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直面非典（四）

央视国际 (2003年05月16日 14:04)
    
    记者：吴晓斌 王秀敏 李鹏 廖文铮
    
    出租司机：王建生
    
    出租司机：张志刚
    
    饭店服务员：陈昌平
    
    嘉宾：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
    
    CCTV.com消息（今日说法）：
    
    主持人：各位好，这里是《今日说法》，欢迎您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马怀德教授。马教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记者带我们看到了在非典时期两个普通家庭的生活，那么今天我们仍然由两路记者给我们带来非典这个特殊情况下的非常生活状态，究竟今天会有谁走进我们的视线，来看一下调查。
    
    →→调查1：北京的“的哥”、“的姐”
    
    记者：我现在正在北京的街头，今天我们将跟随北京的“的哥”、“的姐”一起来感受一下在非典时期出租行业碰到了哪些难题，今天我打到的第一辆车的出租司机师傅将是我们采访的对象。”
    
    王建生师傅今年40岁，跑出租也跑了10多年了，他说非典的爆发对他们这一行的影响可不小。
    
    王建生：给我最直接的感觉首先就是打车人少了，活比较难拉。
    
    营运时，王师傅除了每天都要全副武装，对车内进行消毒以外还多了一项工作，就是让乘客填写出租汽车乘客登记表。登记表是由北京市运输管理局印发的，需要乘客填写姓名、单位、 电话等信息。
    
    如果一旦发现乘客或司机感染了非典，就可以通过这个登记表通知与患者接触过的人到医院就诊，进一步防止疫情的扩散。那乘客会配合登记吗？为了了解情况，我们将一个小摄像机放在王师傅的车上。转了大概20分钟，第一位乘客上车了。
    
    王建生：您看一下这个表。
    
    乘客：这是什么表啊，让我填上一名儿。我电话不能给你呀，我这私人电话。
    
    王建生：从您的角度，从我的角度来讲都有好处。比如我要是真得了非典了，我能及时通知您，您说是不是？您有笔，填一下。
    
    看来乘客挺配合的。半小时后 又一位乘客上了车。
    
    王建生：您好。
    
    乘客：您好，汽车乘客情况登记表。登记它干吗呀？这给你吧，我可不登记这个。
    
    王建生：现在是非常时期啊。
    
    乘客：再“非常”的时期我都不怕，我不愿意登记，您没看我连口罩都没带，我凭什么告诉您我的电话，凭什么告诉您我的单位，这是我们自己的隐私，我不愿意告诉您。
    
    这一上午有5位乘客乘坐了王师傅的车，只有两个人配合填写了乘客情况登记表，其他人不愿意将姓名和电话留下。
    
    王建生：可能客人把发票拿走了，他有事他能找到我，但是如果要不登记的话，我要真是有事了我就找不着他了。
    
    下午1点多的时候，街上要打车的人少了，王师傅就按照以往的经验到一栋办公楼门口去等活。等活的时候，司机们都喜欢聚在一起聊天，这时候的话题都离不开非典。
    
    司机张志刚：那天一客人上车，就在朝内南小街上的车，他跟我说我去蓝岛，完了以后我就去蓝岛吧，很近，10块钱，心里还挺高兴，这一天也拉不着活儿。结果呢开车到那儿的时候，我就打灯，他说师傅您别打灯，左转弯，一转弯那就是朝阳医院了，就是朝阳医院，结果他没下车之前跟我说师傅我发热，还有点干咳，反正您注意点。我这汗毛全都立起来了。
    
    出租司机：第一个您别穿得跟大棉袄似的捂着，再一个您在车上别吭咔吭咔咳，再一个咱们司机眼睛能看出点儿就完了，一般也不会太过分。有时候他打出租车，我就劝他今儿感觉不对，您不行下来，不行我给您拨120，咱们找一下那什么（医院），120又不花钱。比如说他发热，明确告诉你这种情况，就劝他打120，我们就可以停，你要感觉他是疑似你连停都不要停。
    
    几乎每个出租司机都面临这样的问题，碰到非典病人该怎么办，这也是很多其他服务行业同样面临的问题。比如在餐厅、商场、公交车上，当你看到一个干咳发冷的人，你有权力拒绝为他提供服务吗？
    
