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头防SARS几成“诸侯”割据
华南调查：“防非”行动愈演愈烈
本报记者江海波5月14日晚，“中国塑料王国”台州市的一位网友“塑料王”告诉记者，他当天吃进了30吨塑料，货已送到。此前一直笼罩在“中国塑料王国”上空的货源短缺的“愁云”开始“拨云见日”。
就在一些地方政府矫枉过正的“防非”行动愈演愈烈之际，5月11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公安部、交通部、商务部和卫生部再次出手，联合发出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确保货物运输畅通。该通知正是针对一些地方在货物运输中出现的重复消毒、重复体检，导致车辆长时间排队、运输周期加长等问题而紧急出台的。
而在数日前，交通部就曾发出通知，强调任何地方、单位和个人，不得采取任何方式阻断或变相阻断交通。通知强调，各级交通主管部门应从保障国民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切实保障公路交通安全的畅通。
很快，车流被阻、物流不畅的现象逐渐平息下来，物资紧缺的现象亦得到缓和。国际经济人士事后分析，中国政府的果断行动，挽救了已经严重受到影响的物流链，扭转了前些日子经济脉络一度受到伤害的被动局面。同时，也证明中国政府已经从容地从“全力以赴防‘非典’”的阶段转到“一手抓‘非典’，一手抓经济”上来。
管窥：货车司机讲述“路上故事”
5月13日下午，广州西北郊区湖天停车场。记者向一位准备发车的长沙司机提出随行采访时，遭到对方的婉拒。据该停车场几位湖北籍司机反映，较早前，他们曾在沿途遇到不少借“非典”之机乱收费的情况。一位姓周的司机称，大约10来天前，他们在湖北与湖南交界处的渡口，以及湖南岳阳境内就遭遇到各种乱收费的情况，路途上耽搁了不少时间，但这种现象近日已比较少见了。
为了掌握更多的情况，记者次日采访了位于广州北郊的几个货运停车场。14日上午9时40分左右，一辆挂陕西西安车牌的30吨大货车驶进了白云山附近的一个停车场，记者一路小跑跟了上去。听说记者要了解沿途是否有“不正常”现象时，这位姓王的司机马上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示意车上的另一位司机把一张“此车已消毒”的纸条出示给记者看。王司机说，就是这张纸条，让他们在湖北花了60元“不明不白”的钱，其中10元给卫生防疫部门，50元给了交警。
据王司机回忆，4月29日，他们一行驾驶这台30吨的解放大卡车从西安出发，5月1日经过湖北枣阳太平镇316国道时，遭遇了交警拦车检查。王司机说，当时这些人将车截下之后，很简单地向驾驶室内喷了些药水，便索要10元钱的“消毒费”，随后，交警又在没有任何借口的情况下索要50元“罚款”，“不给就不让我们走。”王说，当时我们马上打110求助，110的回答是“这些事情我们不管。”
王说，由于中途停下来办了些其他的事，所以今天才到广州。“但是，我们单单花在路上的时间还是比平时多了许多。以前，从西安到广州2天就能到达，而这次花了3天3夜。路上沿途检查浪费了不少时间。”
记者仔细辨认王司机递给记者的纸条，发现纸条上的公章模糊不清，但可依稀看出“枣阳市太平镇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的字样。
同天上午，记者在离此停车场不远的“南新停车场”，找到了一辆正在准备运送“康佳”彩电的集装箱车。姓孙的司机告诉记者，他们车队归属一个物流公司，主要是为广东的“美的”和“康佳”运输家用电器。孙说，20多天前，他们将一批货运往呼和浩特，在行至山西进入内蒙古地界的时候，就碰到了借“非典”乱收费的情况。据他回忆，当天，他们的车经过内蒙古自治区某县时，被当地的交警拦了下来，随即一个身着白大褂的防疫人员往车上潦潦草草地喷了一些药水，发一个“车辆已消毒”的纸条，然后收取5元钱。孙司机说，听说这个事情后来已经被曝了光。
孙的说法在一些媒体的报道中得到了证实。大约就在此前后，有关媒体记者在内蒙古境内遭遇了同样的事情：4月23日，记者乘车沿呼武公路途经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时，发现当地防疫部门以预防“非典”为由，向进入该县的汽车乱收费。而当时竟然有一位副县长在场。这位叫田建军的副县长说：“这次对过往车辆喷药消毒、防治‘非典’，是呼和浩特市布置的。”记者问：“人家刚刚消过毒，为什么非得再消，而且还这么贵？”田副县长只是一个劲儿地说：“这是县里‘非典’防疫领导小组决定的。”
