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挺谈学习明史（上）
宋太宗认为"开卷有益",他说:"朕性喜读书,颇得其趣,开卷有益,岂徒然也〉"(《宋实录》)但是孟子曾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两个有谁说得对呢?抑或都对呢?"开卷"是对"不开卷"而言,读书总比不读书好,宋太宗说得有道理。"尽信"对"不信"而言,一般来说,书可信,但不能尽信,孟子说的也有相当道理。我们的看法是要读书,但不能乱读,要有选择地去读书,再说书很多,所谡"浩如烟海",不选择怎么读法!
选择,就要有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看这种书对我们的工作用或无用。我们史学工作者读书,要根据历史科学的任务进行择,即要选读与我们的专业、研究方向、长远的或当前的任务有关的书籍。
按照研究方向选择读物,要挑选那些好书来读,要读那些史料价值高的书籍。我们所说的好书,就古人遗留下来的史籍讲,指有见解、有事实、首尾一贯的书。我们不是要求它有正确的见解,而是要有明确的观点,并用在碍的历史材料加以说明的观点。古人有言:"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镛之开,不如一户之明。"(《淮南子·说林训》)观点不一定多,但一定要能一以绩之,不自相矛盾。我们对古书的要求是:系统分明,"提纲挈领"；叙事祥实。能"穷源竟委",大事不漏(然非事事毕聚),关键分明,重点突出。
研究明代的历史,清人著的《明史》、《明史纪事本末》等书,都是属于我们所说的"好书"那一类的,是要认真读的书。下面对它们略作评介,对阅读这些书籍的方法,也介绍一下。
一 《明史》
《明史》的纂修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1645年(顺治二年)五月,清军刚攻下扬州,清廷就设晨史馆命内三院大学士冯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等充撰修官。明太祖朱元璋在灭元的同年,命令宋濂等修元史,是后一王朝替前王朝修史最早的;清在明亡的第二年就着手纂修明史,是次早的,可见清朝统治者对总结明朝的统治经验是很重视的。但是在这些修史人中有的是刚投降清朝的汉人,有的是满人,他们并不具备修史的素养和条件,所以没有开展什么工作。1679年(康熙十八年),康熙帝在开博学鸿词科的同时,任命学士徐元文、叶方蔼、庶子张玉书为总裁,纂修明史,这才真正开始修书的业务。以后又先后任用王鸿绪、张廷玉为总裁,主持修书的业务。1735年(雍正十三年)十二月《明史》定稿,到1739年(乾隆四年),大学士张廷玉等正式向乾隆皇帝进呈,至此《明史》经过九十五年的修撰,方告民功。这是中国史书上纂修最久的一部书。
《明史》所以修了那么长的时间。原因是多方面的;顺治期间,战争频仍,不利于修书;明末的史料不足,如缺少天启四年、七年和崇祯整朝的实录;修史人对明朝历史的某些问题看法不同,争不休。以上都是次要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是满洲与明朝的关系问题不好写。自明初起,满洲就隶属于明朝,关系非常密切,而清朝统治者极力隐讳这种关系,史臣不能直书,严重影响修史的进度。最后还是完全撇开两者的关系问题,才把书编成。
《明史》共336卷(包括目录四卷),《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谓为360卷,与实际卷数不同,过去有人怀疑原本是360卷,存于宫中,传世的经过修改,故卷数少了。后查明并没有360卷本。
