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虽萎　教泽永著

1949年暑期，我有幸考入了南开大学历史系。当时的文学院位于六里台和平湖畔，绿树成荫，环境幽雅，称为“南大北院”， 这是与坐落在八里台的理工学院(南院)和地处甘肃路的财经学院(东院)相对而言的。院长是著名哲学家冯文潜教授。北院共有中文、外语、历史三个系，每系学生都不多，历史系仅十几个人，教师有杨生茂、吴延　、杨志玖、王玉哲、黎国彬、戴蕃豫、谢国桢、胡宜斋以及来新夏诸先生，他们都是中青年学者。当时历史系所设课程起步较高，不设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仅开设断代史和国别史。由于学分制所限，除了政治课必修课外，我只剩下九个学分，可供选修的仅有两、三门课，因为刚登入大学奥堂，又喜爱中国史，就一连气选了王玉哲先生的“秦汉史”、杨志玖先生的“宋辽金元史”和黎国彬先生的“东南亚经济地理”，这三位先生就是我入学后的启蒙恩师。

    志玖先生字佩之，山东淄博市周村人，1941年于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史学系毕业，毕业后应张伯苓校长及冯文潜教授之邀来南开任教。中年儒雅，学识丰富，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虽然仅有我和袁庐瑛(女)两人选他的“宋辽金元史”，但先生备课认真，一丝不苟，所写教学卡片及板书严整规范；讲课内容极富学术性、启发性，他总是言词清晰，语气平和，娓娓而谈，引人入胜。而且史料取舍适当，自成一家之言，论说有据。我认为他讲授的内容字字珠玑，只字片语不忍遗漏，仅两月时间就记了两本笔记。该年冬天气候严寒，一间教室只有师生三人上课，因为煤质低劣，炉火经常熄灭；“宋辽金元史”课又设在每周一下午，呵手顿足，祁寒难耐。幸好此刻先生独身(师母及师弟西木尚在重庆等待解放)，居住在八里台(南院)东柏树村，我们就要求到他家上课，免得先生往返之劳及师生受冻之苦，先生欣然允诺，我和袁庐瑛每周一都不顾风雪，跑到八里台先生的寓所上课，这种促膝谈心式地讲授，使我们倍受教益。一般是两节课后，先生都留我们吃饭。袁庐瑛操作利落，瞬间饭毕。剩余时间就是喝茶“聊天”，有时是先生介绍国内外史学发展概况，他非常推崇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顾颉刚、傅斯年、胡适、郑天挺、岑仲勉、谷霁光等近代史家，分别介绍他们的学术成就，使我对国内外史学发展概况有了宏观了解，可说是茅塞顿开。有时先生谈自己的治学经验，说：“治史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固然重要，但是占有资料也必不可少。搞文史者主要靠资料说话，谁占有的史料丰富，无论是教学、写文章，谁就能够论说有理，论据充分，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他建议我们若有条件从青年时起要多买书，多搜集资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铢积寸累，集腋成裘。搜集资料是无限的，过去没有现在有，现在没有将来有，国内没有国外有，公家没有私人有，地上没有地下有，正史没有“笔记”有。总之，要格外留心，不断发现新资料并分门别类加以整理和保存，厚积薄发，这样对日后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必然有裨益。

    又谈到如何读书?先生说：“‘开卷有益’是就一般人而论，历史专业的学生应读之书就‘汗牛充栋’，‘浩如烟海’，无法竟读。”他教诲我们不要光看范文澜、吕振羽等写的“通史”，要有批判地读原始资料，即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史书。因为现代“通史”多取材于正史，两相对照既可提高批判、阅读能力，又可为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文字基础。我幼年读“私塾”，除启蒙读物外，还竟读“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中学又从著名文字训诂学家裴学海先生受业，手头有他亲著的《古书虚字集释》，所以我的国学基础较好，读古书并不吃力，障碍不多。遵先生教导，从大一起我就试读《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和“列传”，费解之处，随时在课前饭后向先生请教。

    “聊天”时，先生经常鼓励我们，说：“你们年富力强，来日方长，做学问要有恒心和信心，学识的增长要靠日积月累，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要知难而退，须知登高自卑，只要不畏艰险崎岖，步步攀登，总能达到光辉的顶巅，这就需恒心，孔子说：‘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论语.子路》)学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持之以恒，必有所获。”他还告诫我们：作学问要虚心，力戒骄躁，旧习文人相轻，同行结怨，做不了学问!学术是科学，是真理，要实事求是，谁的证据充分就服从谁。孔子能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我们也应该做到这“四毋”，毋意是不要臆断；毋必是不要自以为是；毋固是不要固执己见；毋我是不要主观主义。

    再一次谈到学习方法，先生说人各有异，不尽相同。一般说来读书有粗读和精读之分，粗读的书只要求翻一翻，看看序、凡例、跋和目录，大致了解其内容就可以，以后研究有关专题时再仔细阅读，为时不晚。精读之书则要全书竟读，一气呵成，不能半途而废、见异思迁、朝三暮四，更忌讳“一曝十寒”。不仅如此，精读之书还要写卡片记要点，时间长了，积累的卡片聚沙成塔，需要再分门别类整理保存，以备日后查询、引用。一次，我问先生：“‘广博’与‘专精’对青年学生来说，应该以何者为先?”先生说：“‘博’与‘专’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青年人在打基础的时期，应以‘博’为主，要博览群书，务求扩展知识面。若是不自量力，过早地盲目求‘专’，那就等于是‘沙滩盖楼’，基础不会牢固，对将来的发展不利。”谆谆告诫我们不要好高骛远，脱离实际。

    回想当年的“宋辽金元史”课，我们享受的是今日研究生待遇，在先生寓所授课，课后每谈至深夜始归，所获教益，除专业知识外，主要是先生领我们入了“治史之门”，明白了“治学之道”，师生之间建立了深厚感情。。此后，我就经常到先生家登门叨扰，“每事问”，亲聆教诲。1957年后，我因“口祸”而身被缧绁，惟恐节外生枝，连累先生，强忍思念之苦，不敢再趋前拜谒，直至落实政策，始得经常看望恩师，先生已逾花甲之年矣!

