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台海私渡路血泪斑斑 温家宝有批示：严打蛇头
北京：村民开会罢免辞职村官 不合程序罢免无效
江苏开除辞退违禁民警二十五人
法官为何抓人罚款？ 台海私渡路血泪斑斑 温家宝有批示：严打蛇头 对于私渡犯罪活动，祖国大陆一贯采取严厉打击的态度。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央领导人对此都曾作出重要批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２００３年在公安部有关反偷私渡的工作报告上批示：“坚决打击‘蛇头’和 不法分子诱骗妇女私渡入台的犯罪活动。”主管政法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罗干也作出批示：“凡是妇女从事色情活动，一般都有‘蛇头’组织并收取高额费用，各地公安部门要严厉打击‘蛇头’。”
新华网北京２月３日电(新华社记者陈斌华 人民日报记者江宝章)台湾海峡波光粼粼，风光无限。但是，近年来日益猖獗的私渡去台犯罪活动，却使这湾美丽的海水搀杂着泪水、血水，涌动着一股欲望、罪恶与伤痛的暗流。因为私渡，多少人身心俱损、悔不当初；因为私渡，多少家庭家破人亡、倾 家荡产；因为私渡，多少人年华早谢、葬身海底……记者最近到福建采访，目睹耳闻了许许多多这样真实的故事——
私渡路上：鬼门关前走一遭 私渡犯罪，两岸不容。
但是，这样一项“刀口舔血”的“买卖”，却被“蛇头”们说成像“省际旅游”一样轻松。他们往往向私渡人员承诺实行“三包”：包吃住、包安全、包找工作，欺骗私渡人员说，到台湾就像到其他省市旅游一样，坐船过去玩一玩，“睡一觉醒来就到了”。实际上，私渡之路风险丛生，好比鬼门关前走一遭，有的私渡者甚至就此进了鬼门关。
为逃避打击和检查，“蛇头”往往选择恶劣的气候条件、从环境复杂的港澳口、使用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小船运送私渡人员。大多数的私渡者从福建沿海出发后，就完全被“蛇头”掌控，私渡女青年大多没有海上生活常识，很容易晕船；“蛇头”不准她们吃饭、饮水，以免排泄物暴露踪迹；把她们关入暗舱，以致有人窒息；靠岸时多为摸黑抢滩登陆，有时还要泅渡，十分危险。
在专门用于拘押偷渡、私渡者的福建省公安边防总队第二治安拘留所，记者见到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５日从台湾被遣返回来的小云。２０岁的她原本在贵州某市当收银员，月收入数百元，抱着想挣大钱的念头被骗参加私渡。
回忆起私渡路上的危险，小云心有余悸。她说：“我原本想像是大客轮，一看是小木船就有点害怕。上船后，浪很大，船摇晃得厉害，发动机又坏了。我们１４个女孩在船舱里吓得又哭又叫。当时我想我要死了，再也见不到父母了。”
破旧的小船在风浪中飘摇，船尾裂开了，１４个私渡女孩来到船头上，一个个被逼冒险跳到礁石上，弄得皮破血流。惊魂未定的她们提出不想去台湾了，但“蛇头”哪能答应？又冷又饿地等了一个多小时，她们换乘另外一条船。“我们在海上走了一天一夜，没有水喝。船员给我们丢了些馒头、面包，都过期了，感觉像喂猫喂狗一样。”小云回忆说。
小莉与小云同时被遣返回来。她私渡时，“蛇头”为了躲避台湾警方的查缉，在海上走了３天３夜，“船舱里黑漆漆的，没有东西吃，每人只给一瓶矿泉水。”尽管忍饥挨饿、担惊受怕，但小云、小莉她们还算是幸运的。据统计，近年来私渡去台已造成４起较大事故，２０多人死亡。
２００２年５月，一艘台湾渔船在福建平潭附近海域接驳５名大陆私渡人员后，将他们藏匿于后舱内，用铁钉钉死舱盖驶往台湾，结果造成２男１女窒息死亡。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０名大陆私渡人员在台湾桃园县观音乡附近海域抢滩登岸时，因海水过深，２人溺水死亡。
２００３年８月２６日，台湾“蛇头”为了躲避台湾“海巡署”人员的追缉，将２６名私渡女青年推入海中，造成６人淹死、２人死亡，酿成震惊海峡两岸的“８•２６”事件。
福建省台办副主任韦忠慈十几年来一直负责处理私渡人员遣返事务。他深有感触地说：“私渡去台绝对不是什么黄金之路，而是黄泉之路。”