《明史》在体例上,有不同于前人史书的地方。本纪方面,《明实录》没有建文实录,有关资料附在《洪武实录》后;没有景泰实录,其事夹在英宗正统、天顺实录中了。《明史》则有恭悯帝纪和景帝纪。《历志》中加了许多"表",对其所表述的内容,便于读者明了,是一个进步。《艺文志》只书明代文人及其作品。而且不管它是否定稿和出版,但对前人著述既不涉及,这样对一些古书之亡佚没有考察交待,割断了整个的学术发展史。《明史》以前的正史中有艺文志,分类著录国家收藏之书,是对后人有用的目录学资料,《明史》无此,实为缺陷。《明史》的《表》分十三卷,比以前正史多出《七卿表》(六部尚书加都御史)。它不搞九卿表,因为大理寺卿和通政使官阶低,人数多,故删之。谈迁的《国榷》就采用了《七卿表》,所以它还不是《明史》的独创。列传共220卷,分为22类,新添《阉党》、《流贼》、《土司》等传。
纂修过程中对一些体例问题,经过争论,才作了权宜处理。这些问题是:
关于兴宗(懿文太子、建文帝之父)、睿宗(世宗之父)的立传问题,朱彝尊主张为他们作纪,说:"旧史有名始有位,有位始有统,然存则无统,去则无位"。汤斌认为只能把他们放在诸王中作传,于是折中两种意见,为他们单独作传,置于后妃传与诸王传之间。
"世家"问题。朱彝尊认为徐达(后人分两系,袭魏国公爵者住南京,定国公爵者在北京)、沐英、李文忠等爵位,孔子后裔的衍圣公,皆世代相传,应该作世家。他的意见未被采纳。
"理学传"问题,由徐元文提出。成化、弘治以后,讲理学的盛行。分为各派,应仿《宋史》,分列《儒林传》和《理学传》。这个意见遭到黄宗羲等人的坚决反对。修《宋史》的元人是程朱派,故崇理学,为之特立专传。黄宗羲属于阳明学派,所以不赞成推崇程朱(徐、黄的论点分别见他们的文集《含经堂集》、《南雷文定》)。经汤斌折中，儒林分为三卷：程朱派，阳明派，孔府衍圣公。
"隐逸传"问题，严绳孙认为明代隐逸很多，不少可取者，要立专传，并亲任其事，汪由敦则谓隐逸很少，反对立传，结果立了分量不大的一卷。
《明史》问世之后，自然要引起人们的评论。但它是"钦定"的官修正史。人们不敢批评，而赵翼大加恭维一番。他认为《宋史》芜乱，《元史》草率，《辽史》、《金史》缺略，惟独《明史》最好。他说《明史》修得早，距离明朝近，易得事情的真象；修的时间长，可以从容改订，取得一致意见；排列得当，不再像《魏书》、《南齐书》那样，把一家人纳在一个传里，能够按时间分开，按性质分类，并依据事迹的大小，确定子附父传，或父附子传；编纂得体，详简得当。《宋史》，一事在各有关传里皆书，而《明史》则彼详此略，同《汉书》一样，减少重复，又用附传解决详略的问题；功罪皆叙之，如写徐阶之贪污与严嵩之受贿，不为徐阶讳；引文适当，如第171卷《王越传》，王越语秦王"下官为王吠犬久矣"，为人批评写的太俗，象戏文。其实不然。因为朱元璋规定王府僚属对王称"官"，而不称"臣"(见卷188《范辂传》)；多载原文，少为删节，如卷188蒋钦劾刘瑾文；用存疑互见方法尽量反映真实情况。(《甘二史记》卷31《明史》)赵翼的评论有许多是中肯的，错误也不少。所谓是非取得了一致，事实并非如此。清人对《明史》的批评也有一些，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魏源《清夜斋文集》、包世臣《艺舟双楫》、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均有所涉及。但是给《明史》以公允的评论，则是我们的任务。
作为一本史料书，《明史》有它的特色，也可以说是它的优点：
其一，容纳了较多的反映历史事实的材料。《明史》主要根据明实录》的素材加工的，《明实录》分量大，资料丰富，记事时间准确，它的缺点是成书后修改太多，如《明太祖洪武实录》，曾经三次修订，以致失实处多。但是经过《明史》纂修者的考核、整理，使《明史》记录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其二，反映了明代某些历史问题的研究成果。《明史》修纂时间长，使一些历史问题弄得更清楚，有了定论，《明史》把它写进来，一般还是公允的。
二 《明史纪事本末》
