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的情调与格调
毕业二十年，读了政勋君所写《北大给了我们什么》一文，不说心潮澎湃，倒也涟漪阵阵、浮想联翩，以至于想“跟风”说点什么、写点什么了。北大之于政勋君，若母亲之于游子、情人之于使君，这种情怀非我能与之比拟也。在我所熟识的北大人中，政勋君可谓“北大情结”最深的一个，他无时无刻不做着“北大梦”，心心念念挂着“8415”，魂牵梦萦的结果是，年近不惑的他，顶着“大学教授”的头衔，重返北大，当起了北大的“博士生”。如果不是时不我待，我估计他会留在未名湖边，每天诵着经史子集，和那湖、那塔、那岛、那柳溶在一起，构成一幅新的北大风景。定居唐都，年逾不惑，拖家带口，那梦只好永远留在未名湖边了。那是他的遗憾，也是我们大家的遗憾。
北大之于我们，往往是空间的距离愈远，心灵的距离愈近。毕业分配时，我几经周折，最后落户长沙，孤身一人，在一所名不见经传的高校任教，可以说，是北大四年的经历给了我从容面对生活中风霜雨雪的自信。三尺讲台，三度春秋，不敢有丝毫懈怠，那是怕辱没了“北大毕业生”的声名。记得有一年元旦，室友怡昕寄来一张贺卡，上写：“在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我们曾经共度黄金般的岁月，你会踏着春天的脚步归来吗？我期待着重逢的脚步声。”那时，我正在复习考研，一年后，我们相聚燕园，问起别后的经历，忆起大一时的约定，真是感慨万千！如果不是毕业于北大，如果没有同窗学友的激励，或许我会在长沙“成家立业”，偏安一隅，自得其乐，焉能有今天在学术路上的苦苦求索？
在法大硕博连读，离北大近了，反而不象以前那样对北大“情有独衷”，眼中比较和心中反思的成分渐增。60后的我们，求学北大时，正好是80年代，那时的北大是“精神象牙塔”，我们的脑海中只有国家民族大义，只有蔡元培、梁漱溟、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冯友兰、季羡林……，再有就是从外国传入的罗素、萨特、尼采、叔本华、荣格……，那是一长串为国家、为民族、为人类作出思想贡献的“伟人”或“大师”的名字，在我们的世界中，其实没有我们自己，因为那个“小我”被那个“大我”完全淹没了。毕业分配，走入社会，我们仿佛一捧尘沙被抛入茫茫大海，有些找不到停靠点，便沉寂下去了。社会这堵墙，砸碎了许多人的梦想。北大没有教会我们在中国社会生存的“技巧”，我们沉浸在理想主义的幻梦中，只知魏晋，不知有汉，因此才有了初出校门时的跌跌撞撞。
北大四年、法大五年，时间相若，感受迥异。北大是“天下英才”汇集之地，在北大，我们从来不敢说自己“最优秀”，至多只能说“各有所长”。“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是北大给我上的第一课，我在那里最大的收获或许是同学之间的相互交流与砥砺，水涨船高，那种影响是无形的。在北大读书时，我们正值青春年少，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时期，北大灌输给我们的思想、观念、精神，左右着我们人生的每一步选择与行动。有挚友说：“独特的眼光、宽阔的胸怀与内在的良知，是北大学生的基本要件”，我深以为然。无论我们身处何方、身居何地、身置何位，独立、自由、平等、批判、抗争，这些融入我们血液中的精神元素，让我们如此“与众不同”！
与北大相比，法大少了些“一览众山小”的豪气以及“天下之大，舍我其谁”的浪漫，多了些“步步为营”的平实与甘作“沧海一黍”的谦逊，因而拉近了与中国社会的距离，法大学生融入中国社会，比北大学生要容易得多，不会经历巨大的心理落差，更能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自由游弋、左奔右突。北大的老师，常常距学生千里之遥；法大的老师，则每每成为学生的忘年之交。步入社会后，北大学生倾向于各自为阵，一如往昔；而法大学生则较为注重横向联合，携手进步。两相比较，差异毕现，不好说孰优孰劣，但对于改变北大人“惟我独尊”的心态，汲取他人所长，应该不无裨益吧。当然，我这里所说的北大、法大，是我们那个时期的北大与法大，是我身处其中的北大与法大。
博士毕业后，到了有“翰林院”之称的社科院工作。对于我心中的北大，又多了一个可比的对象。社科院沉稳、大气，以构建社会主流文化为己任，其风范明显有别于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北大。在社科院工作期间，有幸受清华法学院之邀，在明理楼度过了一年的兼职教师生活，使我得以近距离地观察清华、感受清华。北大与清华，同列中国高校之首，但校风、学风各具特色，北大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引领风骚，清华则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顶天立地。“北大是一首诗歌，清华是一篇论文；北大是思想家的沃土，清华是工程师的摇篮”，这样的比喻之于传统的北大、清华，很是贴切。不过，近些年来，清华朝着建设综合性大学的目标迈进，着力吸纳人文社科方面的优秀人才，大有“后来者居上”之势，北大恐怕难以等闲视之，在出思想、出大家方面，仍以“北大第一”沾沾自喜了。
