳母口述，女婿整理。至于蜕老同夫人的关系则长期不睦，这也是他独居在外的原因。他夫人名聂其璞，在家中排行第九。我小时随父母去四姨家祝寿、吃饭，可能在客人中见过她，只是现已毫无印象。听父亲说，四姨站在她姑母一边，对蜕老从无好评。
另一个例证是，"文革"抄家之前，我家墙上并排挂着四个镜框，里面分别为陈夔龙、朱孝臧、余肇康、陈三立等四位前清遗老自书的作品。对这四连屏我曾在拙文《梦中的真迹》中作过较详细的回忆。这里想说的是，四位作者均出生在19世纪50年代，比我祖父要大近20岁，题款时则都以对晚辈的口气称我祖父为"琢吾世兄"或"琢吾姻世"。其中曾任江西按察使的余肇康与蜕老的父亲瞿鸿禨是儿女亲家，推想起来，祖父比瞿鸿禨自然也要晚一辈。
瞿鸿禨字子玖，号止庵，人称"善化相国"。对于这位活跃于清末政坛的军机大臣，从《清史稿》到各种笔记、回忆录（如刘成禺《世载堂杂忆》、徐一士《一士类稿》、溥仪《我的前半生》）多有记叙。高阳的小说《瀛台落日》更对瞿鸿禨、岑春煊与奕劻、袁世凯之间的斗争作过绘声绘色的描述。在父亲与蜕老的闲谈中，晚清至北洋的掌故是涉及最多的话题，当然也会谈到瞿鸿禨。由于当时我对这段历史尚不熟悉，当他们不用姓名而用字号、绰号、籍贯称呼一些人时更反应不过来，所以现在印象较深的仍是与慈禧、光绪相关的几件事：
一是慈禧重用瞿鸿禨，除了他办事干练之外，还因他的长相酷似同治皇帝。对于中年丧子的西太后来说，与这个忠心的臣下相对，别具亲切之感。此事似乎广为人知，故瞿鸿禨去世后，冯煦赠他的挽联有"音容疑毅庙"之句，盖同治的庙号为"穆宗毅皇帝"。我见过瞿鸿禨的照片，须发皆白，很难与画像中青春年少的同治联系起来，倒是一看就知与蜕老为父子关系，但他不戴眼镜，双目比儿子有神，难怪康有为的《敬题瞿文慎公遗像》有"岩电光芒烂有神"之句。
二是慈禧知道瞿鸿禨不进肉食，宫中赐宴时，会关照御膳房专门为他做几样素菜。联想到蜕老也不爱吃肉，我曾问他是不是"遗传"？他说"有一点"。
三是瞿鸿禨曾将他祖父瞿岱所绘《自济图》及祖母汤氏所绘《分灯课子图》送请慈禧、光绪"御览"。慈禧在画上题了"耀德昭媺"四个字。光绪则题七绝一首："自济兼怀道济忱，画堂宵课惜分阴。象贤有后传家学，述德毋忘世守心。" 瞿鸿禨感激之余，又将他祖父所绘《写生十六册》赠与皇室，随即被收藏在勤懋殿中。作为回报，慈禧亲笔绘了一幅红梅送给他。
四是慈禧能写大字。身兼外务部尚书的瞿鸿禨曾陪同各国使臣参观紫禁城，"瞻仰"了光绪的寝宫养心殿。慈禧则当场书写"寿"字，"字大逾丈"，赠与每位使臣各一幅。我曾问蜕老，慈禧书画水平如何？他笑着摇头："皆不足道。"
关于瞿鸿禨的父亲，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什么故事，连名字都不清楚。但前些年读陈寅恪诗集，在七律《寄瞿兑之》中，有"论交三世今余几，一别沧桑共白头"之句，说明蜕老的祖父与陈宝箴是有交情的。不久前偶从网上获知瞿鸿禨自撰的《止庵年谱》已由北图出版社重版，书中应会叙及其父，只是我迄今尚未购得该书。至于瞿鸿禨与陈三立、蜕老与陈衡恪、陈寅恪之间的友谊则从彼此的诗文都可看出。特别是瞿鸿禨晚年曾请陈三立代为删诗；其诗选遗墨付梓时，沈曾植、余肇康、陈三立曾分别为之作序，而陈序写得尤带感情。
生 平
在我工作单位的草坪边缘，有一排与雪杉相间而种的玉兰树，平时不太显眼，须到早春二月，才突然开放出大朵大朵雪白的玉兰花。这时经过树下，我总会想起蜕老，想起他故居园中的玉兰，想起他一生的起伏，想起他晚景的悲凉。
