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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热点:爱滋病防治立法迫在眉睫


核心提示:
     不知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原因,通过何种途径,一种叫做“爱滋”的病毒在人类中开始流行,有人说这是自然对人类的惩罚,也有人说这是人类面临的毁灭性的灾难,不管怎么评价这种病菌,它已经悄悄的来到了我们中间,而且是以一种极快的速度和极高的死亡率在流行。从传染病学的角度讲,爱滋病是可以预防的,但因为种种原因,传染病防治的措施并没有得到落实。这种情况,在现代的文明的法治化的国家,是不应当出现的。那么,爱滋病的防治现状如何?我国爱滋病防治立法现状怎样?爱滋病防治中各方的责任怎样?这些问题,都将在本文中得到回答。

    
    
一、爱滋病防治的现状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11月28日为纪念即将到来的世界“艾滋病日”发表声明,呼吁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大胆谈论艾滋病问题,消除在艾滋病问题上存在的“沉默、蔑视和歧视”,并把抗击艾滋病作为头等大事。安南说,各国在2001年联合国大会艾滋病问题特别会议上通过了《 关于艾滋病问题的承诺宣言》,均认为要消灭艾滋病,就需要作出承诺、投入资源并采取行动。而今承诺已经作出,资源也在增加,但采取的行动却仍然远未达到所需的程度。
      
    安南指出,虽然各国政府、公司、社区和宗教团体在抗击艾滋病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艾滋病在全球没有出现减缓的迹象。在过去1年中,每分钟约有10人受到艾滋病病毒感染;受艾滋病影响严重的地区的预期寿命剧减;女性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占全球感染人数的一半;艾滋病病毒在以前基本上未受感染的地区迅速扩散。安南表示,国际社会未能实现《承诺宣言》为2003年确定的一些目标,更糟的是,迄今还未走上实现2005年目标的轨道。以目前的速度,国际社会将无法按期实现《承诺宣言》制定的一系列目标。他说,国际社会必须努力提供必要的资源并采取相应行动来实现它已作出的承诺,把防治艾滋病工作列为头等大事。安南同时指出,“国际社会必须继续公开谈论艾滋病问题。采取拒绝面对不愉快的事实,或对同胞抱有偏见、蔑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态度,将使艾滋病的防治难以取得任何进展”。他说,谁都不要以为在“我们”和“他们”之间筑起壁垒就能保护自己,在无情的艾滋病世界里,没有“我们”和“他们”之分,沉默就是死亡。
      
    见于此,世界卫生组织从1988年开始,将每年的12月1日定为“世界艾滋病日”。
    
    
二、我国爱滋病防治立法的现状

    
    今年12月1日是第16个“世界艾滋病日”。数据表明我国的防“艾”形势不容乐观,然而令人欣慰的是,我国政府继今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艾滋病特别会议上公开作出五项承诺,并决定投巨资建设医疗救助体系之后,近日又传出即将立法保护艾滋病患者合法权益的好消息。(11月30日《新京报》)
      
    有效防治艾滋病感染,坚决遏止艾滋病这一“世纪瘟疫”的蔓延,保护艾滋病感染者的合法权益,消除社会歧视,不仅是全社会的责任,更是政府的应尽职责。而要想取得稳定、持续的成效,立法应对艾滋病感染和传播则是唯一正确的渠道。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今年7月公布的一项研究认为,到2010年,中国累计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的预测数字有三种可能:一是保持现有的防艾滋病政策法律环境,未来高危行为保持现状(高方案);二是逐步改善现有的政策法律环境,未来高危行为不断下降(中方案);三是现有政策法律环境得到快速改善,2005年时高危行为已经达到较为安全水平(低方案)。三种应对方式下的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将有数倍的差距。这一研究成果充分说明了立法应对艾滋的极端重要性。
      
