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节标签的裁剪与历史确定性的简明叙述

托尔斯泰说过，历史的主题是各民族和人类的生活。战争与和平则构成了各民族和人类生活的交替背景。人类渴望和追求和平，但战争始终是挥之不去的阴影，甚至成为了人类生活的主题背景。据统计，在有记载的五千余年人类历史中，大大小小的战争共发生了14，531次，平均每年2.6次。俄罗斯学者进一步的统计显示，从公元前3200年至公元1999年，有34.4亿人在战争中死亡，战争造成的经济损失折合成黄金，可以铺成一条宽150公里、厚10米环绕地球一周的金带。

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战斗最为惨烈、影响最为深远的战争，共61个国家参战，世界五分之四的人口卷入其中，平均每两个男子中就有一名军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此起彼伏的局部战争也从未停止过，有统计发现，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这期间无任何战争的日子仅有26天。

战争不断发生，却又不断处于遗忘和争议之中。即使像二战这样史无前例的人类浩劫，曾经刻骨铭心的死亡和痛苦也在极为短暂的时光流逝中，被故意或看似无意的争议冲淡着，甚至对于战争性质和战争成果这样的一些基本认知也有人试图予以颠覆。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国际史学界关于二战史的研究一直是在扭曲与匡扶的不断斗争中逐渐走向成熟。战后七十年来，国际性的二战史学术研讨会多次举行，并于1967年成立了有40多个国家参加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国际委员会”，各国学术研究机构林立，学术著作更是层出不穷。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档案材料的陆续公开，回忆录和相关专著更是接连出版。学者们围绕这场战争爆发的原因、为何未能防止和避免这场浩劫、看似强大的战争发动者法西斯国家为何最终败北、当今世界如何避免重蹈覆辙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全方位和多视角的研究，研究成果推陈出新，并越来越走向深入，而安东尼•比弗的《二战史》可谓其中翘楚。

安东尼•比弗早年曾就读于英国温彻斯特大学和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后来服役。除《二战史》外，其作品还包括《保卫斯大林格勒》、《诺曼底登陆》、《柏林1945》等。他曾获得约翰逊散文文学奖、沃尔夫森历史史实故事奖、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等大奖，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和历史题材作家。他的作品善于反映历史的复杂性和战争的残酷性，文笔细腻真实。《金融时报》称其作品“是最具智慧、最鲜活的关于历史的写作”。《华盛顿邮报》甚至认为，“安东尼•比弗的书是确定的历史。即使托尔斯泰也会如此描述这本《二战史》——既伟大又渺小。”

全球史观的间接承继

置于全球的背景之中，人类历史首先是世界史。正如有历史学家所说，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站在塔里木盆地看待世界的历史与站在泰晤士河畔看待世界的历史这样两种立场会大致相同。

最好的方法是“站在月球上看世界”，把我们这个行星视为一个整体。这样的立场与站在伦敦或巴黎的人有不同的观察角度，同样也不会像站在北京或新德里的人那样去观察世界，这是关于全球史观方法论的最生动形容。

全球史观的最大特征是力图摒弃“西方中心论”的传统，把每个地区或民族的历史以及这些历史的每一方面都纳入到相互联系的整体的世界历史进程当中，系统地考察整体与局部、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与传统史观相对应，全球史观正视以民族国家为研究单位所具有的缺陷。其代表人物和代表性著作有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1934年——1961年陆续出版的《历史研究》、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等。