蜕老喜爱玉兰，除了爱它的淡雅皎洁、冲寒早放，更因为它与自己的生日相联系。我很长时间都不清楚蜕老的阳历诞辰，却很早就知道他的阴历生日。不记得是哪一年，我偶尔向他说起，我别号"潮生"，是因为生日恰逢八月十八--钱塘江观潮的日子。他答道，"你同潮神一天生日；我同花神一天生日。"接着又笑补了一句，"同林黛玉一天生日。"我从此记得这个日子--二月十二花朝。而他园中的玉兰每年赶在花朝时节开放，对于蛰居小屋的老人自是一种安慰。
蜕老虽爱玉兰，诗中咏及此花时情绪却很消沉；或者也可以说，他晚年的自寿诗都写得悲观凄凉。譬如--
未甘病后全疏酒，但觉春回懒赋诗。年去年来当此日，渐行渐近是归期。
冲寒行见玉兰开，岁岁频邀屐齿来。池水料难吹皱起，又牵残梦锁楼台。
这二首诗可能作于1966年。"池水"句显然由冯延巳的"吹皱一池春水"化出。尽管那时他已很难感觉到春天的美好，但心中仍有"残梦"萦绕。他的"残梦"是什么呢？我不能臆测；但我以为任何人的梦想总与平生遭际相关。
蜕老一生所住时间最长的地方是长沙、北京、上海。从这三处地方或许可以对他的旧梦作番追寻。
蜕老生于1894年3月18日（这个日期是我据阴历生日推算出来的），少年时代在长沙度过。他当然进过私塾；除熟读四书五经外，对《说文解字》也在张劭希的指点下通读过。出于对近代史的无知，我曾问过他一个愚蠢的问题："您为什么不参加科考呢？""我12岁时科举已经废除了。"我这才悟到科举是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除的，与辛亥革命无关，而蜕老说的12岁是虚岁。好像正是在12岁那年，他考进北京的译学馆，主修英文。两年后瞿鸿禨在政争中失败，开缺回籍；蜕老毕业后也回到长沙，一直住到辛亥革命爆发。
长沙的生活是一段美好的回忆。每逢蜕老与我父亲谈及长沙往事，两个人都会兴致勃勃。可惜我从未去过长沙，对于他们的谈话内容也难以形成记忆。留有印象的一件事是，辛亥革命50周年时，蜕老在《新民晚报》发表《湘水吟》七绝二首，在"重开气象天心阁，百级高腾五十秋"句下自注："天心阁为长沙城南门楼。" 父亲读后曾向他指出："你记错了，天心阁是天心阁，南门楼是南门楼。"
瞿鸿禨在长沙的故居十分宽敞，邸中有息舫、虚白簃、湛恩堂、赐书堂、柯怡室、扶疏书屋等建筑，而尤为著名的是超览楼和双海棠阁。前者为瞿鸿禨的书斋；后者为蜕老少时读书处。在我保存的蜕老诗稿中，有些笺纸便印有"超览楼稿"四字。对于这段生活，蜕老在《故宅志》中作过描写："一生所得文史安闲之乐，于此为最。每当春朝畅晴，海棠霏雪，曲栏徙倚，花气中人。时或桐荫藓砌，秋雨生凉，负手行吟，恍若有会。"这样的读书环境真是不可多得。我不能确定的是故居的地址。据郑逸梅《瞿兑之学有师承》一文说，该宅位于长沙朝宗街。而在陈寅恪《寄瞿兑之》一诗的自注中却写道："丁巳秋客长沙，寄寓寿星
街雅礼学会，即文慎公旧第也。"不知何说为是？
还应提及的是，正是在长沙，蜕老师从了王闿运、王葵园、曾广钧等名宿，这对他学问的奠定及后来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北京是蜕老最熟的地方。除曾在此就读译学馆外，北洋时期他曾任国史编纂处处长、国务院秘书长等职；北伐后直至抗战胜利他曾任南开、北师大、燕京、辅仁等校教授。即使在南开任职时，他也保留着北平的住宅；那里因为也有两棵海棠而勾起他的乡思，于是他称京宅为后双海棠阁。而构成他一生污点的是沦陷时期当过北大监督。关于他那时滞留北平的原因和经过，我从未听他谈过；只是从他的旧作中读到"暂学凫依渚，初逃雁就烹"一类诗句，猜想他或许受到过日本人的胁迫；而从我后来了解的他的性格来看，他是经不起威吓的。