中国在变，社会在变，北大也在变；物质在变、观念在变，北大焉能不变？！今日之北大，与我们在读时的昔日北大，已经有了太多的变化。在我看来，这种变化很难说是朝着好的方向在变。我看到，一向以崇尚真理、蔑视权威自傲的北大，在膜拜权力方面，与其他高校几无分别，在一些庆典活动中，以请到高官出席为荣，以毕业生中的高官人数自喜；我看到，一些北大的教师，其学术水准、敬业精神、诲人态度、职业操守在下降，学术讲堂日益成为追名逐利之所，“北大人”的荣誉感与使命感在消失；我看到，一些北大的学生以纯粹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求学生涯，在他们的身上，再也看不到理想主义的踪影……那还是我念兹在兹的北大吗？我还能将它视为“心灵的故乡”吗？
在我心中，对“北大情结”的最大冲击，来自于前年秋冬对于耶鲁的访问。北大是中国名校，耶鲁是美国名校；东方的北大有100多年的历史，西方的耶鲁有300多年的历史；北大与许多改写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相连，耶鲁是美国现代政治人物的摇篮……两所学校在精神与气质上，似乎蕴含着某种相似之处。让我意外的是，在耶鲁，我仿佛拾回了一些关于北大的记忆：质疑一切，努力学习，独立思考，是耶鲁的教育理念，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北大，我们不也把它作为北大精神的组成部分吗？在耶鲁的课堂上，老师传道，学生受道，其乐融融，那不就是我们当年求学北大时的场景吗？渴求知识、尊重教授、尊重学术、热爱真理，耶鲁校园中洋溢着的勃勃生机、流淌着的清新气息，与昔日的北大并无二致，这一切，我们曾经那样熟悉、那样沉醉其中……
“大学最重要的是通过自主、自由的学习，培育人的独立人格。没有独立人格的民族，每个人都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人，民族也不会独立和发展。人的独立、人的自由发展，本来也是所有教育的最根本的目的”，有学者如是说，而北大正是以“自由、民主、独立、科学”为旗帜，开中国高等教育之先河。大学不仅是获得知识、增强技能、练达人情的场所，它更是提升人格、养育灵性的家园。曾几何时，北大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丢了魂魄，开始媚俗，日益迷失在金钱与权力之网中，令人担忧：如果没有“生源上的优势”这张华丽的皮囊，北大将凭什么资本雄踞全国高校之首呢？隐约记得，刚入北大时，系主任张国华教授自豪地宣称：“全国其他高校法律系的力量加起来，也不及北大法律系”，可是，现在的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教授有胆量这样说吗？
元稹有诗云：“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今昔之间，沧桑巨变，如果我们一味地沉湎于昔日北大的辉煌，看不到今日北大的没落，是否会有些“白头宫女”的悲哀呢？06年央视记者在采访北大老校长丁石孙教授时，曾问他这样的问题：“您认为北大的精神是否会丧失呢？”我下意识地认为，他会回答“当然不会”，没想到他的回答却是“一种精神能否传承，那要看后来者能否将其发扬光大。”（我已记不清原话，大意如此）应当说，这是客观和理性的态度，在各种赞誉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老校长让我看到了北大人的风骨，难怪百年校庆时，季羡林先生将他与蔡元培校长相提并论。
“山花落尽山常在，山水空流山自闲”，是丁石孙先生喜欢的一句佛语，哪怕所有荣誉、地位都失去，哪怕经历再多的变化和干扰，山还是那样，还在那里，这是丁先生对北大精神的一种注脚。我曾经的同事且为北大校友的夏勇教授在《忆陈老 念北大》一文中说：“北大人有骨头，有个性，但是，他们更善于学习，更善于反省，更可能在权位、财富和良知这三者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时选择良知。可以说，北大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是中华民族优良品德的一种表现。”他还说：“北大精神并非只有北大才具备，也非只要是‘北大人’就必然具备。”
