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二）
4 从猎场看守者到园丁
欧内斯特·盖尔纳曾说："荒野文化（wild Culture）中的人一代又一代地复制着自身，无需有意识的计划、管理、监督或专门的供给。"相反，"农耕的"（cultivated）或"从事园艺的"（garden）文化只有依靠专业知识阶层的存在才得以为继。为了文明的延续，他们需要计划，需要管理，无此两者，田园就会为荒野侵吞。在每一个田园中，都有一种因其人为性而产生的不稳定感，田园需要园丁持续不断的照顾，片刻疏忽或一丁点儿的心不在焉，田园就会重新回到自然状态（自然状态必须被消灭、驱逐或受到控制）。无论田园在开垦之后是如何地完美，但对于田园永远无法作如是设想，即依靠它自身的繁衍，或者依靠它自身的资源来维持自身。园中的野草，一种不请自到的、漫无计划的、自生自灭的植物，增强了强加于自然的人为秩序的脆弱性，它们让园丁们想到需要对田园进行不间断的管理和监视。
现代性的展开就是一个从荒野文化向园艺文化（garden cul－ture）转变的过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构建园艺文化过程当中的一步，它重新评价了过去，并且，那些在新的樊篱背后延伸开去的土地，以及在自己的园地中，阻碍农人耕作并无法逾越的那些地块，都成为"荒野"。这一过程开始于17世纪，到19世纪初，在欧洲半岛的西端，它已大体完成。由于在这块地方所取得的成功，它的这一模式成为世界其他地区的梦想，或被强加于其他地区。
要实现从荒野文化到园艺文化的转变，光在一块土地上埋头苦干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它需要一个新的角色：园丁。园丁的应运而生，是出于一种前所未知的目的，以及对于一种前所未有的技术的需求。这样，园丁取代了猎场看守人。看守人不以农耕为生，也不以畜养家畜为生，他们没有想要改变自己的状况，以便让他们的生活环境更接近于人为的"理念国家"，相反，他们只是努力保证动物和植物能够不受干扰地自我繁衍--他们相信托付给他们的东西的自身的能力。另一方面，他们缺乏一种干预受托之物之永恒不变的自然习性所必需的自信。因此，不同于这种永恒不变的自然习性的事态，对他们而言，不可能成为一种可以考虑的现实选择。看守人追求的是一些更为简单的东西：确保能够从永恒的自然过程中分享一部分生存资源，确信通过采集的方法可以分享到自然果实，防止伪看守人（偷猎者被贴上了非法看守人的标签）闯入，防止他们攫取真正看守人应得的那一份资源。
支配现代性的权力（即国家的牧人式的权力）正是对园丁角色的摹仿。在前现代社会，统治阶级是一个看守人的集团。通向现代性之路，就是园丁角色的诞生，看守人集团衰落并最终被取代的过程。这一进程并不是因为园艺活动的发明，这一进程的发动是因为荒野文化已愈来愈无能于维持其自身平衡和一年一度的周而复始的繁衍；是由于看守人剧增的需求和自然过程本身的生产能力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了的缘故（只要后者依然由其"永恒的惯性"而自生自灭的话）；最后，是因为统治者如果还满足于传统的消遣和娱乐活动，就无法保证他们所需的利益。
看守人并不是对于人类（或他们自己）有能力支配自己生活这一思想的伟大的信奉者，换句话说，他们是宗教的天然的信仰者。在荒野文化中，人的管理活动，既不是一种"摹制"，也不是"铸造"或"塑造"；他们从没有产生过关于人类世界的人类起源、人类自足和人类状况的可塑性等这样的一些思想。他们从不去干扰未开发的自然的自发进程，从而形成后者在实际上的"不可接触性"，在他们的哲学中（假如他们需要哲学的话），这种性质表现为世界秩序的超凡特性。荒野文化本身不能被看作是一种文化，也就是说，不能被看作是人类强加给自然的秩序（不管这种强加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即使它是一个完全被创造出来的东西，显然，它也比通过人类约定（无论是公开宣布的，还是默认的）所形成并维持的东西要强大得多。这就是自然，上帝的造物，上帝的超凡力量使其创世计划得以实现，上帝的超凡力量守护着他的创造物，使其永恒。从理智的层面上，重新规划社会秩序，是人类约定活动的一个结果，不是"绝对的"，也没有超出人类所能控制的范围，它是在通向现代性道路上的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里程碑。然而，为了使这一重新规划得以展开，在通往重建社会秩序之路上，一场革命在所难免。统治阶级的看守人态度，必然暴露出其无能，暴露出他们对那些毫无准备的困境束手无策。
霍布斯用三言两语便打发了"自然状态"这个概念，他把它看作是一种对"无耻的、兽性的和贫乏的"人类生存状态的描绘，在17世纪思想家中，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说是流传下来的引用最频繁且最有名的。它引起许多人的关注，且已是现代社会哲学、政治科学和社会学的公认的出发点。塔尔科特·帕森斯认为，我们或许可以把社会科学的整个发展历史，看作是一个对霍布斯这一隐喻的漫长的、迄今仍无定论的论战过程：霍布斯的这个问题让我们产生了一个"困惑"，即这种现代社会科学范式是如何形成的。在欧洲思想史的最近三个世纪中，霍布斯命题的重要性始终没有被否认过。虽然关于霍布斯思想的评论卷帙浩繁，有一些问题却基本上没有被讨论过：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的意象从何而来，是完全来自于他的想象力吗，是用理智从ab ni－hilo中创造出来的吗？或者，如同大部分人所认为的，更可能是霍布斯经历了一些新的现象后的反应，尽管这些反应或许过于夸张并异乎寻常的强烈，但是，这些新的体验在他原已关注的方向，激起了他的想象力？同样使我们困惑的是，这些问题始终没有被提出过。
除非反对意见能够得到证实，否则，我们将采纳这一看来真实的假设：后一种解释是符合事实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接下去要问的便是：在霍布斯生活的时代中，是什么激起他对"自然状态"的可怕意象？
看来霍布斯是一种幻觉的受害者：他把已经崩溃了的、完全由人所建立起来的社会控制体系的陈迹这一人为现象，误作自然状态的尚且活着的遗迹。这些从霍布斯的生活世界当中涌现出来的令人忧虑的异端分子，预示着未来，他们是即将来临的社会的先驱，这些散布于各个地方的极少数异端，是将会出现的"规范状态"中的典型人物，这个所谓的"规范状态"，是指由以获利作为其行为取向的自由个人所组成的社会，这些个人由于共同体的监视体系的崩溃而获得了解放。在一个真正的荒野文化中，这些个人被安全地放置于个别的受到监视的恰当的位置上，社会控制难免会有不成功的时候，这种办法是用来应付控制失败所产生的后果的；这些人数目固定，身分明确，行为循规蹈矩，因而被认为是可以预测和易于管理的。现在，由于在前几章中所讨论的原因，所有这些消化他们的手段迅速解体了。就是在荒野文化的自我再生体系轰然坍塌的时候，霍布斯自以为瞥见了自然状态的本真形态。
不过，在共同体的退出这一现象所引起的令人瞠目结舌的种种后果当中，最有意义的是，我们看到了人类日常交往的根本原则在本质上的脆弱性。确实，发现这些原则的存在（不是说它们的必不可少），本来就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一个社会"无需有意识的计划"就可以维持自身，也不曾因为不测之后果涉及范围太广而使控制系统难以应付，那么，我们几乎无法从这样的社会 中推测或读出这些根本原则。正是由于这些原则开始受到愈来愈频繁的破坏以至无法被贯彻，它们才被我们发现。更准确地说，只有一个"无计划"的社会开始大面积产生其无法预见和控制的现象，才可能出现对那些已不再被奉行的现实的或理想的原则的追问，才可能提出建议来修补因破坏而导致的令人痛惜的现象，这样的建议才具有了有意识进行规划的性质。一旦社会秩序成为问题，不再是事物自身的自然展现，那么，"社会契约"理论，一个立法者或"设计师－独裁者"（design－drawingdespot）的设想，是唯一能够正视这一问题的构想。