谈起北京的历史掌故、风土人情，蜕老可谓如数家珍。他著有《北平史表长编》，也写过《北游录话》这样娓娓动人的长篇导游散文。青年时代我没有去过北京，每每听了他的描述而心驰神往；也正是从他那里知道了刘侗的《帝京景物略》、孙承泽的《春明梦余录》、朱彝尊的《日下旧闻》。后来我在北京住过8年，对于京城掌故却仍旧不甚了然；而且在我接触的"老北京"中似乎也无人能像蜕老那样熟谙一切。究其原因，我想还是在读书和观察两方面都难以达到他的境界。
蜕老在上海的生活分为前后两段。前段从辛亥革命举家迁沪开始，大约住了十来年。那是他的求学时期。值得一提的是，五四运动中，他是上海的学生代表。那时成立了学生联合会，他担任文牍，学联章程以及各种文稿大都出自他的手笔，这在许德珩等人的回忆录中均曾谈到。他原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运动中被开除，随即转入复旦大学，仍然担任学生代表。所以1961年我考进复旦中文系后，他曾半开玩笑地说："我们是同学了。"我曾问过他为什么五四运动中他会被选为代表？他很平淡地说："主要是考虑到我能用英文直接同外国人对话。"
后段即1949年后，蜕老一直住在上海，靠写作为生。据他告诉我，齐燕铭来上海，曾对有关领导说："瞿蜕园、陈子展还是要用的。"可能正是因为这句话，陈子展被很快摘去右派帽子，而蜕老则成为徐汇区政协委员。（据金性尧《伸脚录》所云，则齐氏关心的另一人为谭正璧，而非陈子展。）他那时的收入来源有三：一是作为特约编辑，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每月付他100元；二是香港文汇报每月寄给他100元港币，按照当时比价，约合人民币40元；三是各种零星稿酬。应该说生活还过得去。"文革"开始后，中华书局的钱和零星稿酬都没有了，香
港文汇报的汇款也常被扣住，生活顿形拮据。1968年他虚岁75时曾作诗慨叹：
"百年已过四分三，世事何曾得稍谙。自顾皮囊真可掷，即无廪禄亦怀惭。"
回忆蜕老的晚年，我总会想起龚自珍的"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
关于他失去稻粱谋的权利、终于被卷进文字狱的经过，后文还要详谈。
著 作
蜕老原名宣颖，字兑之。在我懂得名与字的关系即《仪礼·士冠礼》所谓"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后，曾问父亲："宣颖"与"兑之"有什么关系呢？父亲说，"颖"字取"尖锐"之意，所以蜕老小时字"锐之"；稍长后觉得自己不属于"锥处囊中，脱颖而出"的性格，这才改字"兑之"。我后来读蜕老的一首五言排律，内有"如锥安蹇拙，挺节让峥嵘"之句，表达的正是一种虽有锋芒而不求毕露的处世观。至于蜕园这一别号则是抗战胜利后才开始使用的，意在忏悔自己走过的弯路，表示要如蝉蜕般告别旧我。他虚岁70那一年，我在他家墙上看到叶恭绰贺他生日的两首采桑子，第一句便是"蜕园往事都成蜕"。
我进入复旦后，出于青年人的好奇，曾在校图书馆的人名索引中查检，发现他的著作，三种署名都有；而在 "瞿"姓作者中，他的书是最多的。这次为了写回忆文章，我又去上海图书馆查阅，结果如下：
署名"瞿宣颖"的有12种：
《中国社会史料丛钞》；
《同光间燕都掌故辑略》；