    事实上,我国现有涉及防治艾滋病的法律法规存在严重的不足和缺陷,法律法规之间的脱节和矛盾现象非常突出,无法适应日益严峻的防治艾滋病形势,迫切需要完善相应立法。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科院院士韩启德坦承,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到2010年,中国艾滋病感染人数将超过1000万,届时艾滋病的流行将成为国家性灾难。
      
    严峻的形势表明,加强并完善“防艾滋立法”已迫在眉睫。而立法保护艾滋病患者的合法权益,纠正社会歧视,全面预防艾滋病,是一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既要抓紧实施又要积极稳妥,要进行周密论证,在推出“防艾”法律时,特别要注意法律系统内部的协调统一,要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同期修改完善,避免法律法规之间的相互冲突和矛盾,防止消解法律效果。
     
    我们认为,“防艾滋立法”将涉及整体社会安全和国家安全,还分别涉及卫生保健、社会保障和救济、教育就业等制度配套,以及公民的婚姻家庭、隐私权尊重、人格尊严保护等人权保障内容。这样一来,以人为本为指导,旨在消除和纠正社会歧视、全面预防艾滋病的“防艾滋立法”必然会有多方面的突破和创新,也必然不同程度地冲击旧的法律规定,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进行“防艾滋立法”的同时,有必要全面审视相关法律法规内容,使其保持高度统一和完整,形成合力,筑起坚实的防艾“防火墙”。
      
    其实,今年施行的《婚姻登记条例》已经触及到这方面的问题,从人性化的角度已经允许艾滋病感染者登记结婚。但这仅仅是婚姻家庭方面规定,并不涉及更广的其他领域。即使如此,由于种种原因,也造成了法律法规之间的相互矛盾和冲突,给执法机关执法和公民守法带来极大不便,有些问题至今仍没有得到较好解决,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法律的应有权威和尊严,影响了一部良法的实施效果。这一现象应引起立法机关的高度重视,在进行“防艾滋立法”时避免类似现象的再次发生。
      
    总之,加强和完善“防艾滋立法”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也是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需要,当前的防艾形势使“防艾滋立法”迫在眉睫,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三、爱滋病防治立法中的责任主体

    
    1、爱滋病防治是全世界面临的难题,需要国际组织合作
    
    在世界艾滋病日之际,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艾滋病联合规划署1日在日内瓦公布了一项新的艾滋病防治计划,旨在到2005年使全球300万艾滋病患者得到抗逆转录病毒治疗。
      
    世卫组织总干事李钟郁说,防治艾滋病是全 球在公共卫生领域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最艰巨任务”,数百万艾滋病患者的生命危在旦夕,挽救他们需要“大量的非凡努力”。联合国艾滋病联合规划署执行干事皮奥也认为,缺乏艾滋病治疗手段已成为“全球紧急事态”,除非人们大幅度增加艾滋病治疗的规模,艾滋病蔓延的势头将难以得到遏制,而治疗和预防是真正有效的艾滋病防治战略中的“两根支柱”。这项计划包括:提供简单、规范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药物;提供新服务以确保有效的药品供应和诊断;快速鉴定、宣传和执行艾滋病防治的新知识和成功策略;向有关国家提供紧急和长期的资助;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协调、紧密合作和宣传教育工作。
      
    世卫组织还表示,要达到2005年治疗300万艾滋病患者的目标,至少需要55亿美元的资金,因此它呼吁各国政府、捐助国和国际金融机构都能慷慨解囊资助这项重大计划。
      
    联合国艾滋病联合规划署11月25日发表的《2003年度全球艾滋病流行报告》指出,目前全世界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达到4000万人,其中250万是不足15岁的少年;一年来全球新增500万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其中300万人死亡。报告认为,尽管国际社会在防治艾滋病方面作出了一些努力,但是,艾滋病在全球范围内丝毫没有得到控制,正在继续蔓延。
    
    2、各国政府是爱滋病的防治的主要参与者
    
    尽管目前全国享受免费治疗的感染者只有五六千人,尽管我国的艾滋病防治工作还远不尽如人意,但诸如开展免费治疗等措施都是一个希望的信号。在尚未结束的2003年,我国政府先后出台了多项具有重大意义的“防艾”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51个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为每个示范区投入专门的“防艾”资金,免征国产抗艾药的增值税等等。其中“政府开始为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治疗机会”最为媒体和公众所关注,一些海外媒体评论说:“在中国这样一个艾滋病人群绝对数目庞大的国家,这意味着巨大的财政支持和人力付出,做出这样的决定需要极大的勇气!”
      