对（人的）社会秩序与自然（包括自然人）之关系的新的理解，表现在理智（reason）与激情（passion）的著名对立中。激情愈来愈被看作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禀赋"--既不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也不是别人帮助的产物。理智源于知识，必须由能够明辨善恶真伪之人"传授"。这样，理智与激情之区分，与其说源自不同的道德立场，不如说从一开始便注定了；这一区分暗含了其固有的关于社会的理论，它表现为"自然"及个人（反社会现象的根源）与社会（有组织的等级制的社会秩序机制）之间的对立。这里清楚地表明了，为了维护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有序化并使之永恒化，（国家的）超个人权力是不可缺少的；权力控制的任何松懈，或者，对人类"易变性"的任何信赖，都会造成可怕的、灾难性的后果。
艾伯特·O．赫希曼注意到，并立着的为激情所制的个人和为理智推动的国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这一矛盾困扰着那些运用这一对术语进行思考的哲学家们。理智原则在现实中是如何对仅为激情引导的人类行为发生作用的？既然"激情"概念代表了人的所有"自然本性"，代表了人身上的一切"野性的"东西，在人为的法律中没有它的（人为的、有意识的）起源，那么，理智又是如何能对"激情的人"说话，并认为后者能够聆听它的话语，更重要的是，能够听从它？赫希曼在另一部使人得益良多的研究著作中，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实践性（而不仅仅是逻辑的）特征。答案得从政治实践中去寻找，而不是从道德理论中；赫希曼所引用的那些思想家，忙于发展出一套社会（国家）权力的理论和语用学，他们并不仅限于讨论"人的本性"。
在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有一些共同的看法为参与者普遍运用，对此，斯宾诺莎曾做过一个简单明了的概括："就善恶的真知识作为仅仅的真知识而言，决不能克制情感，唯有就善恶的真知识被认作一种情感而言，才能克制情感。"如果我们从关于社会秩序的语用学角度来解读这段话，那么，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便明朗了：情感问题。情感是反社会的动源，它不会明辨是非。要解决这一问题，理智的话语不行，讨论与传播真理的知识也不行，相反，只有使知识本身成为一种"感情"，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断定的是，这种方法所运用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它只能运用于极少数以知识本身为激情对象的人--哲学家， 或许还有那些能够被哲学家引发类似激情的极少数人类精华。至于其他人，问题并不是怎样把他们的感情引到正确的方向上去，而是怎样抑制或者化解他们强烈的欲望。在斯宾诺莎看来，爱上帝，祈求上帝赐福，相信能够从宗教中得到拯救，这才是能够引导他们走向所需要的结果的道路。
赫希曼觉察到，在当时的学术讨论中，被认为激情之一种的利益（interest），受到学者的愈来愈多的同情，被寄予了越来越大的希望。当然可以简单化地把当时学者的这种选择解释为未来资本主义的"先期征兆"，从而把17世纪的哲学家们放到预言家的位置上，或至少把他们看成是未来社会的信使，以为他们的选择，预言了一个半世纪后成为现实的资本主义体系。但是，这样做便意味着把无论在此之前的，还是在此之后，哲学家并不从事的一种活动，归于他们。更重要的是，当这些哲学家把利益设想成一种有价值的激情，推崇它来抑制其他的病态的激情时，他们是全面地彻底地思考他们所处时代的现实，以期得出自己的结论，他们试图用当代的方法解决当代问题（这也包括在对历史的回忆下理解"当代性"）。实际上，现代读者要把这个17世纪的利益概念，塞到今天他们熟悉的那个以利润为取向（profit－ori－entation）的利益概念中，是要费一番功夫的。17世纪思想家所使用的"利益"是对反社会激情的补救，其涵盖面相当的广泛。在拉罗什福科1666年出版的《箴言录》（Maxims）中，"利益"一词更多地用于令人尊敬的和具有荣誉的事物上面，福利或财富只是众多方面之一面，利益决不等同于福利或财富。可以这样说，利益概念与其说由自然所推动，不如说是由社会所推动；与其说源于人的自然本性，不如说为社会所引发；它是加之于自然之易变性的人为之物。再说一遍，在利益和激情之间的真正对立，就是在社会所规划的秩序，与没有改造过的、人的野蛮的自然状态之间的差异。利益的具体内容，远不及它的人为性来得更重要，也就是说，利益问题的关键在于它的社会向度。
在利益与激情的对立中，还有一个方面（也被赫希曼忽视了）：阶级。阶级，与其说是划分了个人的自然本性的两个不同侧面，或者，划分了同一个人所能采取的行为的两种不同类型，不如说区别了两种类型的人。Un homme interesse可以是对个人生活中的某一特定方面的命名，但是，它还可以，并且确实意味着众人当中的一个特殊阶级，这是一个被激发起来的人群，他们不是被他们的自然本能拖着走，而是追逐着社会导向的目标。通过这一种区分，我们可以把由"利益的人"构成的阶级，从其他人中分离出来，使他们得以分离出来的决定性因素是：支配他们行为的是"为了"某种目的的实现这一动机--这是一种典型的"工具－合理性"行为。关于利益的讨论只是许多以概念化活动进行伪装的诸方式中的一种，这是在一个旧秩序瓦解的时代，作为社会秩序基础的新兴阶级的理论活动的产物。
利益化的行为，愈是被当作有益于社会的行为受到推崇，那些为缴情所推动的、出自天然的自发行为，似乎愈具有危险性，愈受到指责。讨论者把他们自己的目的性行为，设定成对社会有益的和值得推崇的生活的标准，从而勾勒出新兴阶级的整体轮廓，为新兴社会的维持机制确立了"参考系数"。不管讨论者所运用的概念及其语义背景的差异如何之大，其社会功能在本质上正如尼采在讨论道德话语基本范畴时所讲的那段极富洞察力的话一样：
"善"源于自身，也就是说，那些高贵的、强大的、居于高位的、慷慨的人们判定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行为是善的，亦即比之于那些低下的、卑贱的和粗俗的人，他们属于最高的等级。只有这种因距离而产生的悲悯，才赋予了他们创造价值和命名价值的权利……
在等级的阶级意识中，基本的概念往往是贵族，从这个概念历史性地必然地产生出"善"的概念，它包含着"心灵的高贵"、"精神的卓越"的意思。这一发展确然地伴随着另一种转化，即平庸、粗俗、低等这些概念最终转化成为恶的概念。
当然，这段关于道德起源的阐述是神话式的，这种用naturgeschichtliche方式的思考在尼采的时代非常流行。然而尼采发现，制度赋予了与社会统治相关的行为特征以肯定性的判断，他的这种对权力的社会学的洞察，值得我们注意。对利益的尊崇并不外于这一条普遍的法则，激情的贬值亦不例外--激情逐渐成为了（首先是）无价值的、低劣的同义语，与之相对立的，则是受到推崇的"更优秀者"的"利益"行为，后者成为了有序社会的基础性的生活方式。
"理智-激情"这套话语的最重要的语言表达效果（用奥斯丁的术语），就是把穷人和微末的人重新铸造成必须受管制和教训，以防破坏社会秩序的危险阶级，他们的生活方式也被重新塑造为一种出于动物本能的行为，低于理智的生活，并且与后者相冲突。此两种结果都意味着荒野文化被剥夺了合法性，这一文化的载体变成了辛勤耕耘的园丁的合法的（被动的）对象。雅克·勒韦尔对此曾有过深刻的论述：现在， 民众被看作是过时了的社会的和文化的陈腐痕迹的载体，这一看法既显示了民众的屈从地位，又显示了其自身的正当性。从而，民众的实践代表了一个逝去了的时代，它不过是一个关于人性的错误信念的仓库，一个人类的幼年期。……那些曾经被以公认的理智或科学知识的名义公开批判的东西，现在因被贴上了低等的社会集团的产物的标签而失效。……民众的活动领域现在成了一个被否定的世界，其中包括非法活动、反复无常的怪诞行为、不受约束的现象和反文明的本性。
