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全国最大宗淫秽色情出版物案在广州提起公诉
上海法院叫停“职业打假” 不支持知假买假索赔
肇事者逃之夭夭 博物馆被判赔偿受伤游客
婚检：在法律与人性的两难中尴尬行走 全国最大宗淫秽色情出版物案在广州提起公诉 开展全国性“扫黄”“打非”斗争以来最大的一起淫秽色情出版物案件，经广州市检察机关审查终结，日前已正式移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本案共对陈松波等１６名被告人提起公诉，全案查获非法音像制品６２３万余张，其中淫秽光碟４４０余万张，这个数量相当于１９９４年到２００２年全国集中行动收缴淫秽色情出版物总量的三分之一强。
２００１年８月至２００３年３月期间，陈松波为谋取非法利益，先后租赁广州市广源西路岗头大街榕兴旅店４０６房、广州景泰名苑Ｂ栋２０１房作为窝点，并租用广州市白云区两个仓库，雇请被告人李光城、姜宗旺和冯彬及其妻子马禅贞等人，由陈松波出资，连续购进淫秽非法光碟和配套的光碟封面出售牟利。其中，姜宗旺从２００２年１２月开始负责运输，李光城负责看守仓库和包装、清点购进的淫秽非法光碟及出货，马禅贞负责批发、收发客户传真、收取部分货款。
据查，陈松波等人以每张人民币约０.６８元的价格从境外购进非法光碟《金瓶梅》《西施》等３８０万张，以每张人民币约０.７１元的价格购进淫秽光碟７５０万张，然后陈松波以每张非法淫秽光碟人民币０.７１元至０.８６元不等的价格销售给魏炳君、陈学良、萧芝创、王姝、潘勇、刘松坚、杨学长（另案处理）等人，至案发时已销售５０７万余张，从中非法谋取人民币约３５万元。
本案的涉及面很广，在国内有一个很大的销售网络，涉案的大量淫秽光碟和非法音像制品被销往安徽、上海、沈阳、北京、广西、合肥等地。
本案将择日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来源：新华社
上海法院叫停“职业打假” 不支持知假买假索赔 昨天，上海法院明确：经营者对故意购假的消费者不构成欺诈，对“知假买假”“诱假买假”的消费者要求经营者“退一赔一”的诉讼请求，法院将不予支持。
上海法院曾先后受理类似职业打假人以普通消费者名义要求商家赔偿案件100余件。
上海法院明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的“退一赔一”责任的范围，仅限于经营者存在“欺诈”的情形。欺诈行为的构成，除有经营者的欺诈故意外，还要求经营者的欺诈与消费者作出错误意思表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消费者明知经营者销售的是假货，其购买行为并非因经营者的欺诈行为而错误作出，经营者对“知假买假”或者“诱假买假”的消费者不构成欺诈，不适用“退一赔一”责任。
来源：《新闻晨报》
肇事者逃之夭夭 博物馆被判赔偿受伤游客 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里游览的李先生被几名儿童用石块击伤眼睛。因无法找到肇事的儿童，李先生将博物馆告上法庭。昨天，房山法院做出判决，博物馆赔偿对方2500余元的损失。
2002年12月7日，李先生在北京人遗址博物馆进行游览时，遭到几名儿童用石块的袭击，被击碎的眼镜镜片划伤了眼睛。事发后，肇事儿童逃离现场。而李先生则花医疗费1129.5元。其被击碎的眼镜价值1350元。李先生认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自己在买票进入博物馆进行游览时双方就已建立旅游合同关系，因此博物馆理应承担违约责任。遂请求房山法院判决博物馆赔偿损失5000余元。
博物馆认为，根据《北京市博物馆条例》的规定，博物馆对展品的错误承担责任，而对李先生的受伤没有责任。李先生的损失应由实施加害行为的小孩赔偿。
房山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李先生购票进入博物馆进行游览，双方形成了旅游服务合同关系。博物馆作为安全保障义务人，除应当对旅游设施的安全负责外，还应对旅游秩序负责，因此做出上述判决。
来源：《京华时报》
婚检：在法律与人性的两难中尴尬行走 过去的１１年间，在全国人大代表李定国居住的上海市杨浦区，平均每年每１０万人中就有约２６２个人患有梅毒，并且很多病例都是通过婚检发现的。然而，去年１０月后，该地区的梅毒检出数突然“消失”。
这一惊人变化是因为去年１０月后，中国新的婚姻登记条例开始施行， 将强制婚检改为自愿婚检，婚检人数大幅度下降，而新婚人口恰恰是性病的高危人群，李定国说。新婚姻登记条例出台后，在不少人欢呼“享有充分婚姻自由”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忧这条人性化的法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李定国在“两会”上呼吁，婚检政策绝不能搞一刀切。
他说，婚检人群是梅毒的高发易感人群。根据上海市杨浦区的统计，自１９８８至２００３年的１１年间，平均每年１０万人中就有２６２个人患病，２００１年则高达８４０人。
民政部统计，取消强制婚检后，登记结婚的人数较往年多了约２０％左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婚检机构门庭冷落。而梅毒这种在婚检人群中高发的病种检出数突然“消失”，意味着它极有高发的可能性，李定国说。卫生部２００２年的统计显示，婚检的疾病检出率达９．２９％，主要以生殖系统、内科系统和传染性疾病为主。这就意味着，每１０对新人中就有一对可能因为健康原因应更为慎重地对待婚姻。
全国人大代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卫生厅副厅长柯丽说，携带潜伏性病毒的“健康者”不仅传染配偶，还会对出生人口的素质带来无穷后患。中国是出生缺陷和残疾高发的国家，每年约有１００万新生儿患有出生缺陷，占总出生数的５％。这些儿童每年每人至少造成２．５万元经济损失。
更为严重的是，新的婚姻登记条例也带来一些潜在的社会问题。曾有一对新婚夫妇因一方向另一方隐瞒精神病家史而闹上法庭；另外还出现艾滋病人隐瞒病情结婚的案例。
柯丽说，新婚姻登记条例与国家相关法律相冲突，使有些人钻了这个空子。按照中国《母婴保健法》、《传染病防治法》和《婚姻法》的相关规定，男女双方在结婚登记时，应当持有婚前医学检查证明。一旦医师提出暂缓结婚的建议，婚姻登记机关将酌情暂不发给结婚证明。她同时指出，婚检面临的尴尬也有其自身问题。自２０００年起，中国很多地区推行“统一归口管理”，将婚姻登记所和该地段婚检医院挂钩。部分地方婚检流于形式，或者有“捆绑检查”甚至乱收费之嫌，引起民众反感。李定国则认为：国家在制定政策时不能超越实际国情，尤其是在国人健康观念和社会责任感尚未达到一定水平时，更要量力而行。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对２５６名新人的问卷调查表明，近８０％的人认为“没必要”进行婚检，还有２０％的人已知自己有病或怕查出有病影响结婚，而不去婚检。“国家的‘强制’虽然被废除，但仍然应通过财政补贴对部分婚检必查项目实行免费检查。”李定国说。社会学家马秋枫认为，婚检由“必选”变成“自选”，说明公民正在拥有越来越大的选择空间。但是，婚检遭遇“霜冻”，也是政府决策在法律和人性中的两难。
来源：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