    最先享受到“免费治疗”好处的是国家“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中的艾滋病人。从2002年开始,卫生部决定在重点地区,以县为单位,开展包括健康教育、行为干预、医疗护理、咨询关怀等内容的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工作。今年3月,第一批51个示范区在艾滋病疫情较为严重的11个省区建立。那么究竟有多少人已经接受了免费治疗?按我国卫生部门的统计,2003年(1-9月)共生产5000余份免费治疗药物,全部用于河南、安徽等重点地区艾滋病患者的救治。
    
    当前,我国政府在爱滋病防治中采取的政府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第一:免费治疗范围扩大到贫困人群。国家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11月初就公开表示,中国将为农村地区以及城市中经济较为困难的艾滋病感染者提供免费治疗———也就是说,“免费治疗”的适用已经从综合防治示范区范畴“突破”到了全国农村及城市贫困人口。据高强副部长介绍,今年已经有符合上述条件的艾滋病感染者5000多人接受了免费治疗(主要集中在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内),明年这一计划将对所有符合条件的艾滋病人群实施。而中国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治疗与关怀室主任张福杰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截至10月底,全国有9个省开展了这项工作,5289名艾滋病感染者接受免费药物,现在仍在接受药物治疗的有4247人。而到2008年,我们希望能够为至少4万艾滋病感染者提供免费药物。”从设立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到为区内病人提供无偿援助,再到向全国贫困艾滋病人群提供帮助免费治疗机会,一年之内,中国“防艾”连迈了三个大步。
    
    第二:政府强制压低国产抗艾药价格。免费治疗意味着政府必须承担因此产生的相关医疗费用(主要是药品)。记者在采访隶属卫生部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时得知,免费治疗的实施直接得益于国家利用“强制手段”推行艾滋病药物国产化的政策。2002年下半年,国家先后批准两家国内的制药厂生产齐多夫定、司他夫定和奈韦拉平等“鸡尾酒”疗法必需药物,使治疗成本大幅下降。“治疗成本一降下来,国家就能给部分患者提供免费治疗的机会了。”该所健康传播与材料制作中心主任王新伦告诉记者。在此之前,控制艾滋病病情最为有效的“鸡尾酒疗法”药品都是从国外进口,每年约需3万到5万元人民币,而目前我国已批准生产了四种原产国外的抗病毒药物,可以构成两个“鸡尾酒”组方,并在药价方面做了强制性限制,现在病人每月只需花300-500元就能买到国产“鸡尾酒”抗艾药,维持基本治疗。“免费治疗”背后还有这样一连串数字:2003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投资68亿元人民币用于全国地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建设,投资114亿元用于医疗救治体系建设,加强预防控制疾病的综合能力;此前中央还投资12.5亿元国债,地方配套10亿元用于加强中西部地区的血站基础建设和设备投入,新建、改建血站、血库459个,以控制经采供血途径传播艾滋病疫情的情况。由于近几年国家的持续投入,使得我国即使是县一级医疗卫生机构也能保证HIV初筛检测,这是向更大范围内提供免费药物治疗的基本前提。
    