勒韦尔证明了，虽然那些理智与合理利益的维护者在观点上有许多众所周知的分歧，但是，他们在根本上的一致，仍然可以使他们联合起来。对于为什么理智优于自然激情这一个问题，他们各有各的说法，但无论他们如何激烈地为自己辩护，只要是在指责那些"理智贫弱或毫无理智的"人的紧要关头，他们就会捐弃前嫌。对于理性能力之普遍性的每一次重复，总是伴随着一种暗示：运用理性的能力乃是一种罕见的特权。再用勒韦尔的话说：这一整套话语可以被合理地解释为起着一种"封闭-排外"的功用，"一种不知从何处发出的集团的声音使这套话语永恒化了，这个集团的同一性源于对此一话语的运用，源于建立在一种专业技术能力之上的独立性。这个集团用这一套话语定义它自身。"这种具有一致性的话语分布非常广泛，它把那些本来完全不可能走到一起的人召集起来，戴维·霍尔最近写道：到17世纪末，"教士、自由思想家、哲学家和科学家"不顾他们社会地位的差异，联合在一起，把人类从激情和迷信的可怕力量下解放出来。
思想史教科书曾告诉我们，当时的各个不同的思想流派正忙于一场相互之间的消耗战，如果我们追随教科书的通常思路，把这些流派之间的关系与时代的社会政治整体形式相分离，那么，在这些思想流派之间所表现出的高度一致性，将使我们大惑不解。相反，如果我们把这些思想流派之间的关系与时代的社会政治整体形式结合起来考虑，我们就决不会感到惊讶。教士、在俗教士、哲学家、正在成长起来的科学家--所有这些群体都面临着时代的问题，面临着眼前正在发生着的从荒野文化向园艺文化过渡时产生的一整套"社会需求"。他们互相竞争，以期提出最好的建议，成为最专门的社会控制专家。这一套社会需求的数量愈来愈多，要求愈来愈迫切。这些需求决不是哲学家的话语活动创造出来的，甚至也不是思想态度转变的结果。这一过程深深地扎根于国家在仓猝地填补因共同体控制的破产所留下的裂隙时所采取的实践行为。冈瑟·洛特指出："早期现代国家竭尽全力地规范臣民的日常生活。实际上，在我们所知的现代早期的教化平民的大量材料中，既有出于这一目的而发布的法令、训令、布告，也有保存下来的违反这些法规的记录。"国家干预的范围迅速扩大，它想要控制的对象可谓包罗一切，"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将置于它的控制之下"。
高压政治在17世纪席卷整个欧洲，戴着神圣的文化改革运动（cultural crusade）的面具，其波及范围之广与执行强度之大，可谓是空前的。罗伯特·米尤琴布莱德把路易十三、路易十四统治的时代，描述成一个对平民大众进行"un siecle defer"。"肉体上的桎梏和心灵上的屈从"正适合于新的权力机制。在约一、二百年之前，普通民众"具有更大的人身自由，他们不必在所有时候都抑制他们的性欲和情感"。现在一切都变了。在专制君主制度的统治下，社会的整合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现在，问题不在于尊重个人所属的集团的规范，而是服从于一个普遍的模式，这个模式在任何地方，对任何人都有效。这就意味着文化上的压制。由朝臣组成的上流社会、学者文人、贵族、富裕市民，简言之，少数特权者共同精心构制了一套新的文化模式：在17世纪被称为l'hommete homme，在18世纪被称为l'homme eclaire。显然，这一模式平民大众是无法接近的，但他们却被号召起来模仿这一种生活。
统治者日益强烈地感到依赖于一种统一的、普遍遵循的文化模式，同时，存在着一种与专制主义权力技术有着密切关系的人口数量稳定增长的新的政治进程，可以非常敏锐地觉察出，在依赖与这一新的进程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臣民、公民、合法的个人，他们都是国家中的本质上完全相同的基本组成单位，他们摆脱了地方的约束（从而能够从属于超地方的国家权力），这就要求他们消除自己身上的特殊色彩，而覆之以公民身分这个统一的色调。这一政治意图充分体现在对于行为模式所持的一种普遍性观念之中，对于这种行为模式的效仿是没有任何限制的。这一模式或许会容忍引用地方性传统以宣称自身合法性的对立模式的存在，这只是由于专制君主为了得到地方的支持，才纵容那些引用古代法律（不管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的地方风俗。不管怎样，这都意味着国家权力将像铲平作为共同体自主性及其特权之象征的孤堡一样，凶猛、果断地铲平错综复杂的所有地方文化。国家政治的统一，需要文化改造运动相伴随，需要文化价值之普遍性这一假设，后者既是政治统一在思想层面上的反映，同时也是在思想层面上赋予政治统一以合法性。用米尤琴布莱德的话总结一下：
在"太阳王"的统治下，无论城镇的还是乡村的民间文化（popular culture）都遭到了几乎灭绝性的破坏。其内在的统一性无疑已不复存在。它不再是一种赖以生存的制度；或一种生活的哲学。理性的法兰西，后来是les lu mieres法兰西，为唯一的一种关于世界的概念和关于生活的概念开了道路：这是一个属于宫廷的概念，一个属于城市精英的概念，是理性知识的文化载体。在尽可能广的范围内，削弱多样性，使之趋向一致，这一努力构造了法国的"文明化的征服"（civilizing conquest）的真实基础，如，逼迫人们在精神和肉体上屈服，无情镇压平民的反抗，残酷压制变态行为。异端信仰和巫术，这些例子都是明证。……大约快到17世纪中叶的时候，形成"大众"文化（"mass"culture）的各种条件均已齐备了。
如果根据那个时代的学者和评论家们对于民间文化的谴责，来寻找文化改造运动的根源，那么，最有可能找到的理由就是认为那些在今天再度被称为迷信和偏见的传统方式，违反了文化精英对于理智的、适宜的人性的理解。另外，我们还可以设想，无论教权和王权在做些什么，它们都是为了乡民或市民的自身福利，它们都得到神学家或哲学家的帮助及支持，那些民间文化的批评家们，一心挂念的只是民众的福利。总之，我们知道了，古代民俗之所以遭受批判，被挑剔，被指责，被法律所禁止，原因是它们被认为是虚假的、在道德上是错误的，民间风俗推崇的那些观念，与有知识者宣称并证明了的科学真理或道德真理正好是对立的。
只要对批评民间风俗的具体内容进行一下分析，特别是把不同的批评意见放在一起，互相比较，便很容易地可以发现，上面那种解释是非常容易误导我们的。根据勒韦尔的看法，理性知识与民众生活方式的持续的、剧烈的对立，贯穿于17、18世纪，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学者和批评家提出的反对古代风俗的论据，和提供的镇压的理由也明显发生了变化。在文化改造运动之初，旧风俗受到了严厉的斥责，被认为是"虚假的"，与宗教节日有关的传说被指责为在历史上没有根据，或者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旧风俗因而加强了平民的愚昧。其后，关于这一问题的辩论，转而成为了对于"合理性"的辩护，此时，乡村或城镇的节日、游行、游戏和戏剧，被宣布为发泄情欲、压抑理性，因而是有罪的。最后，大约在18世纪的后半叶，新的占据了核心地位的权威性的声音已经确立，它的坚固或许足以使它对地方传统及其载体进行迫害，这种行动被认为是合法的，理由是地方传统与"社会普遍接受的"行为规范相抵触。辩论主题的嬗变，对现实中的迫害行为似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作为基础的实践的连续性，支撑起了在表面上的争论主题的断裂性，它给社会学家提供了解开文化改造运动的真正起源及其机制的钥匙。
伊夫-玛丽·贝尔斯对民众节日在现代初期的命运进行了出色的研究，他搜集的许多证据令人吃惊，这些证据表明，即使在同一时代的（不仅是在不同时代的前后的变化过程中）反对传统风俗的论战中，也存在着互不连贯和彼此冲突的现象。例如，天主教作家曾经对佛兰德斯镇街头的传统秘仪的演出提出批评，他们认为这种对圣经故事的表演含有某些反天主教的弦外之音；在另一方面，新教徒则对神秘主义宗教表演中的幼稚和粗陋深感厌恶。这两个阵营的作家对于这种神秘主义的谴责是一致的，那些遵循传统的节日风俗的民众，不幸的是，无法指望从这两个敌对的宗教势力中的任何一方，得到一点点的宽容。
