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时刻的传媒声音
“非典”:危机还是契机?
“非典”在全国和世界范围内的肆虐,是否仅仅只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有没有可能把灾难当作一次契机?对于政府来说,这是一次切切实实为民众服务、树立和改变自身形象的努力。我们要对自己提出要求,可以尽最大努力使自己和亲人们不受感染,保持家庭和公共场所的个人卫生。对于医院和医护人员来说,这也是进一步树立他们在全社会中的良好形象和信任度的一个机会。新闻媒体工作者在这场众志成城的战斗中身负着重大责任。
现在,摆在全社会所有人面前的困难和机遇都是共同的。只要人们没有失去信心和信任,这次天降的灾难,很有可能成为走向社会团结的一个转折点。经济上的损失,将会由政治和社会方面的“进项”来弥补。
(《南方周末》4月24日)
SARS政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广州医学院呼吸道研究所所长钟南山面对镜头说,“对我们搞这一行的人来说,我想搞好业务工作,这本身就是我们最大的政治。”以“救命问题”看待非典,从这里出发,才可以纲举目张。4月26日,国家主席胡锦涛与美国总统布什通话:“中国政府始终把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从中国政府强力介入非典防治,到4月1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生命高于一切,一直是一以贯之的主题。
(《三联生活周刊》5月5日)
“非典”中人的权利与义务
“非典”中人们拥有哪些权利?知情权,健康生活权,社会救济权。“非典”患者有什么样的义务?接受治疗的义务,不扩散、不传播的义务,被隔离的义务。
在目前抗击“非典”过程中,“权利冲突”是难以避免的现象。解决这些“权利冲突”必须发挥法律的作用。在对待权利冲突问题上,法律应当对公民施以平等的保护。通过法律解决权利冲突,必须以尽可能小的利益损失换取尽可能大的利益。为抗击“非典”采取的非常措施确实会限制一些人的人身自由,有鉴于此,非常措施必须通过法治化的轨道正常运行。在这次抗击“非典”过程中,许多地方所采取的举措是积极的、理性的,现代法律的平等理念与人权保障的根本精神在各项措施中得到体现。
(《21世纪经济报道》5月7日)
“非典”疫情如何统计
自4月22日起,卫生部每天下午4时通过新闻媒体向全国发布“非典”疫情。疫情到底是如何统计出来并公告于世的?
按规定,各级医疗机构的发热门诊、“非典”定点医疗机构的一线大夫按照传染病防治法的要求,要对刚刚就诊的“非典”病人和疑似病人填写传染病报告卡;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收到传染病报告卡后,要严格按照要求进行录入和传输,上报到卫生行政管理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必须于每日12时以前将当日10时前实际收到的疫情汇总,按照规定格式要求填报,主要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传真报卫生部非典型肺炎防治组疫情信息办公室。从4月20日起,非典型肺炎疫情实行日报告和零报告制度,零报告制度不同于不报告。当某一地区没有出现疫情时,当地的卫生厅局也必须予以上报,上报疫情情况可以为“零”。
(《北京青年报》5月9日)
抗非典要科学不要迷信
在全国上下同抗非典的时候,有一些奇谈怪论也在一些地方不径而走。一些地方传言说一个哑巴某天打雷时突然说话了,要大家用红纸把家人的名字和生辰年月写上,挂在大门上面,再烧点纸钱,放一挂鞭炮,就可以避邪。还有谣言说,一个小孩刚出生就会讲话,他让人在5月6日12点钟之前用绿豆煮粥,喝完之后就可以预防非典。在其他地方还有另外的传言。对于这些说法,专家认为是荒唐的。当前大家首先应该建立起信心,要镇定、理智,不要胡思乱想,不要听信谣言,要有正确的心态,相信科学能够战胜非典。
(原文为“破迷信抗非典”——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5月10日)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紧急颁布
国务院第376号令公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条例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定义为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条例规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国务院设立全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军队有关部门组成,国务院主管领导人担任总指挥,负责对全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条例还规定,国家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报告制度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举报制度。
这个条例的出台不仅可以解决这一次防治非典过程当中的实际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今后各级政府及时有效地处理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建立起行政应急法律制度。
(原文为“解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5月12日)
SARS封锁下的情感生活
在SARS的阴影下,我们脱离了纷繁的日常生活。无可否认的,我们感受了更多的人情温暖。也许,是对生命本身的留恋,使得我们褪去了张扬的欲望,关注手边凡俗的幸福。正如张爱玲笔下的《倾城之恋》,那对勾心斗角的情侣,因为香港的陷落而得到了成全。
由于疫病的烈性传染,人们之间的距离突然被恐惧大幅度地拉开,但同时人们也体验到了比平时更多的人情温暖。这个危难时期正在制造一种“回到过去时”的情感生活方式。真正值得庆幸的事是,无论是在政府层面还是在民间层面,也许就是在某种程度上,人类的对生命的尊重和爱的本能,正在自觉起来。每个人都会期望,这个爱的潮流形成矢量,由此春夏两季,冲向无限深邃的未来。
(《南方周末》5月15日)
诚实的胜利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非典的病原体是冠状病毒了。
2月18日的中央台《新闻联播》正式宣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报告,广东省部分地区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确定为衣原体。”晚上8时7分,新华社正式报道:“引起广东部分地区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如果“衣原体说”是错误的,可能将付出病人的生命代价。广州市呼研所所长钟南山院士表示震惊:“怎么可能是衣原体?我们用了那么多抗衣原体的抗生素怎么会一点效果都没有?”