    第三:财税部门为抗艾药“开绿灯”。为了让原先完全依赖进口的抗艾药能在国内生产,国家卫生部、原外经贸部(现商务部)等部门与手握这些药品专利、销售权的外国公司进行了大量、长时间的艰苦谈判。为了尽快降低艾滋病的治疗成本,国家财税部门也在药品流通领域尽可能地为抗艾药“开绿灯”。记者找到了一份去年12月国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关于免征进口抗艾滋病病毒药物税收问题的通知》:“自2002年1月1日起至2006年12月31日止,免征进口抗艾滋病病毒药物的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记者从这份通知上看到,18种进口药物的免税金额仅2003年就达到8000万美元,5年计划免税总金额高达2.3亿美元!今年我国可以自行生产抗艾药后,国家财税部门再次以免税政策为国产抗艾药的生产提供“助力”。今年9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对国内定点生产抗艾滋病病毒药物的厂家实行免增值税”的优惠政策;11月,国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再次联合发出通知:“自2003年7月1日起至2006年12月31日止,对国内定点生产企业生产的国产抗艾滋病病毒药品免征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增值税。”与税务优惠政策相匹配的是,我国还建立起了抗艾滋病药物进口的快速通道。一般进口药要进入中国市场,至少需在中国做一年的临床试验,而快速通道则免除了这些程序,能够使这些药物更快地进入中国市场。
    
    同时,中国政府提出了五项郑重承诺。分别为:
     
    第一,中国政府将艾滋病防治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任务,明确目标,落实责任,加强考核、监督和检查。对因工作不力或隐瞒疫情而造成艾滋病传播的地方,将追究有关领导和工作人员的责任。
      
    第二,中国政府对农民和城市经济困难的艾滋病患者,免费提供治疗药物。中央和地方政府将投资68亿元,加强地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建设;投资114亿元,加强传染病医疗救助体系建设,建立艾滋病防治专业技术队伍,提高艾滋病医疗服务水平。
      
    第三,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加强对危险行为的干预措施。大力开展防治艾滋病的宣传教育,动员社会群众广泛参与;严厉打击贩毒吸毒、卖淫嫖娼和非法采供血等违法犯罪活动;倡导社区无毒品和健康性生活,加强广大人民群众抵御艾滋病的能力。
      
    第四,保护艾滋病患者的合法权益,反对社会歧视。大力推进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的建设。政府对贫困的艾滋病病人给予经济救助,对其子女免收上学费用。
      
    第五,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加强信息、技术和资金交流,为尽快遏制艾滋病的流行,实现全球控制艾滋病的目标而努力。
    
    3、爱滋病的防治需要全社会的积极配合
    
    12月1日,第16个世界艾滋病日,活动主题是“相互关爱,共享生命”。昨天,华东各地纷纷举行形式多样的宣传和咨询活动,以科学知识消除人们对艾滋病患者的恐惧和歧视。这,正是搞好防治的关键。
      
    镜头一:默默同情 平静关注———科学认识是消除歧视、给予关爱的基础
      
    上海著名话剧演员和电视节目主持人吕凉,最近以“招牌式”的微笑“现身”于上海各个社区。记者今日在长宁区周家桥街道范北居委会的社区视窗内,看到上海市“世界艾滋病日”的宣传画———作为该市首位艾滋病义务宣传员,吕凉和一群少女手捧燃烧的红烛,组成“心”的形状。温暖感人的画面,呼应着“相互关爱,共享生命”的主题。同时张贴的,还有介绍艾滋病症状等知识的宣传画。
      
    范北居委会的居委干部告诉记者,几天前,这些宣传画就张贴出来了,有很多小区居民来看。一幅宣传画上,是一位患有艾滋病的“母亲”在轮椅上的背影,她怀抱着的“女儿”则用天真的目光面对观众。“这些病人,还有他们的孩子,都好可怜”———驻足观看的居民,心底不禁生出同情。
      
    南京在鼓楼广场举行艾滋病日大型咨询活动,请来了不同国家的爱心使者,有白人,有黑人,有黄种人,不同肤色的人们胸佩红丝带、手持安全套向市民派发,一些外国留学生还在现场进行义演。据《金陵晚报》评论,这“成了一道惹眼的风景线”。各地的宣传,可谓煞费苦心。
      