《方志考稿》；
《北京历史风土丛书》第一集；
《北京掌故》；
《北平史表长编》；
《崇德老人自订年谱一卷·附录一卷》（聂曾纪芬撰、瞿宣颖辑）；
《长沙瞿氏家乘》十卷；
《长沙瞿氏丛刊》四种；
《忆凤楼哀悼录》（徐咏绯辑）附《徐君妻钱夫人墓碣》（瞿宣颖撰）；
《先文慎公奏稿》一卷（瞿鸿禨撰、瞿宣颖钞本）；
《先公庚辛家书》一卷（瞿鸿禨撰、瞿宣颖钞本）。
署名"瞿兑之"的有7种：
《人物风俗制度丛谈》甲集；
《两汉县政考》；
《秦汉史纂》；
《汉代风俗制度史》前编；
《杶庐所闻录 养和室随笔》；
《燕都览古诗话》；
《沩宁诗选序目》。
署名"瞿蜕园"的有12种：
《古史选译》；
《左传选译》；
《李白集校注》（瞿蜕园、朱金城校注）；
《刘禹锡集笺证》；
《汉魏六朝赋选》；
《通鉴选》；
《史记故事选》；
《汉书故事选》；
《后汉书故事选》；
《长生殿：戏曲故事》；
《补书堂文录》；
《刘禹锡全集》（校点）。
由这个目录可以知道上海图书馆的收藏尚不完备。譬如我在复旦图书馆借阅过的《楚辞今读》，我听说过而从未获睹的《北平建置谈荟》，该馆似乎均无。又如我的藏书中有《古今名诗选》（瞿兑之、刘麟生、蔡正华辑注，全四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学诗浅说》（瞿蜕园、周紫宜合著，香港上海书局1964年2版）、《铢庵文存》（瞿兑之著，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1版），该馆也都阙藏。此外，蜕老还有一些著作没有出过单行本而收在丛书中，如《中国骈文概论》收在《中国文学八论》（世界书局1936年初版）中，《汪辉祖传述》列入
民国丛书第三卷（上海书店1996年影印），《杶庐所闻录 故都闻见录》列入民国笔记小说大观第一辑（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还有许多文章、诗词没有结集，当然在上述目录中也反映不出来。
蜕老为人谦虚，无论在史学、文学、书画或其他方面，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一句自夸的话，而实际上他在多个领域都卓有建树，他的多数旧著都具有再版的价值。譬如，他对汉史下过很深的工夫，这可能与早年所受濡染相关，盖瞿鸿禨撰有《汉书笺识》；而他的老师王葵园也曾肆力《汉书》，所作补注，被誉为"奥义益明，《地理》一志尤为卓绝。自是读《汉书》者人手一编，非无故也。"（杨树达《〈汉书窥管〉自序》）有次我去他家，看到桌上有封从香港转来的台湾来信，一问，他说："钱宾四的信。据说台湾的大学还在用我的秦汉史讲义。"说这话时，眼中露出欣慰的神情。所谓"讲义"大概指的是1944年由中国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秦汉史纂》。惭愧的是该书我迄今未曾读过，所以尽管曾多次听蜕老谈文景之治，谈中国历史在汉代的关键性转折，我却不敢在此妄加复述，惟恐歪曲了他的原意。很巧的是，前不久偶尔在网上读到一篇介绍已故东北师大历史系教授李洵的文章。文中写道："瞿兑之先生家学渊源，曾给李洵教授秦汉史，很有见解。给他深刻的印象是瞿先生当时在整理地方志，用功颇勤，对青年学生，有问必答，答必详尽。" 这是对蜕老40年代教学情况的简单而真实的介绍。至于他对地方志的研究，我也不敢妄评，而愿意引用来新夏《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序言中的一段话来说明："编制提要目录确为一项繁重工作，前人曾有部分试作。1930年，方志学家瞿宣颖所著《方志考稿(甲集)》由大公报社出版，是中国最早一部私家方志提要目录专著，主要著录天津方志收藏家任凤苞天春园所藏方志600种，逐一辨其体例，评其得失，志其要点，录其史料，为学术含量颇高之目录学专著。"此外，他的《志例丛话》也是方志学领域的重要著述。
