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英美哲学概论(一)
第四编 中国学者论英美哲学
1.从历史角度考察现代英国哲学
任何一个国家的哲学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必然一方面要受本国哲学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其他国家哲学的影响。就现代英国哲学而言，情况也是如此。本书中其他文章已分别对现代英国哲学的各个方面作了详尽的考察，本文侧重于从历史角度考察英国哲学是怎样在欧洲文化的摇篮中形成，怎样与欧洲大陆哲学相互影响，怎样与美国哲学相互影响，以及现代英国哲学从本国哲学传统中主要接受哪些影响。
1.1.
考察英国哲学的形成可从考察英国的形成开始。英国是欧洲西部的一个岛国，由不列颠岛(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三个部分)、爱尔兰岛东北部及其附近一些岛屿组成。公元前3000年，伊比利亚人从欧洲大陆移居不列颠岛南端，他们当时处于原始社会后期。公元前700～100年间，凯尔特人又从欧洲大陆西部移居此岛东南部，他们处于原始社会解体阶段。公元43年，奴隶制的罗马帝国侵占此岛，把它划为它的一个行省。二世纪中叶，英国东南部进入奴隶社会，其他地区仍处于原始社会解体阶段。公元407年，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罗马军队撤出此岛，欧洲大陆北部的盎格鲁-撒克逊和朱特人等日尔曼民族乘虚而入，与原有的不列颠人融合，形成后来的英格兰民族。7世纪初， 入侵者建立了七个王国。827年，威撒克斯王国统一七国， 建立统一的英格兰王国（当时还不包括威尔士和苏格兰），开始进入封建依附农制时代。8～11世纪，丹麦人多次入侵英国， 在英国东北部建立丹麦区，还一度统治英国达25年之久。10世纪初，位于法国北部的诺曼底公国入侵英国，开始了诺曼底王朝（1066～1154）对英国的统治。在金雀花王朝（1154～1399）统治时期，爱德华一世先后征服威尔士和苏格兰，完成英伦三岛的统一。12～13世纪，英国流行好几种语言:教士们用拉丁语，贵族和诺曼人讲法语，土著居民讲盎格鲁-撒克逊语。后来，在盎格鲁-撒克逊语的基础上，吸收其他语言而形成现代的英语。
英国哲学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诞生的，它接受了整个欧洲文化传统的影响，是欧洲文化的产儿。这主要是因为：首先，英国居民，无论是伊比利亚人、凯尔特人、朱特人或盎格鲁-撒克逊人，都是由欧洲大陆移居英国的；其次，在中世纪以前一千多年间，不列颠岛先后受到来自欧洲大陆的罗马军队、丹麦军队、诺曼底军队的入侵和统治，他们把欧洲文化源源不断地带进这个岛国；再次，更为重要的是，当时欧洲各民族都受罗马基督教文化的控制，英国文化也不例外。从罗马军队占领不列颠岛之时起，基督教一直在这个岛屿的宗教、教育、文化等精神领域内处于主宰地位，在中世纪尤为突出。城镇和乡村的全部教育都受教会控制，12世纪创建的牛津大学和13世纪创建的剑桥大学，也完全处于教会的控制之下。英国早期的一些著名哲学家，如伊里杰纳(J.S.Eriugena，约800～877年、安瑟伦(Anselm of Canterbury ，1033～1109)、罗杰·培根(R.Bacon,1214～1294) 司各脱 ( J.D.Scotus，1266～1308)、奥卡姆(W.of Ocdham，1280～1394)等等，都是在基督教文化中培养出来的神学家或经院哲学家。
在中世纪，在罗马教庭和基督教的强烈影响下，整个欧洲文化形成一个紧密相连的统一体，包括英国哲学在内的整个英国文化是一个统一体。严格说来，当时英国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独树一帜的哲学。以上列举的这些哲学家或神学家，其著作或思想并不具有任何截然不同于欧洲大陆哲学而为英国哲学所独有的特色，他们甚至并非一直生活在英国本土。例如，伊里杰纳虽然出生于爱尔兰，但他长期在法国讲学，并在那里闻名于世。安瑟伦并非出生于英国，仅在1093年～1107年间在英国担任坎特伯雷教区的大主教。司各脱和奥卡姆上半生在英国求学和讲学，下半生则移居德、法等国。因此，只能在有限的意义上把他们列为英国哲学家。
到17世纪，从培根和霍布斯开始，英国才形成自己独立的哲学传统。培根结束了哲学为神学服务的经院哲学时代，开创了以经验和实验为研究手段、以感性自然为研究对象、以促进科学的创立和发展为目标的新时代。培根开辟了唯物主义经验论的方向，成为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始祖。霍布斯继承和发展了培根的研究路线，把当时数学和力学的最新成果引入哲学，建立一个完整的机械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他排除了培根哲学中的有神论偏见，创立了近代欧洲的第一个无神论体系，同时也是英国功利主义伦理观的奠基人之一。通过培根与霍布斯的建树，英国哲学不仅有了自己的体系，而且在当时的欧洲哲学中也处于重要地位。
在培根与霍布斯之后，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哲学一样，英国哲学也处于法国笛卡尔哲学的影响之下，它在欧洲哲学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不过，到稍后的洛克那里，英国哲学又放出新的光彩。洛克对培根与霍布斯的唯物主义经验论作了重要发展，他在宗教观上是自然神论的主要倡导者,在政治上是当时英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主要政治思想家。他在英国哲学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超过培根与霍布斯，特别是对欧洲大陆哲学以及北美哲学发生了重大影响。在法国，他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认识论，通过伏尔泰的传播，成为法国18世纪唯物主义哲学的主要理论泉源，孔狄亚克和爱尔维修从他的学说中吸取了许多重要思想。他的宗教学说有力地推动了法国和德国以及北美的自然神论运动的发展。他的政治学说被孟德斯鸠和卢梭加以继承和发展，在近代欧洲政治生活中发生了重要影响。在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上半叶这一百年间，洛克的哲学思想不仅在英国哲学中，而且在欧洲哲学中，都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相反，在这段时期里，欧洲大陆哲学对英国哲学没有发生重大影响。斯宾诺莎的无神论思想遭到巴克莱、休谟等人的猛烈抨击，莱布尼茨的单子论等哲学思想也未引起英国哲学界的重视，但他的逻辑思想开了现代数理逻辑的先河，对现代英国哲学发生了一定影响。
18～19世纪，在英国哲学中发生过重大影响的， 除洛克外还应提到巴克莱的神秘唯心主义，休谟的怀疑主义，里德等人的苏格兰实在论，边沁、密尔等人的功利主义，达尔文、斯宾塞等人的进化论哲学等等，它们不仅对英国哲学而且对欧洲大陆哲学，不仅对近代西方哲学而且对现代西方哲学，都发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
19世纪，英国哲学处于德国古典哲学的强烈影响之下，形成英国的先验论哲学和新黑格尔主义哲学。 科尔里奇 ( S. T.Coleridge)、卡莱尔(T.Carlyle)等人接受康德的先验论观点，创立英国的先验论哲学，其后又把这种思想传播到美国，形成美国的先验论哲学思潮。与康德哲学相比，黑格尔哲学对英国哲学的影响尤为强烈，这主要表现在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在英国的兴起和传播，主宰19世纪英国哲学论坛达数十年之久，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被新实在论所取代。英国新黑格尔主义者人数众多，主要代表人物有格林(T.H.Green)、布拉德雷(F.H.Bradley)、鲍桑葵(B.Bosanquet)、麦克塔加特(J.Mctaggart)等。
到20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对英国哲学的影响大大削弱。由于继承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的分析哲学在英国长期处于主导地位，以致德、法等国的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以及后现代主义等哲学思潮都未能在英国广为流传。不过，现代英国哲学仍在另一些方面接受德、奥等国的某些哲学思想和数理逻辑思想的影响。例如：罗素在数理逻辑方面受到德国数理逻辑学家弗雷格的许多启发；艾耶尔等哲学家直接接受维也纳学派的影响，形成英国的逻辑实证主义学派；来自奥地利的维特根斯坦成为分析哲学、特别是日常语言学派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同样来自奥地利的波普尔成为英国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来自匈牙利的拉卡托斯(I.Lakatos)成为英国历史社会学派的重要代表；此外还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德、奥等国流亡英国的哲学家，如魏斯曼(F.Weismann)、纽纳特(O.Neurath)等， 他们对现代英国哲学的发展也起了一定推动作用。与此同时，现代英国哲学的某些观点也对现代欧洲大陆哲学有所影响，例如，法国哲学家利科(P.Ricouer) 就把奥斯汀(J.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的某些观点，融合到他的解释学理论之中。
从以上简述可以看出，英国哲学不仅是欧洲文化传统的产物，而且在其后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也与欧洲大陆哲学家有着紧密联系，彼此影响，相互促进。因此，在现代英国哲学中包含有欧洲大陆哲学的许多重要思想，这是不能忽视的。
1.2.
