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客问：漫说我的学术经历和学术理念
一日肖史先生来访，要我写写自己的学术经历和取得的学术成就，我很犯难，碌碌多年而少有为，不知从哪里说起。他提议，由他来问，我来答，于是遂有下边的答客问。在问答之中略述个人的一些经历和学术理念。
客问：１９７９年初你被破格提升为副教授，在南开和史学界曾引起广泛影响，请问，为什么花环落在你头上？
答：那年我都四十有四了，当了二十多年助教，还说“破格”，很难为情。不过，此前近二十年没有晋升过职称，也确实是一个让人瞩目的事。当时没有个人申请制，至今我也没有打问过是谁提议的以及如何决定的，“谢恩”都不知道找谁！我猜测，至少有两条依据：其一，我在“文革”中没有恶行和遭人恨的事；其二，我想同我主持编写、出版《中国古代史》（百万字）有关，另外我还有其它一些文章。
客问：据我所知，“文革”期间各高校编写的古代史有多部，大多没能出版，你主持撰写的《中国古代史》怎么能出版？
答：别人写的为什么没能成活，说不清楚。我们写的之所以能出版，我想主要有两点：第一，参加写作人员没有因这样与那样的政治事变而产生内部纠葛。１９７１年复课后我们认认真真从事历史研究与教学，没有在内部搞过所谓的“路线斗争”，相反，我们提倡实行百家争鸣，不同意见协商调和，求同存异，所以大家一直能合作；第二，我们没有贯彻“以儒法斗争为纲重新改写历史”。１９７４年提出这个口号，影响了整个史学界，我们不是一点影响也没有，但我们的框架依然是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四人帮”垮台后稿子大体仍然可用，局部调整即可，于是就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客问：听说你在１９７４年北京开的“全国法家著作注释会议”上与主持者唱了“反调”，不同意“以儒法斗争为纲重新改写历史”，引起特别“关注”，是这样吗？
答：这次会是遵照毛主席指示开的，会议结束时，除毛主席、周总理、叶剑英以外，全体在京政治局委员接见了会议的出席者，包括邓小平在内。江青、张春桥等有长篇讲话。江青开头问，今天是几号？今天是８月７日，历史上有“八七会议”，今天我们也是“八七”会议，要斗修正主义、要批儒等等••••••。真是不伦不类。在这次会议上，一窝蜂式地大讲“以儒法斗争为纲重新改写历史。”“儒法斗争贯彻到现在，贯彻到党内。”等等。我很愚钝，不知政治用意，再三说这种提法不符合历史，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会上会下一再嘟嘟囔囔，儒法斗争在东汉白虎观会议之后基本消失，怎么会贯通到现在和党内？不能用儒法斗争取代阶级斗争。严格地说我也说不上是唱“反调”，只是不知时务罢了。等到１９７８年《历史研究》与《人民教育》编辑部联合写文章，对这次会议进行清理时，他们发现竟然整了我的专门材料。这份材料也让我看过。这就是所谓的“反潮流”吧。由于我对儒法斗争在历史上的定位离历史事实不太远，所以在写《中国古代史》时没有太多的胡来，另外对诸如“让步政策”问题、“反攻倒算”问题、统治阶级政策的评价等等问题，都留有余地，这对《中国古代史》的成活无疑有重要作用。
客问：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你写的《砸碎枷锁 解放史学》、《论秦始皇的功过是非》以及《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等文，在史学界曾引起很大反响，历史学界与理论界对历史动力问题还展开了一场大讨论，你是怎么提出问题的？
答：说来话长，只能长话短说。“文革”之初，１９６６年６月３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的社论，传达了最高指示：“史学要革命”。可见史学革命在“文革”期间的意义有多重。经历过的人都有体会，一波“革命”就会造成一片禁区，革命越深广，禁锢的就越多。“四人帮”垮台后大家忙于批判他们的政治上的“影射史学”，对“史学革命”很少涉及。我感到不破除对“史学革命” 的迷信和禁区，便无从谈史学界的拨乱反正。于是写了《砸碎枷锁 解放史学》这篇长文。适逢１９７８年６月要召开“全国史学规划会议筹备会”，我有幸被作为特邀代表。这次会的规模很大，有数百人，“文革”中被打入另册的“反动学术权威”几乎都出席了。我是一个不见经传的老助教，何以能作为特邀代表？后来有关人士告诉我，就是因为我在１９７４年“法家著作注释会议”上有“反潮流”之举。恰好当时我写了这篇文章，会议主持者要我在会议上发言。由于切中肯綮，引起很大反响，以致招来否定“文革”的非难。因为当时还处于“两个凡是”时期，情有可愿。由于有黎澍等人的支持，《历史研究》很快刊登了全文，所以对史学界的思想解放起了推动作用。
关于秦始皇的问题，在当时也是一个敏感的政治议题。人所共知，领袖不止一次以秦始皇自喻，因此秦始皇成为一个神圣的“代号”，形成望秦始皇而生畏的局面。我们（与王连升合写）评秦始皇的功过是非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把秦始皇还给历史，同时要批判秦始皇的残暴和罪过。文章在《历史研究》一刊出，便接到一批愤怒的来信，说我们“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意在“砍旗”云云。我希望年轻的读者，把我们的文章放到当时的历史文化环境里读读，比较一下，会有兴味的！