3月25日,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和香港大学微生物系宣布,非典病原体是来自猪的“冠状病毒”。不久,世界卫生组织的多个实验室也陆续找到冠状病毒。3月28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这次非典型肺炎命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英文简称SARS,世卫组织并指出SARS已在全球蔓延。3月中旬已分离到冠状病毒。
5月5日,世界卫生组织再次派专家组到广东,帮助广东总结防治非典型肺炎的经验,并向国际权威学术杂志推荐。不管病原体是什么,广东医疗界始终稳步探索有效的临床经验,取得高治愈率、低死亡率。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广东医疗界在这次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学争论中始终尊重科学、实事求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防治成果。
(《南风窗》5月16日)
恐惧是另一种流行病
目前大家都在说的恐惧,究竟是对什么的恐惧呢?
大约在4月上旬,北京城内开始流传有关SARS的各种说法和猜测;中旬,出现了“铺天盖地”传说SARS;下旬,4月22日前后,出现了“抢购”潮。亲戚、朋友、师生、同学、邻里,相互之间频繁沟通,除了问安、报平安之外,即是送信息,提醒对方:不要……要……当心感染。迎来了“五一”,支持并帮助奋战在抗SARS前沿的白衣天使和所有服务人员。北京的民众,包括我们自己,都在这场“灾害”临头之时,接受过关切,也传送过咨询。
在流行的说法中究竟是对什么的恐惧?是对SARS本身吗?仔细想想,已经不是了,它变成了“恐惧气氛”笼罩下的SARS、恐惧、传闻三者的混合体。“不安”和“传闻”普遍存在,抗SARS,同时需要从“不安”和“传闻”中脱离出来,找回自己的自主位置,找回自己的信心和力量;从某种角度看,抗SARS之战,又是人对自身的抗战。
(原文标题为《SARS事件反思——北京民众心态基本判断》,《中国青年报》5月18日)
防非典要注意“反应过度”
发生在一些城市里的“紧急屠狗”现象并不是因为宠物违犯了限养规定,而是为了防范非典。但是,在大量关于非典的资料中,还找不到任何证据来证明非典的发生、传播与宠物有什么瓜葛。“紧急屠狗”实际上是人们由于心理恐慌而做出的“过度反应”。在西部某市,同样为了防范非典,该地民政部门已经暂停结婚登记,尤其是如果申请者有一方为外地户口,则“坚决不予办理”。在结婚和非典传播之间,同样没有什么必然关系。以防范非典为由暂停结婚登记缺乏法律依据,是恐慌导致的行政不作为。“反应过度”的情形在北京地区也同样存在。最近,不少居民小区开始向住户发放自行印制的通行证,并贴出告示,禁止非本小区人员进入。类似的措施虽然体现了防范非典的责任意识,但也暴露出不理性的倾向。
“反应过度”干扰了人们的正常生活,也造成了恐慌情绪的辐射。随着非典疫情的进一步控制,我们也该清理一下自己的种种“非典行为”了。
(《北京青年报》5月20日)
中国出现滥用消毒剂现象
“中国正在为避免出现1918年‘西班牙流感’导致的大规模人类死亡事件做出贡献。但另一方面,中国也正在出现滥用消毒剂的现象。”日前,世界著名生物学家、欧洲环境生物技术协会发起人和负责人、意大利培萨大学生物学教授博纳西谈到“SARS恐惧症”在欧洲的情况时指出。
博纳西博士指出,防非典行动中,不分场合、时间地大量使用杀菌剂和消毒剂将对环境造成严重后果。使用杀毒剂最直接的目的是杀灭有害微生物,让病毒无处藏身。但是,这些杀毒剂杀死的不限于有害微生物,有益的微生物也被一同杀死。在随后的“真空”中,生命力强的有害微生物就会乘虚而入。另外,长期大量使用消毒剂、灭菌剂,已使微生物产生抗药性,灭菌效果大大降低;而残留在我们生活、生产等环境中的药剂残留物越来越多,成为新的污染源,滋生新的有害微生物,严重威胁我们的身体健康。
(《青年参考》5月21日)
我国专家最新科研揭示非典传播五大特点
由我国专家日前完成的非典科研项目揭示出非典传播的五大特点:有慢性病的老人感染非典后易成超级传播者;所有感染者均与上一代患者有症状期接触;接触越是密切,就越容易被感染;未发现潜伏期非典病人具有传染性;隔离病人终止了进一步传播。
这一名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传播链分析”的科研项目,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主持。作为全国非典型肺炎防治组疫情分析专家,曾光21日通过分析一位超级传播者的流行病学调查报告,总结了非典传播的一些特点。
曾光说,研究人员在分析整个传播链时,发现一个有共同性的现象,即所有的病人都是在前代病人处于症状期时与之进行了接触,特别是在前代病人发病后第3天到第5天与之接触。这表明,这段时间非典病人的传播性极强,对此要高度重视。
(新华社5月22日)
为SARS正名
非典型肺炎是科学定名或病名,始用在1938年左右,当时“非典型肺炎”是指肺炎球菌或链型球菌肺叶肺炎。2002年11月广东发现第一个不明病例以后,有人曾尝试使用“非典型肺炎”来称呼这种怪病。2003年1月21日,一个去广东中山市的医学调查专家组得出“明确”诊断结论,认为不明肺炎就是“非典型肺炎”。2003年3月15日,这种疾病被世界卫生组织正式确定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SARS是准确的专称,而非典型肺炎则是一个大类、统称,其指向的意义往往大于它的指称意义。目前,全球各地都接纳SARS这一名称,国际社会已很少人用“非典型肺炎”来描述这个病了。中国应该为SARS正名了。
(《中国新闻周刊》5月26日)
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