蜕老更为人注意的可能是在掌故学方面的成就。现代治掌故者不少，最具功力的有三人，即徐一士、黄浚（秋岳）和蜕老，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博闻强记、胸罗极富而又善于研究分析。徐、黄二人的著作均请蜕老审读和作序，则充分反映了他们对蜕老学养的信服和敬重。而蜕老的序言不仅对《一士类稿》和《花随人圣庵摭忆》予以评价，更对掌故学的研究对象、范围、任务、方法和个中甘苦作清晰的阐发。窃谓到目前为止，有关掌故学的理论探讨依然罕见，读《〈一士类稿〉序》仍有空谷足音之感。至于蜕老自身的掌故学，较之徐、黄，又有所区别。
除了著述更丰、分类较细之外，作为史学家，他善于将掌故学的成果运用于专题史（如地域史、风俗制度史）的研究；作为诗人，他的《燕都览古诗话》又能创造性地以诗配文的生动形式来谈掌故。此外，徐、黄均以文言写作，而蜕老则有文言、白话两副笔墨，后者显然更能为一般读者所接受。
诗 词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像蜕老和我父亲这样的老人，除了读书，生活中可供消遣的事不多，于是互访聊天、作诗填词就成为一种乐趣。有意思的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自己的诗分为两类，一类作为"稻粱谋"，是准备投给报刊发表的；另一类则是写来自我欣赏，或在友人中互相传阅的。前一类诗没有什么个性特色，也看不出特别的功底，所以见报之后彼此通常都不提及，更不会去唱和。后一类诗才见出各人的才情与风格，见出特殊时代一些文人真实的心声。可惜的是，经过十年浩劫，这类作品大部分已片纸无存。1964年前后，蜕老手抄历年所作部分古近体诗，装订成四册；我曾借来读过，归还后又被一位胡温如老太太借去阅读。胡系安徽巢县人，早年在上海美专学过山水画，亦能诗词，与蜕老和我父亲均有唱和，因能写一手《灵飞经》小楷而曾替蜕老誊抄过书稿。10年前我去上海探访她，问起蜕老的四册诗稿，怕是年老健忘的缘故（其时她已90岁），她已回答不清：似乎曾被抄走，却又意外发还，但已不在她处，可能送给某个晚辈去作纪念了。
我是40年前读的诗稿，对具体内容已无法详述；手边留有若干蜕老的诗词手迹，也难以反映其创作全貌；这里还是只能就具体的接触来作些回忆。
大约在读高二时，我弄懂了诗词格律，开始尝试写作。当时对词尤其是小令的兴趣甚浓，处女作便是一首阮郎归；而每逢前辈们对自己的习作有所肯定，积极性就更调动起来。我曾向蜕老请教小令的作法。他认为我还年青，所以词中不要作悲愁语，不要"为赋新词强说愁"，而要写得轻松、美丽；也不要像作诗那样用典，僻典尤不可用。此外，意思的表达总以含蓄蕴藉、半虚半实为宜，不能太直白，要经得起玩味。我想读他的小令，他便录了一首堪称"轻松、美丽"的临江仙给我。这张彩笺我还珍藏着，其词如下：
六十九番春好在，番番催动芳华。白头犹得醉流霞。风香怀杜若，水色映桃花。 最是江南留客驻，丝杨绿到天涯。愔愔情味属诗家。一双新燕语，十二玉阑斜。