    今天上午,在上海天山西路的易初莲花超市门口,来自疾控中心、计生委及街道的工作人员摆摊宣传,桌上堆成小山的各色资料及金黄色的盒装安全套不一会儿就被领完了。人们神色自然,反应平淡,一位老伯边填问卷边说:“政府一定要加强对一些娱乐场所特定人群的监管。”
      
    事实上,“不再羞涩”的情况也许颇为普遍:昨天山东大学开展艾滋病日宣传活动,发放由济南某公司提供的3000只安全套和预防艾滋病手册。“华东图片网”报道说,这些安全套很快被学生们“洗劫一空”。
      
    默默的同情,平静的关注,这也许意味着多年的宣传已收到效果,人们对艾滋病有了较清楚的认识。了解预防知识,掌握预防方法,这才是走出恐惧和歧视、转而给予关心的基础。
    
    镜头二:卡通书签动漫展示———“防艾”宣传走近特定人群
      
    “您好,今天是世界艾滋病日,我们向您免费发放有关资料。”今天,在冬日的寒风中,佩带红丝带的上海志愿者向路人热情派发资料。一名正在帮咨询者作问卷调查的女生告诉记者,她们是上海市现代职业学校的学生,是自愿报名加入宣传者行列的。最近,学校正组织学生看预防艾滋病的VCD,“学生在这方面的意识还很不够”。
      
    有专家认为,在当前最需要得到预防艾滋病的知识的人群是青少年,因为他们观念新、流动性大、接触人群多,又处于性活跃期,比相对生活固定、性活跃程度较低的中老年人更具感染危险。
      
    为了针对青少年这个特定人群展开宣传,上海在此次艾滋病日的宣传活动中还特地设计了“动漫展示”的形式,一批精彩的预防艾滋病漫画,后天起将在东华大学展出。记者还在现场注意到一张精巧的紫色书签,正面是男孩女孩的卡通图像,女孩拿着气球,男孩捧着鲜花,旁有小字“亲密关系,爱无价”,背面则写着“学会说‘不’,不要过早发生性行为”,“从正确的渠道获得科学的性知识,以积极负责的态度对待‘性’”等。可以想见,这样亲切可爱的“书签忠告”,应该能起到较好的宣传效果。
      
    镜头三:“冰山现象”不容乐观———呼吁用关爱去溶解
      
    据上海市卫生局发布,该市自1987年发现首例感染者以来,截至今年11月26日,累计发现886例。今年1月到11月26日新发现170例,较去年同期增长6.25%。上海市的艾滋病发病仍然处于较低水平。
      
    艾滋病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传入我国,现在已经过了第一阶段的传入期和第二阶段的扩散期,进入第三阶段,即1994年至今的快速增长期,疫情逐年大幅度上升。今年,卫生部在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艾滋病联合规划署的技术支持下,在全国范围内对艾滋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我国已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约84万人,其中艾滋病病人约8万例。
      
    这还只是有确切统计的数字,实际上,我国的艾滋病还存在“冰山现象”:统计的感染者或患者只是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仍有一批感染者和患者还未进入正式统计的范围。一位从事流行病学研究的专家介绍说,现在统计的数字,多数是出国、婚检、办理健康证或属于高危情况被疾控中心抽查发现的,潜伏的人群可能是好几倍,而他们还可能把病毒带给其他人。
      
    为什么我们会有如此的“冰山现象”?就是因为社会对艾滋病普遍存在恐惧和歧视,感染者和患者及其家人都不能够生活在阳光下。
      
    “得了这个病,最惨是什么样子?”在长宁区疾控中心艾滋病性病科工作的丛远征医生对记者说,艾滋病患者非常无助,他们一方面要承受巨大的疾病痛苦,一方面又总是遭到单位、社区甚至社会的歧视和遗弃,甚至家人也受到牵连。有的经济状况较好的人,知道自己感染了这个病,往往出国一走了之。其实,他们对家庭,对社会有很深的留恋。
      