    主持人：马教授，事实上，今天记者的这个报道给我们提出的问题很尖锐。服务行业，比如说出租车当他（出租司机）发现一个人好像怕冷、发烧、咳嗽，他自己先疑似这是一个非典病人的时候，他可不可以拒绝服务？
    
    马怀德：如果我发现乘客有嫌疑或者说是确实已经非常明显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这个出租司机按照卫生《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他有两方面的权利和义务，一方面就是报告的义务，我可以向卫生主管机关报告包括打120电话；还有一种我们说是检举的义务，它就是对于，比如说，明明是这个传染病患者，他还要到外地去还要搭车，这实际是一种对社会造成公共安全一种威胁了，所以说他还有一种对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一种检举的权利。
    
    主持人：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出租司机说得很好，可能做起来也是比较合适的，就是说你可以劝他，比如，我发现你确实是有这种症状的话，那我可以劝你，第一，你能不能不坐我的车；第二呢，您不能我给你打一个120，让120带你去。那么在这个调查里面，又出现了另外一个状况，也是现在北京市政府的一个新的举措，就是坐出租车要填乘客登记表。您看到了5个人坐 ，2个人填，而且不填的也是态度非常坚决绝不填，不填的理由全都是我的隐私信息，电话、家庭住址、工作单位。应该讲隐私权是有特定含义的，像这种手机号码、地址、家庭住址，或者工作单位算不算隐私？
    
    马怀德：实际上都是可以值得商榷的，尤其是在这种非常时期，为了整个社会公共安全为了公众的利益，那么有关部门采取这样的措施，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并不侵犯所谓的隐私权的问题，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说公民对这种防控措施有一个一般的容忍义务和一个配合的义务。
    
    主持人：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运输行业，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个行业应该说在非典时期受到的冲击也比较大，而且也格外的敏感，就是餐饮业。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路记者带来的报道。
    
    →→调查2：餐馆服务员
    
    记者：观众朋友，俗话说“病从口入”，在“非典”盛行的时候，饭店餐馆被人们认为是最为危险的地方之一，那我们今天就要跟踪采访一位饭店服务员，看看在非典时期她的特殊生活是怎样的。
    
    上午九点，饭店服务员陈昌平像往常一样开始工作，这些日子，陈昌平每天工作的第一件事是量体温。前些天，一些外地务工人员纷纷回家，陈昌平和伙伴们响应政府号召选择了留守岗位，但他们也不敢掉以轻心，洗手、消毒、戴口罩成为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除了个人卫生，小陈他们还加强了公共卫生消毒措施，按照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总局的颁发的最新标准，这家饭店实行了分餐制，服务员要将每份菜分在客人的小碟子里，避免客人把自己的筷子伸进公共餐盘，这样就餐的方式更加文明卫生。在这些特殊日子受到顾客的欢迎。
    
    记者：咱们目前现在这个圆桌吃饭，无论是飞沫也好，唾液也好都是在一个盘子里搅活。没有非典之前，咱们实际上也有一些其他疾病通过饮食传染，分餐实行起来还是很有必要的。但非典疫情过去以后，这种用餐方式能不能被长久推行下去大家都表示怀疑。中国人有自己的传统习惯，在老百姓看来，分餐制缺乏热闹的气氛。非典过去以后，可能这个分餐制还不会那么顺畅的执行。分餐相对来说疏远了一些，互相存在一种戒备心，如果要打破这个需要一个过程。
    
    送完最后一拨客人，在下午吃饭时，陈昌平有机会摘掉口罩说说话。
    
    记者：你为什么没有回家？
    
    陈昌平：因为我们家在四川，离北京比较远，在火车上的时间也比较长，在火车上怕感染上（“非典”），回去传染给家人和老乡，这样做不合适。
    
    陈昌平告诉记者，他们现在保持着单位宿舍“两点一线”的生活方式，尽量减少外出活动，这样做既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别人。
    