夏勇教授的一席话或许对我们有警示意义。毕业二十年了，我们需要扪心自问：我们是北大人，但我们果真具备了北大精神并在漫长的、艰辛的、变化着的人生岁月中坚守了它吗？我们是否与今日的北大一样，在迷失、在沉沦，已经失去了拒绝蝇营狗苟、拒绝庸庸碌碌的勇气？在我们的心中，理想主义的火焰还在燃烧吗？它是否已被现实主义的大水所浇灭？我们还喜欢、还敢把“我们北大”时常挂在嘴边吗？“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中国人的生存哲学，面对汹涌而来的市场经济大潮、面对社会转型带来的困惑、痛苦与机遇、面对我们置身其中的那个不相信眼泪的社会，我们的确需要变通，但是，人生在世，有些东西不能变、不该变，它们的价值是永恒的，非金钱、权力这些外在之物所能比拟和衡量。
我们毕业于北大，应当清楚什么东西不能变、不该变。那蒙着岁月灰尘的群楼、那学子捧书的湖畔、那林木葱茏的小院，是母校留给我们的珍贵记忆，北大的情调蕴含其中，值得我们终生回味；“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胡适， “清而不排它，高而见愈广”的季羡林，“甘作前薪燃后薪”的冯友兰，“以出世之精神，做入世之事业”的朱光潜，“不唯上，不唯书，不唯风，只唯实”的陈岱孙，这些燕园名师以及那些“无名有尊，无位有品”的北大人，向我们昭示着北大的格调，那是润洁我们心灵的琼浆、修正我们品格的坐标。
北大的情调与格调，是一种永在的美。懵懂的青涩岁月，它伴我们走过，如春雨之润心；喧嚣的奋斗岁月，它伴我们走过，如清风之浴心；稳重的成熟岁月，它伴我们走过，如星辉之照心。我们是北大人，在我们前行的路上，北大的情调与格调，与我们形影相随。羡慕政勋君的“北大情结”，我们不妨也像他那样，继续做做“北大梦”，最低限度――我们不要丢了北大精神，不要丢了北大的情调与格调。
2008年2月27日于京都紫东苑寓所
附：
北大给了我们什么？
王政勋*
从1984年到现在，我们和北大结缘已经24年，已经到了第二个“本命年”；从1988年离开母校，到现在已经整整20年。在这20年里，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对燕园，对那湖、那塔、那岛，对草坪、图书馆、文史楼、五四操场，对40楼、三教、学一，都无时不挂在心上。刚毕业那几年，我常做梦梦见北大给我们放了一个长假，假期结束后我们又回到校园，回到40楼开始新的学期；后来再做梦时成了我们8415的同学们都考回北大去读研究生，大家重新积聚在一起，重新开始学生生涯；再后来，成了我们先后调回北大工作，或者送我们的孩子到北大上学时重新聚首，给他/她介绍我们的当年；甚至梦见过我们都退休了，无事可干，干脆再集体重回燕园，再拿个博士学位……
我想，我们每一个同学，每一个北大人，可能都有这样的梦想，这样的期望。
是什么使我们对母校念兹在兹，无日或忘？是什么使我们每当提起燕园、听到北大，亲切感、自豪感就油然而生，每当听到、看到北大有什么失误、有什么缺陷，我们就觉得非常失落、非常郁闷，每当别人对北大有什么不恭的言辞或表现，我们就必然会奋然反击，形于心而发之于口？
北大到底给了我们什么，使我们如此钟情，如此思念，如此走火入魔？
不错，我们的校园是美丽的，在湖边任何一个地方转360度，都能看见360幅精美的山水画，幅幅情味不同；每移动一步，景致都会发生若干变化，显隐，明暗，虚实，浓淡，各有不同，我们情绪也会发生若干变化，产生不同的审美韵味。那里的每一棵树，每一块石，都为我们所熟悉，都和我们青春的某一时刻联系在一起，简直就成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但是，和那些最美的景致——如西湖，如拙政园——相比，燕园未必有太多的过人之处，为什么我们只能对那些地方说好，而对燕园则是深深的留恋、眷恋和依恋？
北大有全国最优秀的老师，是中国文脉之所在，在这里度过青春年华确实是我们的幸运。但别的学校同样有大师，北大教师中也有尸位素餐者，有滥竽充数者，有人品低劣者，有不学无术者；我们在那里虽然读了4年书，但聆听过几个大师级人物的教诲？说出来不怕丢丑，上学几年我和那些大人物，如王力、朱光潜，如冯友兰、陈岱孙，如季羡林、李赋宁（韦岚的外公，我们陕西老乡），甚至法律系的那些名家，象王铁崖、陈守一、沈宗灵，是没有什么接触的，最多不过是“我认识人家，人家不认识我”，最多是觉得和他们近在咫尺因而平添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自豪感。为此而对北大产生依恋，恐怕有点匪夷所思吧？
我们在那里度过了令人怀念的4年，我们的同学都是同龄人中最优秀的，我们一起欢歌，一起苦恼，一起激昂；男生大气而渊博，女生聪颖而秀丽，男生女生之间还发生了那么多或美满或哀怨或欢畅或苦涩但都非常幸福、值得反复咀嚼的“故事”。但这些，在其他大学特别是其他名牌大学，也在“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大批地”发生着，并不独以我们为然，为什么我们对母校的情愫更真切，思念更浓烈？