英国哲学不仅与欧洲大陆哲学家有密切联系，而且与美国哲学有着更加紧密的联系。这是因为英国和美国在历史、语言、文化等诸多方面，具有明显的共同之处。从历史上看，美国原来是英国的殖民地，美国居民大部分由英国迁入；从语言上看，美国人和英国人讲的是同一种语言，美语仅在某些细节上与英语有些差异；从文化上看，这两国人民基本上继承同一个文化传统，在哲学方面也是如此。因此，英国哲学与美国哲学之间的关系，在紧密程度上远远超过欧洲其他国家的哲学与美国哲学之间的关系。
早在16～17世纪， 英国的清教文化就对北美的宗教生活和文化生活发生强烈影响。当时从英国迁居北美的移民，绝大部分是在英国遭到英国国教和王室迫害的清教徒，他们把清教的教义和生活方式带到北美，同时与留居英国的清教徒保持密切联系，英国的清教徒对移居北美的清教徒也尽力予以支持。在殖民地时期，清教是北美居民生活中的主要精神支柱，它主宰北美这块殖民地的全部宗教信仰和文化生活达百余年之久，美国早期的哲学家约翰逊(S.Johnson)、爱德华兹(J.Edwards)等人都是在清教文化的摇篮中成长起来的。
17世纪至18世纪上半叶，洛克在北美这块殖民地上享有很高声誉，他的著作在这里广为流传。1719～1825年间， 他的《人类理解论》一书一直作为耶鲁大学的主要哲学教材，1743～1841年间，此书又成为哈佛大学的主要哲学教材。在美国独立战争前后那个被称为"理性与革命的时代"里，洛克的经验主义哲学和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对美国唯物主义哲学的形成和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发展，都起了十分明显的作用。
与洛克相似，牛顿也是当时在北美具有重大影响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科尔登是牛顿力学的忠实信徒，还是他的唯物主义哲学的捍卫者和阐发者。富兰克林通过实验把牛顿力学的概念扩大应用于说明电现象。18世纪下半叶，牛顿的唯物主义哲学在普里斯特列（J.Priestley）、库伯（T.Cooper）、拉什（B.Rush ）等北美科学家和哲学家中间，得到显著的表现。在牛顿思想的影响下，他们十分推崇科学、理性与教育的作用，把它们看做人类赖以取得进步的重要手段。
自然神论这种宗教哲学18世纪在美国的兴起和传播，除直接受到英国自然神论者布朗特（Blount）、克拉克（J.F.Clarke）、科林斯（A.Collins）的影响外， 也与洛克和牛顿的自然神论思想在北美的传播有关。杰弗逊（T.Jefferson）、佩因（T.Paine）、艾伦（E.Allen）、帕尔默（E.Palmer ）这样一些美国自然神论者，都直接或间接地接受英国自然神论的影响。
19世纪上半叶，苏格兰实在论在美国哲学中起着主导作用，促成美国的常识实在论学派的兴起。18世纪末，里德、斯图尔特( D. Stewart) 等苏格兰实在论者的著作， 被威瑟斯庞 ( J.Witherspoon)、史密斯（S.Smith）等人传播到美国， 其后又被鲍恩（F.Bowen）、波特（N.Porter）、麦科什（J.McCosh ）等人加以发展。他们认为苏格兰实在论优越于巴克莱的唯心主义，很可能成为一种符合于美国国情的哲学。这种常识实在论在美国哲学界长期处于重要地位，直到南北战争前夕才衰落。
19世纪下半叶，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等人倡导的进化论和进化论哲学，对美国哲学思想给与有力的冲击，促成美国进化论哲学思潮的形成。格雷（A.Gray）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捍卫者和传播者；费斯克（J.Fiske）在斯宾塞的进化论哲学的启发下，提出他的宇宙进化论，试图借助于进化论来说明人类的一切才能的起源；艾伯特（T.Abbot）力图发掘达尔文进化论的内涵，并把它们应用于哲学；赖特（C.Wright）把达尔文对生物进化论的解释应用于说明人的自我意识和语言的形成。此外，实用主义者皮尔士、詹姆士和杜威等人，也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影响。
到20世纪，英国哲学与美国哲学之间的关系变得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更加密切，此时已不再是美国哲学单方面地接受英国哲学的影响，而变成这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这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明显地表现在，往往同一个哲学流派同时出现在这两个国家的舞台上，并具有众多的代表人物。例如，实用主义在美国以皮尔士、詹姆士、杜威等人为代表，在英国则以席勒（F. C.S.Schiller）等人为代表；新实在论在英国以摩尔、罗素等人为代表，在美国则以培根（R.B.Perry）、蒙塔古（W.P.Montague ）等人为代表。至于分析哲学，它在这两个国家中同时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各有众多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基本立场完全一致，很难从国别方面把他们的观点划分开来。
现代英国哲学和现代美国哲学之间之所以形成如此紧密的联系，主要得力于这两个国家的哲学家基本上继承相同的文化传统和哲学传统，同时也得力于这两个国家的哲学家之间广泛开展的学术交流。这种学术交流采取许多种方式：一是一些著名的哲学家被邀请到对方的大学中讲学，例如，罗素和摩尔在20年代和40年代先后到美国讲学，把逻辑原子论和常识实在论等观点传播到美国；蒯因、齐硕姆（R.Chislolm）、普特南（H.Putnam）、克里普克（S.Kripke）等人60～70年代先后到英国讲学，把分析哲学后期的观点传播到英国。二是这两国的许多青年学者到对方大学中进修，再把所学得的哲学思想带回到祖国加以发展，例如，塞拉斯（W.Sellars） 30年代到牛津学习，受教于普里查德（R.Prichard）、普赖斯（H.H. Price）等人门下，接受苏格兰实在论的影响，返美后创立了他的科学实在论。塞尔（J.Searle）在50年代到牛津学习，受教于奥斯汀（J.Austin）、斯特劳森（P.F.Strauson）等人门下，接受日常语言学派的影响，返美后创立了他的言语行为理论。三是双方哲学家之间进行频繁的学术讨论，有力地促进了双方哲学的沟通和发展。例如，英国哲学家波普尔和美国哲学家库恩在科学哲学领域的思想交锋，导致批判理性主义的衰落和历史社会学派的兴起；英国哲学家达米特（M.Dummett）与美国哲学家戴维森（D.Davidson）在语言哲学领域内的争论，有力地促进意义理论和真理理论的发展。四是有些哲学家在其活动后期，或者从英国移居美国，或者从美国移居英国，这也有助于两国的学术交流。例如，怀特海在剑桥大学度过了他的前半生，而在哈佛大学度过他的后半生，在数理逻辑和形而上学方面分别对英国哲学和美国哲学作过贡献。此外，这两个国家的哲学著作都是用英文出版，这也大大有助于双方哲学思想的交流。由于以上种种因素，目前英国哲学与美国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几乎连成一体，很难把它们截然划分开来。本书各篇论文偏重评述英国哲学，但也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美国哲学，这也是这一点的一个佐证。
1.3.
上两节分别考察英国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美国哲学的联系，说明现代英国哲学接受了欧洲大陆哲学和美国哲学的哪些影响。这一节转向考察现代英国哲学从本国哲学传统中接受了哪些影响。
在现代英国哲学从本国哲学传统继承下来的各种遗产中，由培根、霍布斯、洛克等人倡导的经验主义传统占据首要地位。在17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和发展，出现了对发展科学技术的迫切需要，为科学知识寻找新的基础成为不同于经院哲学的新哲学的主要使命。以培根、霍布斯、洛克为代表的新一代哲学家，抛弃经院哲学的旧传统，强调经验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认为经验是人的一切知识或观念的惟一泉源，否认任何天赋的、生而具有的先天知识，认为一切知识、特别是关于存在物的知识，都是后天获得的。他们肯定感觉经验是外部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而引起的，肯定真理的客观性，认为实验是知识的真理性的标准。这种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经验论哲学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实验科学的形成和发展，为英国哲学中的经验主义传统奠定了巩固基础。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这个经验主义传统被里德等人倡导的苏格兰实在论或常识实在论继承下来。他们主张哲学必须建立在常识之上，人们正是依据于常识把某些基本原则作为公准接受下来，而无需对这些基本原则的真理性作论证。他们猛烈抨击巴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休谟的怀疑主义，力图使洛克的经验主义得到复兴。他们强调常识在认识中的作用，认为怀疑主义正是由于轻视常识的作用而产生的。
20世纪初，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又在罗素、摩尔等人倡导的新实在论中获得新的生命。罗素和摩尔两人在19世纪末曾一度信奉新黑格尔主义，后来他们抛弃这种哲学，站到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的立场上。他们强调人们正是借助于感性知觉而直接认识外部事物及其关系，非心灵的事实的存在不依赖于人们的心灵对它们的感知，一个命题之所以为真取决于它与某客观事实相符合。他们反对巴克莱关于"存在就是被感知"的观点，认为知识对象不依赖于知识主体。
罗素在向黑格尔主义反戈一击时，提出他的"外在关系说"以反对新黑格尔主义者的"内在关系说"以及他们由此得出的一元论。在罗素看来，关系具有一种不以它的关系项为转移的实在性，关系并没有进入关系项的定义之中。他进一步由外在关系说得出他的多元论，认为实在由多元事实组成，其中任何一个事实的存在都不依赖于其他事实的存在。物质事物和物理实体都是一些由感觉经验中给与的实体所组成的结构，一切终极的实体都与感觉经验具有一种基本的结构相似性。他把世界看做由零散的感性事实组成的一种逻辑的、数学的结构，认为可以通过逻辑分析揭示出最简单的事实（原子事实），并把这些事实固定在基本命题（原子命题）之中。罗素把当时所持的这种观点称为"新实在论"或"逻辑原子论"，他说："我要提倡的逻辑与那些或多或少追随黑格尔的人的一元论逻辑恰恰相反，我的逻辑是原子式的，我认为有许多独立的事物，我并不把世界的一望而知的杂多性看做仅仅是对一个单一和不可分的实在的各个方面所作的一种不真实的划分。"罗素:"逻辑原子论"，载于R.C.马什编辑的《逻辑与知识》， 第323页。
在摩尔的哲学中，"常识"这个概念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成为他用以解决某些哲学问题的根据。他在批驳某些混乱的或错误的哲学命题时，往往把它们与他认为准确无误的常识相对照，并以常识为依据对它们进行判断或批驳，因此他的哲学观点被称为"常识实在论"。对于常识这个概念，摩尔在其著作中往往从两种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意义上加以使用。有时，他用它指人们一致地或者几乎一致地赞同的信念；有时，他又把常识或者理解为人们自然而然地倾向于持有的信念，或者理解为这些信念由此产生的某种倾向。他认为这两种形式的常识都具有它们的可靠性，不过，常识就其为哲学结论提供基础而言则主要是作为一种自然倾向。他把对常识的这种信任称为 "常识的世界观"，并且自称他属于赞同这种世界观的哲学家之列。参见摩尔："为常识辩护"，载于他的《哲学论文集》，1959 年，英文版第44页。
在当代的英国哲学家中间，有许多人都坚持经验主义立场。例如，艾耶尔明确声明："我们所采取的哲学观点，我以为完全可以叫做经验主义的一种形式。因为，经验主义者的特点是远避形而上学，他们的理由是每一个事实命题必须论及感觉经验。"艾耶尔：《语言、真理与逻辑》，中译本第77页。又说："……在主张哲学研究活动本质上是分析的这一点上，我们采取的是英国经验主义中总是含蓄着的立场。"艾耶尔：《语言、真理与逻辑》，中译本第58页。诚然，艾耶尔对于能否把一切关于物质事物的命题都还原为关于感觉材料的命题这一点持怀疑态度，但他认为应当把我们对于物质事物的存在的信念看做对一种理论的创造，这种理论的功能在于解释我们的感觉经验过程。对于经验主义者与理性主义者之间的长期争论，他声明自己支持经验主义者一方，认为一个命题只有在经验上可证实时才具有事实内容，理性主义者的错误在于他们认为可能存在着一种与客观事实相关联的先天知识。
无论是经验主义者或常识实在论者,都主张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强调简明性和实用性的原则。他们认为，与思辨的、超验的或者纯粹演绎的方法相对立，科学方面是以直接的观察或经验为依据，进行实验和做出系统的归纳。皮尔士曾经指出，英国知识界老早就表现出一种直截了当而不转弯抹角地处理事务的风格，这种风格在哲学中表现为一种对简明理论的偏爱，只要有可能用简明的方式说明问题，就不要采用比较复杂的方式。因此，英国哲学家大多主张把一切模糊不清、难于理解的概念从哲学术语中排除掉。我赞同皮尔士对英国哲学风格的这种描述，并认为这种风格早在中世纪哲学家奥卡姆的下述名言中得到表现："如无必要，勿增实体"；"能以较少者去完成的事，若以较多者去做，便是徒劳。"这也就是所谓"奥卡姆剃刀原则"或"奥卡姆经济原则。"
