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非典”反思社会危机管理体系

“非典”疫情发展至今，已经演化为对人类卫生健康的一次重大挑战。“非典”暴露出的问题，正在演化成管理问题和社会问题。
    首先，从宏观层面来看，“非典”事件给政府的危机管理体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非典”事件反应了整个社会管理体系在应对传染性疾病这类突发事件的能力不足。例如，我们在“非典”事件发生初期就对其可能的社会后果预见不足。其次，从微观层面来看，对社会公众来说，危机造成的最大危害在于日常生活秩序遭到破坏并由此带来社会心理的脆弱和心理疾病的发生。正如有专家指出的，心理上的这种“疾病”比这次疾病本身更难治愈，SARS可能会最终得到控制和消除，但其给人们心理所留下的恐惧和创伤却可能更为长久。　
    作为突发性危机，这次“非典”事件至少具有以下四个特点：一、不可预见性。即没有人能够确切知道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与什么人交往会被SARS病毒感染；二、紧迫性。由于“非典”事件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命安全，任何拖延都可能导致更多的人被感染甚至死亡；三、危害性。这次“非典”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导致了社会秩序失衡、经济发展受损和社会心理恐惧，成为当前我们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头等大事；四、全球性。在全球化背景下，“非典”事件的影响已经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
    毫无疑问，这次“非典”疫情是对政府社会危机管理的一大考验，也是对政府危机管理制度创新的一大推动。笔者认为，我们至少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建立危机管理体系：一、建立危机预警系统。在危机爆发之前能够识别各种征兆性事件，对危机爆发的概率及后果进行科学判断；二、建立制度化的快速反应系统。强化危机发生后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果断指挥，及时协调，减少危机带来的损失及负面影响；三、建立信息传输和处理系统。通过疫情发布和舆论宣传，提高公众对危机的心理承受力，增强对政府控制危机的信心；四、建立物资准备和调度系统。从根本上遏制危机的蔓延，保障公众在短时间内对某些特殊物质的需求；五、建立人员培训和技术储备系统。社会力量和技术装备的介入，可以降低政府救治危机的成本，发挥人力、物质的综合效应；六、建立危机处理国际合作系统。国家之间的合作之外，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都是解决危机的有效行为体。
    值得高兴的是，针对“非典”疫情，我国政府已经公布施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并正在建立一整套应对危机的管理体制。从社会功能的角度来看，这次“非典”的发生未必就是一件坏事。它不仅有利于培养民众的公共卫生习惯和疾病防御意识，提高公众面对突发事件的心理承受力，更重要的是有利于促成政府危机管理机制的完善与创新。可以说，每一次危机既包含着导致失败的根源，又孕育着成功的种子。而发现、拯救、培育，以便收获这个潜在的成功机会，便是整个危机管理的精髓。如果在这场疫病之后，我们能够真正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善的公共卫生防疫机制，一个全国性的危机管理体系，一种公民应对危机的成熟心态，那么我们未必就不是获得了一场重大战役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