北大使我们成为贴上“驰名商标”的“免检产品”，我们成功的喜悦中最重要的一份应该献给母校。别的学校也有优秀人才，但北大出来的没有不优秀的——即使卖肉也能卖出个气魄来，但这也许正如苏力说的，并不能证明北大教育的成功，只能说北大招到了高考学生中的佼佼者。北大在给予我们成功的压力、奋斗的动力、拼搏的实力时，也给我们造成了一些“麻烦”：别人做好了，大家会交口称赞，我们做好了，人家会说北大的还应该做得更好，我们的不足却可能被放大；我们的学识会被当成自负、清高的资本，我们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践行民主与科学的行为可能被当成散漫、狂妄、目空一切，我们对更高目标的追求可能被当成不安分、有野心——而这一切，说出来是没有人理解的，还会被看成矫情，当作炫耀，被认为是假模假样的惺惺作态。谁能理解我们拼搏中的汗水和泪水？
到底是什么呢？是什么使我们对母校如此念念不忘，既象是在感念母亲，又象是在思恋情人？
这20年来，我一直在思考着，探索着，回味着。
相信每一位同学都记得我们当年毕业时谢冕说的话：“这真是一块圣地。数十年来这里成长着中国几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先于天下的严峻思考，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这更是一种精神合成的魅力。”北大给予我们的正是这种精神的魅力。我以为，这种精神的魅力有以下几个方面：
开阔的视野。综合性大学有这样的优势，北大更是把这一优势发挥的淋漓尽致。中国最高学府的头衔，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推动者的地位，对延续两千多年的太学传统的继受，文史哲和政经法，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图书馆和实验楼，课堂上知识的传授、阶梯教室里讲座的举办，大讲堂高品位的演出、演奏和办公楼二楼礼堂外国元首的演讲和演说，使我们惯于高屋建瓴地俯瞰，敢于势如破竹地睥睨，善于全方位地思考和多角度地审视。在刑法学界，出身北大的多长于使用多学科知识进行跨学科研究的事实，证明了北大给予我们的这一财富。
开放的胸襟。蔡校长当年提出的“兼容并包”现在仍在起作用，谁能否认我们对新知识新思想的接受呢？谁能否认我们对不同类型人格魅力的尊重与欣赏呢？
上下求索的执著和好修为常的志趣。在刑事法学院研究生开学典礼上，我向研究生们提出：“健康的心理，完善的人格，诗意的境界，这就是我对你们的期望，当然，也是我对我自己的期望。”这种期望就来自北大的教育。“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民生各有所乐兮，吾独好修以为常”，屈原的话是我们的座右铭。我们都不愿意辜负了自己的大好一生，我们都希望自己对得起北大——当年毕业时很多同学都放言“现在我为北大自豪，以后要让北大为我而自豪”，很多同学现在仍没有实现当年的誓言，即使是我们当中那些“混”的最好的，恐怕也不敢自称北大已经为他/她而自豪了，北大这滩水太深了；也许这一“理想”终我们一生都不可能实现，我们只是北大校友中很平凡的一群。但建功立业的不懈追求，提升人格境界的志趣，时刻砥砺着我们，督促着我们，使我们时时有一种“恐高辛之先我”、“恐鹈鴂之先鸣”、“恐年岁之不吾与”、“恐修名之不立”的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勇于担当的责任感。记得刚上大学时学校领导在开学典礼上“北大是给国家培养总理的学校”的说法使我们心旷神怡、悠然神往，想像着这机会有朝一日也许就将降临到我身上——虽然到现在北大还没有出过总理，而这一机会也离我们渐行渐远；党史教授在讲到12·9时所说的北大学生高呼的口号“北大，北大，不怕，不怕”成为我们一个时期的口头禅；辅导员介绍“3·20”之夜时告诉我们当时喊出的口号“团结起来，振兴中华”使我们热血沸腾，入党宣誓时、每次支部生活会之后合唱《国际歌》都使我们热泪盈眶；而4年4次学潮的经历中，每一次学潮都使我们真切地重新体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所以在后来，我们都自觉地投身到复兴中华文明的伟大事业中，投身到共和国的法治进程中，通过我们一点一滴的努力，实现着共和国的光荣与梦想。
这种精神的魅力给了我们幸福和欢乐，也给我们带来了痛苦和失落。无论是幸福还是痛苦，无论是欢乐还是失落，都实现着我们的梦想，充实着我们的生命，我们也在这种实现和充实中回报着母校。将来，也许我们的理想未能实现，也许我们当年的豪言壮语、我们对自己的期许将永远只是一种少年狂想，也许这将带给我们更多的烦恼和忧愁、苦难和伤痛，但我不悔，我们不悔。
2008年2月25日于西北政法大学
（原载《法学家茶座》第2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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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 作者为西北政法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