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引起的知识产权问题

作者声明：个人觉得，媒体所提到与SARS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大多是一些普通的法律实务问题，没有太多的理论研究的空间。不过，利用编辑约稿的这个机会，我简要说一下个人的意见：
    
    关于“非典”的商标注册
    
    如果将“非典”及类似标记（抗非典、灭非典、非典灵……）注册在与医疗有关的产品和服务上，大多是商标法所禁止的。因为这种商标具有描述相关产品、服务的名称、功能、目的的作用，不能为某一产家所垄断。这同不能注册“茶叶”牌茶叶、“灭菌”牌消毒液的道理本质上是一致的。当然，如果将“非典”注册在其他与治疗、预防“非典”无关的产品或服务上，倒有可能获得批准。比如“非典”牌自行车什么的。不过，“非典”好像还不是一个褒义词，此类商标可能会损害商品的形象。我个人认为商标局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轻易依据所谓的善良风俗之类的原则条款否定这些商标注册申请的。其实，对于那些使用率极高的公共词汇注册商标，并不是一种有远见的商业策略。普遍使用本身就会导致商标的区别功能下降－－试想一下假若1千种商品上同时使用“非典”作为标记，那消费者哪里还记得“非典”和特殊商品的联系呢？中国过去很多商标都存在这方面的弊病，比如“长城”、“熊猫”之类，好像很难记住这些商品究竟是电脑、雨衣、笔记本、电视、洗衣粉。日前联想商标的更换（Legend 改为Lenovo），就很好现实案例。
    
    关于“非典”的专利申请
    
    全世界科学家都在为治疗“非典”而努力，而专利法恰恰在为这种努力提供商业动力。研究机构对最新发现的治疗药物、方法等申请专利，一方面可以保证自己的研究投入能够得到适当的回报，另一方面也使得全球社会能够更早地了解到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申请专利是要公开其技术的。）。专利制度可以有效地将商业机构组织起来寻求治疗“非典”的最新技术，这可能比政府财政资助相关研究更有效。对研究机构和社会公众来说，这应该是一种两利的选择。
    
    有时候公共健康危机也可能导致公众不再能够心平气和的看待专利制度。比如现在世界范围内激烈争论的就是关于艾滋病药物的专利保护问题。非洲有大量的艾滋病病人急需西方发达国家的制药公司最新研制的药物。但是，这些制药公司基于自己的专利权将药物控制在较高的价格水平上，客观上使得大量的艾滋病人无法支付此类药物的药费。这样公众舆论就开始谴责西方制药公司缺乏基本的人道关怀，要求政府强制许可制造该药物，甚至直接授权国内制造商随意仿造。 这就使得专利法的制度目标落空――西方这些公司可能正是基于专利法上控制权的许诺才积极开发艾滋病药物，可真正成功后可能又被政府以公共健康为由限制甚至否定其控制权。如何保证制药公司的研制新药的积极性，同时又不至于出现人道灾难，这是一个让全世界头疼的问题。在SARS问题上，现在还没有出现这一问题。大概是新的特效药物还没有研究出来，还谈不上专利垄断。假若将来某个地方又一次出现大规模的疫情，而特效药物因专利权保护而价格高昂，则肯定会出现限制专利权的呼声。专利法上有所谓的公共秩序保留的条款，原则上政府的限制措施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具体的实施机制还不健全，将来应该在国际协调的基础上制定出可行的实施细则，以备万一。
    
    在有关“非典”的专利申请中，有关病毒基因的申请可能最为引人注目。目前专利法上将新发现并分离的基因或者DNA片断视为新物质，如果具备了所谓的新颖性、实用性、创造性等条件可以获得物质专利。 社会公众常常会认为这类发明不是新的技术创造，而是一种科学发现，因此从观念上反对授予此类专利。专利法上则认为科学家在分析、揭示并分离这些基因序列之后，进一步指出这些基因序列的实际应用，是一种切实的技术贡献，应该给予回报。专利法上有一整套的规则限制发明人对基础性的科学发现主张垄断权，一般不会出现公众所想象阻碍技术进步的负面效果。（对于这一问题的论述可以参考我发表在《知识产权文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第三卷）上的一篇长文－－“基因技术的专利保护和利益分享”）。中国过去出现过对美国大豆基因专利的批评性报道。这些报道常常对专利法存在误解，并基于这些误解误导社会公众。我相信，在“非典”病毒基因问题上，这样的误解继续存在。
    
    “非典”研究项目中有很多是政府资助的项目。这些项目的研究成果究竟应该无偿公开，还是由研究机构以自己或者政府机构的名义申请专利，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无偿公开，可能便宜了国外的竞争对手，同时也挫伤研究机构的积极性。可如果许可研究机构申请专利并进行垄断，由可能会让国内竞争对手觉得这是一种不公平的商业行为。因为这实际上是在政府的资助或者补贴下获得一种商业竞争力。在中国，这一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研究。SARS可能会引起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