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理性、现代社会和公民责任

非典危机似乎一个高明的大夫，它在你背上猛击一掌，说：你有病啊。经历非典的中国人，都不约而同地思考一些重大问题。“公共理性、现代社会和公民责任”则是重要主题之一。
    
    
    在面临公共灾难突袭的时刻，应有怎样的指导思想抗击非典、战胜恐惧？除从个人心理角度探索理性外，另外就是公共政策与社会政策的角度，即以公共理性战胜恐惧、应对公共危机。
    
    公共理性指社会公众对待公共事件的自发的集体性态度。面对公共危机，公共理性表现如何，往往成为一个社会在开放和秩序两极间的张力能否自发获得平衡的源泉和标准。
    
    面对非典肆虐，同为中国人组成的社会——内地、香港和台湾，表现各异。香港社会最为平稳，政府信息明确透明；居民既谨慎又积极抗典；医院和社会组织针对恐慌心理发放宣传单，医护人员恪守职责，以专业精神站在第一线。台湾最为恐慌，医生护士有集体罢工情形。内地则处于中间，中央政府以胆略和勇气建立了全国一体化的指挥系统，对抗典的方方面面——从医院到社区、从宣传到捐款，从上到下集中统一指挥。
    
    实际上，这种做法是迅速控制非典蔓延的有效方式。但这是政府理性而非公共理性。
    
    香港的公共理性则表现为公众自发的谨慎而有勇气的集体性行动。最明显的是，在非典肆虐高峰期，成千上万的香港市民带着口罩为张国荣送葬，此后，还有演艺界、名流和社会自发组织露天集会支持抗典。而在北京，“五一”节前后几乎全城寂静，尽管也有公众捐款和做志愿工作，但总体而言，大多不是来自公众自发的集体行动或非营利机构的组织活动，而是政府主动的安排。大思想家哈贝马斯说过，公共领域是基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领域，是非官方的，属于公众聚会场合，公众在这里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或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自由的、理性的评判。
    
    与香港相比，内地显然缺乏这种非官方的公共领域，很难体现公共理性。若说公共领域是培育、展示公共理性的温床，那么，公共领域自何而来？自公民社会而来。
    
    公民社会是社会的一种特殊形态，它具有人们充分重视和分享个人价值的社会文化，能够自由地发展社会的多样性。正是由于这种社会形态能够保有和发展私人领域，所以才能聚集独立个人的理性选择，形成和发展非官方的公共领域。
    
    在现代，公民社会已成为不断支持社会体系向着文明和进步演进的社会的基础形态。它在多样化、多层面竞争形态下发展着公共理性，是现代化的社会形态。在中国内地，公民社会建设尚处于最初的阶段，即以民主政治和市场制度保障公民自由与权利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抗击非典，公众向行政部门、媒体要求知情权，政府要求公民恪守对非典接触者隔离措施等一系列法律规定，社会倡导保障社区、保障他人安全就是保障自己的社会公德等等。
    
    在此阶段，公民个体是公民社会的根基，培育公民社会第一要义就是建设公民个体，培育公民价值理念和公民道德。
    
    公民和百姓有什么不同？北京星星雨孤独症儿童教育研究所所长田惠平以她经历非典的行动给予我们生动而深刻的启示。
    
    4月21日下午，该所一位实习生(小C)告知田惠平，她的房东有可能染上了非典，她也不太舒服。田惠平意识到一旦小C被感染，“星星雨”50多名儿童及其家长(100多人)以及30多名工作人员都有受感染的可能，而当时来自40多个城市的孤独症儿童及其家长100多人正在购票准备返回住地。田惠平一边要小C尽快去检查，一边组织人力登记返乡者的车次、航班、目的地及联系方式，立即制定内部员工“自我隔离观察”方案。同时，她电话告知北京市相关防疫部门，希望在阻止学员返乡、人员隔离措施等方面得到指导和支援。在未得到实质性帮助的情况下，“星星雨”从4月23日凌晨就自动采取了“隔离”措施。4月22日夜小C高烧，历经两天的周折才住进医院，“星星雨”辖地于4月25日被正式隔离，有关部门开始追踪所有返乡者。
    
    非典危机突发的关键时刻，田惠平冲了上去，无任何人告知她该怎么做，她是在凭着一个公民的道德心和责任感作出判断和采取行动。她的行动甚至超出了她的职务责任。她以公民责任、公民道德统领了职业责任、职业道德。
    
    如果我们将危机到来时的社会责任分为职务责任和公民责任，公民责任则是基础、统领。若将社会危机处理体系划分为核心圈和边界社会地带。核心圈包括政府部门、医院、防疫机构等，圈内责任的性质系职务责任，圈外(边界)社会地带则包括各类非政府的社会组织、企业、社区、团体、公民聚会等，他们抗击非典，则出于公民责任即个体公民或法人公民的责任。公民责任是职务责任的基础，既体现在核心圈内又体现在核心圈外。公民责任要求处于核心圈内的每个人，以公民的身份承担着自己的职务责任；公民责任还要求处于核心圈外的每个人、社会机构，以公民价值观和道德准则承担社会责任即公民责任。当非典可能蔓延之际，每个公民都有责任为阻止蔓延做必须做的一切。很遗憾，一些机构、个人却在危机关头等待政府发布号令，从而错失了果断处理危机的时机。田惠平则以公民道德、公民责任为自己行为的准则。
    
    好公民的责任源自个体与他人(社会)休戚与共的公民道德观：每个公民在社会福利面前应该公平地享用，在社会灾难面前应该公平地承担。这种现代社会的公民道德，与中国传统道德中“患难与共”等继承性很强，只是百姓与官吏已经演进为“平等公民”。
    
    非典危机使每个人近距离地、真切地体会到什么是公共灾难，什么是公民道德，并无可躲避地以自己的行为表明自己的态度。
    
    现在，人们清楚地看到，面对非典突袭，搭便车者(唯恐避之不及)和不作为者(危机时刻对人的生命危险和社会损失听之任之)已发展成客观上的“助纣为虐”——只按自己意愿行事而不顾及社会公德和公共利益，势必导致非典蔓延，加剧公共灾难延续的速度和规模，而灾难所导致的后果和损失须被整个社会承担。
    
    那么，从现在起，每个公民都应该问问自己：我为抗击非典做了什么？我是否一个社会好公民？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