西方史学家受传统史观的影响，历来对中国战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与作用或轻描淡写，或肆意贬低，更有甚者只字不提。作为抗击法西斯侵略最早、时间最长并且遭受巨大损失和牺牲的中国，在他们眼中是一个“被遗忘了的战场”。而安东尼•比弗在《二战史》的开篇引言中，即以对杨江勇经历的叙述表达出了开阔的全球视野。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时俘获了一名叫杨江勇的德国士兵，起初他们以为他是日本人，但其实他是一名韩国人。1938年，杨江勇被征召入日本关东军，诺门罕战役时被苏军俘获编入苏军部队，1943年哈尔科夫战役中又被德国俘虏编入德国军队。他又从英国战俘营被遣送到美国，在美国度过余生。对于一场伤亡超过六千万蔓延全球的战争，像杨江勇这样面对战争丝毫没有反抗能力的人，更加能够印证历史的不可抗拒性，也更能够证明世界上的每个人、每个角落都有被作为全局观察角度的理由和价值。

斯宾格勒曾尖锐地指出，以往的史学家用狭隘的眼光去裁剪每个历史事件，把历史理解为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断代史的总和。安东尼•比弗则超越了这种历史理解，《二战史》在进行历史事件的细节裁剪时，视线不断在东西方之间转换，虽然西方镜像频繁出现，但关于东方战场的透视力度明显加大。该书在叙述了德国希特勒上台的过程和原因后，紧接着对照叙述了当时的中日关系，指出日本殖民扩张获益于中国封建体制的瓦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弱点让日本有机可乘，成了侵略中国最重要的因素。日本和德国一样也在为本国人民开辟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勾勒出的蓝图让民众不知不觉地也成为了帮凶。在东京的裕仁天皇自信满满地认为自己的帝国军队一定会在短短数月内就攻下整个中国，日本人对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展开了烧杀抢掠的清剿行动，然而中日战争并未如东京那些高级将领所期盼的那样速战速决，侵略者的残忍行为激起了全民大反抗。可是不管是英国还是美国，都没有打算对中国的这场战争做出任何实际举动。

在全书第四节《腾龙和旭日的较量》中，作者详细叙述了中国战场的实际情况。比弗写道，蒋介石是个自信狂妄的人，野心勃勃的他想要成为庞大的炎黄子孙的统治者。体型瘦小、秃头并且留有整洁的小胡子的蒋介石，是个手段非常高明的政客，然而并不是一个非常合格的总指挥官。他试图改变中国与国际上的思想交流和外交孤立无援的现状。当然，由于他已经意识到中国军事力量的薄弱，因此决心尽可能地拖延时间，避免与日本交战，许多灾难也是由于蒋介石本人的决策失误造成的。而毛泽东与克里姆林宫持有的观点并不相同，因为他已经看到了斯大林和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最终利益并不相同。毛泽东信奉列宁主义的观点，已经做好了通过革命斗争夺取政权的准备。

比弗在书中比较中肯地评价了中国战场的作用，他认为，假如没有初期中国军队的抵抗，以及他们在战争中不懈的坚持，其他地方的日本军队就有可能更强大。

本书译者在后记中也评价，该书描述了北非、太平洋、缅甸以及中国抗战的历史，在作者已然熟悉的欧战历史书写中取得了跨界性的突破，也基本顾及到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突出贡献。

传统叙事的有限超越

比弗有着英国经验主义的思维模式，在叙事方法上特别注重搜集与观察、事实与想像等手段。《纽约时报》书评称，“强大的叙事，扣人心弦的情节，利用目击证人的证词提供令人难忘的细节，就是比弗《二战史》的标签。”严谨的叙事和有力的证据无疑增强了这部历史著作的权威性。比弗在谈到中国在二战中所处的困境时，引用了史沫特莱实地考察时的记录，重庆的外国人看不起中国的军队，他们说，中国根本没法打仗，部队的将领腐败，士兵都是苦力和孩子，民众愚昧无知，伤员护理得一塌糊涂。这些说法有些是确有其事，有些未必真实，但几乎所有指控都是基于对重压下岌岌可危的中国缺乏信任。欧洲人和美国人完全不能理解当时的危机局势，基本上没有出手相助。唯一实质性的医疗援助来自于流亡海外的华人——来自于马来西亚、爪哇、美国或其他地方，他们的慷慨援助相当可观。