私渡者：最伤最痛是后悔 在九死一生后，有些私渡者侥幸抵达台湾。那么，她们真的到了遍地是黄金的天堂，过上“蛇头”所说的“天堂般的生活”了吗？
原在广东东莞一个餐厅当服务员的小莉，被骗说到台湾干同样的活，每个月可以赚七八千元人民币。到台湾后，“蛇头”却露出真面目，逼着她和同去的其他大陆女青年卖淫。“不卖淫就不给我们东西吃，还打我们骂我们，身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小莉说。
为了吃上一顿饭这样卑微的要求，饿得不行了的小莉和女伴们不得不出卖肉体，“一般一天要做两三次”。即使从事卖淫，但小莉说，“三餐还是吃不饱”。记者问她：“有没有想过向台湾警察报案？”她回答说：“想过，但是不敢，因为被打怕了！”老家在湖南的小俊和小莉的经历和遭遇惊人地相似。令人发指的是，除了饿、打这两招，看管她的两个台湾男子还对她进行了性虐待。往事不堪回首，这位２０出头的女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此语焉不详，但从她惊恐的神色、控制不住的战抖，可以想象那是怎样惨痛的一段经历，或许将是她此生难以挥别的梦魇。
绝大多数的私渡女到台湾后，就被台湾色情团伙和黑社会控制，几乎天天卖淫，有人不堪凌辱而跳楼，有些女青年还感染性病或怀孕生子。据福建省公安边防总队统计，２０００年以来共有４０多名孕妇、６０多名婴儿被遣返回来。记者在福建省公安边防总队第二治安拘留所里，就见到几位因得了性病等传染性疾病而被隔离的私渡女。“被台湾警察抓到的那一刻，我好高兴，总算不用再过那样的生活了!”这是记者接触的私渡女子，异口同声说到的一句话。这些私渡女大多是在卖淫时被台湾警方查获的。小莉说：“最高兴的是从此不用卖淫了，还能吃饱饭。”
和她们不同，福建平潭渔民林某某私渡抵台后，每天提心吊胆，怕被警察查获。“我住在一个小房间里，每次楼梯有动静，我都非常紧张，竖着耳朵听，直到没了动静。”到台北后，林某某在一个菜市场的牛肉摊里“打黑工”，雇主允诺每月给他约合７０００元人民币的工资。因为是私渡者，林某某干的是最脏最累的活，被台湾同事欺负时，也只能忍气吞声。
尽管小心翼翼，但在干满３个月就要领工资的时候，林某某还是见到了他一直躲着的警察。被关进看守所，和其他私渡人员一交流，林某某才明白这不是“巧合”，而是那些蓄谋“白用”私渡者的黑心雇主的惯用伎俩。
被查获后，私渡人员在等待遣返的一年半载里，常常忍受着思念故乡和亲人的煎熬。小莉说，她被关在警察局时，每个月可以花钱打一次电话，一次３分钟。“当时我特别想我４岁的女儿，可是给她打电话，就不能给父母打。４个多月里，我都没能和女儿说过一句话！”
因为担心回去没脸见人，２０岁的小云甚至苦恼得以头撞墙。一位已婚私渡女回忆说：“当时我都想自杀了，真的有到了地狱的感觉。最担心的是丈夫知道我在台湾卖淫后，可能不要我了。”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５日，马祖福澳码头。１７０多位私渡者踏上“海峡”号遣返船，不少人头也不回，将身上的台湾硬币抛向天空。她们说，这是为了“去霉运”，希望能忘掉在台湾痛苦的经历。回到熟悉的土地上，她们有了“解放”的感觉。悔不当初是所有私渡者的共同心声。小云说：“长这么大都没受过那么多的苦。如果再有私渡，打死我都不会去了。”记者问林某某：“你今后还会不会私渡？”林某某猛摇着头说：“不会！这条路绝对不能走。”记者接着问：“后悔了吗？”林某某点头说：“后悔，当然后悔！”
“蛇头”：地狱派来的恶魔 “从这里出去后我要去找他讨个说法”、“这个女人太狠毒了”，这是记者在采访私渡者中，听到的她们有关“蛇头”的话语。正是在“人蛇”集团大大小小“蛇头”的蛊惑、欺哄、拐骗、胁迫下，这些普通人的命运写下了凄惨的一页，而且还可能背负更多的未知的苦难。
通过采访私渡者、调阅她们的口供，记者了解到，她们大多是被“蛇头”拐骗到台湾的。有的是家中有病人生活比较困难，想多赚钱贴补家用；有的是由于感情的挫折、或者是负气从家中出走而成为“蛇头”下手的目标；还有个别道德观念淡薄的女子，想趁年轻到台湾卖淫“捞一票”。她们往往听信“蛇头”的花言巧语，相信台湾是“天堂”、“遍地是金钱”，每月可以挣到几万甚至十几万元新台币，于是选择了私渡。