1960年，蜕老与李蔬畦、周紫宜等用"烟"字韵作浣溪沙，反复唱和，后出油印本，题为《春雨集》，由蜕老作序，曾送我一本。我很羡慕他们叠韵酬唱的本领；读了蜕老的序，更羡慕他骈文的功力，但也明白自己永远都别想写出这样的文字来。其序略云--
庚子之春，淹病不斟，朋欢顿寡。三月恒阴，一楼坐雨，意苦辽落，思益渺緜。重帷暂褰，煮茗则枯肠结轖；残编偶拾，过字则倦目瞢腾。粗足慰情，托之理咏，爰依旧韵，叠成短章。不同真逸，徒玩山中之云；每笑偏弦，敢附花间之调。友纪二三，喁于往复，或连类而寓兴，或莫逆而相咍。翰简迭输，赏析忘勚，亦一时游处之迹也。嗟夫去日，空抚流尘；对此新韶，讵蠲生意？念逢辰之共庆，愿陈力而末由。诸君服勤春社，散帙晨轩；乘暇抽思，倾怀破寂；同兹善感，使我移情。迩者沟瞀未祛，昏翳逾甚。龙树之方无灵，文昌之疾将殆。废书何叹，与时偕行；转益泊然，惟期永好。辄写诸篇，裒为一集，颜以《春雨》。
这次唱和的发起人李蔬畦我没有见过。从他词中的一个自注看来，似乎蜕老曾有意"别创新词体"而并未付诸实践，"近作咏杜鹃花词仍用鹧鸪天调，持论殊不坚"，于是他加以戏谑："见说流霞替暝烟，映山红护夕阳边，寻声犹是鹧鸪天。 新酿何妨储旧窨，繁英无数弄春妍，老怀脉脉拥词仙。"
谈起鹧鸪天，不由想到蜕老曾告诉我，该调的首句、第四句和末句均为"仄仄平平仄仄平"，因此可以连作三首，而将前人的一句诗分别放在这三个地方，读来甚有趣味。他举例说，樊增祥就曾将白居易的"露似真珠月似弓"衍为鹧鸪天三阕。我问："这不是同辘轳体诗一样了吗？""正是。"后来我曾仿造这种形式作过多组鹧鸪天。
关于蜕老的"持论殊不坚"，我也有体会。譬如他曾告诫我，和韵之诗不宜多作，而他同我父亲却用"黄"字韵作七律唱和，直至"四叠前韵"；《春雨集》中，他更叠韵作浣溪沙达15首之多。又如他认为仄韵律诗在唐以后少有人作，也劝我别学，可是他的《秋日行游园林，杂咏所见卉植五首》，末首即为仄韵五律：
婉婉黄葵衣，垂垂紫蓼佩。水花轻自摇，风竹交相碍。偃仰坡陀间，参差姝丽态。眼中故国楼，一碧潇湘对。
清人项廷纪有云："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 蜕老的有些诗也是带消遣性质的。而对于学生时代的我来说，则凡属新鲜的体裁、写法，都乐于一试；以至多年后当我以诗配文的形式为《程十发书画·历史人物》作序时，还不忘在9首七律之外有意安排了一首仄韵诗《李凭》："李生鬼句惊风雨，程公神笔添佳趣。欲使箜篌光彩生，遂令李凭男化女。石破天惊纸上声，龙奔蛇走毫端舞。一夕清光月满楼，观君斯画俗尘去！"当时为了与玉楼春词调相区别，采用了失对、失粘的写法，所以这不能算是仄韵七律，倒像是一首采用律句的七古。
蜕老早年师从王闿运（字壬秋，号湘绮）。由于我祖父做衡阳道道台时与王氏有过交往及唱和，"文革"前家中也挂过王撰的对联，所以当父亲与蜕老谈及这位富于传奇色彩的老人时，我总是很感兴趣地倾听，有关湘绮楼的种种轶闻包括周妈的故事也都耳熟能详。印象中蜕老对自己老师的评价平实而客观，从无溢美之词。我曾问及王氏在诗史上的地位。他说，湘绮翁是近代湖湘诗派的领袖，所作《圆明园词》在当时很有影响，被认为可以追步元稹的《连昌宫词》；但诗中涉及很多近代史实，须读作者的自注方能弄清。我问他如何看待王氏诗宗汉魏六朝的主张。他说："学诗从汉魏六朝入手是对的，这样容易显得气息深厚、骨力雄健；但把拟古当成目的就错了。文艺创作贵在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一味摹仿，仿得同古人一模一样，不是没有自己的面目了吗？照我看，湘绮翁写得最好的并非刻意摹拟之作，而是那些不经意写出，却能见出真性情的作品。"