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唯一的动力、真正的动力，是多年，特别是１９４９年以后不可怀疑的铁则，谁碰了这个问题，都没有好下场，不是右派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等。阶级斗争为纲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是“文革”的理论基础。１９７６年批判“四人帮”的文章很多，但没有对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进行必要的反省，然而这恰恰是“文革”的生命线。我们（与王连升合作）经过反复的思索，认定必须向这一理论提出质疑和挑战。但当时形势是不容许“正面”提出问题的，这是涉及到“旗帜”的大事。于是我们只能采取迂回的方式，你看，《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这个题目本身就是“中性”的。就我们而言，当时只能用打着红旗“修正”红旗的办法来反思这个大问题。于是从生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入手来纠正和修正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说。这篇文章在即将发表之际，又被１９７９年在成都召开的“全国史学规划会议”选中（会议向全国征稿），要我在大会上发言。这中间还有一点小小的插曲。起初要我做大会发言，然而在即将开会时又通知我不讲了，没有过一天，又要我讲。这也反映了会议主持者的矛盾心情。我在大会上宣读了文章，几乎同时，《教学与研究》也刊登出来，于是立即引起史学界和理论界的热烈讨论，一些地区和大学召开了多场专题讨论会，在不长的时间里发表的文章数以百计。我们的文章有否这样与那样的不足，另当别论，但有一点是令人称意的，即打破了阶级斗争为纲这一观念的神圣性，使它变成了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客问：你１９７８年写的战国“授田制”问题，最近几年被史学界重视起来，认为你揭橥了一个重大的历史制度，你是怎么发现这个问题的？
答：１９７１年写教材（内部铅印稿）时已经提到这一史实，但未及细论。１９７６年以后，我开始重新审视历史上的“阶级”问题。对过去把历史简单地装入两大对立阶级的口袋（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深深感到过于简单化和教条化。如何走出来？当时我与同仁们拟定从研究历史上实际存在的等级与身份入手来重新勾画阶级关系。为此我对战国时期的社会等级与身份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考察，写了一系列的文章。１９７８年《南开大学学报》为此辟了专栏连续发表有关研究成果，开栏首篇文章就是我写的《论战国时期“授田”制下的“公民”》。经过二十多年的学术验证，学界公认战国的“授田”是一个大制度，有关文章不下二十篇。近几年来人们在追述学术史时，承认我这篇文章是最早的发轫之作。
客问：你研究战国的社会等级和身份得出了怎样的历史结论，这同你讲的“王权支配社会”这一观点有否关系？
答：你提的问题切中要点。战国秦汉是中国两千年封建君主专制社会的形成和定型时期。当我研究了社会各阶层与不同身份的形成机制后，我得出结论：作为占主导阶级与阶层的那部分社会成员，主要靠政治资源而形成和维持的。我在《历史研究》发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是：“从春秋战国封建主的形成看政治的决定作用”。所谓政治权力主要指“王权”，所以我在三联书店（北京）出版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一书中又用“王权支配社会”来概括我对中国历史特点的认识。
客问：１９８８年８月１１、１２日《人民日报》接连两天发表了对你的专访，就是由你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一书出版引起的。记者以“专制主义：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必然归宿？”为题凸现问题，文中又评论说：“这可是一个相当大胆的的论断”。这些年高扬传统文化的浪潮一浪高于一浪，把民本主义高高扬起，你今天对此有否变化？
答：我依然坚持上述看法。一定要注意，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争要建立什么样的君主专制主义，决不是体制上君主专制主义与民主主义之争！我们的先哲没有设计出民主体制，哪怕是贵族民主体制。这是我的一个重要学术的观点。民本观念我也认为很值得高扬，但民本不是“元”命题，民本与君本之间是一种组合结构，而主导是君本。离开君本说民本是片面的。
客问：你说君本与民本是“组合结构”，请你把“组合结构”再说的具体点如何？