从宗教改革和无主教的反宗教改革起，到雅各宾党人的革命狂热，存在着一条连续不断的对民间文化的迫害的过程，其最终的结果便是：乡村和城镇的classes populaires在整体上的被剥夺，他们的文化被消灭。极端地、彻底地厌恶民间风俗、蔑视非理性的东西和奇风异俗（现在已被视为是愚夫愚妇的、"无教养者的"行为），或许是国教会、新教徒、詹森教派、自由派、博学的philosophes以及革命家之间唯一的共同之处。在1766年出版的《哲学辞典》（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中，伏尔泰对两个世纪以来的讨论（和压制的实践）作了总结，他把fetes定义为：农夫工匠们在他们所喜好的圣徒的节日里，饮酒作乐，为所欲为。历史学家通常以为，在这一时代中，知识界的基调就是理性从屈从于传统的被奴役状态中艰难地得到了解放。他们的这一个观念，常常误导了对"现代人"与"古代人"之著名讨论的理解，其实，可以把这一场讨论适当地解释为普遍权力重组的一个方面，文化改造运动是一个重要的体现，也是不可或缺的条件。这个时代的急剧变革的形象与重新估价传统密切相关，这种急剧的变革，已体现在民众日常的生活方式之中。"在主导着时代趣味及国家的著述者的眼中，过去的样子以及过去的遗存，已完全改变了。他们再也不会提什么风俗淳厚，什么黄金时代，'过去的任何时代都只不过是一些愚昧的、野蛮的时代'（丰泰内勤，1688）。他们反复讲述人文主义者的那些陈词滥调，用现代理性反对'哥特式的'粗俗……"这是一个价值重估的时代，民间文化这一样式"被认为是过去时代的遗物"，是低劣的、可笑的，最重要的是，他们认为民间风俗在日渐边缘化、日益萎缩，在劫难逃。
贝尔斯把"有教养的精英文化"与平民大众文化开始决裂的时间定在了16世纪。前一种生活方式确实与"文化"这一词相称，因为这一生活方式自觉地围绕着一些公认的观念而构成，并且同样自觉地与另一种生活方式相对立，而与它并列的平民大众文化的名字却是前者赋予的。至少在16世纪，教会已经单方面断绝了长期以来与地方传统及其仪式的融洽的共存关系。僵硬的、普世的教会历法已经被用来反对与传统节日有关的地方性历法。那些从事于高度复杂的、理智化和抽象化的宗教研究的神学家们，比那些粗俗而又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没有教养的信仰者们更加被看重。现在，那套复杂的教会法规被奉为宗教信仰的唯一承认的形式，作为一种使平民大众无法跨越的樊篱，作为一种简明易行的手段以使后者永远处于服从的地位，平民大众于是成为了教会的精神指导的对象。教区的教士和教堂从共同体事务中抽身离去，他们不再是教区居民日常生活的自愿的、朋友般的primus inter pares和参与者，而是成了教区居民生活的监督者和裁判者。这种变化的一个象征就是，在教堂和公共墓地周围树起了篱笆，教堂拒绝把教会的房产出借给农民或市民举办集市、舞会和其他庆典活动。这是在"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相分离的相当漫长的过程中的一个象征性措施，在这个过程中，"低级"文化的被"对象化"的活动、园丁职能的承担及思想改造功能均一统于国家。
无论在什么地方，权势集团与富人都不再参与和支持共享性的公共活动，现在，这种活动又被单方面地认定为粗鄙的、令人厌恶的，与理性法则、社会利益格格不入。正像日后的发展所表明的，惹恼了统治阶级并使他们背弃这些以前曾热情参与的活动的原因，与他们自己所说的正好相反，决非由于这些活动自身的性质，当然也不是由于其形式，而是因为"人"，在事实上已明确分裂成推动社会的主体与被推动的对象两个部分，后者是一个没有区分的混合体。更重要的是，民众阶级时常通过传统，赋予他们的领导权以神圣性，他们平等地参与活动的计划和实施；权势集团的退出表明一场为了夺取权威的漫长的对抗已经开始，这里的权威首先是指社会主导权，是指成为社会运动主体的权利（图雷纳所谓的为获得历史存在的真实性的斗争），统治阶级需要为自己夺取这一权利，需要垄断这一权利。这场斗争的策略目标从来没有被清楚地阐明，实际上是想迫使"民众"成为被动的行为接受者，成为公共活动的旁观者，而今，他们确实已经变成了权势集团威严堂皇的权力表演的旁观者，成为富人财富的富丽堂皇的炫耀的旁观者。到了18世纪，公共节日的辉煌的程度及其范围，与其说在缩减，勿宁说在扩大，但是，这些节日"已经完全贵族化了，节日活动已被职业化。民众作为观众固然还是在场的，但是，至于想要参与并共享这些辉煌的演出，他们已经不再是受欢迎的了。他们的热情固然还是被嘉许的，但是，介入则被视为愚蠢的或缺乏教养的。"
埃伦和斯代芬·耶奥搜集了19世纪早期英格兰的权威争夺的各个方面的大量材料，这些材料看了以后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从中也可以看到曾是自主的、成熟的民间文化在遭受了可怕摧残后所剩下的最后的一些残余。国教徒、非国教徒、尘世进步观的布道者，竞相描绘了一幅令人胆颤心惊的恐怖画面，在这幅生动的画卷中，民间风俗（尤其是保留在平民阶级中，由他们自己规范的风俗）被描绘为野蛮的、兽性的。对民间风俗的攻击主要集中在那些"流血的运动"，如斗牛、斗鸡，这些攻击可以从许多道德进步的热心人士所留下的大量记录中得到充分证明，但是，人们却没有注意到，那些最名声显赫的攻击者，正是出自这样的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运动就是狩猎，就是对动物集体性的和习惯性的屠杀。R．马尔科姆逊对现代初期的英格兰民间娱乐作了全面的研究，阐述并解开了其中的矛盾：
正如渔猎法对绅士运动另眼相看一样，"公共舆论"亦是如此，它们赞同或至少是普遍默许绅士的这种运动，一个随笔作家如是评论道："乡野中的消遣对于所有那些高于农民等级的人来说，当然是一种惬意的和正当的娱乐"；所以，对传统的娱乐方式的攻击，正是他们从自身的社会、政治权力环境出发的结果，从而使他们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多数人的文化，并使他们的道德抗议与社会的纪律性要求相一致。
在不同方向的论战中，有三个插曲尤其值得一提，它们清楚地显示了文化改造运动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插曲是圣灵降临节的时候在德比市大街上举行传统足球比赛这一著名事例。比赛时的情景特别像有名的锡耶纳赛马会，德比市的所有居民都参加了，在赛前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一赛事为人们提供了闲暇时候的活动，在赛后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它成了公众的话题。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中，一年一度的赛事得到地方贵族和僧侣的支持以及慈善资助。但到了19世纪初，情况发生了变化。参赛者被指责为行为粗野，而所有的竞赛观念被拿来与基督教社会所不齿的异教仪式相比拟，因为这种观念认为比赛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参与者，在比赛中惟有参与者。另外，赛事被宣布为危及公众健康和公共秩序。德比市市长被要他辞职的呼声淹没了。在安托尼·戴尔维斯引用的两段话中，我们可以嗅到当时"公共舆论"的那种特殊气味：
这是无法无天的乌合之众的聚会，他们使经营为之停顿，给勤勉的生意人带来损失，他们把恐怖和惊慌带给安分守己的人和酷爱宁静的人，他们对人施以暴行，损坏那些没有防卫的和可怜的人的财产，他们使参赛者的道德沦丧，使其中的许多人沦为赤贫，使他们的健康受到损害：伤筋断骨，甚至丧命亦非罕见；他们抛家弃室，留下孤苦伶仃的孤儿寡母……
可耻的、野蛮的表演……这种场面在异教的罗马比在基督教的不列颠更合适……这种一年一度的野蛮的残忍的演出……其本质是如此地低级和堕落，应该从我们的国土上被彻底地扫除，就像最近几年中斗牛、斗鸡及其他残忍的运动所受到的那种对待一样。
