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法治新课题：大力加强公共应急法制建设

抗击非典一靠科学，二靠法制。面对非典，科学家在夜以继日地研究抗体和疫苗，法学家们则在思考如何加强公共应急法制建设。作为这一课题的主要参与者，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莫于川近日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记者：防治非典型性肺炎（SARS）的政府应急工作中有许多经验教训。您认为最重要的警示是什么？
    
    莫于川：必须全面加强我国公共应急系统即危机管理系统（包括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系统）建设，有效动员一切人、财、物和信息等资源来及时化解重大突发事件造成的危机。
    
    记者：这里所说的“危机”指的是什么？
    
    莫于川：特指公共行政管理领域面临紧急状况而急需作出重要决断、付出必要成本方能摆脱困境的情形，通常是一种对公众生活造成巨大影响的严重困难关头。
    
    记者：这里所说的“危机管理”呢？
    
    莫于川：主要解决如下问题：如何制定预案并有效监控、防御危机；如何化解、缓解和减少危机；如何准备、动员和调配资源；如何在危机过程中回应民众愿望、满足社会需求；如何在危机过后恢复管理秩序、重建服务体系。有的国家（如美国）在从政府管理方法层面研究危机管理时，更多地采用“突发事件管理”的提法，其重点放在出现突发事件时政府如何采用最有效的技术手段控制局面、恢复常态。
    
    记者：作为国家安全机制重要组成部分的我国公共应急系统，由哪些部分构成？
    
    莫于川：从社会系统工程学的角度来看，主要由技术支撑体系（硬件）和非技术支撑体系（软件）构成。前者包括基础设施、信息网络、科技投入等要素；后者包括信息披露规则、职业道德素养、行政管理保障、社会心理条件、预警指标体系、紧急行为方式、公共应急法制等要素。世界各国的危机管理实践证明，上述非技术因素对于国家公共应急系统的全面建设和有效运行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记者：这样看来需要集中力量就非典疫情等重大突发事件引发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以及如何完善我国公共应急系统，开展全面深入的对策与理论研究，已成当务之急。这些研究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
    
    莫于川：包括重大突发事件的政府管理机制，信息沟通、反馈和解读机制，社会动员机制，紧急救治机制，公民权利依法有效保护和行政权力依法有效行使的机制，社会心理作用机制等方面的专题研究，为我国公共应急系统的全面建设和有效运行提供科学依据。
    
    记者：国家公共应急系统要高效稳定运行，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还必须以完善公共应急法律制度作为保障。实践证明，没有完善的公共应急法制就没有高效的突发事件政府管理，完善的公共应急法制是国家公共应急系统最重要的非技术支撑体系之一，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法律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现有公共应急法制还有哪些不足？
    
    莫于川：经过20多年的法制改革和发展，我国公共应急法制已有一定基础，但还远不完善，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现行公共应急法制尚不健全，二是现行公共应急法制执行不到位。这里仅以公共卫生紧急法律制度为例。（1）关于现行公共卫生紧急法制尚不健全。我国《传染病防治法》第3条规定，国务院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可以根据情况增加传染病病种并予公布。但是，哪些情况下必须或可以增加，通过何种程序（例如应否经过公开听证）来增加，如果必须增加而有关部门不作为或拖延作为时应承担何种责任等等，有关法律却未作出明确规定，给重大突发事件的政府应急管理实践和责任的追究造成困难。（2）关于现行公共卫生应急法制执行不到位。例如，《传染病防治法》第22、23条规定，各级政府有关主管人员和从事传染病的医疗保健、卫生防疫、监督管理的人员，不得隐瞒、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谎报疫情，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应及时地如实通报和公布疫情，并可授权省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及时地如实通报和公布本行政区域的疫情。但在非典早期，疫情公布差距很大。
    
    记者：我国大力加强公共应急法制建设的现实意义何在？
    
    莫于川：在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新形势下，把政府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公共应急系统纳入法治化轨道，按照宪政和行政法治的要求完善公共应急法律规范，稳健地维护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权保障所需的法律秩序，确保公民权利（特别是基本权利）获得更有效的法律保护，公共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力）能够更有效地依法行使，二者能够兼顾协调持续发展，这也是公共应急法制的基本功能。而要加强公共应急法制建设，就需要集中法学界和行政、法律实务界的智慧和力量，并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就我国公共应急法制建设有关实践和理论问题开展系统深入的专题研究。这是当前我国政府法治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
    
    
    文章来源：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