福建公安边防总队的负责人还告诉记者，为了鼓动人员参与私渡活动，近期大部分“蛇头”已不再要求私渡去台人员需预付押金等，特别是女性只要“面试合格”就可以不交任何费用参与私渡，待得逞后再从“打工”工资中扣除，因此也让一些私渡人员觉得这是有利可图的“无本买卖”。
骗人只是“蛇头”组织私渡活动的第一步。记者在福州市公安局第二看守所见到运送“８•２６”事件罹难女子的福建“蛇头”李毅。他告诉记者，在私渡“产业链”中，大陆“蛇头”一般都是“下游”，只是按照台湾“蛇头”的要求，负责在福建接台湾“蛇头”预先看好的“货”（指私渡者），然后用船将她们运送到海上与台湾船只接驳。至于前期的找“货”、看“货”和海上接驳后将“货”运到台湾，并将“货”卖出去或胁迫她们卖淫等，台湾“蛇头”自有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一条龙”犯罪网络。
李毅说：“私渡一个人到台湾，一般利润是７５０００元新台币（４元新台币约合１元人民币），我们只能得到１５０００元新台币。”但就是这点钱也不一定总能赚到，狡猾的台湾“人蛇”集团为了保险起见，每隔几批都会换另外的大陆运送者。对于自己的罪行，李毅表现得十分痛悔。但记者在福州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见到的台湾“蛇头”陈瑞利，态度却相当恶劣。已经是“二进宫”的他竟然翻供，不仅一口否认自己曾参与组织私渡，甚至信口雌黄“不晓得有私渡这回事”。
“蛇头”是顽固狡猾的，更是灭绝人性的。为了榨取最多的利润，他们用尽各种非人手段逼迫私渡女青年从事色情服务，一旦她们生病或“生意不好”，就将她们举报给警方；有的甚至将私渡者迫害致死。在“蛇头”看来，私渡者是“货”。小云回忆说：“在私渡船上，‘蛇头’不让我们说话，说如果再说话就把我们扔到海里去。”
还真发生私渡者被扔到海里的事。２００３年８月２６日清晨，台湾“蛇头”叶天胜、曾炯铭、王中兴、柯清松４人驾驶２艘舢舨，载运２６位大陆女子准备在苗栗县海边上岸时，被台湾“海巡署”人员发现缉捕。这些不法分子仓惶逃窜。驾驶其中一艘舢舨的王中兴、柯清松为了减轻船上重量以加速逃逸，竟不管船上１３名大陆女子会不会游泳，强行将她们手推或脚踢落海，造成６名女子溺水而死。
台湾检方在起诉王中兴、柯清松的起诉书中，直指两人“灭绝人性”。对于私渡者来说，大大小小的“蛇头”不是天堂派来的天使，而是地狱派来的恶魔。
“有５０％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１００％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的法律；有３００％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的这段精辟论述，正是“蛇头”们蝇营狗苟的绝妙写照。
祖国大陆：铁面重拳打私渡 对于私渡犯罪活动，祖国大陆一贯采取严厉打击的态度。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央领导人对此都曾作出重要批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２００３年在公安部有关反偷私渡的工作报告上批示：“坚决打击‘蛇头’和 不法分子诱骗妇女私渡入台的犯罪活动。”主管政法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罗干也作出批示：“凡是妇女从事色情活动，一般都有‘蛇头’组织并收取高额费用，各地公安部门要严厉打击‘蛇头’。”
福建与台湾一水之隔，海岸线曲折，遍布地势隐蔽的各种小港口、澳口，因此成为一些台湾“蛇头”组织私渡的首选地。对于日益猖獗的私渡活动，福建省有关方面特别是公安边防部门铁拳出击，予以沉重打击。
追捕“蛇头”被视为反偷私渡行动的重中之重。福建省公安边防总队采取挂牌督捕、重金悬赏缉拿、网上追逃等做法，抽调精干警力成立特别行动组，有重点地追捕重大在逃组织者、运送者；列出１０名首要在逃组织者，各悬赏５至８万元。近年来，多名大“蛇头”被抓获。