源于穷人的物质和精神的福祉受到巨大损害而产生的道德义愤（无论什么时候，这种威胁都将成为"纳税人"的负担），另外还掺杂着一些假仁假义，只是在这种庆典的时候，从超然正义的九天临空而降，从而揭开了突然爆发的反对古代节日的抗议浪潮下面所蕴藏的东西：作为论战之缘起的公共空间，愈来愈被理解为一种警察管制的空间，一种秩序井然的空间，一种沟壑与高墙环绕的壁垒森严的保护新兴社会权力的安全体系。1835年的德比市，警察机构已经建立，颁布给他们的一道明确指令就是："对那些漫无目的地在人行道上停留或闲逛的人，以妨碍他人通行自由……可将其拘押并带至地方法官处。"
从教堂中驱逐民间乐队，雇用管风琴演奏家以取而代之，是这场文化改造运动中的另一事件，这一事件具有这场为了公共领导权的斗争的所有典型特征。关于这场竞争的真实意义，维克·根蒙的研究解开了我们的疑团。教会赞助的报刊直截了当地呼吁开明的教区居民应立刻行动起来。《教区圣乐团，1846－1851》（The Parish Choir，1846-1851）的作者这样写道："把演奏音乐的事交到那些粗糙的、俗不可耐的人的手中，这是最不幸的事情。"这些呼吁很快就有了回应，1857年的《英格兰教会季刊》（The Church of England Quarterly Review）满意地注意到："幸运的是，那种认为一把小提琴和一支大管就可以是教堂合唱的适宜的伴奏乐器的日子已经不长了……现在，几乎所有教堂都有了管风琴。"根蒙最后说道："为了推崇精英文化，必须使穷人的文化没落下去，必须让他们自己都看轻他们的文化的价值，这是非常重要的。于是，中产阶级的谴责，取代了对穷人文化的家长式的宽容……精英们决定了一切艺术的评价标准。"根蒙所说的当然是事实，但竞争的赌码并不仅仅是争夺审美评价的权利，甚至也不仅仅是为诋毁民众趣味，而是涉及到更加广泛的内容--控制那些可能产生权威性声音的场所。这就是在那些自愿前来担任"提琴和大管"演奏的自由乐手，与职业管风琴家之间的真正区别，前者是自主的，后者受教区教会的雇佣，听命于教会。
埃伦和斯代芬·耶奥在著作中准确把握了上述研究的那些事件的意义："本书描绘的这些斗争，除了各自内容的不同之外，它们都是在争夺时间和空间的控制权。它们为了社会的主导权而斗争，它们渴望着将它攫为己有。"耶奥自己的贡献在于对现代初期不列颠非职业性竞技运动的研究。埃伦和斯代芬·耶奥引用1872年的《政府体育公报》（Sporting Gazette）来证明他们的观点："在名义上向绅士业余爱好者开放的体育，必须牢牢限制在那些真正拥有爵位的人中间，必须使出身于较低阶级的人明白，行为端正、有教养和无需为生存奔波并不足以使一个人成为绅士和业余爱好者。"又比如，在1880年的《时代》（The Times）中有这样的话："门外汉、工匠、技师及诸如此类杂务缠身者，在这里没有他们的位置。他们无论如何必须被排斥在外。"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到权力在重新配置着，这为即将来临的新的权力模式播下了种子，这种模式就是："行政人员、教师、'属于社会的'科学家们给予人民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这与那些活动的主办者们（如夜总会主管娱乐的秘书）所做的事非常的类似……给予人们他们所要的东西。"
经历了前现代荒野文化到现代性园艺文化的发展，经历了始终充斥着邪恶的、残忍而漫长的文化改造运动，经历了争夺社会主导权及时间、空间的控制权的社会权力的重新配置，经历了新的统治结构的逐渐确立，其真正的、最终的、最重要的结果是：知识者的统治和作为一种统治力量的知识。自主性的自我繁衍的传统文化已然瓦解，它的权威地位已被剥夺，它的领地与体制财产已被霸占，它的专家与管理者已经丧失，遭到驱逐或贬抑，这样，那些穷人和地位低下的人陷于孤立无靠的处境，只能听任那些训练有素的专业行政官员的指导。前现代民间文化的瓦解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导致了一种对于专业"行政管理者、教师和'社会的'科学家"的新的需求，后者的专长就是改造和培育人类的灵魂和肉体。对于形成一种具有自我意识和作为自我实践对象的文化来说，条件均已齐备。
5 受教育者
将传统视为虚假外衣剥去之后，人必然是被还原为一种抽象的、原初的"人本身"--人类的原型。于是，人与人之间只剩下了一个共同点：依据自身无限能力而行动、自我塑造和自我完善。他们在脱掉那件古老而褴褛的衣服之后，准备再织新衣。这一次，衣服将被仔细挑选，精心设计，以公共利益为尺度，以理性为准则。设计师唯理性意志是从。那些既无能力也不可能凭自己的意愿做出正确的选择的人，最后将不得不穿上这件衣服。人类尽管已经知道了他们有无限的自我完善的能力，但是，这一个类特征并不能转化为每个成员的特点。相反，他们--个人--缺乏把自己改造成为这个引以为自豪的类的真正成员的手段。只有那些与理性对话，从而能够认识到什么才是公共利益所真正需要的人，才能引导人的改造活动。如果没有中介者的帮助，人性的巨大潜能就不可能被认识到。这些中介者解释理性法则，据之而行动，建立条件，使个人或者自愿地，或者被迫地按照人的天职来行动。
这是现代早期的社会精英的共同看法。更重要的是，这种新的状况也是民间文化毁灭之后顺理成章的结果。在文化改造运动之后，人们立刻发觉自己已身无一物、无依无靠，他们已经丧失了应付生活挑战和维持自身生存条件的技能以及共同体的扶助。这种人为产生的空虚感要求被填补，这种无助感要求有一个领导者，这种盲目性要求引导。教育并不是理性时代的创造，也不是人类知识革命的产物（这场知识革命即使不被看作是现代文明的孕育者，也被看作是其助产士）。相反，教育是一种事后的思考，是一种"危机-管理"式的回应，是失控之后恢复控制的艰难努力，这一社会首次丧失了它的自我规范机制，它试图恢复社会的秩序。由于民间文化及其权力基础的崩溃，教育成为必需。
在日后的发展中，教育的理想与学校教育如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得全面认识这一理想在最初时刻为自己所确定的远大目标变得困难。如果说，在理性时代刚刚起步的时候，关于学校的思想不可避免地与教育理想交织在一起，那么，这种交织也仅仅意味着通过学校教育使人类个体学习、运用和实践合理参与社会生活的艺术，以塑造整个社会、整个人类的生活环境。这里，教育决不能被看作是在社会劳动中的一个分离的部分，恰恰相反，教育必须被看作是所有社会机构都具备的一种功能，被看作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方面，是根据理性的声音来设计社会这一观念的根本结果。如果说从根本上承认专业化的学校和职业化的教育家是必需的，那么，在当时，这也只是作为一个过渡性的临时方法：使过去遭受错误的、反理性的法律及其衍生的迷信之毒害的那一代人能够接受理性的祝福，能够接受社会新秩序，并且参与到这一秩序的建构中去，这一切导致了学校数量的剧增。Les philosophes喜欢把这些临时性的办法叫做l'in－struction publique，这些临时性的办法显然不同于范围更加广泛的公共教育策略。对此，孔多塞曾作了极其清楚的说明："在建立这些新制度机构时，我们必须始终想着使这样一个令人高兴的时刻尽快到来，在这个时刻，这些机构将不再是必需的。"与这样的一些临时性的学校教育恰恰相反，"教育"理想意味着塑造人类的一项工程，这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尤其是它的立法者的唯一和全部的责任。教育理想意味着国家有权利、有义务塑造国民（德国的Bildung这一个概念，是这一理想的最恰如其分的表达），指导国民的行为。教育理想意味着一个管理型社会（amanages society）的概念及其实践。