答：在传统政治思想中，我们的先哲几乎都不从一个理论元点来推导自己的理论，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辩证结构。这种结构的特点我称之谓“阴阳组合结构”，有时我又称之为谓“混沌”结构？说起来有点麻烦，这里不妨开列一些具体的阴阳组合命题，诸如：圣人与圣王，道高于君与君道同体，天下为公与王有天下，尊君与非君，正统与革命，民本与君本，人为贵与贵贱有序，纳谏（听众）与独断，“四勿”与人各有志，教化与愚民等等。这些命题是互相组合的，一方不能单独成立，但双方又不是对等的，而是一种阴阳关系，即主辅关系。研究中国的政治思维不能从一个角度切入，否则会顾此失彼。
客问：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你的《中国的王权主义》一书，为什么你又用了这个提法？
答：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特点时，有一种影响很大的说法，即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是人文主义，针对此说我提出了中国传统人文主义的归结点是王权主义。后来我把王权主义的范围又扩大了，我在《王权主义概论》中有如下一段论述：
从历史的总过程看，我仍相信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与生产关系决定着社会的基本形态。这是最基础性看法。王权支配社会问题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一个具体的社会运行机制问题。这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前者要回答这个社会何以是这样？后者则是回答这个社会运动的主导力量是什么？就中国古代社会而言，我认为区分这两个不同层次对更真实地把握历史过程是有意义的。
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的历史时期，在生产力还没有突破现有的社会关系以前，社会的运动主要是受日常的社会利益关系之间的矛盾驱动的。这里所说的日常利益是指形成利益的社会条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利益的内容大体相同，利益分配和占有方式大体相同。社会利益问题无疑有许多内容，但主要的还是经济利益。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经济利益问题主要不是通过经济方式来解决，而主要是通过政治方式或强力方式来解决的。这样政治权力就走到历史舞台的中心，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社会运动的主角。
中国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即有一个最显赫的利益集团，这就是以王--贵族为中心的利益集团，以后则发展为帝王--贵族、官僚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在不停的变动，而其结构却又十分稳定，正是这个集团控制着社会。这是一个无可怀疑的事实，我的问题就是以此为依据而提出的。
这种王权是基于社会经济又超乎社会经济的一种特殊存在。它是社会经济运动中非经济方式吞噬经济的产物，是武力争夺的结果，所谓“马上得天下”是也；这种靠武力为基础形成的王权统治的社会，就总体而言，不是经济力量决定着权力分配，而是权力分配决定着社会经济分配，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体是权力分配的产物；在社会结构诸多因素中，王权体系同时又是一种社会结构，并在社会的诸种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在社会诸种权力中，王权是最高的权力；在日常的社会运转中，王权起着枢纽作用；社会与政治动荡的结局，最终是回复到王权秩序；王权崇拜是思想文化的核心，而“王道”则是社会理性、道德、正义、公正的体现，等等。过去我们通常用经济关系去解释社会现象，这无疑是有意义的；然而从更直接的意义上说，我认为从王权去解释更为具体，更便当。
王权主义是上述现象的总称，我所说的王权主义既不同于社会形态，也不限于通常所说的权力系统，而是指社会的一种控制和运行机制。大致说来又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二是以这种权力系统为骨架形成的社会结构；三是与上述状况相应的观念体系。
客问：你说的“王权主义”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吗？是否意味着全面地反传统？