    只有消除恐惧和歧视,让每个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都能和我们一样,正常生活在阳光下,用真诚的关爱溶解“冰山”,才有望真正做好艾滋病的防治工作。这,也就是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相互关爱,共享生命”主题的深刻意义。
    
    
四、相关材料联接

    
    1、北京艾滋病感染者1561例 性途径传播占近一半
    
    “北京市艾滋病流行情况不容乐观。”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邓小虹在昨日的市卫生局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目前北京地区共检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561例,北京已进入艾滋病感染快速增长期。
    
    邓小虹说,近年来,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呈逐年增加趋势,且以年均50%的速度递增。自1985年在北京发现我国首例艾滋病病例以来至2
    003年9月,北京地区共检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561例,其中艾滋病患者143例,发病例数在全国位居第7位。在全部感染者中,北京市居民有320例,占所发现感染者总数的20.5%;外省居民1128例,占72.3%;外籍来华人员93例,占6.0%;另有20例籍贯不详。感染者中最小年龄仅半岁,最大68岁,平均年龄30.9岁,而20-39岁的青壮年则占到了全部感染者的73.6%。
    
    “1985年-1991年为我市艾滋病传入期,感染人数较少,感染者以来华外国人为主;1992年-1997年为扩散期,艾滋病感染人数明显增加,感染人群则以外省市在京人员和北京市居民为主;1998年至今,北京艾滋病感染人数增长迅速,已进入快速增长期。”
    
    “在北京,吸毒和性接触传播是主要的传播途径。”邓小虹介绍,2002年,经血途径传播占北京所有感染者的68%,其中静脉吸毒传播占经血途径传播的8成;经性传播占所有感染者的15.9%,经母婴传播占0.9%。在北京市居民感染者中,迄今未发现经输血途径传播感染者,但经性途径传播却占到了感染者的近一半。“北京市居民应该关注自己的性卫生了!”邓小虹补充说。
    
    另外,据卫生部情况报告,截至2003年6月30日,全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45092例,其中艾滋病病例3532例。今年,卫生部与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我国共同进行了艾滋病流行病学调查,初步分析结果表明,目前中国现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约84万人,其中艾滋病病人约8万例。
    
    2、人民时评:“艾滋日”,别忘记卖血致艾者
      
    12月1日是第16个世界艾滋病日。这个被称为 “新世纪人类健康头号杀手”的绝症,已夺去近2000万人的生命,还有近5000万HIV携带者正与疾病艰难搏斗。可是,可怕的艾滋病“体外循环”依旧在暗流涌动。
      
    据央视•经济半小时报道:国家颁布的《血液制品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严格禁止采集非本区域的血浆,更禁止跨区域卖血,个人献血浆时间间隔不得少于15天。可是在安徽叶集,却有大批河南来的卖血者走进了当地的血浆站。他们悄悄地频繁卖血,最多的一个月之内竟然卖了13次。
      
    “职业卖血者”,这是一个让我们熟悉而又担心的名词,在央视记者的调查中:有一家子四五个人都卖血浆的,有一个村子上百人集体卖血浆的,他们都正在或已经成为“职业卖血者”,无数陌生的、也许带有某种潜伏病毒的血液就这样通过灰色的交易通道流向血站、医院,流向一个个急需靠紧急输血而生存的病人血管中。而媒体和专家都忧心忡忡地指出:这种地下的体外循环,带来的可能不是救命血液,而是更加可怕和致命的病毒。目前,全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达84万多例。我国进入艾滋病发病和死亡高峰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河南和安徽部分地区的艾滋病感染者中出现了集中发病、集中死亡,他们染上艾滋病最主要的途径,就是因为卖血。
      
    不过,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些“职业卖血者”,你就会发现他们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们基本来自农村贫困地区、他们的生活环境相当严酷。许多靠天吃饭的贫困农民受传统习惯的影响,在一些不规范的采血点与利欲熏心的“血头”的助长之下,陷入了无节制卖血的困境,他们之所以卖血,是希望用自身宝贵血液换取的微薄收入维持基本的生存条件,这就是“职业卖血者”现象屡禁不止的根本所在。
      
