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赃”与《福惠全书》
"六赃"是中国古代刑律上的一个术语，一般辞书未见收录。台湾出版的《中文大辞典》有本条诠释文，全文如下：
六赃 不义之财凡有六种，谓监守盗、常人盗、枉法盗、不枉法赃、窃盗赃、坐赃也。{福惠全书·刑名部·杂犯·释六赃}一曰监守盗：监者监临，谓经管之人也；守者主守，谓经收之人也。凡经管、经收及临时差遣管领提调人员并佐贰首领官同署文案者，私用所收所管之物，皆是监守盗。一曰常人盗：原系官物，非监临主守之人，取受、侵欺、借贷及擅取官造什物、珠池内珠、官山内树木皆是，不必专于偷盗也。一曰枉法赃：受人财物而为之曲法是也。一曰不枉法赃：受人财物，不曾违法是也。一曰窃盗赃：潜形隐面，盗人财物，无分白日与黑夜皆是也。一曰坐赃：除正条之外，如新任新役，受所部所属拜见银两；及诸色人员无故受人馈送；如受伤医药之外，偷损财物；赔偿之外，多有所取；或因公科敛，赃非入已；或造坐虚费，皆是也。
按：《福惠全书》是清朝康熙时人黄六鸿所撰。《辞典》既引此书作证，在编者心目中当然认为"六赃"为清代刑律名词，此前未见，读者自必信其所言。但，实际上这一词早在唐代已经出现了。
《唐律疏议》卷四《名例律·以赃入罪》条疏议说：
在律，正赃唯有六色：强盗、窃盗、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及坐赃。自外诸条，皆约此六赃为罪。
同书卷二十六《杂律·坐赃致罪》条疏议说：
赃罪正名，其数有六，谓：受财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强盗、窃盗并坐赃。
同书中在有关律文中并对六赃各条内容做了解释，兹不具引。
可见，"六赃"之名，肇始于唐（唐以前是否有，因无完整律书可稽，不得而知），早于《福惠全书》一千多年，清朝不过沿用而已。而且，我们还可以推测，这个词自唐开始，一直流传到后代各朝，不过在正式律书上，它不一定出现。检《明律》和《清律》条文，未发现"六赃"一词，但《福惠全书》上所指的六赃具体罪名，都载在明、清律中。在《大清律例增修通纂集成》卷三十一《刑律·受赃·坐赃致罪》条的《辑注》上说：
按：监守、常人、窃盗赃曰"并赃论罪"，枉法、不枉法赃曰"计赃科断"，近条曰"坐赃致罪"……六赃中惟此最轻。
在《官吏受财》的《辑注》上说：
六赃内惟枉法赃罪最重。
《辑注》是清朝道光、同治时姚涧、任则珊等就前此沈之奇的注辑补而成，可见六赃一词是有清一代司法界的流行术语。
清律沿袭明律而来，因此，见于《福惠全书》上六赃的各条罪名，明律上都有。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唐律和明律、清律虽然都有六赃之名，但二者具体条文并不一致。此点清末法学家薛允升早已指出。在其所编《唐明律合编》卷十一《明律·坐赃致罪》条说：
唐之六赃与明律不同。明无受所监临及强盗赃，而有监守及常人盗二项。
因此，我们在编断代史辞条时，可以二者分说；将来编综合辞条时，则须说明二者的联系和区别。
《辞典》既然提到《福惠全书》，读者当然想了解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中文大辞典》收有此条。它的释文说：
福惠全书 书名，三十三卷。清黄六鸿撰。汇集一时地方施政者之心得之作。见《四库提要·子部·杂家类存目》。
但是，我们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却找不到这一部书。有之，则是在《子部·杂家类·存目九》上题名为《福寿全书》者。此书无卷数，是明朝陈继儒所撰，乃记前贤格言遗事者，与《福惠全书〉》毫不相干。《辞典》编者盖误"寿"为"惠"，又未亲读提要内容，可谓粗心之至！再一查对，原来这两条都是一字不漏地抄译自日本的《大汉和辞典》。利用前人成果编工具书，事属正常、情有可原，但应是对其参考借鉴，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正其谬误，补其不足，重要的是要核对原始资料，不要一味抄袭。假如翻一下《福惠全书》或《四库提要》，就不会犯上面的失误，而且还可以纠正前人的疏漏。这一点，对我们编辞书的，也是一个教训。
《福惠全书》是作者对地方行政的情况、阅历、经验和体会的记录，分十四部，三十二卷。书中对州县钱谷、刑名、户口徭役编审、土地清丈、保甲、教育、荒政、邮政等言之甚详，对地方弊端内幕亦有所揭露，是了解清初地方社会情况的第一手资料。作者黄六鸿，字思湖，江西新昌人（自称宜丰人，系用三国时旧名。宋改新昌，1914年改宜丰，今江西宜丰县）。康熙九年（1670年）以举人为山东郯城县令，改河北东光县令。后入朝为谏官，寻致仕。《福惠全书》撰于康熙三十三年，刻于康熙三十八年。《清史稿》无黄六鸿传，王植《崇德堂稿》卷四有《郯城尹黄思湖传》，除简略述其经历外，即以大部篇幅述其断狱之警敏，无重要信息。《福惠全书》卷首有作者自序，亦仅略述其生平梗概。前面的简介即根据此二文编成。
《大汉和辞典》和《中文大辞典》以及《中国人名大辞典》俱无《黄六鸿》辞条，这段简介聊作补阙之用吧。
载于杨志玖先生《陋室文存》第134页以下（中华书局2002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