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全国最大制贩摇头丸案审结 嫌犯由死刑改判死缓
善后工作有序进行 铜川煤矿全部停产整顿
警惕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 时报讯 (记者 李朝涛 实习生 张立璞) 制造贩卖2吨多冰毒、160万片安眠酮、400多万粒摇头丸(合计约4吨)！因罪行重大，2003年11月三毒犯曾被广州中院一审判决死刑立即执行。昨日上午，这起全国最大的"制贩摇头丸案"又有了新的变化，因余卓雄等人的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广州中院重审此案后，以余卓雄等人有立功情节为由，改判余卓雄三毒犯为死刑缓期执行，余卓雄三人的家属当庭鼓掌庆祝"死里逃生"。
原审：制贩4吨多毒品被判死罪
1997年初开始到1999年，广州市人余卓雄、郭明庆、陈羽翰等三人在广东省博罗县、河南省巩义市等地租赁地下制毒工地，购买制造冰毒配方、自己制造毒品，一共制成冰毒2450千克，全部运回广州市存放并出卖。在制造冰毒牟取暴利的同时，余卓雄等人又将发财的眼光瞄准了安眠酮。1998年初至2001年5月间，该伙人利用购买的安眠酮粉末为主要原料，组织人员先后制造出安眠酮药片160万粒，随后将这批数量巨大的安眠酮走私运至南非国班德港。
此外，在1999年至2001年3月间，余卓雄、郭明庆、陈羽翰等人购买有关制造"摇头丸"的化学原料后，自己研制出"摇头丸"约400万粒，约1.2吨，分批贩卖给境内外不法人员。
2001年5月24日上午10时，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局获悉余卓雄等人的贩毒行径后，抽调50名刑警组成7个抓捕小组，雷霆出击，先后将余卓雄等人抓获归案，这宗全国最大贩卖摇头丸案宣布告破。据悉，该伙人通过制贩毒品牟取暴利，每人均用赃款在广州二沙岛等地购买豪宅，有的甚至买了好几套。破案后，刑警在这些毒贩家中共搜出现金、股票折合人民币1000多万元。在搜查余卓雄的豪宅时，一下子搜出200多万元现金。
2003年11月，广州中院对余卓雄等12名贩毒团伙作出一审判决，余卓雄、郭明庆、陈羽翰三主犯因罪行严重，被一审判处死刑。
重审：重大立功三毒犯改判死缓
判后，因余卓雄等人不服提起上诉，去年12月，广东省高院以"事实不清"为由，发回广州中院重审。在重新开庭审理后，广州市中级法院对此案重新作出判决，结果与原来的一审判决相差甚远。
法院认为余卓雄、郭明庆分别有重大立功和立功的表现，因此改判为死刑缓期，而陈羽翰同时连带得以"逃过一死"，被改判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现场：逃过一劫家属鼓掌庆祝
昨日，当听到三主犯被判处死缓后，家属区竟有人鼓掌欢呼起来，被法官严肃予以制止。被告席上的12名被告也是一脸轻松，不时回过头来与家人进行眼神和手势交流。
同时，记者注意到这样一个情节。当法官在宣判结束以后，逐个询问被告人是否听清判决书内容，是否要求上诉时。第一被告余卓雄出人意料地扭头询问旁边的被告人郭明庆，被法警制止之后，余卓雄看到郭明庆一再摇头的情况下，低头思考了几秒钟才低声地说："不上诉"。
来源：《信息时报》
新华社西安７月２２日电（记者陈钢 储国强）记者从铜川"７·１９"矿难善后处理组了解到，陕西省２１日成立调查组开始调查事故原因，目前铜川市９０余家煤矿全部停产整顿，由市级领导带队组成４个检查组进行检查。铜川市和印台区政府成立７个小组专门处理善后工作。铜川"７·１９ "矿难遇难搜救工作已结束，事故共造成２６名矿工遇难，仍有３名受伤矿工在医院救治。２６名遇难矿工全为陕西人。
关于赔偿问题，抢险指挥部已召集铜川市民政、保险、工会、司法、劳动保障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召开了现场办公会，研究制定了遇难矿工的善后处理方案，按照从宽从优的原则，参照铜川矿务局"１１·３８"陈家山矿难的标准予以补偿。
目前，２６名遇难者的家属已经全部取得了联系。已经有１５名遇难矿工的家属陆续到达铜川，印台区政府安排２６个部门专人专门负责接待，安排遇难矿工家属的食宿以及安抚工作。记者在印台区金锁关镇政府的院子看到由印台区成立的善后组、维护稳定组、遇难矿工家属接待组、综合协调组、医疗组等７个部门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善后工作。
来源：新华社
--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王稳 ６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达到７１１０亿美元，比年初增加１０１０亿美元，同比增长达５１．１％。同往年相比，今年的外汇储备增长迅猛。那么，今年外汇储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迅猛的增长？对宏观经济有什么影响？在这种增势迅猛的情况下，政府应如何调整相应政策？为此，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王稳。
