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非典事件”反思社会危机管理体系

作者简介
    文军，男，1969年生，社会学博士。先后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主攻社会问题与社会发展、城市社会学、全球化与当代社会学理论。曾先后在海内外80余家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40多篇，发表著述近200万字。现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上海市社会学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上海市社会学学会国外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主任。
    
    
    非典型性肺炎的疫情发展至今，恐怕谁也始料不及。小小SARS病毒，已经演化为全球化时代对人类卫生健康的一次重大挑战，而其对社会经济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现在似乎还难以估计。至少它目前已经成了我国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的头等大事。这种出人意料的影响说明，这是一场我们过去未曾遭遇过的现代性和全球化条件下的灾害。可以说，“非典”的问题，已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医学与健康问题了，而正在演化成一个管理问题、社会问题。
    
    首先，从宏观层面来看，“非典”事件给政府的危机管理体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非典”事件的发生不仅充分暴露了政府在社会危机管理机制上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陷，而且也从一个方面反应了整个社会管理体系在应付诸如疾病这种突发事件的能力不足、运作无序和管理失效。例如，我们在“非典”事件发生初期就对其可能的社会后果预见不足，尤其在舆论宣传和信息发布上有意遮掩真相，使公众丧失警惕意识。而在处理方法上也是采用惯用的所谓“内紧外松”的办法。
    
    其次，从微观层面来看，公众在“非典”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恐惧、害怕，显示了国民在面对传染性疾病这种直接危及生命安全问题时心理承受能力的脆弱性，而这种脆弱性不仅来自于公众公共卫生方面的“无意识”，也同样来自于对疾病防御、处理、教育等内容的无知。对社会公众来说，危机造成的最大危害在于日常生活秩序遭到破坏并由此带来社会心理的脆弱和心理疾病的发生。正如有专家所指出的，心理上的这种“疾病”比这次疾病本身更难治愈，SARS可能会最终得到控制和消除，但其给人们心理所留下的恐惧和创伤却可能更为长久。
    
    长期以来，无论是国家政府层面，还是公众个体层面，我们都习惯在“常规”状态下过着安逸的生活。虽然，改革开放20多年了，整个社会在应对失业下岗、物价飞涨、社会骚乱等社会经济领域中的突发事件时，控制管理与社会心理承受能力比以前都有所提高了，也在一定程度积累了如何应对诸如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危机管理经验，但在如何预防突发性疾病的问题上，我们的危机管理机制显示了严重的不足。其实，任何一个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突发性事件的产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而对突发性事件的危机处理也几乎成了每一个政府必须具备的能力。从理论上来分析，危机是导致社会偏离正常轨道的一种非均衡状态。相对于人类生活中正常的社会关系、秩序而言，它可以在一个地域发生并造成有限影响，也可以在一国或全球范围内发生，造成全球性影响。确切地说，危机是一系列瓦解社会正常关系、秩序的事件正在迅速展开，并不断增加危险性，迫使相关的系统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出快速反应和抉择，采取更多的控制或调节行动，以维持系统生存的紧迫时刻。由突发性事件所产生的社会危机会常常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导致社会偏离正常轨道，从而对社会公共安全、正常秩序和社会心理造成较大的破坏性影响。政府危机管理就是政府针对突发危机事件的管理，目的是通过提高政府对危机发生的预见能力和危机发生后的救治能力，及时、有效处理危机，恢复社会稳定，重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其内容大致包含了危机理念的确定、危机管理的过程、危机管理的方式以及危机管理的保障机制。其核心理念是“居安思危”、“吹毛求疵”、“小题大做”、“防患未然”。
    
    作为一种人类以前从未遭遇过的突发性危机，这次“非典”事件至少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是突发性。既没有人能够确切知道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与什么人交往会被SARS病毒感染，就连医生也缺乏这种预见性和自我防护意识(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医生被感染便是一个例证)。
    
    二是紧迫性。由于“非典”事件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命安全，对它的任何拖延都可能导致更多的人被感染甚至死亡。如果我们在确诊第一例“非典”病例以后就向全国各地发出警告，现在就可能大大减少全国的发病人数。因此，当“非典”发现后，政府有关部门对该事件做出反应和处理的时间十分紧迫，不能有任何迟延。
    
    三是危害性。这次“非典”事件对社会、经济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社会秩序的失衡、经济发展的受损、社会心理的恐惧，成为当前我国政府和人民社会生活的头等大事。
    
    四是全球性。随着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联系日益全球化，“非典”事件的发生、影响也已经超出了一个国家的范围，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截止到5月5日，全球已经有30个国家报告发现了SARS病患者，被临床确诊的人数达6823人。
    
    毫无疑问，这次“非典”疫情是对政府社会危机管理的一大考验，也是对政府危机管理制度创新的一大推动。任何政府都有责任、有义务建立健全的危机管理体系，并通过研究危机、危机预警和救治危机恢复社会的均衡状态。政府的效能不仅要表现在平时的办事效率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危机的处理上，即表现在能否采取恰当而坚决的措施，迅速摆脱危机，尽快恢复正常秩序。对此，笔者认为，我们至少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建立危机管理体系：
    
    一是建立危机预警系统。在危机爆发之前能够提前识别各种突发性事件，对可能发生的危机信息、情报及时处理，并做出科学的预测和判断，分析危机发生的概率，以及对危机爆发的后果加以正确的估计和准备。
    
    二是建立制度化的组织决策和快速反应系统，强化危机发生后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特别是在指挥、协调方面，需要果断、及时地处理各方事务的能力，从经济、社会，国际、国内等各方面减少危机的负面影响。
    
    三是建立信息传输和处理系统，完善公共信息和信息披露制度，通过疫情发布和舆论宣传引导社会，以提高公众对危机的心理承受力，增强对控制危机的信心和决心。
    
    四是建立物资准备和调度系统。在危机处理过程中，没有必要的物质准备和调度系统是很难从根本上遏制危机的蔓延的。因为突发性事件的处理不仅本身需要物质保障，而且因此而引起的公众对某些特殊物质的需求也会在短时间内大大增加。
    
    五是建立人员培训和技术储备系统，调动一切有用的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危机的处理。社会力量和技术装备的介入，不仅可以缓解危机在公众中产生的副作用，使公众了解真相，增强信心，而且还可以降低政府救治危机的成本，发挥人力、物质的综合效应。
    
    六是建立危机处理国际合作系统。危机的全球性决定了危机处理需要世界人民共同解决。除了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之外，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都是解决危机的有效行为体。这次我们与东盟及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就表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否则，即使“非典”在中国消失，如果世界其他地区仍在肆虐，那么危机早晚还将卷土重来。
    
    值得高兴的是，针对“非典”疫情，我国政府最近正在筹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并试图建立一整套反危机的管理体制，以逐步提高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因此，从社会功能的角度来看，这次“非典”事件的发生未必就是一件坏事。它不仅有利于培养民众的公共卫生习惯和疾病防御意识，提高公众抵抗突发事件的心理承受力，更重要的是有利于促成政府危机管理机制的完善与创新。可以说，每一次危机既包含着导致失败的根源，又孕育着成功的种子。而发现、拯救、培育，以便收获这个潜在成功的机会，即便是整个危机管理的精髓。如果在这场疫病之后，我们能够真正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善的公共卫生防疫机制，一个全国性的危机管理体系，一种公民应对危机的成熟心态，那么我们未必就不是一场重大战役的胜利。
    
    
    
    文章来源：《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