交通部5月6日发出了《紧急通知》，这一通知的下发虽然对一些地区对疫区车辆一度的苛刻要求有所改变，但防“非典”的种种措施使疫区的车辆还是不甚通畅，有的地区甚至仍然我行我素。
北京中铁物流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庆宏告诉记者，疫情爆发以来，该公司的干线运输并未受到大的影响。但在个别线路上却有一些麻烦，沈阳、石家庄等地对北京牌照的货车根本不让进城，有些需要配送的货物无法进入市区。公司只能将货物运送到城外，由市内派车出来倒货。这样一来，每吨货的运送成本至少要增加10元。
据了解，由于北京车出门处处是卡，很多司机不愿出城，这就使得北京与周边城市的汽车货运量减少。以沈阳为例，记者在其交通局网站的通知上看到，对来自疫区(北京、天津、山西、广东、内蒙古、河北)，途经沈阳不进城的车辆立即放行，但不准进入市区。
缩影：塑料王国遭遇“非常风云”
有“中国塑料王国”之称的浙江省台州市最近很不平静。刚刚受海湾战火影响的塑料化工市场还没舒缓下来，一场“非典”再次搅动了这里的风云。而问题就出在流通环节上。
台州位于宁波与温州之间，到浙江省会杭州市约3小时车程，台州是中国的塑料集散地，同时也是消耗大区。据了解，前些天由于受“非典”影响，曾一度因为货车无法开进来而导致塑胶材料紧缺，一些塑料消耗企业甚至因此停产。
不仅如此，由于以电石为原料的塑料生产厂家在电石原料的运输上出现问题(“电石法”具有成本优势，国内许多塑料厂家都以此法生产塑料)，不但导致当地塑胶企业无法正常生产，还引起电石法料的价格上升。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日本在这时期哄抬化学材料VCM的价格，已经导致了生产厂家成本上升。此外，因为前一时期的大量抛货，各厂家塑料(PVC)库存下降，个别厂家甚至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而中间商手里也基本无库存，社会库存量在前段时间内几乎消耗殆尽。不难想像，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交通受阻、物流不畅的局面，对“塑料王国”意味着什么。
5月14日，文中开头所述的“塑料王”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据其介绍，他叫徐勇，出生于一个“塑料世家”，现在，他自己管理着一个塑料制品厂，平时也炒一炒原料(塑料)。
“塑料王”告诉记者，现在，一些喷雾器、医药塑料生产企业的吃货量非常大，但由于前些天跨省运输要过很多关卡，外地的原料进来已经非常困难。某些地方的做法非常极端：外地车一进来，不管车上人员身体好坏一律隔离。“这里的公路运输已经连续一个星期受阻了，许多车辆半路被隔离，直到5月12日开始才有少量的车能开进来。”
他说，现在市场上流行的看法是，只要有货就马上吃进来。“可是市场上已经没货了，如果有货的话可能一到就会被抢购一空，大部分人已经认为价格要开始反弹了！”而该网站的调查亦显示，有5成以上的人认为塑胶原料价格看涨。
“塑料王”说，台州的塑料供应目前已趋于缓和，但价格仍在上扬，这里的塑料比全国的价格要高约200元／吨。“今天，我就吃进了30吨。”随着一辆辆卡车满载塑料鱼贯而入，几乎陷入“休克”状态的“塑料王国”舒了一口气，但无论如何，制品企业肯定要面对高成本的现实了。
上海调查：拷问地方“防非”之道
本报记者范利祥实习记者黄嵘李琳“我是贵报的忠实读者，希望能借贵报来呼吁呼吁我的遭遇！”提起“非典”，上海市某商贸有限公司的老总就“气不打一处来”：“更可恨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借预防‘非典’的名义阻止正常的商贸往来。我本来已经谈好要代理陕西渭南地区的一家并不怎么有名的牛奶企业生产的牛奶产品，而且已经投了不少资金做了前期准备，但现在这家牛奶企业所在的当地政府一张公告使我几乎陷入绝境！因为公告里说，在‘非典’还没有结束时，该地区不允许本地的产品出去，更不允许外地生产的产品走进来。”
不仅如此，这位老总还有点无奈地表示，现在路上的“‘健康检查’关卡设得实在太多了，其实渭南地区的当地政府即使没有那样的规定，我也可能会有点束手无策，因为光花在路上的时间可能就要几天几夜，这是很要命的事情，特别是对于牛奶这样需要时刻保鲜的产品来说。”
而更让他感到气愤的是，渭南地区一个与其合作多年的供应商告诉他，该地区的某县“把道路都弄断了，阻止车辆行驶。”“我并不反对地方政府采取正确的措施防止‘非典’的进入，但有些省份的防范措施确实过于‘偏激’！”