这种风格还明显地表现在20世纪分析哲学家对知识的精确性和简明性的追求中。罗素指责新黑格尔主义者，说他们片面追求知识的统一性和系统性而牺牲知识的简明性和精确性，并提出他的逻辑构造论与他们相对抗。他把上述"奥卡姆剃刀"当作他的逻辑构造论的一条基本原则，认为应当尽可能废除那些不必要的实体，因为一个人假设的实体愈多，他相信那些并不存在的事物的可能性就愈大，因而知识的精确程度就愈低。他说："奥卡姆的剃刀原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有启发性的原则。怀特海和我通过经验发现可以把这个原则应用于数理逻辑，后来我们又把它应用于其他各种不同的领域。"罗素："逻辑原子论"，载于《逻辑与知识》，第326页。
分析哲学家普遍认为，分析方法是一种最适当的哲学方法，哲学家的首要任务就在于进行逻辑分析或语言分析。所谓逻辑分析，概括说来，就是以现代数理逻辑为手段，着重从形式方面分析日常语言和科学语言的命题，以求得出准确的逻辑结论。罗素认为，自毕达哥拉斯时代以来，在哲学中一直存在着两派人对立的局面。一派人的思想主要是在数学的启发下产生的，如柏拉图、斯宾诺莎和康德等人，另一派人受经验科学的影响较深，如德谟克利特、亚里士多德以及洛克以后的经验主义者。分析哲学则把经验主义和人类知识中的演绎部分结合起来。与过去的经验主义相比，分析哲学的优越之处在于它与数学相结合，并且发展了一种有力的逻辑技术，从而能够对某些问题做出明确的回答。他认为逻辑分析给哲学提供了一种可靠的研究方法，正如数学给物理学提供了一种可靠的方法一样。
以上着重考察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传统对现代英国哲学、特别是分析哲学的影响。不言而喻，给与分析哲学以影响的不仅是经验主义，休谟的怀疑主义对现代英国的认识论研究，边泌、密尔等人的功利主义对现代英国的伦理学研究，霍布斯·洛克等人的政治学说对现代英国的政治理论研究，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不属于分析哲学的其他哲学流派还从英国其他哲学传统中接受影响。这里因篇幅有限，就不一一评述了。
２.对当代科学方法论的批判考察
王善博 伯特兰·罗素曾说："显出科学家本色的，并不是他所信的事，而在于他抱有什么态度信它，为什么理由信它。科学家的信念不是武断的信念，而是尝试性的信念，它不依据权威，不依据直观，而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6页。罗素的这一精辟论断概括了传统科学方法论的核心。20世纪初科学方法论者们对待科学的态度，唯科学方法之用方显科学本色。科学方法是科学活动的标志，及科学研究的合理性、正确性的保证。凭借科学方法，科学家的认识活动就可取得成功。这里的科学方法主要指归纳法(归纳推理)。经典的归纳主义(培根、洛克、穆勒等人倡导)在20世纪初以"剑桥发明""剑桥发明"一词是英国科学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用来意指"或然性归纳逻辑"。它始于W.E.Johnson,后来C.D.Broad与J.M.Keynes出席了Johnson举办的讲座,并发展了他的思想。他们的途径取决于一种简单的愚蠢的逻辑错误（回到伯努利、拉普拉斯）。正如Broad所指出的,"归纳不能期望获得比或然结论更多的东西，因此归纳的逻辑原则是或然律"参见I.Lakatos, Mathematics,science and Epistemology (《数学、科学与认识论》).eds.J.Worrall and G.Curri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年第133页。的形式得到新的发展。后来逻辑经验论者卡尔纳普、赖欣巴赫等却坚持"归纳原理"(把归纳推理纳入逻辑的可接受的形式中去)对科学方法的重要性。赖欣巴赫说："……这个原理决定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从科学中排除这个原理就等于剥夺了科学决定其理论的真伪的能力。显然，没有这个原理，科学就不再有权利将它的理论和诗人的幻想的、任意的创作区别开来了。"H.Reichenbach,Erkenntnis 1,1930.转引波珀：《科学发现的逻辑》，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2页。逻辑经验主义者试图建立一种概率主义的归纳逻辑，以开辟科学方法论的新天地。这种新努力成为20世纪中期众多科学哲学家关注的焦点。
2.1.批判归纳
面对上述各种归纳逻辑的学说，波普尔首先独树一帜地擎起了反归纳的旗帜，从此便揭开了科学哲学中著名的归纳与反归纳的战役，正如拉卡托斯所说，"波普尔的名声就在于他对归纳法的批判。"I.Lakatos,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rach Programmes《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eds.J.Worrall and G.Curri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年第161页。波普尔认为，归纳推理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都是一个神话，试验不能经过重复证明普遍理论为真，而只能判定它为假。他坚持"休谟问题"(归纳问题)与"康德问题"(划界问题)密切相关:前者是后者的一个方面，并通过后者的解决而得到解决。
威特金斯(J.W.Watkins)随波普尔之后加入反归纳的战役。他幽默地宣称自己只是反归纳队伍中的"一名中尉"并以此自豪。他试图拒斥所有的非演绎推理(nondeductive inferences)，认为一切非演绎推理都是非转化的。在知识层次之间根本不存在什么"归纳上升"，即科学知识可分为多个层次--层次0(感觉报告)，层次1(简单陈述)，层次2(经验概括)，层次3(精确的经验规律)，层次4(科学理论)，其中不可能存在合法的从低级层次到较高层次的"归纳上升"。但从层次0到层次1将包含一个"跳跃"。艾耶尔曾认为这种跳跃通过有争议的推理进行，但这种推理不是归纳的，却能为人们所接受。威特金斯称艾耶尔的这种推理为"某种拟归纳推理"，但这种拟归纳并不是波普尔的反归纳。两者之间存在重大差别。威特金斯指出，波普尔反归纳的令人遗憾之处在于波普尔的反归纳将使波普尔走向"彻底的"或极端的怀疑论J.Watkins,"Hume,Carnap and Popper"（"休谟、卡尔纳普与波普尔"）,in Lakatos(ed.)The Problem of Inductive Logic, Amsterdam:North Holland.1968年第277～278页。。威特金斯还批判了拉卡托斯关于归纳进步的观点，坚持确认评价只报道过去成绩，我们无法从确认评价推进到逼真评价。他试图提供一种较《科学与怀疑论》一书中的方案更为简单和更好的对归纳问题的实用主义的解决。J.Watkins,"A Neo-popperian Advance on Popper?"in W.H.Newton-Smith Jiang Tianji(eds)Popper in China.London:Routledge,1992年第138～157页。拉卡托斯对归纳采取温和的态度。他指责波普尔作为一名著名的反归纳主义者竟对什么是归纳从未明晰地说明过，以及波普尔的前期哲学与后期哲学在归纳问题上的不一致。他认为，归纳逻辑有其原始目的:"实在论的形而上学与方法论的评价、逼真性与确认性联系起来"I.Lakatos,Mathematics,Science and Epistemology《数学、科学与认识论》.eds.J.Worrall and G.Curri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年第156页。。拉卡托斯肯定了归纳进步的存在。对这场反归纳运动，科学的归纳逻辑的坚持者们提出了自己一系列新体系并为归纳逻辑辩护提出了有力的证据、方案，结果使反归纳者们感到他们并未取得这场运动的胜利。
一是赫斯(Mary Hesse)、亨迪卡(Jaakko Hintikka)等在卡尔纳普的传统下致力于概率主义归纳逻辑的修正和完善，赫斯提倡枚举逻辑作为科学推理最基本的形式，以此重新阐释其他形式的归纳逻辑（如科恩的消去式归纳逻辑）。她将归纳逻辑置于有限的形式中，坚持比卡尔纳普允许更多的随条件变化的归纳。赫斯指出，"归纳问题的核心是没有保证对综合性理论系统的研究获得实用主义知识的最佳途径。"Mary Hesse,Revolutions and Reconstruction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科学哲学中的革命与重建》). Harvester Press,Sussex,1980年第184页。
二是科恩（Jonathan Cohen）试图发展一种非概率主义的归纳逻辑。他指出许多科学哲学家只注意培根的归纳概念的方法论，却忽视了它的逻辑方面--证据的性质及命题间逻辑支持关系，例如"确证"概念就往往使人们只注重前者。他力图赋予培根的归纳原理以一个成熟的现代逻辑形式，他的这种新培根式归纳逻辑包含了两个主要因素：（Ａ）相关变量的方法，该方法表明归纳支持因不同的证据而有不同的等级；（Ｂ）一般模态逻辑，"它可被概括以达到对非外延性的多个等级的形式化。"L.J.Cohen,"From a Historical Point of View"《从历史的观点看》，in Poznan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s and Humanities,Vol.21,1991年第25页。而二值等级制却捕获不到非外延性的丰富性多彩性，因此这种模态逻辑可把归纳支持的等级表示为通向"近律性"（Legisimilitude）的阶梯。科恩认为，他的逻辑避免了在概率主义的归纳逻辑中出现亨普尔悖论、古德曼悖论及凯伯格悖论。
为摆脱归纳逻辑的困境，赫斯、科恩等人试图为归纳逻辑提供广泛的成功应用，L.J.Cohen and M.B.Hesse(eds)Applications of Inductive Logic《归纳逻辑的应用》.Oxford:University Press.1980年。如科恩出色地将自己的归纳逻辑应用于自然科学的理论领域及其他的一些领域之中，如，医学、心理学等等，并从中得出结论：非标准形式的归纳推理也具有与其他的归纳相同的结构。作为这场战役的评论家，英国科学哲学家威廉·牛顿－史密斯（William H.Newton-Smith）正确地指出在波普尔的体系中包含了二难推理，认为"对归纳全部抛弃的波普尔与勉强使用归纳的拉卡托斯都不能建造他们的方法论与他们各自追求的科学目标之间的纽带。"W.H.Newton-Smith,The Rationality of Science(《科学合理性》).London:Routledge,1981年第268页。他着重阐述了包含"在最终检验中所需要的其他特殊因素"的"元归纳"（meta-induction）的观点。
就像弗雷格（Gottlob Frege）、罗素等人在建立演绎逻辑时清楚地表达有效不变的通则一样，20世纪初卡尔纳普等逻辑经验论者及迪昂、彭加勒等法国的约定论者都致力于寻求或阐发科学的"归纳逻辑"的恒定不变的规则或统治科学理论评价的永恒，这种永恒的方法论规则并不包含任何容易引起争论的关于世界本体的形而上学假设，但同时又必须是普遍的、抽象的、理论性的。归纳推理或演绎推理却可能有时是无效的，科学评价有时是错误的，甚至某种不正确的评价可能贯穿于整个历史过程。但这些无效的推理（或论证）过程不能危及推理的规则即归纳法或演绎法，同样这些不正确的评价也不能危及评价规则。评价理论的方法论规则（归纳）是先验的，并不因经验的不同、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这即是传统科学方法论关于科学理论评价规则的恒定性论题。
2.2.方法论危机
正如波普尔在反归纳逻辑中成名一样，以库恩、费耶阿本德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也在反对正统的方法论即20世纪60年代以前两个最有影响的方法论思潮--归纳主义与波普尔纲领--的过程中塑造了自己，赢得荣誉。库恩、费耶阿本德、图尔敏等历史主义者在60、70年代就声称并论证科学方法论未能体现出科学中伟大历史成就的合理性，方法论者所提出的理论评价的方法论规范并不适合于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玻尔等科学巨人的实际科学活动。同时，蒯因（W.Quine）、普特南（H.Putnam）、罗蒂（R.Rorty）、哈金（I.Hacking）等人根据各自的理由坚持，我们所能做的只不过是描述自然科学家所使用的方法，因为根本不存在容许我们去发掘任何具有规范性特征的方法论的余地。在一系列质疑之下，科学方法论陷于严重危机。
2.2.1.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
继库恩之后，在诸多科学方法论的批评者中费耶阿本德最引人注目。他认为探求一种指导科学家从事理论选择的规则系统虽然具有悠久的传统，但这种探求是失败的。他认为，惟一不禁止科学进步的原则就是"怎么都行。"在众多的知识传统中科学仅仅是其中的一种，与其他的，如占星术、巫术、传统医学并无二致。很明显，费耶阿本德展示了一幅比库恩在内其他人更为激进的图景。
①"逆归纳"。费耶阿本德认为，归纳不仅包括逻辑经验论的"证明"式归纳，而且包含了波普尔的"证伪"式归纳。这些归纳是从理论前提经由逻辑的途径到达理论结论的过程。波普尔试图用证伪来取代归纳，以达到抛弃归纳的目的，但最终的途径却没有超出归纳。在这一点上，费耶阿本德是深刻而正确的。他试图批判公然标明的归纳及羞羞答答的归纳。波普尔的反归纳anti-induction中"anti-"为"against"，意为反对。与之不同，费耶阿本德采用了逆归纳counter-induction的表达，其中counter-则包含在与归纳对立的方向上行进。
