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时期也要坚持依法办事

2003年春夏，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正在经受“非典”的严峻考验。这突如其来的“非典”灾难，考验民族精神和凝聚力，考验公民的道德水平、互助负责精神和大局观念，同时更考验政府的社会动员力、公信力、亲民力和协调、调控能力。除此之外，笔者还认为，这场“非典”灾难也正在考验政府的依法办事能力和法治水平。
    
    由于“非典”疫情在短时间内的不断蔓延和扩大，特别是在我国个别地区的暴发和流行，在民众中引起了极大恐慌，社会上不实信息甚至谣言盛行，一些不明真相的民众出于自我保护目的开始抢购商品，使部分商品一度出现暂时性短缺，随即出现了不法商人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假冒伪劣，也出现了违法犯罪分子的趁火打劫，社会形势变得不容乐观。与此同时，由于个别地方和部门对非典严重性认识不足，旧的传统的“政绩思维”使他们隐瞒、虚报疫情，客观上造成控制不力、决策不及时，一时疏忽使“非典”迅速蔓延，疫情扩大。
    
    很明显，有效防治“非典”，制裁一切违法犯罪，恢复正常社会秩序，已不是一时一地的事，也不是某一个部门的事。单靠某个部门或某个地区的努力和一些临时治理手段、控制措施已无法解决这些问题，迫切需要法律这种社会关系的调整器发挥作用。
    
    在这关键时刻，中国政府没有让人民失望，及时果断地将“非典”这种传染性极强的疾病列入《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法定传染病种类。这使“非典”从预防到疫情报告和发布、再到控制措施和监督落实的各个环节都纳入了法治轨道，也使政府各部门和每个公民在防治“非典”中的角色明确、职责明确、义务明确，从而为防治“非典”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非常时期能否严格依法办事，是政府依法办事能力的集中表现，也是检验一个国家和社会法治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和尺度。我们高兴地看到，面对这场灾难，中国政府首先想到的是法律，想到的是依法治“非典”。在将其纳入法定传染病种类的同时，再次全文播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有关部门及时发文要求加大对该法的学习和宣传力度。对于防治“非典”过程出现的虚报瞒报、失职渎职、造谣生事、哄抬物价、趁火打劫等违法犯罪现象，各地各部门也分别依据相应的法律法规给予了及时的处罚和制裁，从而保证了防治“非典”工作的顺利开展，保证了人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确保了社会稳定。
    
    “乱世重典”往往是非常时期坚持依法办事的思想障碍，也是人们的传统思维模式。在防治非典的关键时期，也曾有人呼吁“非常时期采用非常手段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但作为国家并没有因此法外施“罚”。这是我国执法能力日益成熟的标志，是法治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法律不在于“严”，而在于落实，也不在于因时因事而变，而在于它的稳定性，在于它是否被人民信仰。而让人民信仰的关键又取决于法律的稳定和严格实施。法律的生命在于实现。中国政府在这次防治“非典”中的严格依法办事，必然大大树立起法律的权威，有效维护法律的尊严。
    
    其实，在法律适用过程中，适应形势与依法办事并不矛盾。一方面，我国法律大多都对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罚规定了一定的幅度，并且规定了不同形势下的从重、加重处罚原则，在所谓“乱世”，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从重或加重处罚来制裁和遏止违法犯罪行为，比如广州对随地吐痰的处罚就选择20元－50元罚款的上限；另一方面，遇到确实不适应形势需要的法律法规，可以采用修改的办法使它更适应形势需要，如上海就通过修改法规将随地吐痰的处罚最高额提高到200元。这些方法既维护了法律法规的权威，又实现了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有效制裁，体现依法办事精神。
    
    然而，在非常时期也有个别地方领导和政府不能始终坚持依法办事，制定了一些没有法律依据甚至涉嫌违法的应急措施，损害了法律的地位。比如，有的地方对虚报瞒报疫情的官员采取“就地免职”的做法，也有的地方授予指挥中心所谓的“先斩后奏”权，即授予对失职、渎职行为采取免职、撤职的处置权，等等。这些措施明显违背我国的现行法律法规规定和人事任免程序规定，不具备合法性，这是因事因急废法的不良苗头，危害是不可低估的。
    
    总之，在防治“非典”的关键时刻，中央人民政府始终坚持依法办事，是值得称颂和令人高兴的事情，它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带了好头，树立了榜样，这表明中国真正走上了依法治国的轨道，也是“非典”不幸中的幸事。
    
    来源：中国法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