    佩之先生治学非常严谨，具有独立的学术品位和鲜明的学术风格，以考据见长、史识出众而著称史坛。他终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中西交通史研究，在蒙元史、隋唐史、回族史等领域成就卓著，享誉海内外!自1939年3月28日先生在学期间的处女作《关于赛典赤》发表于昆明《益世报》后，他毕生发表了数十篇关于“蒙元史”研究的论文，皆收入他的《元史三论》(1985年，人民出版社)中。在中西交通史方面，先生对马可孛罗来华问题作过精深研究，发表过十余篇具有真知灼见和商榷答辩(疑)性论文，均辑入《马可孛罗介绍与研究》一书。在6－70年代先生主要讲授“隋唐史”，由于教学需要，他不断进行科研，曾编写了数十万字的讲稿，到70年代末经过修订出版了《隋唐史纲要》，这本书观点正确，史料丰富，繁简适当，一时成了大学历史系学生的必备参考书。先生是回族，信奉伊斯兰教，结合元史研究，他对回回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有翔实著述，见解独到，为此曾到宁夏回族自治区讲授“回族史”。80年代初，由刘泽华先生署名主编、南开大学历史系集体编写的《中国古代史》(蓝皮)出版面世，这部书的下册，先生殚精竭思，用力独勤，史料丰富，文字流畅。尽管全书有130多万字，部头过大，但仍被各大、专院校历史系用为教材，反复再版。

    佩之师之所以被史学界公认为“蒙元史”及“隋唐史”的学术泰斗，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学统，在半个多世纪里培养了许多专业人才，门徒遍天下。蒙元史领域声誉卓著的蔡美彪、黄时鉴诸先生；隋唐史方面张国刚教授等后起之秀，皆出自先生门下。

    先生治史端严肃正，悟性超人，吃苦耐劳，孜孜以求。8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委托郑天挺先生任主编，组织编写《中国历史大辞典》，拟以断代或专题分册出版。未几，郑先生不幸辞世，主编之责落在志玖师肩上，他要全盘统筹又兼《隋唐史》分册主编，亲自审定该册辞条，其中有不少写得不够准确，先生有时修改、甚至重写。此刻先生已年近八旬，视力极差，手持放大镜逐条审定、重写，全书近200万字是先生字斟句酌“数”出来的!不仅如此，上海辞书社排版后还要把校样寄给先生校对，小五号铅字更使他的视力难以招架，工作进度很慢。有段时期，先生患小肠疝气，疼痛难忍，但仍笔耕不辍，遨游书海。他终生为史学研究而奋斗的精神和超人毅力，确实令后辈学人钦敬不已!

    先生为人温恭谦和，平易近人，提携后进，对学生的成长关怀备至。记得粉碎“四人帮”后，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纷纷组建师范专科学校，但高教部并无统编教材，一片荒芜。历史教学使用的教材随意性很大，由任课教师自选，繁简不当，于是由天津师专和岳阳师专牵头，组织南北各地的12所师专历史系教师，共同编写简明教材。保证质量，天津师专由我出头聘请南开的老先生们做顾问，志玖师满口承诺，当《中国古代史简明教程》脱稿后，呈先生审阅，岂料他竟用了两个月时间，仔仔细细地批改一过，不仅消灭了“硬伤”，行文也十分流畅，成了这六部教材中的上乘之作。我个人曾写过十余篇有关辽金元史的研究论文，大多都请先生过目指教。记得其中《辽金元军考释》一文，经恩师鼓励，在人大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1984.6)上，全文发表，曾引起过蒙元史界的普遍关注。

    自50年代起，先生即担任《历史教学》编委，晚年继吴廷　先生任主编，半个多世纪来，他所负责审阅的中古史稿件，从未出现过任何不妥之处，实为罕见!由于众望所归，他曾长期担任过中国唐史学会顾问、中国元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天津市政协常委、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市历史学会名誉顾问等职。

    先生品德高尚，忠厚坦诚，与世无争，安贫乐道，箪食瓢饮不以为苦。在晚辈学人中享有极高的声誉，有口皆碑。他从不评论是非，尊重别人，对中青年教师甚至亲炙弟子皆称“先生”而不名；对师辈郑天挺、雷海宗、冯文潜，友辈吴廷　、王玉哲、杨生茂、来新夏、辜燮高等诸位老先生尤为敬重。他自奉菲薄，衣食简朴，居室狭窄，不务装饰，惟以道德学问为尚。悲夫!恩师仙逝，哲人已萎，晚辈后学，痛悼莫名，佩之师虽魂归道山，然而遗泽永存，一代宗师风范，将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长远彪炳于学林。

    （作者于1953年毕业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