他指出，"我们可以通过逆归纳法来推进科学"，具体地说，我们要遵循"逆规则"（counter-rule），或我们应相悖于科学方法论者所谓的科学事业的某些常见规则行事。这要求我们做二件事：一是提出与公认的并得到高度确证的理论不一致的假说的逆规则。他认为，反驳一个理论的证据往往只借助于一个与之不相容的可取的理论来揭示。正统科学方法论坚持一种一致性条件：新假说必须与公认理论相一致。费耶阿本德认为这种一致性条件是没有理由的，譬如，牛顿万有引力理论与伽利略自由落体理论并不一致：前者坚持物体接近地球时重力加速度增大，而后者则认为重力加速度是一个常数。一个科学家要想使自己的观点包含更多的经验内容，就必须引进其他的理论观点，就必须采取多元论的立场。因此理论的进步并不是一个自然一致的理论系列，而是一个"日益增长的互不相容的各种可取理论的海洋"。他认为，专家与外行、专业工作者与业余爱好者、诚实者与说谎者一起参与争论就都会促进科学的进步和文化的丰富。
另一件事是提出与充分确凿的事实不一致的假说的"反规则"。一个理论所以与证据相冲突，并不是因为它不正确，而是因为证据被污染。要批评这种证据或事实就应当发明一种新的观念体系。该体系可能悬而未决，但却与已确立的观察结果背后的理论相违。费耶阿本德得出结论："逆归纳总是合理的，总有成功的机会。""一切方法论、甚至最明白不过的方法论都有其局限性"。
"因此，批判习惯的概念与反应时第一步是跨出这一循环，或者创造一种新的概念体系，如一个新理论，它与极小心确立的观察结果不调和（相冲突），并挫败了最合情合理的理论原则，或从科学之外，从宗教、从神话、从不胜任者的思想，或从疯子的思想漫游中引入这样一个体系。这一步又是逆归纳的，可见，逆归纳既是一个事实，--离开它科学不可能存在，--又是科学游戏中一个合法的且又非常需要的行动。"P.Feyerabend,Against Method(《反对方法》).London:New Left Books,1975年第68页。
②说服人的技巧。库恩曾以"常规科学"意指知识发展中平稳的和逻辑的间歇。费耶阿本德则干脆不承认这种"常规科学"观。他指出，科学决定的做出、理论的接受是一种政治和宣传事务，包括理论支持者的威望、年龄及参与争论的技巧等，总之这是一件说服人的事情。说服人的技巧是高明的，说服工作取得成功，那么理论能为人们接受。他以伽利略的例子来说明。伽利略凭借望远镜来观察月球，获得许多事实证据，如，测得月球表面的大致高度，从而在亚里士多德传统中认为天体由结晶体形成并比地球优越的观念打开缺口，为哥白尼体系开辟道路。
科学方法论者或科学理性主义者把伽利略的这一月球观测作为实验如何证实（确立）理论的一个标准的例子。费耶阿本德却不这样看。他指出，伽利略在1610年的《恒星的使者》中所画的月球草图很不精确，对月球的测定也非常不准确。就在伽利略自己关于月球的论述中也出现了自相矛盾的描述：月亮的内边界高低水平，有"巨大的突隆部，深邃的峡谷和曲折"，而外边界"……呈完美的圆形"，这样，似乎月球的内部处处是山峦，外围则完全平滑。在费耶阿本德看来，伽利略运用望远镜观察若针对地球的物体进行观测还可以，而对地球之外的其他天体并非有效。因为有力的证据是：伽利略用望远镜观察天空或月球的演示是失败的。譬如，1610年4月25日伽利略带着自己的望远镜来到他的反对者马季尼的家（在波洛尼亚），向24位各科的教授演示，结果却是"伽利略沉默了"，"这种仪器是骗人的"，在场者无不扫兴而归，包括伽利略本人。但伽利略成功了，这是历史事实。在费氏看来，伽利略之所以成功并不在于他的观测、实验，而在于他精明的说服技巧。伽利略不用当时学者们经常用的高雅的拉丁语言来撰写自己的著作，而用通俗易懂的意大利文；并且，在撰写哥白尼传的过程中，伽利略不得不编造了许多哥白尼的谎言，以便使教会能接受哥白尼及其学说。总之，在费耶阿本德笔下，伽利略的形象与其说是一位科学实验家或理论探求者，不如说是一位能说服人的优秀的宣传家。
2.2.2.当代科学方法论家的自悖
方法论危机使方法论家不管提出什么方案或建议都不会引起人们的任何关注。"这些事实令人沮丧，但……要取消方法论还为时过早了点。"Larry Laudan,"Progress or Rationality? The Prospects for Normative Naturalism"("进步不是合理性？规范自然主义的前景"),In 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24.1987年第18页。并非所有的人都放弃了对方法论的研究。对当代方法论提出激烈批评的人当中，一些人如（劳丹、拉卡托斯、图尔敏、吉尔等）并没有像费耶阿本德那样一直在反对方法的路上走下去，而是试图另辟蹊径，以寻求拯救科学方法的新契机。不过，他们重建科学方法论的努力结果并不十分理想，而是处于某种自悖或混乱状态中。譬如，拉卡托斯曾对波普尔的试错法不屑一顾，但他对研究纲领硬核的解释却是，"实际上硬核并不一出现就是全副武装的……它要通过长期的预备性的试错过程而缓慢地发展。"I.Lakatos,"Falsification and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否证与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in Lakatos and Musgrave(eds).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年第133页。这样，我们如何通过"硬核"来形成对其他因素或成分的规范力量？对于一个研究纲领比另一研究纲领更进步的情形，拉卡托斯认为我们无法接受其中一个研究纲领，进步并不意味着接受；相应地，我们无法凭借方法论来得知科学家接受或抛弃哪个理论，因此方法论在拉卡托斯那里已失去了全部的规范能力。虽然自60年代历史主义学派兴起以来，正统的科学方法论在衰退，但正统的科学方法论仍有其忠实的斗士，其中吉尔（R.Giere）就是突出的一位。他坚定地坚持关于科学的哲学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不是紧密的，而是一种基于利害关系的联姻（a marriage of covenience）。进入20世纪80年代，自然主义激流勇进，吉尔也情不自禁地加入其中，结果造成他的自然主义论点与其上述正统科学方法论观点完全相悖的状态。起初吉尔是历史的反对者，现在他却是历史的一位知心朋友。规范的方法论者必须关注实际的科学实践以寻求证据。吉尔在《走向一种统一的科学理论》（1984）一文中明确指出，方法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就是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之间的这种标准关系。"R.Giere,"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An Intimate Connection or a Marriage of Convienience?"("科学史与科学哲学是一种亲密的结合还是基于利害关系的联姻？").in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1973年第28页。按吉尔的自然主义，只有科学方可建构世界的理论；哲学则在科学之后对科学进行理论化。他的自然主义就在于宣称：理论化的风格（哲学对科学，科学对世界）在任何情形中都是相同的。对吉尔的这种自然主义，布朗(R.Brown)进行了批评，认为该观点经不起推敲。布朗认为，自然不会欺骗，不会犯错误，不会对社会力量起反应。而科学家却不然，他完全可以做到这一些。譬如，引力理论不允许一个单一的（真实的）逆实例的存在，但合理性的正确理论可以容纳大量不合理行为的存在，正如谋杀者不会反驳我们（正确的）道德信念--谋杀是错的一样。他坚持自然主义不可行。再如劳丹前期坚持前分析直觉标准，而他1986、1987年的作品中抛弃了他的前分析直觉标准，宣称我们必须完全拒绝对直觉的任何依赖。他完全致力于建构一种联结规范性与描述性的规范自然主义(normative naturalism）。
2.3.评论
①传统科学方法论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如下两点：一是对归纳逻辑的扩展、重建。波普尔对归纳逻辑反驳的否证观念始终没有完全超越归纳逻辑的窠臼，因为波普尔的一次性反例难以确立一个命题为假，只有当反例无限增多时，才可能证明一个命题为假。二是评价理论的方法论规则的无时间性。这种对超越历史观念的探求是拒斥批判的。这种观念与
宗教信仰、权威崇拜、东方神秘主义有许多类同之处。
究竟什么是归纳？在波普尔、威特金斯的反归纳中隐含了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归纳是一次性过程，即从证据（或观察命题）向理论（理论命题）的上升或跳跃是一次性的，中间不需任何中介。威特金斯虽然把知识分为五个层次，但其中从一个层次向相继的另一个层次的过渡是一次性完成的。按卡尔纳普、赖欣巴赫、赫斯、科恩等人的观点，归纳只能是支持归纳（supportinduction）。这两种观念共同构成了关于归纳的两种正统观念。但这两种观念试图相互否定。但若以某种形式进行有机结合，则将促进对归纳的全面的深入理解。我们相信，归纳的实质在于实验报告（证据、经验陈述）指向并作用于较一般性科学理论的过程或途径，这里的"指向并作用"包含两个方面：
（Ａ）归纳活动是多层次或多等级的（包括数量、种类等），这中间的多个层次或等级是实验报告与一般性科学理论这两端之间亦此亦彼的中介，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异隔。
（Ｂ）归纳作用在性质上有正负之分，即正归纳（positive induction）与负归纳（negative induction）。前者表现为归纳性支持（inductive support），后者表现为归纳性反对（inductive objection）。在归纳问题上人们并未对"负归纳"作出任何客观的理解，"负归纳"未引起从事归纳研究者的关注。笔者认为负归纳是证据、实验报告等对较高层次的理论构成一种在逻辑或其他方面的反对关系。这种"反对"具有不同的等级或层次，不同数量或种类的负证据或反例构成对该理论的不同程度的反对。在此，逻辑经验论与波普的"即时合理性"（instant rationality）将站不住脚。我们只能说反对的层次（或等级）越高，或负证据的分量越大，则越指向一个理论或纲领的核心，该核心即是归纳反对之阶梯所要通向的最终目的。正归纳接近于理论的规律性，负归纳则接近于该理论的致命误区；正归纳能达到对理论的支持，负归纳则达到对理论的局限的突破和对理论的超越。譬如，对牛顿理论的负归纳过程绝非一次性完成，而是无数等级不同的反例汇聚成反驳的海洋对牛顿理论所进行的长期"吞噬"。正如丹皮尔所说，牛顿理论并非是几个实验所能反驳的，"20世纪的前30年，这一牛顿的体系渗入新的物理学学说中，在解释实验的结果时，起初这一体系是惟一无二的学说，后来便和其他学说并用。慢慢地才发现还需要一些全新的概念。"丹皮尔：《科学史》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486页。波普尔的反驳属于负归纳的范围，并且是一次性反驳，但这种一次性反驳绝不可能达到对理论的证伪或否证，波普尔的即时性否证是不正确的。而且，"反驳"概念与"反归纳"之间没有完全的等同关系，它们完全是两回事，不可能由前者推至后者。
"负归纳"应成为归纳的一合法成员，决不能将它拒归纳之门外，因为负归纳与正归纳只有结合起来，相互补充，才能确证理论，发展理论及超越理论。同时，负归纳还有另一个重要作用，即净化科学。譬如，对"以太"观念的负归纳的结果就将"以太"清除于科学之外。
"负归纳"与"反归纳"、"逆归纳"(counter-induction)等有根本的区分，负归纳是归纳的一个侧面，而反归纳则是否定或抛弃归纳（波普尔），"逆归纳"是通过"科学之外的"宗教、神话学、不能胜任的思想或"在狂人漫步中的介入"来挫败最合理的科学理论或原则（费耶阿本德）。
②库恩、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在人们看来是一种十足的非理性观点。尤其是费耶阿本德的近作《告别理性》（1987）问世以来，上述看法更是深入人心。实际上这是对库恩、费耶阿本德的观点的严重误解，同时也是由人们对合理性概念本身的狭隘理解所造成。这里的关键在于：一是我们用什么样的合理性构架来审视费耶阿本德的合理性观念；二是费耶阿本德在反对方法的过程中反对的是什么。从某种角度说，这两者是同一个问题，通常人们在合理性问题上往往陷入唯我合理性为合理的观念构架，一旦处于这种构架，合理性不但成为惟一超越时间的，而且成为专制的。实际上，费耶阿本德在反对方法或告别理性中所要反对的就是这种合理性构架。他所主张的合理性是历时的、多元的合理性。但他关于多元的合理性却始终未包含中国科学的合理性，即一直将中国科学拒于科学之门外，中国科学的厚生性规则把科学赋予了情感的和心理的因素，这可构成对西方科学方法及合理性的一种有力补充，在这一方面，美国哲学家波德斯蒂尔(Anne D.Birdwhistell)作了大量而深入的研究Anne D.Birdwhistell,"The Concept of Experiential Knowledge in the Thought of Chang Tsai"(在张载思想中经验知识的概念)，Philosophy East and West,Vol.XXXV no.11985,PP.39～60.Anne D.Birdwhistell,LiYang(1627～1705) and Epistemological Dimensions of Confucian Philosoph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其研究能使我们历经当今西方科学方法及合理性之争的疲惫之后呼吸到一些清凉的新鲜气息。3.汤因比：文明生长观
韩民青 阿诺尔德·汤因比的历史哲学思想，在英国当代哲学乃至20世纪世界哲学中，都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关于文明的起源、生长、衰落、解体的思想，博大而精深，值得我们不断地加以反思和研究。在本文中，仅就汤因比关于文明生长的理论，加以粗略的讨论。