蜕老撰有《晚抱居诗话》（未出版），曾用一种从故宫流出的带脆性的深黄色纸为我书写过10页。《诗话》对上述"不经意写出"的观点屡有发挥。譬如在论及前述樊增祥所作三首鹧鸪天的优劣时，便认为第三首因含故实而"转似稍逊，盖诗词毕竟以偶然寄兴为佳，不必实有所指也"。
除诗话以外，蜕老还曾以七绝形式，评论《全唐诗》中的部分诗人，大概作了数百首，可惜都已抄没、毁灭，否则会是一本别具特色的以诗论诗之作。如今能够约略体现其诗学观点的只剩下与周紫宜合著的《学诗浅说》。周氏名炼霞，字紫宜，是很有才华的诗人兼画家。我还读过她40年代写的短篇小说《佳人》，也颇富灵气。而《学诗浅说》主要由蜕老执笔。该书属于普及读物，却因作者本人对诗词有着极深的功力和识见，故无论谈诗的结构与形式、鉴赏与诵读，还是谈诗的发展与流派、写作途径与方法，都显得既平易亲切，又游刃有余，读后有豁然开朗之感。拿来与现在书店中名目繁多的同类书一比，天渊之别立显。后者往往自身都不知平仄为何物，就要来告诉别人如何赏析；恰如一个不会走路的人，却要指导别人如何跑步，怎能不七拼八凑、捉襟见肘呢？
蜕老性格温和，循循善诱。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他主张学诗要先学写五古、七古，第二步再学写近体诗，这与他评价王湘绮时的观点完全一致。而我是从学小令起步的，进入诗的领域后，很自然地偏爱律绝。对此蜕老颇不以为然，但他只是从正面阐述道理，没有说过一句尖锐的话。直到1962年，我请他题写扇面，他才有意摘抄了几段顾炎武的文字，其中一段是：
近日之弊，无人不诗，无诗不律，无律不七言。七言律法度贵严，对偶贵整，音节贵响，不易作也。今初学小生无不为七言，似反以此为入门之路，其终身不得窥此道藩篱无怪也！
录完之后，他写道："顾氏《日知录》中论诗文语皆正大，辄为潮生世兄录之。"现在我已年届60，而诗依然写得肤浅、幼稚，除才力、学问不济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初未能遵循蜕老的指点而在学诗的路径上有所偏误。
书 画
蜕老从不以书画家自许，而观赏过他书画的人莫不赞叹备至；特别是他画迹不多，得者更其珍爱。这里为叙述方便起见，拟将书法和绘画分开来谈。
"文革"前的报纸，发表今人手迹是有讲究的；除了看作品，更要看作者的身份。譬如北京报上，郭沫若的墨迹屡见不鲜；而叶恭绰有时也发表诗词，却从未见手迹影印出来。直到80年代中期，一个偶然的机缘，郭、叶的书法遗作才被并排登在光明日报上。虽然两人均对颜字下过功夫，但放在一起，郭字立刻显得逊色，这是稍懂欣赏的人一眼就可看出的。
在上海，以手迹见报最多的是沈尹默。这里除书法本身的原因外，沈作为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全国人大代表，身份也够格。而蜕老虽常在报上发表诗词，却至多在标题上被影印几个字。譬如1958岁尾，新民晚报刊出他的《迎年词--"减字木兰花"十首》，"迎年词"三字便是他的手迹。这说明编辑尽管欣赏他的书法，在影印的问题上也只能适可而止。