答：哦！不能这样看，如果这样看，或者是我没有把道理交待清楚，或者是存在着误解。这其中有五个问题要进行研究：第一，历史事实的判断问题，即是说，中国历史的主体是王权主义（君主专制主义）吗？对此我深信不疑。如果有人说，中国古代不是王权主义，我很希望能展开讨论。认定中国古代是君主专制主义是史学界的普遍认识，甚至是共识。既然是共识为什么我还要反复说呢？我认为正因为是共识，反而没有深掘其内涵。毫无疑问，早在十九世纪末一些哲人开始提出罴批评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但进一步批判的是“五四”时期的哲人。但当时哲人们忙于现实的问题，没有能深入的分析。这件事关乎社会转型的大问题，需要更多的人来做深做透，我自信我的研究不是简单的重复。第二，王权主义在历史上有过历史的合理性吗？对此我取历史辩证法的观念来看待，君主专制主义是一种社会秩序和社会资源控制与分配体系，它有其必然性和历史的合理性。我从来没有说过中国历史上不该有君主专制主义。在叙述历史的时候，我认为只能用辩证分析的方式来对待，要在矛盾中陈述。第三，研究王权主义的现代意义问题。这个问题又有很多层面，一句话，我的看法是：要现代化就要从王权主义中走出来，对王权主义有个“蜕壳”的问题。要充分认识，从历史中走出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有整整一个时期的不懈的蜕变过程。第四，这是否会引出民族虚无主义？我认为，说中国古代是王权主义同民族虚无主义是两回事，只要历史地看待王权主义就不是虚无主义。站在时代前进的立场对遗留的王权主义持批判态度，更说不上是虚无主义。在我看来，民族虚无主义不单单是对历史持何种看法，而是对民族历史与现实创造力是否有信心的问题。有一种不可忽视的现象，即有些人把民族的生机归根到远古，不相信我们的民族有新的创造力，这是在复古气氛中来搞民族虚无主义，对此不可不引起思索。第五，关于反传统与继承、弘扬传统的问题。我认为通常说的“反传统”或“发扬传统”，其提法似乎都过于简单，都会舍弃许多东西。这种提法的确极其明了和概括，泛泛地这样说未尝不可，但真正以此为旗号的人是很少的，大凡都是批评对方的用词。如果有人说我反传统，我就不以为是准确的。我自认为我是以“分析”为务的。另外，王权主义在现实中还有其表现和影响，我对其持批判立场，对此更不宜用“反传统”来概括。
客问：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方面，你与你的合作者有系统的著作问世，多达二十多部，在这个领域，南开是重镇，你是领军人物，这是如何得来的？
答：哦！说起来不复杂，主要有四点：一是笨鸟先飞；二是咬住青山不放松；三是有一个学术自由联合小团队；四是水涨船高。
客问：从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你写了一系列的历史认识论和政治思想研究方法论的文章，你基于什么要研究这些问题？
答：“文革”以后学术面临从教条主义走出来的大问题，在此情况下，没有认识论的自觉，就没有学术的自觉。假设我没有在历史认识论和政治思想研究方法论上下功夫，我不会取得现在的成果。历史认识论内容很多，我集中研究了“考实性的认识”、“抽象性认识”、“价值性认识”、“是非性认识”和“通变性认识”。前三项都有专文，后两项只有一个论纲，没有完成，至今遗憾。在我个人认识问题上有一个重要的转变，这就是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心中”这一定位。在封闭的情况下，我长期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从思想与情感上是自觉的接受的，但基本属于“外铄型”。开放后，传来众多的思想观念，我也深深感到在被禁锢时期所学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大的片面性，但我比来比去，仍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更深刻，我仍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但与过去相比，有一个重大的变化，我不再轻信别人对我的灌输和规定，诸如“统一”到什么地方去云云。我依然尊重这类的说教，但在我看来这仅仅是多元中的一家而已。关于认识的多元性或多样性问题，我在《史家面前无定论》、《除对象，争鸣不应有前提》、《思想自由与争鸣—战国百家争鸣的启示》、《增强历史研究的主体意识—答李晓白问》等文中作了详细的论述。“马克思主义在我心中”对我十分重要，是我自主意识的标志。过去我是“外铄”型，跟着“风”转，有时跟不上，要找差距，要自我检查等等。有了这一点就有了自主意识，有了学术逻辑和学术理念。
我主张学术自由，对学生也一样。我可以自豪的说，我从来没有要求过学生必须与我一致，相反总是鼓励学生们与我争鸣，并能对我的观点提出批评，但有一条要求，即必须有证据。我还有一条自己的立法，凡属能有理有据与我进行商榷的，要给以高分。在我看来，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学风，首先要鼓励学生敢于与教师面对面的争鸣。以上不是自诩，是我的教育理念。我相信我的学生们会给我作证！
客问：十五年前你在《求是》上发表了《历史学要关注民族与人类的命运》的文章，这可能吗？历史学是否会因此走向实用主义之路？
答：应该说，历史学就是研究民族和人类的“命运”之学，如果历史学不以此为己任，那么历史学就会变成茶余饭后的消遣小物，中小学可以不设历史课，大学没有必要设专业，社会科学院也无需设专门的研究机构，但这行吗？哲人说过，要灭一个民族，要先消灭其历史，可见历史关乎着“命运”。如果历史工作者和研究者缺乏“命运”关怀意识，恐怕是缺乏了自觉性，应该补足。关怀“命运”的方式是各式各样的，要百花齐放，求同存异。至于会不会走向实用主义，我看，有人搞实用主义也应该允许。另外，有人一说到“御用学者”就嗤之以鼻，其实大可不必，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论述过，“御用学者”也是一种学者，古今中外都有，不仅是职业的选择，也是一种“使命”的选择。重要的是在认识上要平起平坐。