3.1.文明变化的多样形态
在中世纪及其以前，在人们头脑中占统治地位的观念是静止的观念。人们普遍认为，天体是不变的，山川大地是不变的，植物动物也是不变的。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产业革命的实现，人们逐渐相信万物都变的观念。在哲学上，突出的证明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哲学。在科学上，天体演化理论、生物进化论、人类起源学说等，都表现了发展观念的兴起。关于人类的发展理论也被人们提出，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
变化观念在人们头脑中的扎根，并不意味着已经很完善，相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仍是很简单的。例如，人们认为世界万物既然都是变化的，那么这种变化就是生长发展，自然界是这样，人类也是这样。这就是说，事物变化的形态是单一的。按照这种单一变化观念来认识人类文明，也就形成了单一变化的文明观。在这种文明观看来，人类文明是按照一个不变的单一程式而单线向前发展的。这就否定了人类文明变化的丰富性。
汤因比先生关于文明变化的理论，与众不同的最鲜明的特点，是提出和阐发了人类文明变化的多样化形态的观点。他提出的多样化变化形态，大体可以概括为五类。
第一类是流产。汤因比提出："我们已经不只一次谈到过，在这世界上曾经有过一种流产的文明──这些文明没有列在我们那张文明表里，因为文明的元素只有在成熟的成就里才有，而这些文明都'夭折'了。"（《历史研究》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6月第2版，第192页。原书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索麦维尔的节录本上册。以下引用该书，只注页码）他详细地研究了两个流产的文明，即西方基督教文明和斯堪的纳维亚文明。这类流产的文明尚没有达到成熟的水平，它们"每一个都差不多创造了一种文明，但是它们每一个都在襁褓时期就碰上了一个强大得无法抵抗的挑战"，（第192页）从而导致夭折了。流产的文明虽未达到完全成熟形态，但它对其他文明的生长具有很重要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从这个角度讲，流产的文明也是文明的一种类型，文明的流产也是文明变化的一种方式。
第二类是发展。人类自脱离原始社会便进入了文明社会，除了流产的文明之外，其余的文明都进入了发展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它们都是发展的文明，发展是文明变化的一种基本方式。然而，并不是所有文明都自始至终处于发展状态的，发展的文明仅仅是指那些不断接受新的挑战而做出新的应战，从而改变和提高了自己文明程度的人类文明。在汤因比看来，到今天为止，只有西方文明仍是发展的文明，其他的文明不是消亡了便是停滞不前了。当然，从历史上看，各种文明都有过发展生产的变化状态。
第三类是停滞。汤因比说："根据历史的具体情况，我们是不是发现，凡是度过了诞生和童年的种种危难的文明，都毫无例外地生长到'成年'？换句话说，它们是否都毫无例外地生长，自然而然地控制了它们的周围环境和生活方式，使我们理所当然地把它们包括在我们第二章里所列举的那张文明的名单里？答案是有些文明并不是这样。除了我们已经谈到过的两类文明外--即发展的文明和流产的文明--还有第三类文明，对于这种文明我们必须称它们为停滞的文明。这种文明虽然存在，但是没有生长。"（第205页）汤因比列举了波利尼西亚人、爱斯基摩人和游牧民族，认为他们都是停滞的文明。准确地讲，并没有一种文明从未经历生长发展。它们所以成为停滞的文明，原因在于它们经历了一段发展时期后便再也没有生长了。按这个标准看，人类文明每前进一大步，总有某些文明群落停止下来而不再继续前进，从而成为停滞的文明。显然，停滞造成了一种文明的僵化，使其成为文明的化石。
第四类是衰落。文明的衰落，显然是指一种文明经历了从弱到强、从小到大的发展变化之后，逐渐走向落后、退步的变化。汤因比认为，在人类文明史中曾经存在过28个成熟的文明，"在这二十八个文明中，至少有十八个已经死亡和消灭了。……如果我们再进一步仔细考察这十个现存的文明的情况，我们就会发现其中波利尼西亚社会和游牧民族社会已经处于最后垂死挣扎的阶段，而在其余的八个文明里的七个都在不同程度上处于被第八个，也就是我们自己的西方文明，消灭或同化的威胁当中。此外，在那七个文明当中，至少有六个（除去爱斯基摩文明，因为这个文明在幼年时期就停止了生长）已经表现出许多衰老和死亡的现象。"（《历史研究》中册第1页）他还对文明的衰落做出了深入的剖示："文明衰落的实质可以总结为三点：少数人的创造能力的衰退，多数人的相应的撤消了模仿的行为，以及继之而来的全社会的社会团结的瓦解。"（《历史研究》中册第4页）
第五类是解体或消亡。文明的衰落会导致文明的解体和消亡，但这并不是必然的。事实证明，许多文明衰落下来之后，长期处于停滞的僵化状态，并未迅速走向死亡。但从文明的历史来看，大多数文明还是走向了解体与死亡。解体与死亡的结局也不尽一样，有的文明完全灭迹了，有的文明则转换形成了新的子体文明。显然，解体也是文明变化的一种基本方式。对此，汤因比做出了详尽的考察。
从《历史研究》一书中，可以看到汤因比所阐述的文明变化的多样化形态就是上述这些：文明的流产、文明的发展、文明的停滞、文明的衰落、文明的解体。正是这些多样化的变化，才造成了丰富的复杂的人类文明及其历史。
汤因比指出："把进步看成是直线发展的错觉，可以说是把人类的复杂的精神活动处理得太简单化了。"（第48页）对人类文明变化的研究，务必克服直线发展的错觉，否则就难以切实把握住文明变化的历史。其实，这里有一个方法论问题，就是正确掌握观察事物变化的方法。事物的变化，从现代系统论和一般进化论来看，大体有分化、进化、退化、特化、僵化等各种形态，绝不是只有进化一种。汤因比关于文明演变的多样化观点，正好符合了这种多元变化理论。
当然，人类文明的演变不同于自然界的变化，有自身的特殊性。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就是，人类文明正在走向一体化。汤因比所提出的人类各种文明正在被西方文明所同化和消灭的观点，已经包含着人类文明走向统一化的思想。应当承认，在人类文明走向一体化的过程中，西方文明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同时也需要认识到，人类文明的一体化中含着丰富化多样化，人类诸文明都有自身的特殊贡献与地位，并非是各种文明的全盘西化。人类文明一体化需要漫长的历史过程，一体化的文明将是一种全新的更高级文明。我们应该为之奋斗。
3.2.文明生长的实质：走向自决
汤因比的确是一位具有深远思想的历史学家、文化哲学家，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对文明生长的实质的看法上。
汤因比批判了两种片面的也是错误的文明生长观，而这两种生长观正是我们通常认可和固守的。
汤因比说："看起来文明好像是通过活力而生长起来，这种活力使文明从挑战通过应战再达到新的挑战，而这样一种生长过程有内外两个方面。在宏观世界里，生长的本身好像是一个对外部环境的逐步占有的力量；而在微观世界里，却好像是一个逐步自决或逐步自己进行调整的力量。从这两种现象看来，我们都有可能衡量活力本身的进展。"他接着又说："外部环境可以再分为两类：一类是人的环境，就是一个社会接触的其他人类社会，一类是不由人类组成的自然环境。逐步占有人类环境一般的表现形式就是某一社会的地理扩张，而逐步占有非人类环境一般的表现形式就是技术上的改进。"（第239页）一般讲来，人们普遍认为，文明的生长主要表现在外部关系中，首要的就是技术的进步，即改造自然活动的提高；单就某一具体文明群落讲，文明的生长还表现为地域的延伸，即将自己的文明推广到其他人类群落。这两种文明生长观至今仍占有主导地位。例如不少人主张，文明向地球外天体的蔓延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跃迁。
汤因比没有简单地赞同上述几乎成为常识的文明生长观，他详细地对地理扩张与技术改进在文明生长中的价值做了一一剖析。
对于地理扩张，他考察了大量实例。他说："我们有时候会发现这种事实，其一个社会的地理扩张在时间上和实质的进展相同--就像上面谈过的古代希腊的早期扩张那样。更多的现象倒是在地理扩张的时期总是同时出现了真正的衰落，同'混乱时期'或统一国家的时期相吻合，--这两个时期都是衰落和解体的时期。
原因倒也不难找。混乱时期总是产生军国主义，结果就引使人类的精神走向互相毁灭的途径，同时在历史上毫无例外的现象总是最成功的军事家成为一个统一国家的缔造者。地理扩张只是这个军国主义的副产品，只是在那些具有胆勇的大人物在进攻他们社会内部的敌人之余，又向一些邻近的社会发动进攻而已。"（第239页）经过分析后他断言："差不多每一个文明的历史都提供了在地理扩张的同时出现了实质退化的事例。"（第241页）这就否定了文明生长与地理扩张的必然联系。
文明生长是否与技术改进有必然联系呢？这个问题比前一个问题复杂得多。在近代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所发明的分类法中，完全肯定了技术进步与文明生长的联系，他们依据技术的改进来划分文明进步的阶段。例如，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以及机器时代、自动化时代等。对此，汤因比做了深入的考察和分析："从科学观点看，'史前'人类的精神产品，他们的制度和思想全消灭了，而他们所创造的物质工具却保存下来，这完全是意外的事。实际上，当这种精神工具有效的时候，对于人类的生活来说，它的作用远远超过任何一种物质工具；可是，由于一个废弃了的物质工具留了下来，而一个废弃了的精神工具却没有作为一种有形的碎片留下来，同时还因为考古学家的任务是研究人类的遗物，希望从这些遗物当中得出有关人类历史的知识，因此考古学家的想法自然会仅从劳动的人的角度来描绘智人。如果我们举出实际的例证，我们会发现许多这样的事例：技术前进了而文明却静止不动甚至或在衰落；也有相反的事例证明技术静止不动，而文明却在变动--或是前进或是后退。"（第244页）汤因比详细列举了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与新石器时代早期相对照的例证，马雅文明与墨西哥文明、尤卡坦文明的例证，以及古希腊文明、近代欧美文明的例证，"所有这些全都证明在技术进展和文明进展之间显然不存在着什么相互关系，因为这些例子证明技术进步了而文明却停步不前，甚至在后退。"（第248页）同时，他又考察了另外大量事例，"举出这些同样明显的事例来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同一件事实，技术停步不前而文明却在前进或后退。"（第248页）
汤因比关于文明生长与技术改进并无必然联系的观点，对于我们今天的人类生活是具有重要启示的。今天的人类可以说是生活在一个科学至上、物质享乐至上的时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大大地改善和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然而并未有必然地改善和提高人们的精神生活。精神颓废、道德沦丧、拜金主义、个人至上、享乐腐化，充斥于现代人类生活之中。事实表明，文明的进步是全面的，技术的物质的文明并不是文明的全部，还必须有制度的精神的文明及其进步。我们必须在提高物质文明的同时，大大提高精神文明的水准。
汤因比在批判了文明生长观中的两种片面观点之后，阐述了他自己的关于文明生长的见解："我们的结论是：对于一系列挑战的某一系列胜利的应战，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的行动从外部的物质环境或人为环境转移到了内部的人格或文明的生长，那么这一系列应战就可以被解释为生长现象。只要这个现象生长和不断地生长，那么外部力量的挑战和对于外部方面应战的必要性，就要逐渐减少它的重要性，而在它的内部，在它对它自己之间的挑战作用就越来越大。生长的意义是说，在生长中的人格或文明的趋势是逐渐变成它自己的环境、它自己的挑战者和它自己的行动场所。换一句话说，生长的衡量标准就是走向自决的进度；而走向自决的进度乃是描述'生命'走进它自己王国的那个奇迹的一种散文式的公式。"（第262页）简而言之，文明生长的实质就是走向自决。自决指的是人类自身的人格或文明的不断更新和升华。显然，这里的"人格"指的是人类的文明程度、人类的质量，而这种质量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只有这种内在质量的提高，才能真正实现人类的进步，真正使人类不断升华。汤因比并非否定技术进步的价值，只是认为技术的进步必须转化为人类制度、道义等内在因素的进步，才是有意义的，才是真正的文明生长。从这个意义上看，目前人类所争取的物质的技术的进步尚只是做了表面文章，必须把其转变为人类内在质量的改进，才能实现人类的真正进步。显然，汤因比的文明生长观为我们争取文明进步提出了新的更深层次的任务。
3.3.文明生长的过程
汤因比在论述了文明生长的实质之后，又深入分析了文明生长的过程。在对文明生长过程的分析中，他着重考察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退隐与复出的交替作用方式以及文明生长中的差异性与统一性。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人们公认的一个研究难题。尽管人们阐述了不少关于个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思想，却都难以使人满意，于是关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争论，自古至今一直在延续之中，汤因比抓住这个疑难问题加以剖析，从而展开他关于文明生长过程的分析。