漫长的“健康检查”
5月初的一个晚上，日本神原汽船株式会社上海分公司的航线担当曾先生站在港区货运码头边，焦急地看着手表，已经11点了，原订船应该在10点启航，但货运公司的集装箱卡车迟迟不见踪影。他又一次向港区控制中心工作人员打招呼，希望他们能让他的轮船再多停泊些时间。
大概晚上24时左右，一辆印着振华货运有限公司的集装箱卡车才到。司机辩解说：“很对不起，按原定计划4小时前就可以抵达港口的。但是，汽车在进入上海高速公路收费站时要求量体温，队排得很长，我足足等了近两小时。到工厂取货时又被拦在门外，要求我到附近的医院做身体检查，确定健康后，才同意取货，这样一来一去又花去几个小时。”航线担当曾先生告诉记者：“因健康检查而耽误装船不止今天一次了！”“如果延迟交货的话就等于违约，违约金大约是货价的70%，一批货款少之几万美元，多之几十万美元。幸亏对方没有要求赔偿，否则这个健康检查的代价还真够大的！”
类似令商家大受损失的事还有很多。陆家嘴房地产开发公司的租赁业务也是其中一例，该公司的一位吴小姐告诉记者，因为规定从疫区来的租客必须由居委会统一安排隔离2周，一位香港租户就要求退租。根据合同，未到期就退租属于违约，该租户应该付违约金。“不过租户坚持说这是特殊情况，与他无关，当时我们也予以谅解，没有让其付违约金。只能由我们自己承担损失了！”吴小姐说。
联想集团也反映，该公司一些大型器件要通过汽车从深圳运到北京，以往路途时间为4天，现在需要6天，主要是沿途检查和消毒所致。从深圳到北京大约要经过四五十道检查和消毒，因此很多司机不愿去广东，使货运车辆减少，货物运不出去。
记者前面提到的上海某商贸公司的老总也表示，在他从上海进入江苏道口的时候，一般总要等上4个小时左右。“特别是到常熟市，更是因为检查耽搁了不少时间。我本来准备在这个市投资一家工厂，但现在由于这个原因也只好取消了。”
以“非典”的名义
针对一些地方出现的过激行为，有人士担心会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趁机大做文章，滋生地方保护主义。记者前文提及的上海市某贸易公司的老总认为，地方政府的这种措施是“以“非典”的名义搞地方保护主义，而且是一种低级的保护措施。其目的是在这个时期把外地的产品赶出本地。”
“这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地方保护主义，这比地方保护主义要严重得多，可以毫不夸张地称之为一种地方封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陆得明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这属于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我们应当用一种超常规思路来看待，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无奈，不得已的选择。”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威胁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非典”病毒控制住，采取一些非常措施是可以理解的。“但一些地方政府的行为有些过激，这只能说明这些政府缺乏一种应付突发事件的经验和能力，属于一种处理方式的失当行为，这样只能导致‘非典’对地方经济更大的影响。”陆得明教授说。
陆教授说，“市场经济离不开流通，当前我国的经济模式是由多区域组成，人为地阻碍人流、物流、商流，是市场不允许的。从生产者角度来看，地方保护主义不是保护地方经济，相反是对地方经济长远发展的一种阻碍，只会保护落后。虽然可以得到一些短期的利益，但长远看，会降低生产效率，增加生产成本，使地方经济丧失竞争力。另外从消费者角度看，受到的损失也很大，资源的利用达不到最大化，造成一种资源的浪费。”“如果有地方在‘非典’过后仍然延续一些非常时期的措施，那么国家就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制止。”
抗击“非典”，也应依法进行。华东政法学院经济法学院一位专家告诉记者，传染病防治法为预防、控制和医治传染病设定了许多强制性措施。这些措施从性质上来说都属于行政强制措施。自4月以来，全国各地已有不少省市通过地方性法规和规章，规定了各地有关防治“非典”的措施，但地方性法规与地方政府规章在设定和规范行政紧急强制权方面有多大的权限，目前因无行政强制法而出现真空。“所以，并不排除有些地方政府在这个时候利用防止‘非典’的进入而搞比如地方保护主义这样的低级措施。”