客问：你的文章的转载率很高，仅《新华文摘》就有十几篇，有甚么窍门和关系？
答：这些年约稿的多，来不及写，反而有些被动。过去我的文章，都是“自流稿”，转载不转载是人家的选择。我没有花过版面费，也没有托过人。至今我依然自信，只要下了功夫，有学术个性，不愁没有地方发表。
客问：有人说你们已形成一个学派，你怎么看？
答：哎呀！学派是自然形成的，我从来没有建立学派的想法，也从来没有要求我的学生必须接受我的观点。如果有些学术同志，那绝对不是我个人的扩大，而是共同切磋的结果。在我们这个小群体里，实行的是学术自由、互相尊重学术个性，在许多问题上各不相同。现在把话说回来，也不要把学派神秘化，只要有一定的学术个性，又有一些人持大体相同的见解，就可以说是一个学派。人不多，就是一个小小的学派吧。
于洗耳斋 ２００４•４•２０日。
附刘泽华著作目录
一、个人著作
1、《先秦政治思想史》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4年出版
2、《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 北京三联书店 1987年出版
1990年被译成韩文在韩国出版
3、《中国的王权主义》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出版
4、《洗耳斋文稿》 中华书局 2003年出版
5、《先秦士人与社会》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4年出版
6、《风云篇》(《中华文化集粹》丛书之一)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1年出版
台湾1992年繁体本
二、主编、共著（第一作者）著作
1、《中国古代史》（上、下册） 人民出版社 1979年出版
2、《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1年初版
2001年修订本
教育部研究生司推荐教材
3、《中国传统政治思维》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1年出版
4、 三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年出版
2003年被译成韩文在韩国出版
5、《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的整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出版
6、 《政治学说简明读本—中国古代部分》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1年出版
7、《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8年出版
香港中华书局 1999年出版
8、《士人与社会》（先秦卷）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8年出版
9、《士人与社会》（秦汉魏晋南北朝卷）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8年出版
10、《竞争、改革、进步》
——战国变法史 求实出版社 1988年出版
三、主编
1、《政治理念与中国社会》十二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出版
2、《中华文化通志》•《制度典》十卷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年出版
3、《中国政治文化丛书》五本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年出版
4、《南开史学家论丛》十五本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年
5、《天津文化概况》 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年出版
6、《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5年出版
７、《中国历史大辞典•战国卷》主编之一 上海辞书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
８、《中国古代地主阶级讨论集》 主编之一 南开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５年
９、《近九十年史学理论要籍提要》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1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