在以往的研究中，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个人是一个能独立存在而且也能够独立解释的存在，而社会仅仅是一个由无数个人组成的总体。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社会才是实在，一个社会是一个完整的可以了解的整体，而个人仅仅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脱离了这个整体，个人的存在是不可能的。汤因比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因而是不可取的。他指出："一个人类社会本身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体系，人不仅仅是个体而且也是一种社会动物，因为他如果和其余的人彼此之间没有关系，他就完全无法生存。而一个社会，我们可以说，社会是人和人之间关系的产物，而他们的这种关系的产生是由于他们个人活动范围的一致。这种一致把许多个体范围结成了一个共同范围，而这种共同范围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社会是一个'行为的场所'，但是一切行为的泉源却是组成这个社会的个人。"（第267页）在汤因比看来，个人与社会既是有差异有区别的，又是相互依存、相互统一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而不是呆板的。正因为这样，在文明的生长过程中才能各自发挥独特作用，在整体上促成文明的进步。
汤因比认为，文明生长的动力来源于赋有创造性的个人或一小群个人，他们的任务是双重的：第一，完成他们的启示和发现，不论属于什么性质；第二，把他们所属的社会改变方向领到这一新的生活方式中来。汤因比说："这些发动了他们'所属的'社会走上生长过程的个人，并不是普通的人。他们能够创造别人眼里的奇迹，因为不是在比喻的意义上而是在真正的意义上，他们是超人。"（第267页）"这些少见的超人的灵魂是一种新的特殊的性格，他们打破了原始人类社会生活的恶性周期，重新开始了创造性的工作，只有这种灵魂才是人格。只有通过人格的内部发展，个别的人才能够在行动的场所的范围外进行那些创造性的行为，进一步造成人类社会的生长。"（第628页）"这种创造性的人格被迫改造其余人类，根据他自己的形象把他们改造成为像他自己一样的创造者。"（第269页）
汤因比非常强调少数具有创造性个人的作用，认为是他们唤醒了其余大多数人，是后者跟随前者并效仿前者才形成了文明的生长。于是，文明生长的一个重要的也是必备的条件，就是必须有适合于少数人发挥创造性才能的机会。他借用柏格森的话说："没有文明化的社会之所以不能文明化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他们缺少一种不可缺少的因素，而这种因素大概并不是那个超人的人格（因为没有理由相信自然会不在许多地点和许多时间放下一批这样有福气的非常人物）。它所缺少的主要因素很可能是因为这样一种个人没有机会表现他们的优越性，而其余人等也没有准备追随他们的领导。"（第272页）为了解决大多数人跟随少数有创造性个人的问题，必须利用人类的模仿本能，让那些没有创造性的多数去模仿那些有创造性的少数。只有这样，才能打破"习惯的堡垒"，形成文明的生长。汤因比的这个观点不免有鄙视多数人之嫌，但这对于我们重视创造性人才，倡导创新、克服保守，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在文明生长的过程中，创造性人物的作用是巨大的，但这种作用的发挥并不是一下子实现的，有着复杂的环节。汤因比用退隐与复出这样一对范畴来表述这个复杂的发挥作用过程。他说："我们研究了创造性的人物所采取的道路，他们所走的神秘化的途径乃是他们精神上的最高水平。我们发现他们首先是离开了行为进入了狂想的境界，然后又从狂想的境界中走出来，达到了一种新的和更高的行为。我们的这种说法，是用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中的经验来描写创造性的活动的，如果用来说明他和他所属社会的外部关系，对于这两种活动我们可以称之为退隐和复出。"（第274页）退隐可以使创造性人物暂时摆脱社会劳苦和障碍，充分认识到自己内部所有的力量并使其觉醒。但退隐绝不是目的，目的是复出，以便重新进入社会，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作用，把大多数人领向文明生长的新天地。
退隐和复出，既有个人，也有少数创造者。圣保罗、圣本笃、格列高利、佛陀、穆罕默德、马基雅维利、但丁等，都属于退隐与复出中的个人。在古代希腊社会发展第二阶段中的雅典、在西方社会发展第二阶段中的意大利、在西方社会发展第三阶段中的英格兰等，则属于退隐与复出中的少数创造者。不论是创造者个人还是少数创造者，通过退隐和复出的方式，都为文明的新生长做出了不可取代的贡献。所以，这种退隐与复出也成了文明生长的实现方式和过程。这个事实表明，文明的生长过程不是直线向前延伸的，它是经历多次转移而达到的。沿着一条直线向前看，那是决不可能看到文明生长的新目标的。这也正是创造的困难所在，正是创造性人物的稀少与珍贵所在。
汤因比还看到了人类文明生长中的差异性。他指出："古代希腊文明对于整个生活的看法有一种突出的审美观念，……在古代印度文明里，在它的子体印度文明里也一样。表现了一种显然是以宗教为特征的观点。""当我们研究我们自己的西方文明时，我们毫无困难地就看出了我们的趋势或倾向。这个特点当然是机器。"（第305页）文明生长中的差异的出现，是因为生长的过程虽然一致，但接受挑战的各部分的经验却不尽相同，对于同样的一系列共同的挑战可以有多种多样的经验。
文明生长中的差异性不容否认，但同时也必须看到人类文明生长中的共性和统一性，这才能深入地把握住文明生长的规律。所以，汤因比不赞成某些学者对文明个性的随意夸大："我的意见是说在某种程度上的差别是存在的，但是如果我们不看到同样确定的和更重要的地方，那么我们就要失去平衡，因为事实上在人类生活和制度上所表现的不同情况只是表面现象，在这表面现象的下面还有统一性的存在。"（第306页）从一定的意义上讲，透过差异性而认识其共性、统一性，对于认识文明的生长更为重要。4.实用主义的复兴
张 梅 燕宏远 实用主义曾于20世纪初到40年代在美国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它所扮演的这种主角被以逻辑实证主义、日常语言学派为代表的分析哲学所取代。实用主义进入低潮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70年代后期。然而从这时起，实用主义复兴逐渐以"强大的生命力和内容，令实用主义传统得以复原并获得新的激励力量"(R.J.伯恩斯坦语)。同大多数西方哲学流派相比，实用主义又一次兴盛起来，突显出其新的特点。而作为西方大国思想的最典型形态之一，这一复兴现象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和令人深思。
4.1.复兴运动之聚成
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哲学界取得统治地位的逻辑实证主义已开始暴露出其教条、学究气、狭隘等弱点。正是在这时，一直持逻辑实证主义立场的美国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W.V.O.蒯因向逻辑实证主义的某些重要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1951年他在《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一文中尖锐批判逻辑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是"没有根据的"，同时表达了转向赞成实用主义的强烈倾向。他断然宣告:"一旦抛弃了这两个教条，就会打破思辨的形而上学和自然科学的界限，就会转向实用主义。"接着他又进一步明确表示"赞成一种更加彻底的实用主义。"蒯因：《从逻辑观点看》，第19～4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在逻辑实证主义达到鼎盛时期之时，蒯因从这一阵营内部竟然严厉批判逻辑实证主义的两个教条，并公开说"赞成"实用主义，这无疑是一大惊人之举，表明蒯因思想观点发生了重大转折，即从逻辑实证主义转向实用主义。德国著名哲学家W.施太格缪勒甚至称这篇论文"树立了一块哲学史上的里程碑"。W.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下卷），第203页，商务印书馆，1992。
作为哈佛大学已颇有名望的教授和研究员，蒯因对实用主义的彰显和推崇，在学术界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因此，蒯因的《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一文可以看做是首先把实用主义推向复兴之路的关键之作。
1968年蒯因荣任哥伦比亚大学第一任杜威讲座教授，这件事显然意味着学术界对实用主义的兴趣在增长。在此期间，蒯因发现自己与实主义大师杜威有许多一致之处，并在《本体论的相对性及其他论文》(1969)一书中明确表示他是受惠于杜威的实用主义。由于蒯因在哲学上做出诸多创造性贡献而被誉为继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之后"影响最大的在世哲学家"，所以他对实用主义复兴所起的巨大开启作用是无与伦比的。
然而，仅只靠蒯因一人之力，实用主义的复兴似乎还孤掌难鸣。六七十年代以来有两位哲学新秀登上当代美国哲学舞台，他们是哈佛大学皮尔士讲座教授H.普特南（1926～ ）和先后任普林斯顿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讲座的R.罗蒂（1931～ ）。普特南从科学实在论转向实用主义，进一步深入研究詹姆士、皮尔士、蒯因的思想,尤其是把杜威作为研究重点。普氏因学术成就卓著而赢得与蒯因齐名的声望，被誉为"一位思想深刻、具有独创见解的思想家"W.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下卷），第4页，商务印书馆，1992。，罗蒂则在詹姆士、 尤其是杜威的影响下，用实用主义精神写出引起很大反响的成名作《哲学和自然之镜》（1979）。对传统哲学和分析哲学的批判，使罗蒂意识到实用主义显现出独有的魅力，并决心皈依实用主义。普特南因在哈佛大学开设"詹姆士哲学"和"实用主义与新实用主义"课程而奠定了他在复兴实用主义进程中的历史地位。罗蒂高度评价杜威的实用主义是"美国对人类精神生活所做出的最杰出贡献"，并把杜威视为20世纪最重要的伟大哲学家之一。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第17(序)、321页。1976年普特南当选为美国哲学协会主席，1979年罗蒂就任美国哲学协会东部分会主席。他们阐发的实用主义观点和他们显赫的学术地位，使得他们在促成实用主义复兴局面形成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被称为"新实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除了蒯因、普特南、罗蒂外，对实用主义复兴在不同程度上做了工作、起了作用的，还有一大批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如D. H.戴维森、R.J.伯恩斯坦、I.哈金、C.维斯特、J.麦克德米特、 J.E.史密斯等人。 戴维森是当代美国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是语言哲学中"实在论"的主要代表，他的学术成就被罗蒂看做是"当代分析哲学中整体派与实用主义派的最高发展"，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第431页。而他关于拥有真理就拥有实在的论断则被认为是实用主义的新形式罗蒂：《实用主义、戴维森和真理》， 载利波尔编《真理与解释》，第345页，1988年英文版。。
曾任美国哲学协会东部分会主席的伯恩斯坦明确认识到实用主义复兴的必然性，洞察出"当代哲学的种种倾向中体现的辩证法让我们回过头去重新认识实用主义的灼见"。伯氏试图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并揭示当代分析哲学观点中的实用主义因素。他还希望通过克服他所说的"笛卡尔式的焦虑"（即对固定的限制措施的寻求），来超越实在论和相对主义之间假想的对立，并倡导一种"有立场的多元论"，进而承认所有研究的可错性以及视界和解释的多样性。在他看来，这些观点代表了"美国哲学传统的主要特征"。麦克德米特以一种文化批判的方式展现了实用主义与时代精神的关联。史密斯以一种全景的方式揭示了实用主义对传统哲学的冲击。哈金以实用主义作参照重新探讨了语言哲学、科学哲学中的问题。
一般来说，谈论较多的是实用主义的复兴，而"新实用主义"则是实用主义复兴的一种重要结果或形态。有些学者把新实用主义分为左翼"（罗蒂为代表）和右翼（普特南为代表）。罗森塔尔把"古典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复兴"、"新实用主义"加以区别，重点指明新实用主义（如罗蒂）虽然深受古典实用主义的影响，因而它的某些创见也与其关系甚密，但"其创见所依据的问题和替换物的总构架却与实用主义特有的构架全然不同；在前者中所有存在的哲学问题和可供抉择的哲学立场，在后者中却变成了荒谬的、不可理喻的东西"。S.罗森塔尔:《古典实用主义在当代美国哲学中的地位》，见《哲学译丛》1989年，第5期，第54页。英国实用主义研究者苏珊·哈克把实用主义区分为改良主义的实用主义（如蒯因、普特南）、革命的实用主义（如罗蒂）以及处于二者之间的一派（如伯恩斯坦）。在哈克看来，实用主义最能经受时间考验的贡献是在改良主义的实用主义传统内做出的：除蒯因、普特南以外，还有F.P.兰姆塞对信念的行为主义研究，N.R.汉森对科学发现的混合模态三段论逻辑思想的辩护，W.塞拉斯对解释一致性概念的呼吁， G.哈曼对导致最佳解释的推论的呼吁，K.-O.阿佩尔认为需要把对实用主义维度进行的解释作为塔尔斯基真理语义论的补充，N.莱肖尔对成功标准的研究和对认知方法的改进，B.亚丁对科学进步的研究。更值得重视的是，由于社会政治问题日益突出出来以及罗蒂把实用主义推向社会和文化一类部门，在政治、文学批评以及宗教领域也出现了以F.兰特瑞恰、W.沙文、D.沙林、S.菲什、 S.沃林、M.沃尔兹、B.巴伯以及J. 斯托特等人为代表的复兴实用主义的思潮。正是这一大批著名哲学家、思想家的共同努力，才形成了这一思想丰富、观点各异、影响深广的实用主义复兴运动。
