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锦绣著《唐代财政史稿》上卷三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凡105万字;下卷二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凡111万字,分前期和后期对唐代财政问题作了详赡的研究。对于该书的总体学术水平,任继愈、祝总斌二位先生的出版推荐书,王永兴先生为上卷写的《序言》均有中肯的赞誉。的确,《史稿》特色鲜明,成绩斐然。例如,在学术继承与批判方面,作者在下笔前相当充分地总结了中外学者主要的相关成果,或吸取或扬弃,而后提出自己的诸多新见;在研究对象方面,涉及的财政问题空前广泛,观察深入细致;在资料运用方面,尽可能地将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结合起来,在现有的唐代财政史论著中,实证色彩最为浓厚。
20世纪以来,断代体裁的中国古代财政史专著,要数唐代财政史最多。先后有鞠清远《唐代财政史》、D.C.Twitchett《Fi鄄nancialAdministrationundertheT angDy鄄nasty》、蔡次薛《隋唐五代财政史》、陈明光《唐代财政史新编》、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等问世。这些著作有别于专题研究著作,都是旨在对唐朝财政作整体性或综合性的论述,但研究思路和所关注的侧重点却有明显不同。比较而言,《唐代财政史稿》不仅以资料征引丰富见长,而且研究思路颇具特色,论述框架富有弹性,容量很大。
首先,该书不同于他人之处是把财政机构及其职能置于首要的或核心的地位,以此镶嵌丰富的相关内容。这是一种合理的选择。因为,唐代财政管理基本上可视为政府行为特别是国家行为,离开相关的政府机构和职官职能,就谈不上进行财政收支活动。不仅如此,作者对唐前后期财政机构及其职能的不同特点也有准确的把握。在上卷第一编第一章,作者开篇就指出:“唐前期,在量入制出的财政原则下,度支郎官执行着一个重要职能‘支度国用’。支度国用,可以说是现代意义上国家预算的雏形。”出于这种认识,书中对预算收支编制的基础、预算编制的程序、预算形式与内容特色等,逐一作出细致的阐释。第二章分析唐前期各种财政机构的职能及其互相之间的关系,包括负责决策、日常政务、具体事务和审计、监督等各种财政机构,论述细致深入。作者通过这二章的论述,力图展示唐前期国家财政机器的运转过程。在下卷第一编,作者的研究思路在于考察唐后期财政机构的演变历程,勾画唐代中央由前期的户部四曹管理财政体制逐步向后期的三司理财格局演变的轨迹。由于史籍对这方面的记载欠详,作者钩沉索隐,广泛收集并精细辨析资料,先是阐述由开元天宝年间财政机构的变化,到肃宗、代宗之际以第五琦、刘晏的财政变革为契机引起的财政机构变动,再到三司理财格局的确立、运转和逐渐蜕变。继而详论三司使下的各种属官及其财政管理职能,由宦官担任的理财内诸司使,中央其他财政使职以及地方财政机构。这种“以财政机构和职官系事”的论述框架,有助于实现作者“展现唐后期中央与地方、内廷与外朝财政机构的面貌”的意图。作者为此用了50余万字的篇幅,足见这种论述框架容量与张力之大。
其次,该书对财政收支管理制度的归纳,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沿有革,从而更加准确地反映出唐代前后期不同的特点。例如,对于唐前期的财政支出制度,上卷归纳为供国、供御、供军三个系统,逐项加以分析说明。这一不同于前人的论述框架,有利于反映唐前期财政支出的重点之所在。对于唐后期的财政收支管理制度,下卷在充分吸取已有的研究成果之后,进而归纳出“收支挂钩,各司独立”的特点,认为:“唐后期的收支并非混乱而无头绪。本着收支挂钩、诸司独立的原则,唐后期的收支在诸司共同构成的体系中,井然有序、丝丝入扣地运行。诸司各有财源、各有支供对象,各有支出定额,收入不足则自行筹措,财政分工严密且有序。”根据对唐后期这一独特的收支体系的认识,作者详细论述了三司收支、内库收支、地方收支及其他收支等方面的内容,试图描绘唐后期从中央到地方的财政面貌。
再次,该书的学术追求在于“力争为写出一部比较全面,既有对基本问题的专题研究、又有体系的财政史而努力。”上卷“力图展示唐前期财政全貌”;下卷“试图揭示旧制(户部四曹理财)消亡、新制(三司财政)从出现到成熟再到失去活力的发展轨迹,并探寻其形成的大背景。之后,将研究财政机构的职能,逐级恢复与财政相关的使职及使下机构,展现唐后期中央与地方、内廷与外朝财政机构面貌。”出于这样的研究思路和框架设计,加上作者掌握极其丰富的资料,且有不少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基础,便不仅使该书在论述的广度是空前的,而且在不少问题上,或是发前人之所未见,或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深入。
总的说来,该书对唐代财政史研究的创获堪称空前。究其主要原因,作者勤于搜集并精于辨证资料,使学术研究建立在坚实雄厚的实证基础之上,她在掌握史料和学术史两方面所下的功夫,在唐代财政史研究者中应是较突出的一位。这既是“学如积薪,后来者居上”这一学术发展规律使然,更是她个人长期锲而不舍的结果。与此同时,新颖的研究思路和科学的论述框架,也是驾驭资料为我所用必不可少的两个决定性因素。史学论著要取得原创性的创新,充分可靠的资料、科学的理论(包括思路)和恰当的表达形式(包括论述框架),三者缺一不可。《唐代财政史稿》无疑是三者有机结合的新的成功范例。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