比弗也非常注重对特定事件的背景铺垫。在叙述到著名的百团大战时首先谈到，蒋介石继续进行着各种毫无意义的谈判，希望给斯大林增加点压力，让他像以前那样提供军事援助。但东条英机进入内阁后，所有的私下谈判成为不可能。在“华北事变”发生、6.2万日本士兵丧生之后，任何与美国妥协并撤出中国的想法都已令日本政权无法想像。1940年的后半年，中国共产党发起了由40万人参加的百团大战，大战的初衷是阻止蒋介石和日本人的各种谈判：他们并不知道谈判早已终止，而国民党本来也只想周旋。共产党在多处地域成功地击退了日本人，切断了北京至汉口的铁路线，炸毁了多座煤矿，并将战线推进至满洲里。但这场大战（用传统用兵方式）也让共产党付出了2.2万人死亡的难以承受的损失。

传统历史学者习惯重组残篇断简，幻想为过去的“一堆遗体”恢复生命，而比弗的著作历来是反常规的，并不以单纯的实证来寻求历史的确定性。他的文字体现出浓厚的历史哲学思辨气息，分析式与铺叙式相辅相成，在事实材料构成的广泛基础之上，也擅于使用概念和假设来对材料进行选择和解释。

比弗说，关于历史，自古以来都是众说纷纭。二战这场大混战从表象上看是国家占领国家的战争，但事实上却是左派和右派之间争权夺利甚至是蚕食鲸吞的过程。一些历史学家把1914年——1945年这场“三十年大战”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发性灾难”。

另一些学者则主张，这场始发于1917年布尔什维克政变的“旷世之战”，不仅持续到1945年“欧洲内战”，甚至一直延续到1989年共产主义的衰落。持有左派观点的学者们非常确信地认为，西班牙内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而持右派观点的学者们则极力认定，西班牙内战埋下了存在于共产主义和“西方文明”之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隐患。

但是，西方史学者们通常都会回避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根本不把爆发在中国领土的战争纳入世界大战的行列。在全书百万字洋洋洒洒的叙述中，有着与汤因比《历史研究》极为相似的一面，那就是经过广博历史知识的沉淀，在作者内心形成的几条法则一直在不断地被具体说明和诠释着。

在比弗的视野中，历史不再总是一种线性过程，对重大事件的解释也不再必须求索于几世纪或几十年的事态发展；相反，相对微小的事态发展也可以预见其大得不成比例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存在于自然界的非线性过程也运行于历史之中，一个小事件能够触发或开启一种新趋势。而且，战争甚于任何其他场合，小的、看似微不足道的因素更是经常地产生意外的重大变化。

历史教训的自我隐喻

拿破仑说过，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史学家们都宣称坚守真史醒世的信条，但无人敢誓言自己还原了历史真相。比弗在书中引用了安妮•艾普尔鲍曼的话：“假如我们是美国人，我们认为这场战争是1941年以珍珠港事件开始，并在1945年以原子弹结束的事。假如我们是英国人，我们会记住1940年的伦敦大轰炸以及贝尔森集中营的解放。假如我们是法国人，我们会记住维希和抵抗运动。假如我们是荷兰人，我们会想起安妮•弗兰克。假如我们是德国人，我们只知道故事的一部分。”并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完全不像格罗斯曼强烈地否定的一般化与人类的脸谱化。历史从没有任何时期提供如此丰富的原始资料，以研究进退两难的局面、个人与群体的悲剧、权力政治的腐败、意识形态的虚伪、指挥官的极端利己、背叛、刚愎自用、自我牺牲、令人难以置信的虐待狂以及不可预测的怜悯。由于被赋予了“正义的战争”的衣钵，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后世的影响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其他冲突。它激起了复杂的感情，因为它永远无法达到一个高尚形象，特别是当不得不牺牲半个欧洲填满斯大林主义者贪得无厌的胃口以拯救另一半欧洲时。希特勒和斯大林等领导者所决策的后果，使传统的生存结构分崩离析，被撕得粉碎。欧洲苦难最多的是那些身陷极权主义夹缝中的人，以及“由于两个制度的相互作用而死去”的人。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有句名言，“战争无非是国家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泰勒认为，二战的爆发是大不列颠和法兰西在绥靖和抵抗二者之间摇摆不定所导致的。大国绥靖的根本目的是丢卒保车，牺牲弱小国家的利益以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对于中国的抗战，比弗在书中也指出，以最小支持达到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国，是美国的政策，所有这些政策形成的矛盾汇集在一起，越来越适得其反。罗斯福政府与美国媒体1941年曾把蒋介石及国民党政权的抗日理想化，后来他们带着夸张的厌恶改为敌对态度。对根本问题的不了解以及惯有的傲慢与偏见，制造了美国政策史中的又一个矛盾。国与国之间，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敌人，牺牲弱国利益是战争玩家的惯用手法。