    所以,单单谴责“职业卖血”体系中的任何一方恐怕都解决不了问题,依靠行政管理乃至法律也无法一劳永逸,因为如果这些“职业卖血者”的生存条件决定了他们的最大收入来源于卖血,他们除了卖血外几乎找不到第二条“挣钱方式”,那么他们就会继续这样做下去,“职业卖血”市场就依然存在。
      
    看来,要解决“职业卖血”现象,我们必须寻求另一条渠道。有另一则新闻也许能够为我们提供这样的参考:青海宣布将在5年的时间里基本解决倍受社会关注的乐都、民和两县四个乡卖血村的问题,青海政府经过调查发现,这四个乡存在的卖血村问题,根子在于当地的贫困,农民为此走上了卖血之路。因此,青海省将把这四个乡列为省里扶贫开发的重点地区,单独考虑,领导帮扶,要尽可能增加这四个乡退耕还林还草面积、异地扶贫人数、基础设施投入、扶贫资金投入、社会救济投入,以加快该地区脱贫致富的步伐。青海省委、省政府主管领导将亲自担任负责该地区脱贫工作组组长。
      
    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青海省政府找到了“职业卖血”的“病源”所在:如果政府不帮助这些地区脱贫,不帮助当地农民走上合法“挣钱”和致富的路子,那么当地的“职业卖血”现象就无法溯本清源。
      
    任何一个管理规定出现,都是针对问题采取的。那么政府有没有责任?出了问题,政府都有责任,政府就是为老百姓解决问题的,解决得不好就是政府的责任。当政府发现一味“严禁”、“严打”职业卖血者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时,它就应当寻求更为有效的途径和方式,他应当大力提倡公民自愿献血的风气、打击靠卖血来牟利的“血头”、“血霸”,依法整顿规范采血站点,但最重要的一点是 “给那些职业卖血者一条出路”,当这些因为贫困而卖血的职业卖血者发现自己不卖血也能比以往生活得更好时,他们自然而然会放弃这种原本无奈的维持生存方式。
      
    我们现在常常提到管理人性化,对于我们的政府来说,所谓管理人性化,最重要的关心每一个公民的生活疾苦,帮助解决所遇到的问题。如果每个地方政府都能象青海省政府那样帮助因贫困而卖血的农民,那么职业卖血现象也就迎刃而解了。
    
    3、意大利艾滋病疫苗第一阶段人体试验 首批40志愿者
      
    意大利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协会30日在罗马举行的意大利第17届抗艾滋病大会上说,首批40名志愿者将开始进行意艾滋病疫苗第一阶段人体试验。
      
    该协会表示,目前已经有40名志愿者准备与专家进行特别对话,之后再从中选出参加第一阶段人体试验的人员,并在意大利最高医学研究院女科学家芭芭拉•恩索利领导的研究小组和两家来自罗马的和一家来自米兰的研究机构的指导下进行检验疫苗的安全性的试验。
      
    艾滋病疫苗人体试验的主持者恩索利在这次大会上说,自从25日意高等卫生院批准在罗马和米兰等3家医院开始艾滋病疫苗人体试验并公布免费热线电话以来,已经有几百人打来电话表示愿意参加试验,他们中既有艾滋病患者,也有健康人。研究人员将继续对候选人进行筛选,确定参加艾滋病疫苗人体试验的人员。她还表示将在1日的世界艾滋病日开通热线,由专人回答有关艾滋病方面的问题。
      
    意艾滋病疫苗人体试验分为三个阶段,将有32名健康人和56名艾滋病患者参加试验。第一阶段主要检验疫苗是否对人体器官有害,第二和第三阶段则检验疫苗的防疫效力和治疗效果。预计整个试验过程将持续6年。
    
    说明:以上材料主要来源于人民网、新华网、北京青年报、新京报等媒体,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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