自宋人袁枢创纪事本末体以来，作一个朝代的纪事本末者多摘正史文字分类编辑之，所以在史料上没有新贡献。但是《明史纪事本末》不同，它成于《明史》之前，观点明确，首尾一贯，资料颇多。是一部有价值的史书。《明史纪事本末》共80卷，署名谷应泰著，成于1658年(顺治十五年）。此书是否为谷应泰所作，颇有异词，大体有三种说法，一说是清初四川剑州人张岱(著《西湖梦寻》)所撰，张侨居浙江，谷官浙江学政，在任上买到此稿，据为己作，只在每卷后加"谷应泰曰"。一说是朱彝尊提出的，他说是徐倬(康熙时官侍读学士，有《道贵堂类稿？）代谷庆泰所作。姚际恒则说纪事部分为谈迁所撰，"谷应泰曰"出版在陆圻（清朝文人，有《从同集》)之手。张、徐、陆都是名手，无论谁作的均不减该书的价值。谷应泰也是学者，全书的"谷应泰曰''辑有单行本，也可证明是他所作。"谷应泰曰"与纪事部分文字风格很不一致，自古以来很少有这样的书籍，怀疑是有根据的。所以对于作者问题，可能存疑。《明史纪事本末》同《明史》一样，回避满洲与明朝的关系问题，他的作者这个态度采取的早，所以他出版的也早。但是它后来还是出了问题，第78回写李自成之死是村民杀的，由南明何腾蛟发现的。与清朝将领报告为他们所杀情节不合，对清廷宣传它替明朝复仇的说法不利。世祖曾召见谷应泰，就此事质问他，这就说明历史著作同当时的政治有密切的关系，正确地评价一本著作，要考察到这种因素。
《明史纪事本末》因同《明史》在材料上没有渊源关系，所以两书在历史事件的叙述上互有异同，互有详略，前者在若干地方详于后者，这是应当重视的。
三 明史的其他重要史籍
《明史》外，纪传体史书还有：
《明史稿》，主要出于万斯同(字季野)之手。万斯同熟于明代史事，以布衣参予明史的修撰，纂集《明史稿》310卷。他于1702年故世，其列传部分至1714年完成，所以是许多人参加了它的编写。康熙后期充任总裁官的王鸿绪对它加以删润，先于1714年(康熙五十三年)进呈列传部分，后于1736年(雍正元年)送呈本纪、志、表部分，并以《横云山人明史稿》之名刊行。《明史》有许多篇目出自《明史稿》。但不同处亦颇多。如关于明末党争问题，明人认为起自隆庆间的张居正勾结宦官冯保，排斥高拱。《明史稿》持此说，对张居正大肆诋毁。这同万斯同个人经历有很大大关系，他父亲万泰是党中人，他在写这一部分历史时有个人情绪和偏见；《明史》则认为党争开始于争国本，浙党的沈一贯等人要负责。又如关于建文帝问题，明初人认为建文帝在燕兵进入宫中时烧死了，明中叶人认为他出走做了和尚，《明史稿》、《明史》都采取了存疑的态度，而《明史纪事本末》则持建文人滇为僧说。
《明书》，清初傅维麟撰，171卷。是书材料比较丰富，在许多方面多于《明史》，但体例不严谨，叙述凌乱，兼亦琐碎，不如《明史》。
《罪惟录》，清初查继佐著，102卷。作者以明朝遗民自居，以"获罪惟此录书"而署书名。他站在明朝立场上，歌颂明朝的光明盛世，掩盖明朝的腐败黑暗，故偏见甚多。他的材料也不多，如郑成功传远不及《明史稿》的详细。《明史钞略》，庄廷钱据朱国祯稿本写成。他直书努尔哈赤为建州都督，不写清帝年号，触了清朝的忌讳，酿成大的文字狱。现存的部分很简略，从它的序、跋、凡例看，也不如《明史》。有关明代的编年体史书有：《明通鉴》，夏燮著，90卷，成于1861年前后。作者根据《明史稿》、《明史》，明人的野史、笔记、小说纂写的。他对所用的材料作过考证，其可用者用之，不可用者弃之。它的价值也在这里，要做到这个功夫对明史的材料很熟悉，对明史有研究。它也有缺点，主要是采用野史资料多，因而不实之处亦复不少。总起来看，它有观点，有材料，首尾一致，是好书，是明史中编年体里最好的一部书。《明纪》，陈鹤、陈克家祖孙撰。它是按编年体体例，根据《明史》记述改写而成。观点也一从《明史》，没有任何新东西。《明鉴》，陈用光作。1818年成书，据《明史》写成，但没有《明通鉴》详细有用。《通鉴纲目三编》，乾隆四十年修成的官书。因为它是官书，敢于同另一官书《明史》持不同意见，如《明史》认为明亡于崇祯十七年，而该书则谓亡于福王。该书还提供一些新材料，《明通鉴》加以吸收了。《国榷》，谈迁著于明末清初，108卷。作者刻苦用功，辛勤成此巨著，内容非常丰富，但有文必录，繁琐，是它的缺陷。《明实录》，明代官修，长达二千九百多卷，它所提供的是素材。有关明朝历史的纪事本末体史书，《明史纪事本末》外有彭孙贻的《明纪事本末初编》，补谷应泰之作，五卷。还有倪在田的《续明史史纪事本末》写福、唐、鲁、桂诸王及当时起兵诸人的事迹，有商务印书馆印本。（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