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末年保护商人私有财产的法律

孔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度，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仅是妇孺皆知的古训，也是今人的共识。走进历史，从大处来说，可以让我们了解过去、现在、未来之间的联系，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从小处而言，可以让我们通过历史上发生的人和事，总结经验、开阔视野、启迪智慧、记取教训，既可少走弯路，也可免蹈覆辙。有鉴于此，我们特邀中山大学历史系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邱捷先生开设《历史大观园》专栏。希望广大读者在随邱教授穿梭于时光隧道时，能有所领悟、有所收获。--编者

    据《左传》记载，鲁昭公十六年(公元前525年)，晋国派执政官("卿")韩起出使郑国。其时晋强郑弱，所以，郑国以很隆重的礼节接待韩起。韩起知道郑国一个珠宝商处有一只名贵的玉环，就向郑国国君要求得到它，但郑国的执政官子产以"这不是国家府库收藏的器物"为理由委婉地回绝了。韩起就直接向珠宝商购买。在讲好了价钱后，珠宝商突然提出："这宗买卖我还得向国君和执政报告。"韩起很不高兴，找子产质问："前些时我请求贵国帮助取得这只玉环，您认为办不到，我也就算了。现在我向商人购买，商人又说要向国君和执政报告，请您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子产答道，在200多年前周幽王时，因为变乱，郑桓公率其民东迁黄河以南重新建国，商人们在这个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郑国国君就同商人订立下盟誓：商人不能背叛国君：国君不强买和夺取商人的货物，不干预商人的财产和营业。("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我们郑国世世代代都遵守。今天，您作为友好的使者，却要我国背弃盟誓，这恐怕是不可以的。子产一番话，说得韩起口服心服，于是打消了压价购买玉环的念头。

    所谓盟誓，就是通过一定的仪式在神前誓约。这个盟誓的一方是代表国家的国君，另一方是商人。商人的责任只是不能背叛，而国君则承诺，只要商人做到了这一点，就不会夺取其财产和干预其营业。在周朝，这类盟誓通常会铸在青铜器皿上，保存在国君的宗庙、宫室或重要的官署中。可以说，这个盟誓实际上已经是一项国家保护商人私有财产的法律。历经200多年，郑国的国君和执政官都严格执行盟誓，商人们也很清楚自己的权利。本来，珠宝买卖的事不必向国君和执政报告，但韩起显然是仗着大国使者的身份压了价，所以，珠宝商在成交后产生了悔意，于是就想让国家出面维护自己的利益。这就使郑国执政官子产面临艰难的抉择：如果向商人施压要他把玉环低价卖给韩起，会对国交有好处，但破坏了盟誓；如果维护商人的利益，就有可能得罪大国的使者。但子产毫不犹豫地作出了后一种选择，维护了盟誓，也赢得了韩起的尊重。

    以往有些学者根据《国语·晋语》有"工商食官"的记载，认为周朝的商人其实只是由官府豢养的商业奴隶。我对此说一直很怀疑。因为在春秋(东周)时期有不少著名的商人地位很高。孔子的弟子子贡就是儒商合一的成功人士。齐国的管仲原本是商人，同鲍叔牙一起合伙做买卖，后来两人都成为齐国的大夫，管仲还当上齐国的最高执政官，帮助齐桓公成就霸业。范蠡原先是越国的大官，协助越王勾践灭吴，因为知道勾践此人不可靠，于是就弃官从商，后来发了大财，被称为陶朱公。而从郑国国君与商人的盟誓来看，商人阶层不仅有自己的尊严，而且其财产和营业受法律保护，国家为维护商人的利益甚至不惜冒着损害外交的风险，这样的商人怎么可能是奴隶？

    郑国严格执行保护商人利益的法律，从商人那里也得到回报。春秋时期，处在晋、楚、齐、秦之间的小国弱国郑国，由于商业的发达和商人的支持才得以稳定。郑国的商人也很爱国。据《左传》记载，僖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27年)，秦军出兵偷袭郑国，半路被郑国商人弦高发现，弦高立即派人回国报告，而自己则冒充郑国国君派出的使者去犒劳秦军。秦军将领误以为郑国早有防备，便放弃了偷袭郑国的计划。弦高这样做完全出于主动，他不仅奉献了大宗财物，而且还冒着很大风险。正是因为国家对商人好，商人才会不惜财产的损失，不顾个人的安危为国家出力。

    在一般人心目中，似乎只有古代西方国家才会为保护商人的财产立法，郑国这个事例却告诉我们，这种事中国古代也有。但是，在中国古代史籍中这是绝无仅有的一项记载。秦汉以后，历代皇朝都奉行抑商政策，商人是"四民之末"，帝王、官员往往任意剥夺商人的财产。就算到了20世纪初年清朝实行"新政"的时候，虽颁布了不少护商保商的谕旨、法令，但也很少官员会像子产一样，宁肯得罪强国的外交官员也要依法保护商人的利益。

    作者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