然而沈尹默与蜕老是彼此敬重的。据我所知，前文提到的胡温如与沈夫人禇保权是旧交。大约在1963或1964年，沈向胡表示，他与蜕老早年在北京就相识，多年不见，思谋一晤。蜕老听说后，便带上一包茶叶去沈家拜访。两人交谈甚欢，沈并将所撰《历代名家学书经验谈辑要释义》一稿请蜕老带回去审改。事后沈与胡谈起这次会见，对蜕老的学问深表叹服。这些都是胡亲口讲给我听的。
他们的书法也曾并排出现，但不是在报上，而是在胡温如的一本册页上。也是60年代，胡请一些友人为她的空白册页题词。第一位是蜕老，先画一幅紫藤，接着以行草书写七律二首，我还记得开头两句是："左女诗篇越女筝，女床今见彩鸾停。"（按"筝"、"停"不在同一韵部，我的记忆可能有误。）第二位是沈尹默，先以行书录写一首旧作定风波，后面又绘了一幅竹子。第三位是禇保权，她书写的是沈尹默的旧作南歌子。第四位是我父亲，专门为胡作了两首七律，我只记得其中一联是："虚怀互契轩临竹，同气相忘室蕴兰。" 父亲嫌自己字丑，
便另请上海市文史馆的陈尧甫书写。陈是前清举人，名毅，解放后不愿与市长姓名相混，遂以字行。他以回腕写颜体，殊见功力。第五位是龙榆生，写的是两首蝶恋花。70年代末，经夏承焘先生介绍，其女龙顺宜曾来函向我询问龙的遗作情况；我刚好去沪出差，便去胡宅将两首蝶恋花抄下来寄给了她。可惜当时复印机尚未普及，否则可以整本复印下来；而现在该册页不知由胡的哪位后人收藏着，恐怕很难公诸于众了。
当时看过这本册页的人，都认为沈、瞿书法风貌不同，而放在一起旗鼓相当，诗词并臻佳妙，堪称珠联璧合。第三位禇保权的字也不错，而且据说1961年加加林遨游太空之际，由禇誊抄的沈作西江月一首，曾被报社误认为沈的手迹而影印发表。但在这本册页中，与前二位相比之下，其字还是稍逊一筹。
郑逸梅谈及蜕老的书法，说过一句很有见地的话："古人所谓'即其书，而知其胸中之所养'，不啻为兑之而发。"由此想到，当代书坛一些名家、博导的字，看来看去难脱匠气，并非全无功夫，实在是胸无学养所致。
有一年，我向书法家吴丈蜀先生出示蜕老的诗稿。吴老当时兼任《书法报》总编，赞叹之余，对我说："现在上海没有第二个人能写这样的字，你最好把它发表出来，让某某某之流知所收敛。"对这"某某某"他是点了名的；但现在未征得他同意，我也不便公开。
蜕老的书稿都用毛笔行书写成。他用毛笔，比我用钢笔写字还快。如果有关出版社还保留着他的著作原稿，将来会是一笔不断增值的财富。
我见过的蜕老所写最小的字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三年灾害时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用一种我叫不出名目的洒金笺纸，以极小的正楷抄录《心经》。小到什么程度呢？拿我们常用的稿纸来说，每格可容下4个字，一张笺纸就可抄下整篇《心经》。那天我去他家，看见窗台上焚着一支香。他刚抄完一张，对我说："这张就送给你。"我注意到落款写的是"蜕园居士焚香恭书第二十六通"。我问他准备抄多少遍，他伸出一个指头说："一百通。"
我见过的蜕老所写最大的字是1960年分别为我父、兄和我写的匾额。为父亲写的是行书"延红馆"三字，跋语为："莱山二兄以此颜其居，有味哉！"其实父亲取此斋名，不过因窗前有几株红蓼开得煞是可爱罢了。为我哥哥写的是篆书"俞林"二字，这是哥嫂的姓，合起来又似有别解。为我写的是草书"海若楼"三字，那是我年少气盛时为自己起的斋名。三幅横匾均于1966年"扫四旧"时被抄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