北京调查：北京人＝SARS？！
本报记者姜蓉“北京人都快与‘非典’病原体划上等号了！”一位刚刚从外地回京的朋友向记者抱怨。“我在那边尽量说家乡话，以免让人听出我是北京人。”近来许多在外地的北京人都遭到同样的境遇，北京人第一次从外地人眼中“读”到了排斥甚至是敌视。
防控“非典”变成了“运动”？
据了解，在全国范围内，疫区的人尤其是北京人受到这样的冷遇非常普遍。持北京身份证、开北京牌照的车在很多地方都会招致敌意的目光。
“京”字头的车在外地几乎成了高级监控对象。据了解，在安徽某地一居民小区内，众人见一辆“京”字牌照的车，居然将其视为危险因素将其团团围住，夜晚还有人将其轮胎扎破。疫区的人员遭遇冷眼与当地的防“非典”措施有着直接的关系。
家在江苏扬州的张小姐最近接到家里的电话，被告知千万不能回家。“现在有规定凡在北京工作的亲戚近期不准回家，如有回家的，群众举报还能得2000元的奖励。”在该市，父母从事与省外交通运输业的，其子女近期不准到校上学。
“现在疫区的车辆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北京的一家公司负责人说，该公司试图从北京运送食品到沈阳，但发现道路已对北京来的卡车封锁了，而很多飞机航班在没有发出任何警告的情况下也取消了。“看到带有‘北京’这两个字的运输车辆就会受到‘特殊待遇’。”他苦笑着说。
新华社证实，在河北，很多地方政府立起了路障和检查站，对北京牌照的车辆进行消毒，甚至在有些地方，禁止这些车辆通行。陕西、湖南等地近日也出现对疫区车辆实行交通管制并劝其返回等情况，此举造成部分国道、省道和高速公路严重堵塞。
北京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的一位官员在电话中告诉记者，由于受“非典”影响，4月末开始，北京市空运和公路运输货物受阻严重。这位官员透露，部分航班停飞或减少，北京空港口岸货运呈逐日下降趋势，致使北京市大量进出港货物受阻，其中首都机场国际货物吞吐量4月末开始逐日下降。
北京市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表明，自4月24日以来，国航货物吞吐量逐日下降，与去年同日比，24日下降21.96%；25日下降23.78%；26日下降25.88%；27日下降39.91%；28日下降55.72%。而国航在4月28号的出港货物同比下降46%，进港同比下降61%。近日，一批航空公司停飞或削减了始发站为北京的航班。在陆运方面，4月27日以来，北京到外省市的集装箱运输车在省、市界地受阻、受限。比如，到内蒙古去的司机要出示北京市市级以上医院的健康证明；到辽宁的运输车辆需在界地停留48小时后方可入境；到山东、河南、江苏、湖北等省、市的北京车辆被禁止通行。
飞利浦公司国际物流部的一位负责人表示，该公司的部分供应商位于北京，但现在由于“非典”的原因，路上处处受阻，而该公司也不得不“提早把货物运过来，原来只需要10个零件，现在在仓库里要储备100个零件。”这样导致“物流成本大大提高”。在安徽舒城县某媒体任职的朋友透露，在该县出台了一个“土政策”，为了防止输入性“非典”，该县规定，“不准使用非本地生产的化肥，也不允许外地的化肥运到本县。”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该县在前几天曾实施过惊动国家有关部门并受到全国通报批评的地方保护政策，以“扶持本地水泥企业的健康成长”。
据了解，某些地方为了阻止在外打工的人回家，居然发出通知，谁家有在外地打工的人回家就处以3000元罚款。沈阳为了防“非典”，外地人在沈阳租房者，一律将房子退掉集中住在一起，限制外出。
更有趣的事发生在成都。某居民小区按上级指示对“非典”严防死守，听说小区内有一户居民夫妇俩从广州回来，立刻将其家门焊死对其进行隔离。强制隔离的措施已经成了一种最常用和普遍的手段。有些地区规定凡是从外地回来的一律隔离。理性一点的做法是，凡是从疫区来的一律隔离。
分析人士指出，国家对各地防“非典”所采取的手段并没有明确规定。于是，各地五花八门的防“非典”措施层出不穷也就不足为怪了。全国政协委员、香港青年企业家协会理事陈振东针对最近内地防控“非典”中的一些做法指出，在某些地方，防控“非典”成了一场运动，缺乏理性和科学。
乌纱帽效应之下的矫枉过正