大革命期间的大量文献资料有助于我们去重新发现在现代权力格局刚刚产生时的教育概念与教育实践的发源地，这些文献资料必然会使我们受益良多，它们包括："卷帙浩繁的著作"、"不同时期的立法机构中的辩论、法律政令的草案、散见于各种报刊及公民读本中的文章"。时间上的不一致并不一定意味着会发生错误，管理型社会的构想，也就是说，由中央权力有意识地对社会进行设计、计划和监督，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得到了有力的推进，这一构想毕竟只不过是始于理性时代并在启蒙时代延续着的讨论的最终结果。事实上，启蒙时代的关于管理型社会的讨论在大革命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发展，在此之前，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使理论的构想提升到政治实践的层面上来。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极度激昂的气氛中，理论与实践这两个层面似乎融合起来了，行动与其说是对思想的限制，不如说实践活动试图无限地去满足理论的要求。布罗尼斯劳·巴克兹科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教育实践及其理想这一研究领域的造诣之高，无人能出其右。他认为，这个时代的教育政策遵循了启蒙时代的遗产，他的意思并不是指教育政策的制订受到了某个特定作者的具体著作或具体思想的影响，他是从一个更具有广泛意义的方面来讲的，也就是说，教育政策受到了l'elan pedagogique的影响。信仰l'education peut tout（爱尔维修），相信人能够创造一种完全从"偏见"中解放出来的新人类，相信立法者的创造力的大小是对la Republique的教育发展的潜在能力的唯一制约，这一切都塑造了当时的教育政策。从没完没了的议会辩论中，明显可以看到启蒙时代遗产的另一个确切无疑的特征在于如下信念：任何有关教育的开明的立法提案遭到挫折，新人类的产生的任何拖延，都可以而且必然地被解释为黑暗势力的阴谋诡计。对社会的管理，思想改造活动，以les philosophes及其政治上的追随者的反思智慧为形式的对个人的生命节奏和精神活动的干预，这些都是教育观念形成的背景；同时，理性与偏见、知识与愚昧的区别，与其说是被看作有无教育之别，不如说仅仅被看作是好的教育与坏的教育之间的差异，这也是教育理念形成的背景。人类行为的所有形式，愈来愈被看作是不同的教育类型的产物，当务之急并不是在一个不曾有过教育的社会引入一种教育活动，而是用一种理性权威指导的既有益于社会，又有益于个人的教育取代由错误的、落后的或方向不正确的教师指导下的有害的旧式教育。换句话说，当务之急在于教育精英的转变。阻碍教育改革迅速成功的因素，只能是尚未完全被淘汰的旧式教育力量反对的结果。教士、vieilles femmes和古代格言都被指为黑暗势力的代表。当然，教士代表了教会的精神等级制度--他们是争夺知识统治权的直接对手，是与此不同的另一类知识精英，他们将要被解除权力并被取而代之。更有意思的是，老妇女们代表了地方的和共同体的权威，如果说整个社会领域将要根据整体设计进行重新塑造的话，那么，这种权威也将不得不被连根拔除。古代格言意味着传统的力量，意味着民间文化，意味着迷信，意味着顽固的、粗俗的、无教养的、无理性的生活方式--所有这些在近两个世纪的文化改造运动中都已被宣判了死刑。
大革命期间的立法狂潮可以被认为是实践中的启蒙。正是新兴的君主专制国家的长期实践，社会权力几乎是完全地重新配置，国家的牧人式权力在长期的过程中逐渐成熟，从而使在大革命中的立法者的声音具有了权威性。正是在他们的话语中，可以找到对革命实践的完整的理论表达。
我们还记得那些l'instruction publique讨论的参与者们把教育看作是社会本身的一个隐喻；还记得他们提议创立的学校毕竟只是一个"临时的过渡性的办法"；还记得这些学校是在为这样的一个社会的来临作准备，这个社会本身就是一所学校，它首先被理解为一个庞大的"终身教育"的机构。因此，把对学校的规划看作是对即将来临社会的不可缺少的特征的通盘考虑，把这些学校同样看作是可能产生的未来社会的缩影，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这些对于教育问题的讨论文献，比今天狭隘的专业化的教育理论提供了更为丰富的信息。其中包含了关于这一社会的完整理论，以及他们念兹在兹的国家权力类型的完整理论，更准确地说，这是一种对这一社会及其国家权力的全面设计，为了理性王国的降临，les philosophes的政治门徒们希望保证他们拥有国家权力。
考虑到这些特点，那么，这些讨论对他们所提出的教育的内容、对学校将要传授给学生的实践知识几乎毫不关心便着实令人吃惊了。还记得那些为"贵族学校"所制定的详细的课程表吗？后者采纳了为使贵族美德之臻于完善而设计的制度化的模式，从而限制了作为代与代之传递中介的职业化教师在这些学校中的诞生。相反，在对未来的公共教育制度的构想中，手段本身倒是成了关键，学校环境及其严格的规章制度，倒是意想中的教育的内容本身。迄今为止，在这场讨论中，出现最频繁、讨论最详尽最仔细最认真的话题，就是如何制订学生的日常行为规范，而对于如何确保在所有的场合和每一个场合，对规范之被遵守与否进行观察的方法的关注，则更引人瞩目。通常最容易想到的一种方法就是监视，这是在意料之中的。未来教育的权威形象--校长和教师--首先被看作是监视并以强制手段维持纪律的专家。或许，这一教育制度的模型适合于它的作为整个社会的"具体而微"的身分，也适合于它的作为整个社会生活的训练基地的性质。个人行动、交往关系的彻底可视性，用"透明度"这一有关视觉的隐喻来描述是最恰当不过的了，这种可视性是使他们所建议的学校教育的结构与他们的理想社会观之间相统一的最重要的亲和力。
让我们再来研究一下巴克兹科搜集并审查的文献来证明这一观点。
最具有广泛性的最著名的国民教育规划（虽然与其他大多数立法创议一样半途而废了），由勒佩勒蒂埃起草并由罗伯斯比尔亲自提交国民公会（the Convention）审议，这一规划认为现代学校的特征是：学校中的一切都必须是可以看得见的，每个人必须被置于观察的范围之内，再细小的事情也要有规范。严厉的纪律是现代学校的主要特征，在这里不存在不受规范约束的地方，不存在不受规范约束的行为。
不间断地置身于监督者的眼皮底下，置身于监督者积极的支配之下，每一个小时都被标上了睡觉、吃饭、工作、锻炼、休息，整个生活程序循规蹈矩，从不变更……这种有益于健康的、统一的规章制度详细规定了每一个细节，--它的简便易行和持久性保证了它的良好效果……一种强有力的、吃苦耐劳的、严守秩序的和训练有素的新的人种将被创 造出来，一道密不透风的高墙把他们与那些产生于我们的祖辈的偏见之中的一切有缺陷的东西分隔开来。
另一个稍后由巴雷尔提出的方案对这种国民教育基本思想的阐述可谓是更加精确、更加富于想象力。在这里，世界被描绘成一个规范无所不在的总体，个体的所有癖性都要被铲除；在这里，非人格的数字化的有序性抹煞了质的多样性，因为后者将会阻碍普遍法则的推行。勒佩勒蒂埃关于必须从那些"生活在偏见中的人群"中隔离出来并封闭起来的观点，也可以得到一些更现实的说明。
对于一个共和国公民的教育首先是来自于这种对受监督的平等性和纯粹的、终身的道德规范的透明性秩序的体验：按照共和国系统的划分原则，学生们被分为几千人构成的一个单位，几百人构成的一个单位和几十人构成的一个单位；十人队、百人队和千人队的职责是通过抓阄来指定的；划分单位的依据不是个人的财产……禁止靠近围墙十步之内，甚至与父母说话的时候。
总而言之，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学会服从，这个观点或许是隐含的，甚至是无意识的，但却是毫不含糊的。本能与动机服从（听命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公共利益是由统治者来界定的），对一个在精心规划、彻底的全面的理性化社会中的公民来说，服从是一种最必不可少的技能。给学生传授的不是知识，而是一种循规蹈矩的、有规则可循的和在总体上行为具有可预测性的氛围，只有在这种氛围中，才能导向一条通往知识的道路，在此，这种氛围才是至关重要的条件。园艺文化的预言者们并不指望个人能够依据社会利益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也不指望他们能够根据自己学来的知识自己作决定。社会在任何个人作出自己的决定之先，已经决定了何种行为是符合公共利益的，为了满足社会利益，个人所必须具备的一种能力就是服从纪律。