在此新局面下，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实用主义的复兴盛况和前景。美国罗约拉大学哲学系教授S.B.罗森塔尔明确指出："今天，实用主义重又时髦起来，事实上是太过于时髦了。"S.罗森塔尔:《古典实用主义在当代美国哲学中的地位》,见《哲学译丛》1989年，第5期，第53页。于是，一些学者开始着手编纂古典实用主义哲学家的著作集，对它们的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读者们则对这些思想家的思路之开阔与研究范围之广博而深感惊讶，而政府也开始提供基金来出版皮尔士、詹姆士及杜威等人的更完整的著作集。由于实用主义复兴，它已开始在当今美国哲学领域内发挥重大的独立作用，并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同时人们也开始意识到实用主义能以一种独特新颖的方式来从事哲学研究，探讨包括人生问题在内的哲学问题，而这一新途径又具有异常丰富的内容和重要的哲学意义。所有这一切均标志着实用主义"将成为未来的哲学"。同上书，第55页。
4.2.复兴原因之探讨
探讨实用主义复兴的原因，是一个更为重要的深层问题。对推动这一复兴起过一定作用的J.E.史密斯、C.斯维特和R.J.伯恩斯坦都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择其要者有以下几点：①行动的性质以及它与思维和认知的关系成为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在对现代科技文化的批判中，自然科学和人文价值的关系更多地受到人们的重视，而这些问题正是实用主义作过论述或关注的焦点。②实用主义对经验的改造，使它和当代存在主义、 现象学等密切相关，从而获得一种现代感，而传统哲学的形象受到普遍怀疑，哲学的先验概念受到诘难，使得人们热衷于探究知识与权力、认识与控制、话语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③实用主义复兴与新近的现代和后现代争论的问题有关。后现代主义对基础主义的消解、对本质主义的摧毁和对二元论的抛弃，还有对人类权力的强调以及根据伦理观念来改造社会等级制度的做法，都与实用主义观点相似，从而激起人们对它的浓厚兴趣参见J.E.史密斯：《意图与思想》，1978年英文版第9～10页；C.维斯特《英国哲学的逃避》，第3～4页，1989年英文版。。而关注人的尊严、幸福和生活的意义，正是复兴实用主义精神的关键所在。
罗蒂谈到实用主义复兴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他看来，实用主义不仅抛弃了传统哲学的各种问题及其思维方式，而且指出了哲学改革的方向，即彻底否定认识论为中心的哲学传统，跳出形而上学问题的陷阱，更多地关注自由而不是真理。在他看来，杜威强调理论要从属于实践，应当追问和探讨的问题是社会的和政治的问题，其意图旨在帮助最大多数人达到最大幸福。所以，罗蒂不仅把杜威作为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加以赞扬，而且更进一步指明他的思想更深刻和更持久的魅力："哲学家们总是想提出新的观点。说英语的哲学家们往往在他们的思想源泉干枯的时候，希望从欧洲大陆那里找到一些新思想，而他们在那里发现的东西正是杜威曾经期望过的。"罗蒂：《实用主义的后果》，第76页，1982年英文版。虽然罗蒂对实用主义思想的解释和评价有偏激和绝对化之虞，但他所强调和发挥的某些实用主义精神，确是启迪人们复兴实用主义的根本原因。
从美国学者对实用主义的研究和评论来看，还有促使它复兴的某些更深层的根本原因。第一,尊重个人、勇于开拓、强调行动、讲求实效、 倡导民主和科学，是19世纪以来美国迅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传统精神和突出特点。实用主义正是适应这种发展和思想文化的特点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反过来，正由于实用主义充分体现了"美国精神"，是它培养了美国人的求实精神和进取心，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它在美国各种社会思潮和哲学流派当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并对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方式和思想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它在失去主导地位之后也并未真正衰落下去。有一段较长时间实用主义作为一种运动虽不复存在，但它"已融合于智力研究的正常的和习惯的实践和行动之中"，它的某些积极的提示已传播到当前的理智生活中，或为"人们随意采用的实践"。参见美国：《哲学百科全书》，1972年版"实用主义"条目。这就是说，实用主义的一些重要原则已深入到社会的日常生活之中，并成为人们思想和行动的准则。实用主义是适应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本土哲学，所以，它集中体现了美国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的特点。因而，它也易于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形式以适应现代社会的新需求。这是实用主义得以复兴的根本原因之一。
第二,当实用主义处于低潮时，它能适应新情况， 积极且善于吸收、结合、同化其他哲学流派的长处以丰富、完善、改进自身，这是它得以复兴的一个重要因素。新一代的实用主义著名代表人物I.刘易斯（1883～1964）对数理逻辑研究深感兴趣，吸收逻辑实证主义的部分观点，提出"概念论的实用主义"，随后，C.莫里斯的"科学经验主义"、P.布里奇曼的"操作主义"、A.柯日布斯基的"普通语义学"等也都表现出实用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融合的鲜明特点。而蒯因的"逻辑实用主义"、普特南的"实用主义实在论"以及罗蒂的"新实用主义",更显示出将分析哲学实用主义化的浓重倾向。值得一提的是，罗蒂还表现出向欧洲大陆哲学、尤其是解释学、解构主义以及人道主义文学文化靠拢和结合的趋势。这种情况表明，上述著名哲学家虽然程度不同地显示出过多否定传统哲学（尤其是罗蒂）的倾向，但他们广泛吸取当代哲学流派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以修正、改进、丰富自己的思想，无疑有助于当代诸哲学流派的融合沟通，同时也促进了实用主义的复兴。
第三,S. 罗森塔尔在谈到古典实用主义在当代美国哲学中的地位时较多地论及实用主义的复兴的根本原因。在他看来，实用主义是最典型的美国哲学运动，它在解决哲学基本问题上提出了不少深刻洞见，对人的丰富复杂的经验做出了许多独特分析，因而它具有独特的意义。这一切使实用主义成为"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当代哲学，一种高度成熟而完备的哲学体系"。它能够"依据其独特的角度来处理几乎所有重大的哲学问题，对许多由来已久的典型问题提供极有独创性的解答。"S. 罗森塔尔：《古典实用主义在当代美国哲学中的地位》，见《哲学译丛》1989年第5期，第55页。不过，罗森塔尔重点关注的是实用主义大师著作中的"共同精神"。据此罗森塔尔断言，实用主义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哲学领域，开辟了崭新的有重大意义的新途径，从而远远摆脱了传统哲学所面临的困境。在罗森塔尔看来，这些最核心的观点和独特作用才是促使实用主义复兴的最重要的东西。
4.3.复兴之特点
实用主义复兴无疑体现出古典实用主义的基本精神，否则就难说是实用主义的复兴了。但是，既然说的是实用主义的复兴，那就一定是在一个不同于以往情况的新时代条件下对古典实用主义的重新理解、创造性表述和发扬光大；所以它必然显示出独有的新特点。罗蒂曾把自己所理解的实用主义概括为三点：反本质主义、反二元区分、以对话为界的人道主义文学文化。普特南认为实用主义有四个特征：①反怀疑论。实用主义主张,怀疑需要证明正如信仰需要证明一样；②可错论。 实用主义者主张，决不会有一种形而上学的保证可以告诉我们某某信念将不需要修正。一个人可以同时既是可错论者又是反怀疑论者，这也许是美国实用主义独特的见识；③在事实和价值之间不存在根本二分的主张；④在某种意义上，哲学中实践优先的主张。普特南：《词与生活》，第152页，1994年英文版。 在另一处地方，普特南又提出了自皮尔士以来一直坚持的五个相关的实用主义主张：①在日常环境下， 在是否人们所做出的陈述是有根据的问题上，通常是有事实可言的。②一个陈述是不是有根据的，不取决于其他大多数文化同伴也这样认为。③有根据的可断言性的规范和标准是历史的产物；它们在时间中演变。④我们的规范和标准总是反映了我们的兴趣和价值。⑤我们关于一切事物的规范和标准都是可以改变的。存在着更好的和更糟的规范和标准普特南:《词与生活》,第21页,1994年英文版。。普特南相信罗蒂一定会拒绝他这个原则（主张），但罗蒂却认为自己在主要方面同普特南仍是一致的，并从普氏著作中摘录出他"衷心赞同的五个观点"，其中的核心观点是坚持当事人(agent)观点的至上性。罗森塔尔在概述实用主义哲学最核心主张时列举了12个主要观点，如排斥近代的二元论，主张一种真正的经验主义,反对基础主义，奉行多元论等。S.罗森塔尔：《古典实用主义在当代美国哲学中的地位》，见《哲学译丛》1989年第5期，第55～60页。从上述几位有代表性的著名学者对实用主义的概括阐述来看，一方面，其中显露出一些接近相似或较为共同一致的倾向，如反本质主义的真理观，反二元区分，反基础主义等程度不同地体现了实用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对实用主义的理解阐明和发挥又不尽相同，表现出种种重大差异和特色。1908年A.O.洛夫乔伊曾把实用主义区分为大约13种形式，而席勒甚至说过，有多少实用主义者，就有多少种实用主义。事实表明，同古典实用主义相比，今天实用主义复兴中的多样化特点更加鲜明、突出。就上述两方面而言，实用主义复兴具有四个比较重要的特点。
4.3.1.反二元论
蒯因首先起来批判逻辑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中的第一条就是分析和综合的二元区分。对这一教条的否弃，被看做是蒯因否定西方传统哲学二元分裂思维方式的巨大贡献，而且正如维斯特所说，"蒯因对于分析/综合的抛弃……符合詹姆士和杜威的反二元论精神。" C. 维斯特：《美国哲学的逃避》，第185页，1989年英文版。德国著名哲学家W.施太格缪勒充分看到蒯因对分析－综合两分法进行批判的意义："蒯因对分析－综合两分法的拒斥是他最著名、最常被引用和讨论的具有破坏性的论题之一。"蒯因的批判的精彩部分就是它证明两分法的代表者在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时常常使用的策略是"循环的"，是"在原地转圈子"。W.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下卷），第204、209页，商务印书馆，1992。
普特南在《理性、真理与历史》(1981)一书中提出"内在实在论"的根本目的就是打破传统的二元论哲学思维方式( 即客观性和主观性之间的二分法）对人们"思想的桎梏"。普特南：《理性、 真理与历史》，"序言"第1页；266页， 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他详细讨论实用主义的指称学说,就是为了说明客观性只能是"人的客观性"，真理与理性的可接受性标准密切相关，事实与价值相互渗透，科学与伦理学之间没有什么根本差异。普氏在其代表作《词与生活》一书中更进一步将杜威作为研究重点，批判二元割裂的思维方式，坚持事实与价值相融合的观点。所以普氏明确表示："正如我们不得不抛弃绝对的'约定／事实'两分法一样，我们有相似的理由也不得不抛弃绝对的'事实／价值'两分法。 "普特南：《戴着人类面孔的实在论》，第28页，1990年英文版。普氏在论证二元论是"错误的"W.施太格谬勒《当代哲学主流》（下卷），第363页，商务印书馆，1992。同时，又提出整体论和实在论互为前提，将真理、整体论和实在论完满地统一起来。这可以看做是对实用主义的完善和发展。罗蒂对二元论采取了更为坚定的批判立场。他首先确认，实用主义知识观消除了西方传统哲学"在沉思和行动、再现世界和应付世界之间所设置的对立"。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第8页。与此相反，罗蒂断然否定了二元论的意义和作用。他认为，人们"从未接受笛卡尔……的一切项目的可分离性的'明晰知觉'。"而根本问题在于，二元论对任何人类利益或关切均无丝毫重要性，既不牵涉到科学，又不给予宗教任何帮助。因为就二元论被归结为单纯坚持说痛苦和思想均无空间地位而言,没有任何重要事物依赖于心身的区别。不仅如此，一旦明了所谓形而上学的意识问题不多不少正好是认识论的'特殊通道的问题'，二元论的问题就"失去了吸引力"。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第47 、48页。