清华大学行政管理学院副教授彭宗超从危机管理的角度指出，对疫区来的人员、车辆进行检查和消毒是必要的，但不能防控过度，否则会造成矫枉过正。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讲，防备心理对阻止疫情扩散是有好处的，但这种过度的警惕，对所有疫区的人员、车辆进行“有罪推定”的做法会造成地区间关系紧张。地区间交通的不畅会导致人员流、商品流、资金流受影响，导致市场割据，危害区域经济的发展。
分析人士指出，地方在阻断疫情上采取的一些措施与中央精神是相左的。在交通方面出现的问题就是一个例子，其主要原因乌纱帽效应。
据了解，沈阳市规定哪个区把疫情病人放进城，就要追究主要领导责任。在陕西宝鸡，只要哪个地区有一例输入“非典”病例，该区领导将被就地免职。针对防控“非典”问题，各地都有严厉的责任制，这使得地方政府任何一级都不敢掉以轻心。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教授毛寿龙指出，这样的做法完全是一种结果导向，地方政府只对上级负责。在“非典”特殊时期，“非典”问题具有了一票否决的特点。防控“非典”不力就被免职。在地方一些管理者心中造成了结果压倒一切的心理，只要保住自己地盘的干净，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这样很容易造成权力的滥用。
虽然中央屡屡强调，抓“非典”防控同时不放松发展经济，但分析人士指出，在一票否决面前，很难确保地方政府的精力用在经济建设上，事实上一些地方采取的限制人流、闭关锁城的一些过激手段本身就影响到了经济的发展。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陈栋生教授指出，人流对“非典”控制不利，但不能因噎废食，要加强检疫而不是采取封闭。否则会导致区域对立，市场割裂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很大。
陈教授指出，某些地区还出现地方保护主义的苗头，以防“非典”名义阻止某种产品进入本地市场。陈教授表示，这种自以为聪明的做法实际上很愚蠢。虽然这种方式可以一时赢得市场，使地方一些积压的产品趁势抓住了机会。但如果其质量差、价格高，就会伤害消费者，失去消费者的信任。一旦“非典”过去市场重新规范，立刻就会被市场所淘汰。
国内公共政策的软肋
“‘非典’危机暴露出国内在公共政策制订上的严重缺陷。”被访的许多研究公共政策的教授、专家都如此断言。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院教授张康之表示，在危机状态下，地方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不同于一般的公共政策，应该有些特殊措施。在“非典”时期特殊管制措施是正确的，但不能“一刀切”，更不能盲目，如北京人一律不许入住酒店，疫区人员一律强制隔离就是一种过头的做法。
事实上，如记者上文提到的，居委会将住户屋门焊死的做法本身已经触犯了法律。而“出现一例，负责人就地免职”的说法，本身就简单化，“就地免职”一说，本身也不符合法律规定。
专家指出，国内普遍缺乏公共政策意识。如果公共政策意识强，北京发现疫情之初，周边地区应立刻出台应急和防范措施以应对危机。在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时，地方政府只是出了问题才开始应对就显得较被动。
专家表示，缺乏法律依据是国内公共政策制定不力的原因。毛寿龙指出，中国法律中没有这方面的授权，法制不健全，在遇到“非典”这种特殊情况下，政府应该怎么应对才是恰当的，目前还没有法律依据，这难以避免地方政府的过激行为甚至个别出现的违法行为。
如何防止在危机状态下，公共政策侵害公民权利，如何进行监督等等都是法律的空白点。另外，在危机应对方面，一个城市前期没有大面积疫情时应该怎么做，疫情蔓延怎么做，公共场所因危机而停业如何实施相应的税收，宾馆征用为隔离用房费用怎么结算，一些相关受损部门怎么补偿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都应有法可依。
“非典”爆发后，国家出台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专家指出，这还远远不够，健全公共政策方面的法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文章来源：行政法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