这个结论似乎出人意料。毕竟在我们的集体性的回忆中，头脑中一种根深蒂固的印象就是认为启蒙运动强有力地推动了民众的知识化，扶除了人们心中的迷信，为蒙昧者开启了智慧之门，铺设了一条通向进步的道路，让民众从黑暗走向光明，从愚昧走向文明。这些确实是les philosophes所鼓吹的。哲学家们为他们在大革命时期对于国家管理活动的热情预先提供了正当性。但是，进一步地研究表明，启蒙激进主义的实质，与其说是传播知识，勿宁说推动了立法、制度化和管理的实践。当时，事关成败的关键问题是必须弥补个人内在的弱点，其手段是由整个社会的代表--行政权力--引导出社会的无限的"教育"潜能。卢梭的那句被频繁引用并更多的是遭到诋毁的格言"必须强迫人们自由"，与自以为是的主流的知识分子哲学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相反，这句格言具有一种惊人的自知之明，把握并明确表达了这种观念，后者是对以启蒙运动纲领为基础的时代的结构性震荡的一种回应，这一观念是：被理解为人类社会的完美秩序的理性，并不置身于个体意识中，理性与个体意识两者不可相提并论，它们各服从于一套截然不同的、独立的目的系统和行为系统，当两者遭遇时，理性必定被赋予了相对于个体意识的优先性（这乃是一种正当的要求）。从一开始，les philosophes所设计的社会秩序的基础，就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开明君主或立法者的牧人式权力；后来基特里把这种社会秩序准确地描述为一种"救治型的国家"（therapeutic state），唐泽洛特指出，在这种国家里，充斥着"错综复杂的监护关系"（tutelage complex）。
倘若忽视了理性时代的社会根源，那么，在观念统治（从表面上看，观念统治是启蒙运动的核心）与以监视为基础的训戒之间的共生现象，似乎是矛盾的和荒谬的。让我们回想一下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曾提到所谓的"17世纪的危机"。在本质上，这一危机是既存的（那时尚未被理论化了的）社会控制手段的崩溃，或者至少也可说是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局限性。在这个强大和富裕的时代，出现了所谓"无所从属的人"，他们居无定所，无家可归，四处流浪，他们是一伙暴民，一群乌合之众，一批mo－bile vulgus，一些les classes dangereuses，这一新现象，让人感到现存控制的有限性，感到社会秩序处于威胁中。努力压制他们所感受到的威胁，驱散这一威胁所造成的恐惧，形成了一种政治实践，用从荒野文化向园艺文化的发展来描述这一实践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在新产生的园艺文化中，以维持与再造社会秩序的新兴中央集权国家出现了。这种具有全新的特质的对特定地区进行控制和维持秩序的权力，产生了一种对于新的专门知识的需求，产生了一种对于新的至关重要的具有系统价值的功能的需求，这便是职业化的、专门化的"教师／监督者"的功能：纠正人的行为，"使之整齐划一"，弱化或抑制出于无序或反复无常的举止所产生的后果。启蒙运动的纲领，是对上述的这些体验、对于实践问题和需求的回应。只要牢记这一点，不仅上面所讲的那种矛盾自然会化解，而且，启蒙运动的纲领从一开始且必然具有的双重性，也就一目了然了：一方面，启蒙运动着意于国家及其政策和策略的"开明化"；另一方面，它着意于对臣民的控制。驯服或其他类型的管制。les philosophes向握有权柄者说：所"说"之内容与"民众"有关；"说"的行为之意义在于传播理性思想；如何使维护社会秩序的活动理性化，是"说"之主题。
同样原因，另一被频繁提到的矛盾也消解了：公认的lesphilosophes之于"民众"的模棱两可的态度。为了使这一显而易见的矛盾更加明显，可以将这种模棱两可性分为两个部分。首先，他们指出民众应该成为所谓的公民，也就是成为希尔西安所说的"外围"，他们被纳入环绕"中央"的轨道当中，在这里充斥着中央规定的价值规范，但同时，他们又被认为是一些每时每刻都需要被监控的群氓，必要时可以违反他们的意愿对他们行使暴力，使他们处在"中央"的控制之下，不会危及"中央"的统治秩序。其次，在以下两方面之间也存在着令人困惑的矛盾，即lesphilosophes一方面对那些愚昧迷信的、行为变化多端和不可预测的mobile vulgus怀有一种恐惧、蔑视和嘲笑的复杂情感，另一方面，每当他们把le peuple看作是他们牧人式关怀和监护的预想对象时，他们却表现出仁慈和怜悯之情。
对上述列举的种种矛盾现象，虽然从心理上令人困惑（"可以明显感受到其中的不谐调"），但是，一旦考虑到启蒙运动纲领所构想并实现的任务的双重性，那么，这种种矛盾便不那么刺眼了。正是这一系统任务的二元性，造就了他们眼中的民众形象的固有的矛盾性，这种二元性源于国家、统治阶级及其启蒙教师的观察视角。任务之一是使国家的政策具有合理性，即使之有效且高效；任务之二就是使得les classes dangereuses的行为便于管理、可以被预料且不再危害社会秩序。第一个任务非常清楚地要求系统地阐述并传播正确的、合理的和有效的思想。第二个任务的要求并非可以立刻看出来。对那些以思想为生，并深深相信他们自己的创造力的人而言，其自然而然的本能反应就是希望能够用完成第一种任务的同样方法来完成第二个任务，但与此同时，一种疑虑却给前面的这一念头泼了一瓢冷水：每一个人都能同样地接受理性吗？为了掌握和吸收真正的思想，不是需要一种专门的学习吗，不是只有被精心挑选的人才有能力去从事这一工作吗？最重要的是，理性思想的传播是否被证明有益于一切人，而不管他或她（尤其是她）在整个社会层级中处于何种地位？
最后的这个问题解释了哲学家在与"民众"有关的大部分著述中明显表现出来的矛盾。不管les philosophes如何详细规划民众接受教育的方式，他们永不会忘记他们所认为的教育的根本目的：理性思想及其传播应该服务于有序社会的建立及巩固。"有序"意味着社会角色的多样性，意味着社会财富及所提供的其他利益的不均衡分配；"有序"还意味着等级制度和阶级界线的永恒不变。理性的社会制度应该确保每一个人都满意，不管他或她处在这种等级制度中的哪一层级上面。但是，同样的这一理性的制度原则，又不利于有教无类的理想，相反，公认的社会秩序的必要条件是，根据人们所处的阶级地位，相应地并命中注定地分配给他们所应接受的教育的程度与内容。我们可以在霍尔巴赫在《自然政治论》（La politique naturelle）中找到对这一思想的最直言不讳的表述：
开明政治应该确保每一个公民都能幸福地生活，而不管他生自哪一个阶级。存在着对所有社会阶层而言的共同幸福；如果国家组织恰当，就会出现一条幸运之链，从君主一直延伸到农夫。生活在幸福中的人很少会想到改变他的生活领域，他会热爱他祖传的职业，小时候的教育已经使他习惯于这种生活。只要人们没有感到生活变得更糟，他们就会心满意足，他们就会限于简朴的、自然的需要，他们的眼光很少会越过这些需要。
所有的基本观念都已出现于这段叙述中：人们对社会秩序的满意感（"幸福"、"幸运"）事关开明的国家政策，而与启蒙民众无关；教化国家旨在帮助统治者，让老百姓安居乐业，防止他们起来反抗自己的命运。最后，尤其在霍尔巴赫的最末一句话中，我们可以感到，把那种并不能算作幸福的生活强加给民众，并作为让民众安于现状的借口，而民众的这种生活状况，其他阶级的人是无法忍受的（通常，他们的这种生活还会被错误地解释为人们渴望的那种理想化了的绝圣弃智的纯朴生活）。
哲学家在总体上继承了专制主义国家用政治行为所描绘的"民众"意象。"民众"被看作是一个问题，一个对他们如何进行压制以及采取何种社会政策的问题。"民众"作为一种动源，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是一种难以驾驭的力量和叛乱的根源。同理，"民众"还被看作是以保护和巩固社会秩序为目的的所有措施所针对的对象。如果没有这些针对他们的措施，任由他们自己行动，并听任他们被自己的激情主宰的话，他们就会成为一大难题，成为让人讨厌和反感的、具有危险倾向的社会群体，--尤其在合理组织起来的文明国家中，这正是应该被铲除的。尽管下面枚举的les philosophes的种种建议，仅只是一部分，但读来依然令人悚然。