中国经济时报：上半年外汇储备同比增长高达５１．１％，在新增的１０１０亿美元外汇储备中，３７４亿美元为顺差收入，３３９亿美元为新增投资，２７４亿美元为国际游资。您认为今年的外汇储备为何出现迅猛增长的势头？
王稳：外汇储备的来源有三个方面：外商的直接投资、贸易顺差和国际游资。今年我国外汇储备的超额增长是虚增长，国际投机资本的大量涌入是造成超常规模外汇储备的一方面原因。也就是说，外汇储备的增长不是由于实际的贸易而产生，也不是资本账户的增加，更不是由于国民经济交易方面带来的收入，而是大量国际游资的冲击。真正的外汇储备的增长应该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是相关的。如果国民经济增长１０％，那么有效的外汇储备的增长也应该是１０％左右。这种超常规模的增长是机械性的，而不是经济发展内在的增长，不是国民财富逐步地、稳定地增长。
另一方面，则由于资本监管存在着较大的漏洞造成的。央行强制干预资本账户，资本账户没有开放，投机热钱是不应该进入的。但实际上并不完全是这样。
最后，则是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由于人民币预期会升值，国际游资在资本市场上大量抛售美元，购置人民币，央行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也不得不大量购入美元，抛出人民币。
中国经济时报：有人预测，中国外汇储备年底有可能达到９０００亿美元，超越日本，成为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考虑到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等因素，您认为对中国来讲，７１１０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多不多？它会给中国经济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王稳：央行外汇储备的成本既有直接成本，也存在间接成本。直接成本是指用于商品、劳务的进口，增加国内就业与国民收入。间接成本就是指对我们汇率制度的影响。如果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可能会冲垮我们的汇率制度。由于目前的外汇储备并不是健康正常增长的，所以显得多了。它包含一种投机的成分。一般来讲，外汇储备的一个合理的规模是能满足一个国家或地区３个月进口需求。超过这个规模，就会对宏观经济效率产生影响，或者对宏观资源的配置有影响。由于存在着监管疏忽和国外投机力量的干扰，这就表明现在的外汇储备存在着一些问题。
我个人认为，当务之急是如何控制外汇储备的增长，使外汇储备的增长保持一个良性的增长速度。我们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一是警惕货币的美元化，丧失国家的经济主权，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二是要使我们的汇率制度能更好地应对国际游资的冲击。
中国经济时报：既然它对中国经济会造成如此影响，那么，您有什么政策建议？
王稳：从外汇增长的角度来看，要适时调整汇率政策，其中，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是关键。国际游资目前在赌人民币升值，其背后实际上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和较量，如美国一直给人民币加压，试图主宰国际货币制度和国际经济的货币格局。
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问题上，人民币升值是一种可能的选择。我们的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即加工贸易两头在外的方式。人民币升值后究竟对经济影响是好是坏还值得商榷。如果对于出口的影响较低，则人民币升值可以削减游资在中国的影响。目前投机力量寄希望于人民币的升值，央行如何应对投资预期？我认为惟有人民币升值是比较正确的选择，而且越早越好。
人民币汇率的改革是另一种可能的方式。目前，我们的汇率是有管理地浮动，即盯住美元，对欧元和日元是波动的。在外汇储备资产当中，如果要策略性的升值，必须完成外汇储备结构的调整。在对美元升值的时候不一定对日元升值，如果降低美元的持币成本，就可以减少损失，可以将持币结构调整到一个合适的范围。（王宇新）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