4.3.2.反基础主义
在罗蒂和伯恩斯坦看来， 西方传统哲学家"一直在寻求一套统一的观念",渴望发现起初的、永恒的哲学基础，相信哲学同文化的其他领域相比较是"基本的"，认为文化是各种知识主张的总和，而哲学则为这些主张进行辩护。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理解知识的各种基础"。但是，在罗氏看来，这种基础主义把认识的可靠性建立在非人的所谓客观基础上，认识成了一种根本排斥人的主动参与的东西，于是人也就逃避了责任，同时也把人本身变成了物。果真如此，我们"将不再有责任在各种相互竞争的观念和语词、理论和词汇之间进行选择了"。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第327页。伯恩斯坦甚至谴责基础主义对超验的非历史的基础的要求具有"欺骗性"，这种欺骗性来自"将最终证明建立在不可证明之物上这种一般的荒谬性。"R.J.伯恩斯坦：《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第8页，1983年英文版。正因为这样，罗蒂断然否认任何形式的（认识论的、哲学的和道德的）基础。
对此，与罗蒂在某些方面持有不同观点的普特南不仅充分肯定了罗蒂的反基础主义，而且明确断言："为存在和知识提供基础的事业……已经灾难性地失败了"。普特南：《戴着人类面孔的实在论》，第19页，1990年英文版。罗蒂、普特南等人的反基础主义的可贵价值在于，它给予了追求知识"终极基础"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以致命打击。他们对传统哲学所享有的基础或特权地位的拒斥和分析批判，无疑具有不少启发作用。然而，也应防止过多或过分简单地否弃几千年传统哲学中的许多有价值的成果以及对基础的适当运用。
4.3.3.阐发实用主义反本质主义的真理观
西方传统哲学的真理观是观念对"现实的准确再现"论，是理性为哲学之王的绝对真理观。蒯因、普特南、罗蒂等人在否定传统的本质主义真理观的同时，进一步阐发了实用主义反本质主义的真理观。虽然他们在这一点上有不同的表述和重点，但基本精神和倾向是较一致的。
按照蒯因没有教条的新经验论即逻辑实用主义，检验命题真假的标准不是经验的证实，而是经验的实用性。任何一个孤立命题是真还是假，必须从科学的整体性和实用性综合地加以考虑。蒯因把科学理论、知识体系看做是人工构造的工具，工具对于应付环境来说是无所谓真假的，只有有用或无用的不同，或者只有有效性程度的差别。所以，只有采用实用主义的"有用"或"有效"标准，才能确立他这种没有教条主义的新经验论。为此，他强调他"继续把科学的概念系统看做根本上是根据过去经验来预测未来的工具"。而在每个人在修改自己被给予的科学遗产以便适合于自己不断的感觉提示时，给他以指导的那些考虑就是："凡属合理的，都是实用的。"蒯因：《从逻辑观点看》，第4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在提出科学整体论时，蒯因认为对科学整体各个命题进行调整、修正的标准并不是同经验的符合，而是根据实用的要求所作的选择。他认为："我们评价概念系统的基本变化的标准必须是一个实用的标准"，"概念和语言的目的在于达到有效的交际和预测。这是语言、科学和哲学的最高任务，正是在同这一任何的关系中才能对概念系统最终地做出评价。"蒯因：《从逻辑观点看》，第7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对各种不同的观点如何做出评判，也就是判断哪一种观点对还是错呢，蒯因认为，这要看它们在对付经验中哪一种方便、实用。
普特南"内在实在论"的中心论点就是所谓"理想化的真理论"。在他看来，真理是某种合理的可接受性，更确切地说，真理是在理想的认识条件下的合理的可接受性，或者说："真理不过是理念理性化的可接受性。"他在另一处地方又进一步指出："真理理论以合理性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合理性理论又以我们关于善（the good）的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关于善的理论'不仅是纲领性的，而且它自身依赖于人类本性、社会、宇宙的假定（包括神学的和形而上学的假定）。随着我们知识的增长和世界观的变化，我们必须（照此）一次又一次地不断修正我们关于善的理论。"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第266页,辽宁教育出版 ,1988。这里清楚地表明，真理与合理的可接受性密不可分，而合理性理论又取决于人的主观评价。所以，这种真理观正是实用主义真理观的一种新的表达和发挥。不过，普氏所阐发的实用主义真理观，在科学理论方面也表现出自己的特点。按照普氏的趋同实在论的观点，"成熟的"科学中的科学理论是典型的近似真理。在同一领域中，较新的理论比陈旧的理论更逼进真理，而后来的理论往往比先前的理论有所进步。科学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科学通过积累而增长。所以，"后来的理论必定包含先前的在某些情况中的理论定律的近似真理。"普特南：《意义和道德科学》，第20页，1978年英文版。
罗蒂对真理的看法似乎带有更多主观性，相对性、甚至有时还有否定的色彩。依据詹姆士的说法，罗蒂把真理看做是"更宜于我们去相信的某种东西"，而不是"现实的准确再现"。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第7页。据此罗氏进一步认为，一切只是人的事情，因此，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什么时候一个人已经达到了真理，或什么时候一个人比以前更接近真理。"罗蒂是将实用主义的"真理是发明的而不是发现的"主张真正贯彻到底的人。在他看来，真理和价值观念密不可分，真理不可能与人类的需要和目的无关。他指出，真理只能在语言文化内部产生，"这不是因为真理是相对的，而只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天钩可以把我们吊离我们自己的信念和愿望，而达到某个较高的'客观'立场。"罗蒂：《后哲学文化》，第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与此相联系，罗氏又根据詹姆士的说法指出：真理不是那种具有一个本质的东西。有些人希望真理具有一个本质，也希望知识或理性或思想与其对象之间的关系也有一个本质，还希望借此为发现更多的真理指明前进的方向。但是按照詹氏的看法，"这样的 希望是徒劳的。这里，没有任何地方存在这样的本质。"罗蒂：《后哲学文化》，第24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这里表达了罗蒂关于真理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真理没有本质，也不可能用来指导一切。不仅如此，罗蒂还把真理降到次要地位。他明确表示："人们说出事情的方式比占有真理更重要"；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第315页。而在后哲学文化中，值得羡慕的不是那些"已经达到了（大写的）真理的人，而是善于成为人的人"。罗蒂：《后哲学文化》，第1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不过，罗蒂对真理的过多否定，也使一些人看出其中的破绽，以至于实用主义复兴中的重要人物伯恩斯坦针对他指出："追求真理与客观性不能同追求绝对混为一谈"。
4.3.4.复兴的多样化格局
虽然在这一复兴中表现出较为一致的非常鲜明的实用主义精神或倾向，但由于其代表人物、赞同者、同情者、研究者人数众多，观点各异，从而形成了一个复杂多样的景观。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有人虽然不属于标准的实用主义阵营之成员，但对实用主义却持一种高度的信任和崇敬态度，又有一些人虽属于复兴实用主义的典型代表人物，但却又有自己的独特见解或远远超越实用主义的新构想，还有一些人从某一方面以完全不同的形式对实用主义的复兴起到了一定作用。这一切充分表明实用主义复兴具有视野开阔、思想丰富、能容纳不同派别代表人物的新特点。
蒯因曾持逻辑实证主义立场，是一位坚定的经验主义者，但在实用主义影响下，他又"对逻辑经验主义进行了最根本、最尖锐和最内行的批判"。蒯因既拒绝接受"实用主义"桂冠，更不愿被称为"新实用主义者"，甚至他的科学主义本体论正是他与实用主义发生分歧之所在。然而他在摈弃逻辑实证主义教条又保留其严密性、精确性和程序化之长处时，又坚定地确信和极力推崇实用主义的基本精神。所以他被称为逻辑实用主义或实用主义分析哲学的主要代表。他提出和阐发的非教条的经验主义（整体论的知识观）、相对性本体论许诺、自然主义行为主义语言观以及将实用主义与非经验主义的最新发展联系在一起，这些都可以看做是他对实用主义复兴起到重大开启作用的独特贡献。
60年代普特南是分析哲学中持科学实在论主张的著名哲学家，不久转向奎因的"逻辑实用主义"。70年代中期以后他提出"内在实在论"的主张，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把自己的理论称之为"具有人的面孔的实在论"，90年代中期又不再使用"内在实在论"这一概念而改用"实用主义实在论"。普氏接受"新实用主义"的称号，但他主张在哲学内部改造哲学，采取温和的态度，被称为实用主义复兴（或"新实用主义"）阵营中的右翼或改良派。普氏的特殊之处在于，在渐渐转向并贯彻实用主义精神时，他还看到实用主义的狭隘性和理论缺陷，试图以分析哲学的细致、严密和精确之长处来克服古典实用主义的短处。他虽然是"许多很熟悉的实用主义学说的倡导人"，甚至被认为是复兴实用主义的英雄，但1995年他在《实用主义》一书中表达了对实用主义以证实来说明真理的不满，这一点格外引人注目，他甚至意识到不能再把狭隘的实用性作为合理性构想的根据。所以他试图把真理与整体论和实在论完满的统一起来。普氏涉及的研究领域广泛，从而形成视野开阔、思想深刻、见解独特的优长之处，被视为"可能是当代最能通观科学全貌的哲学家"。W.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下卷），第4页，商务印书馆，1992。
然而，普氏的一个最引起激烈争议的论点是他对哲学有一种与众完全不同的评价。长时期以来，许多人都倾向于以一种怀疑和绝望的态度要将哲学不仅从科学生活中驱逐出去，而且也从精神生活中完全驱逐出去。在这种情况下，普氏决不为哲学仍有其特有的价值这样一种观点辩护，而是出人意料地提出这样一种论点：我们正经历着整个西方思想史上最令人感兴趣的、最振奋人心的、最有希望的、最重要的哲学时代。W.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下卷），第5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这是一种很独特的立论。
在实用主义复兴中，罗蒂的观点最为激进，被称为这一复兴的左翼或革命派，是"新实用主义"最主要的代表人物。罗蒂的新论点之所以引起巨大反响和普遍关注，是因为他通过揭示传统哲学作为一切科学的皇后、作为人类知识大厦的基础而享有的特权，通过否定传统哲学中认识论将心灵比做自然之镜的存在，来宣告传统哲学的"终结"。他对以认识论为中心的传统哲学的批判可以归结为反基础论、反本质论、反二元论。而现代分析哲学，由于它仍然没有摆脱传统哲学模式的支配，只是用语言分析代替了传统的认识论，只是改变了传统哲学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对问题的答案，所以它未经历从外部的批判就走上了自我灭亡之路。在用尽了一系列假定产生的辩证的自我批判以后，分析哲学"正经历着慢性自杀"。由于罗蒂对传统哲学以至分析哲学作了过多的否定，从而招致了更多的批评和反驳，这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也应该看到，他的激进观点中不乏发人深省之处，他也曾说过："不论发生什么情况，均无哲学'日暮途穷之虞"，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第341页。"事实上，我们将永远需要哲学家，但他们应当停止充当预言家或救世主，而只应成为评论家或顾问官。"见英国：《卫报》1992年3月5 日"欧洲文化"版上"Its the Real Thing"一文。
作为否定传统"镜式哲学"的必然结果，罗蒂提出了"无镜哲学"。这是罗氏融合其他哲学流派、重新解释和进一步发展实用主义的最显著的特色。这种"无镜的哲学"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实现向"解释学的转折"。 罗蒂从欧洲大陆哲学的发展苗头里看到哲学正融进人类文化的发展形态，因而指明哲学必须实现"解释学的转折"。这里的解释学是指德国哲学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所阐明的解释学。在罗蒂看来，实现这种转折并非要用解释学活动来继承，以填补以认识论为中心的传统哲学所留下的文化真空。因为按罗氏的理解，解释学不是一门学科，也不是认识论想要达到的方法（认知方式），或者像伽达默尔所说，它不是一种"获得真理的方法"，更不是一种研究纲领。与此大相径庭，解释学是"这样一种希望的表达，即由认识论的撤除所留下的文化空间将不被填充，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化应成为这样一种状况，在其中不再感觉到对限制和对照的要求。"或者换一种说法，解释学是"关于我们对不熟悉事物所做研究的描述"，是"另一种对付世界的方式"。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第277、307、3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