德·托克维尔曾明确表达了他对那些启蒙思想家的看法："他们发自内心地蔑视公众，有如他们之蔑视上帝。"托克维尔的看法是实事求是的，但还要作一点更进一步的说明。"上帝"其实代表僧侣及教会"等级制度中的知识分子"，lesphilosophes对他们极尽嘲讽挖苦之能事，这不过是"同行竞争"的一种表现。这两个republiques des lettres为了这块有争议的领域而互相斗争，各自指责对方没有资格主宰这一领域。Lesphilosophes对公众（the public）（准确地说是"民众"［the people］）的蔑视；则属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类型：正是凭借着在这一领域中的争夺战的主导权，他们才得以表达他们的观点。哲学家的征服活动一旦大功告成，这对国民来说并非是一个好兆。
狄德罗曾说："民众是所有人当中最愚蠢和最邪恶的。"对民众，他没有细作区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民众"的真正本质正是它的不可区分性。作为两个世纪以来的国家的驱逐、圈地和惩罚行为的结果，不可区分的男人和女人的乌合之众，与一切具有特质的社会性的和地域性的场所相分离。在狄德罗看来，"民众"仅仅意味着"数量众多"。在他稍后写的一篇论文中，他特地用了一些词汇来描述"民众"：mechancete、sottise、deraison、hebetee。达朗贝尔则以重笔渲染：群众是"无知的和麻木的……不可能有坚强有力和慷慨大方的举止"。在伏尔泰看来，"民众"是"les betes feroces ，furieux，imbeciles ，fous，aveugles"，他们"永远是一些野兽"。实际上，他们被看作是一些"介于人与兽之间的东西"。在霍尔巴赫看来，低等阶级是"一些没有头脑的、反复无常的、厚颜无耻的、鲁莽冲动的人，屈从于片刻的热情，是惹事生非者的工具"。
在这些嘲讽和蔑视的大合唱中，倘若存在着一个强烈的、始终如一的主题的话，那么这就是对mobile vulgus的恐惧，这些游移不定的、无所从属的人，在大街小巷四处游荡，随心所欲地聚众结伙，狂暴和愤怒使他们频繁发生暴乱，他们反复无常，行为难以预料。Les philosophes的恐惧是统治阶级和"秩序党"所共有的。因为他们都共同地认为，"民众"首先意味着一件急迫的尚未完成的政治使命--用强制力量赋予行为以纪律，赋予混乱以秩序。
恐惧是真实存在的，并被真切地感受到，对启蒙运动的社会哲学的影响是强有力的，但是，恐惧并非全部是真实的。除了遏制的需要之外（或更准确地说，作为遏制的理由），"民众"还作为切…淑叩切监护和操心的对象出现在哲学家的视野中。所有的监护活动都意在唤起对"民众"的同情、怜悯和理解。尤其是--正如上面所提到的那样--有效的监护对政治领导权的争夺是至关重要的。不出所料，有大量的同情classes la-borieuses处境的言论散见于les philosophes的著作中，这些言论往往是幼稚的，但不失真诚。以下这些观点在他们的著作中得到了一遍又一遍的强调："民众"生活在贫困和苦难之中，他们被抛入了非人的处境，贫穷和饥饿是对这些"养育了国家的人"（霍尔巴赫）的辛勤工作的回报。道德义愤是存在的，但恐惧同样存在，使"民众"长期处于当前的状况当中，使他们成为孕育动乱的因素--其实，这会使les classes laborieuses变成les classes dan-gereuses，并很容易地成为"那些惹事生非者的工具"。
思想家负有对民众进行思想改造的使命，同时，他们又强烈地执著于l'homme de lumieres的理想形态，因此，在他们看来，最重要的问题是，那些禀性不良且身处恶劣环境的"民众"，是否能够接受启蒙和教导，是否两种需要都能兼顾（既考虑到他们自己的利益，又考虑到有益于社会整体秩序）。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回答。卢梭为教育所能追求的目标划了一道明确的界线，把农夫、工匠摆到了界线的另一边--"别去教那些村民的孩子，他们不适合接受教育"（《新爱洛漪丝》「La nouvelle Heloize」）；"穷人不需要教育，暴力才是使他们依附于国家的东西，他们不需要任何其他东西"，（《爱弥尔》「Emile」）。卢梭的观点可以说是代表了一个极端，而孔多塞则代表了另一个极端，他认为："对所有平民大众进行教育是可能的"（《人类精神进步史纲》「Es-cuisse d'un tableau historique］）。试图把启蒙运动的平民教育观构造为一套内在一致、没有矛盾的理论，毫无疑问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反对，因为启蒙思想家的平民教育观，正如上面所讲的原因，本身就非常的不一致，他们相互之间存在的只是公开的或不公开的冲突。在所有能够找到的有关这场教育之争的评论中，哈维·奇西克的精深研究相比之下最有说服力，最令人信服：
我所引用的著作的作者并不直接讨论将民众水准提升到与他们自己同样程度的可能性。但是，只要看一下这些作家对于应该给民众以广泛的、自由的教育，以使他们至少在智力上可以与其社会监督者平起平坐的主张的反应，便可以非常明确地知道他们对于这一可能性的问题的看法了。启蒙团体成员的显著特征是，他们坚持不懈地主张，应该对从事体力劳动的穷人进行教育：他们把后者看作"危险分子"[持这一主张的，可列出一长串的名字]。对"民众是否能够被启蒙"这一问题，所有的启蒙运动的代言人实际上都断然回答："不！"但对"民众应否被教育？"他们则谨慎地答曰："是。"启蒙团体成员提出对下层阶级的教育，意在增进后者的身体健康，传授给他们与其etat相称的技能，掌握他们的精神和灵魂，使他们能够心系信仰和patrie。
对于"应否对民众进行教育"这一问题，启蒙思想家并没有简单地予以否定，对此我们提一下自己的看法。我们已经知道，les philosophes不可能想象一种"无教育"的国家，这一观念主宰了他们对人类世界的基本看法。正如自然本身不应该被闲置一样（根据当时人们对于自然的普遍意象），教育也"不可能被闲置"。不是好教师，就是坏教师，但不可能没有教师；因此，开明国家不能推卸教育臣民以使他们拥有必要技能的使命；不能推卸对臣民进行熏陶和灌输以使他们能够自觉以有益于社会或可以普遍接受的方式行动的使命。既然如此，教育就意味着指导和训练，在此意义上，它应被塑造成为"民众"目前所处的和未来将会所处的l'etat的衡量尺度，它决不能等同于那些为"少数才智之士"（狄德罗语）而准备的那种教育。此种教育尚需详细规划和实施。
"启蒙"则完全木同。根据奇西克的观点："即使在启蒙运动的鼎盛期，民众也被看作是缺乏独立思考能力或缺乏独立进行政治判断能力的。"启蒙被理解为有条理的、理性的思维能力的发展和建立在广博知识基础之上的判断能力的提高，而"群众"的固有缺陷则是启蒙的不可逾越的界限。统治者需要被启蒙，臣民需要受训练以成为有纪律的人。 史称"启蒙运动时代"的社会－思想运动，不是以真理、理智、科学和合理性之名进行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不同于辉格党人的历史观），也不是一场出于高尚的理想，把智慧之光带给充满困惑的受压迫者的运动。相反，启蒙运动是一场实践，分为两个截然不同却密切相关的部分。第一，国家扩张它的权力，它的胃口在增大；原来由教会履行的牧人式的职能（在某种程度上，这只能算初步的，与国家相比更加温和谦让），现在转交给了国家；经过重新组织后的国家，其核心是规划、安排、管理这些与社会秩序的维持相关的职能。第二，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有意设计的训导人们行为的社会机制，目的在于规范和调整作为这个教育者和管理者的国家的臣民的社会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