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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要闻(12.2)


导读
广电总局官员:中国将很快出台电影分级制度
经济责任审计查出“问题干部”3253人
警惕红包背后的“合法伤害权”



广电总局官员:中国将很快出台电影分级制度

  在28日结束的“第三届中国影视高层论坛”上,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表示:“我们一直在进行电影分级制度的制定工作,可以说很快就会出台。”

  他透露,中国的电影分级制度,不会像美国一样取代电影检查制度,分级制和电检制度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中国的电影分级制度相对会比较细致、比较繁琐。

  此前,广电总局出台的《关于加快电影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已明确提出了电影分级制的说法,但电影分级制却迟迟没有出台。

  对此,张宏森解释,中国的电影分级制度必须遵循中国的国情,中国国情有自己的特殊性也有自己的复杂性,因此我们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分级制度。

  不过,近期上映的电影《2046》,已经让人们嗅到了一点电影分级的“味道”。该电影明确规定,17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宜观看。

  但是,张表示,电影分级制度绝不意味着在中国会出现通常意义上的三级片,暴力、血腥、色情依然是中国电影禁止准入的标准。中国电影分级制度要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也要为中国电影的多样化发展提供路径。

来源:央视国际



经济责任审计查出“问题干部”3253人

  2000年至今年上半年,通过经济责任审计,全国共有3253名领导干部被移送纪检监察和司法机关处理,1232名领导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29日召开的全国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会议上说,2000年至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审计党政领导干部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领导人员17.4万人。经济责任审计的开展为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和从制度层面预防、治理腐败发挥了积极作用。

  2000年至今年上半年,全国通过经济责任审计共查出违纪违规金额3912亿元、损失浪费金额252亿元、管理不规范金额3398亿元,其中由领导干部直接经济责任造成的违法违规金额204亿元、损失浪费金额21亿元、管理不规范金额108亿元。全国各级组织部门参考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共选拔任用领导干部1.4万人、降职1730人、撤职983人,另有一批领导干部受到了党纪政纪处分或被移送纪检监察和司法机关处理。

  李金华说,各级党委政府对经济责任审计揭露的问题高度重视,边审计、边整改、边规范,在及时查处和纠正各类违法违规问题的同时,不断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纪律教育,增强遵纪守法意识,并注意用制度来规范领导干部的行为,较好地发挥了惩治和防范两个方面的作用。

来源:新华网



警惕红包背后的“合法伤害权”

巴山牛

  据媒体11月28日消息,近日,海南省文昌市龙楼派出所为庆祝新办公大楼落成大摆酒席,开席前,派出所工作人员向每桌客人每人发放一个空红包,由客人把礼金放进红包里,然后写上自己的名字交到派出所工作人员手中。吃客中不仅有龙 楼镇的政府官员,还有不少是在该镇养虾、养鱼、搞种植的外地承包商或铺面业主,该派出所当天就收到5万多元红包。

  无论对方自愿与否,行政部门收受红包都是以权谋私,因而海南省文昌市龙楼派出所借机敛财的违纪性质无须置疑。不过笔者以为,仅仅认定派出所以权谋私并未抓住问题实质;向权力部门奉送红包,无疑使公众乃至公共财政为购买被异化的公权承受了额外负担,但造成这一负担的,正是权力部门的“合法伤害权”。

  在得以规范的前提下,权力理当服务于公众而不是伤害公众;但是,当权力没能得到规范,别有用心的公权持有者就可以使之异化为“合法伤害权”。在这件事情中,党纪国法没能对派出所以权谋私的错误行为起到遏制作用,镇政府的官员和承包商、业主对非法敛财表示默认和支持,就在于对“合法伤害权”的规避。

  派出所作为公安机关的派出机构,本是政府的职能部门。其经费来源于财政供给,职责是向公众提供治安服务,商家和业主大可不必向派出所奉送红包。但应该明确的是,这仅仅是一种理想状态。或者说,只有在派出所不敢也无力滥用职能的情况下,公众才可能心安理得地获得派出所的治安服务,在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中安居乐业。

  但现实往往与理想状态相反。一些政府部门对公权的性质认识不到位,加之制度上的漏洞,常常迫使公众不得不以额外的投入获得原本应有的公共服务。具体到该派出所而言,如果相关人员怀有不正当的动机,就可以在为承包商、企业提供治安服务时阳奉阴违,该出警时不及时出警,破案不积极甚至纵容恶势力横行。这些情况对商家和企业往往会构成自身难以克服的威胁,但对派出所而言却并无大碍。因此,承包商和企业业主与其在以后遇上诸如此类的麻烦,不如事先向警方奉送红包以获得保护和关照。

  派出所尽管有协助镇政府管理社会治安的职能,在管理体制上却以上级部门管理为主,镇政府官员和派出所相关人员需要共同承担治安责任。镇政府官员对派出所寄予了合作的期许,这种期许绝不仅仅靠公事公办就能达成;更何况有些时候镇政府官员也并不完全希望公事公办,而是希望看法和措施一致。因此,镇政府官员也需要向派出所送礼以融洽关系,这种送礼并非大公无私,同样是一种腐败。究实质而言,公家向公家送红包就是公权对公权的收买,而公权之间也并非没有“合法伤害权”存在。

  红包的流行见证了非正常的权力生态。而要消除公众向行政部门送红包以及行政部门之间的红包往来,固然需要教育和警示,但更重要的是规范权力的运行,坚决铲除“合法伤害权”生存繁衍的土壤。

来源:《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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