比弗在书中也披露，在整个731部队的故事中，最令人震惊的是在日本投降后，麦克阿瑟同意对所有参与者免于起诉，包括石井四郎。这一交易使得美国人获得了日军试验积累的所有数据。麦克阿瑟甚至在知道盟军战俘也在试验中被杀害后，仍命令停止所有的刑事调查。苏联在远东国际刑事法庭起诉石井四郎及其同党的要求也被坚决驳回。

而且，比弗在书中还认为，东京大轰炸和投掷原子弹的决定是受到美国政府“结束这场战争”的冲动驱使，其他考虑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但也有影响，最主要的是向苏联展示美国实力，苏联正在中欧无情地强加自己的意愿。

虽然《二战史》明显存在苏沃洛夫概念体系的影子，引起了史学界和政治学界的争议和辩论，但安东尼•比弗以对历史的直觉，谱写出了近乎完美的战争史诗。正像他在全书末尾鸣谢时所说，该书的缘起非常简单，他并不是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只是当人们把我看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专家而咨询我时，我总感到一丝歉意，因为我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知识还有很大差距，在某些不熟悉的方面尤为如此。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补偿，但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尝试，希望从众多迥然不同的战区战事及决策的直接和间接的相互影响中，看出整个复杂的拼图是如何联系起来的。”

历史虽然有其吊诡之处，也不乏这样的事例，战争中的胜利者在和平时期由于不善于利用战争成果，反倒使自己在发展过程中落后于战败者，但这并不意味着战败者可以用厚颜无耻的方式来篡改历史，阴谋剥夺他国战胜国的地位，并利用由此产生的所有国际法结果来分裂和挑唆各个民族，以利用历史投机来玩弄地缘政治游戏。因此，忘记历史即意味着背叛，俄罗斯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说过：“如果丧失对历史的记忆，我们的心灵就会在黑暗中迷失。”一部清晰准确的二战史意义也即在于此，它可以不断地从新的角度警醒后人避免重蹈覆辙，让人们坚信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士生，现工作单位为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检察院）

内容简介

1939年9月1日—1945年9月2日，以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等轴心国（及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为一方，以反法西斯同盟和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为另一方进行了第二次全球规模的战争。从欧洲到亚洲，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深刻地改变了人类历史，其影响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和科技各个层面。

安东尼•比弗以精湛的笔触、细腻的描述，全景再现了那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为灾难。他以时间为轴，辅以主要战役展开叙事，以丰富的原始资料，以研究战争进程中各种进退两难的局面，个人与群体的悲剧，权利政治的腐败，意识形态的虚伪，指挥官的极端利己、背叛、刚愎自用、令人难以置信的虐待狂以及不可预测的怜悯等众生百态；用更多的细节来描写小人物的悲惨命运。他不仅仅关注战事本身，也对当时的经济、文化及军事背景进行了介绍，完整重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过程，为读者呈现出不一样的二战全史。

来源：《人民法院报》2015-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