    陈昌平：我们跟客人交往接触的时间多，一个人的健康会影响到周围的客人同事。
    
    吃过午饭，下午的任务是继续准备盒饭，这样紧张的一天让陈昌平暂时忘记了非典的恐惧，现在她只有一个愿望，就是疫情能很快得到控制，她就能无忧无虑地再坐火车回四川。
    
    主持人：我们知道分餐制是在4月底，国家工商联做的这么一个提议啊，您认为这个分餐制是不是有自己的意义？
    
    马怀德：这个从饮食习惯上来讲，中国人就是习惯于大桌子一起吃饭，很少说是采用分餐制，但是从这种非常时期为了防止这种传染病的传播采用分餐制，它这个益处或者我们说这个有利的地方呢显然是非常明显的，实行这种分餐制对于这种防止传染病的流行传播，对于保证每个消费者的健康是非常有意义的。
    
    →→评论：如何用法律控制人口流动
    
    主持人：这个饭馆的服务员家是四川的，没有离开，然后现在也觉得心情还平静。但是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确实有很多的外地的农民工离开了北京，那么在十几天之后我们现在再来反过来看当时的这些情况，是不是也可以说当时的那种离开有一些无序，并且带来了一些危害？
    
    马怀德：对，因为这种传染病它非常重要的一个传播途径就是人员的流动。人一流动，那疫情也就跟着流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控制人的流动，尤其是在这个人的流动过程中采取一系列的检疫、检查、查询、卫生控制措施是非常必要的。
    
    主持人：可以用法律来控制人的流动吗？
    
    马怀德：当然可以，现在这个你看铁路、民航和长途客运，它采取的一系列的措施，比如说量体温，填写健康声明表啊或者是接受查询哪，像这些呢我想都是一些控制流动的这个措施。
    
    主持人：其实应该说各地现在在这一个特殊时期也都在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来防止疫情波及到自己的范围内，有的地区所采取的办法很积极很主动，但是在我们记者采访过程当中确实也发现了有一些地方就是强行地用一些极端手段阻止外来人口的进入。比方说，我们现在在大屏幕上看到的这幅漫画，就是这条路本来是好的，然后在路上为防非典挖此大坑，挖大坑、设路障的这样的状况都有。那么我们从法律的角度，马教授您怎么评价？
    
    马怀德：这样的行为，在传染病流行或者爆发期间，人们的这种恐慌心理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还没有疫情发生的这个地方，他们为了防止这种疫情进入这个地域，所以他会采取一系列的这种自救措施。当然了，从法律上来讲采取这些自救措施恐怕是要有个限度的，或者是不能过激的，因为法律明确规定哪些是疫区，疫区被确定之后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实际上都是政府主管机关的事情，不是某一个单位、某一个村庄、某一个地域可以采取的。
    
    主持人：那么现在在非典出来之后，我们也看到一些疫区和一些病情比较严重的地方很多行业受到了影响，比如餐饮业、出租车这个行业，包括商店、或者就说笼统地来讲消费领域比较大范围地受到了冲击，当然政府也采取了措施比方说减免税呀，包括像出租车份儿钱（管理费）减一半啊这样的措施，那么是不是一旦出现了这种特殊状况，出现了这种疫情，政府是有必要也有责任作一些经济上的调整？
    
    马怀德：疫情发生的时候，有关的主体恐怕要为这个疫情的控制和这种防止蔓延作出一部分个人的牺牲，但这个牺牲是为社会作出的牺牲。按照我们说，公平负担的原理的话，就是这种既然我对这个社会对公共利益作出了牺牲，那么国家或者政府就应该给我适当的补偿，当然这种补偿措施呢我觉得要分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人来采取，比如现在采取的对农村的发病人数采取的完全免费治疗，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国家对这种特殊行业弱势群体的一种救助措施，但最终就是说所有社会主体如果在这种特殊时期，遭受了个别的损失的话，这首先是一个需要容忍的一种义务，一种对社会公共利益作出的一种牺牲。
    
    主持人：其实“非典”这个严肃的话题需要我们每个人在面对的时候都格外的谨慎，同时要付出彼此的努力，另外还要保持特别好的心态，要积极乐观地来面对。我的一个朋友曾经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让我们彼此都把手洗干净，然后握得更紧，让我们在口罩的后面凝视彼此微笑的眼睛，共同期盼“非典”的离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感谢马教授参与现场讨论，明天同一时间希望您继续关注《今日说法》，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