在厦金海域、平潭海域等重点海域，边防海警部队的船艇破浪前进。只要天气许可，这样的巡逻２４小时进行。长乐市漳港边防派出所教导员陈昇告诉记者，所里只有１３名官兵，但他们每天除了在通往澳口的主要道路上设卡盘查外，还进行彻夜巡逻，甚至到“蛇头”经常出现的地方设伏。边防部门还通过散发宣传品和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体，向群众广泛宣传私渡的违法性和危害性。
这只是福建省公安边防总队反偷私渡工作“海上抓、岸边堵、陆上查”等有力措施的一部分。福建省警方还加强对沿海地区可能涉及私渡的人员、船舶和旅馆甚至网络等的管控，针对外省人员参与私渡增多的形势，加强了与兄弟省份公安机关的协作，联手打击跨省私渡活动。
福建省公安边防总队司令部副参谋长王冰介绍说，２００３年，总队共查获私渡案件９８起９３０人。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３年１１月，总队共抓获组织运送私渡去台者４３０多人，判刑３２０多人。其中，有台湾籍的组织者和运送者５２人，判刑的有３３人。
“反私渡做得好不好，关系到乌纱帽。”长乐市边防大队大队长谢新说。在福建省，各级公安机关层层签订了反偷私渡责任状，各级党委、政府也层层签订反偷私渡目标责任状，实行反偷私渡工作“一票否决制”：如果辖区内发生一起大型偷私渡案件，负责官员不得提拔或参加优秀评选；发生两起，则要引咎辞职。
王冰说：“这些都说明祖国大陆打击私渡去台犯罪活动是认真的、有力的。台湾有些人所谓大陆‘纵容’私渡的说法，是毫无根据、别有用心的。”
警钟长鸣：莫让悲剧再重演 目前，“人蛇”集团仍在铤而走险，私渡者还不断受骗踏上贼船。谨辑录记者听到的这些话语，但愿警钟长鸣，以醒世人——
小莉说：“我要劝咱们大陆的一些同胞，台湾不是淘金的地方，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在那里好惨，好难过！”
小云说：“听别人的花言巧语，说什么天堂圣地都不是真的。钱不是那么容易赚的，要想过好生活，只有靠自己辛勤努力。”
林某某说：“现在台湾景气那么差，有些台湾人都找不到工作，哪还有我们去赚钱的机会？” 李毅说：“如果知道会死人，给我１０００万都不会做，毕竟是６条人命，作孽啊！希望女儿不知道我做了这种事情……这次被抓进来，即使不被判死刑，这辈子也完了。”
李毅说：“现在一些女孩子太傻，台湾并不是他们（指台湾‘蛇头’）说的那么好。”
（为维护私渡者的合法权益，本文提及的私渡者均采用化名。）
来源：新华网
北京：村民开会罢免辞职村官 不合程序罢免无效 1月31日，昌平区南邵镇四合庄村原定召开村民大会，表决是否罢免该村两名村委会主任。然而在30日下午，两名主任已主动辞职，预定的罢免会被取消。村民仍自发召开村民大会，全村601名选民中，有348人签字同意“罢免”两名主任。南邵镇政府常务副镇长徐强认为，两名主任事前已经辞职，因此罢免会就没有必要，因而罢免的结果无效。
348人签名罢村官 中午11点，四合庄村文化站大院里已经聚集了100多名村民：从主家的壮劳力，到抱孩子的妇女；从刚满18岁的年轻人，到拄拐杖的老翁。先到的村民忙着布置会场：从家里抱来饭桌板凳排在文化站台阶前，作为主席台；一块小黑板立在桌上，一位老汉用粉笔书写罢免对象———村民主任王士旺、副主任沈立杰……一名女村民打开装有纸笔的公文包，她是“罢免”大会的“书记员”，负责做现场记录。
中午12点，几名年长的村民被请到主席台上就坐。与本报1月29日《五名村官被村民集体罢免》报道的姜屯村罢免大会不同，这次会议没有南邵镇干部出席。
待选民基本到齐后，只听有人喊了几声：“大家安静，现在开会。”
一名50多岁的男村民作为代表首先上台介绍了罢免理由。按照程序，下一步应该是由被罢免方发言，但大会似乎没安排这一项。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村民们自由上台演讲，内容大多集中在对村干部的种种意见和不满。
一个半小时过去了，仍有村民想上台发言。这时有村民提醒：“大会进行下一程序，集体表决对村干部的罢免。”
表决的方式很简单，同意罢免小黑板上所列干部的村民到主席台签字。
下午两点左右，签字完毕。村民代表清点完签字人数：同意罢免的选民数为348人，超过该村选民总人数601人的一半。人群中响起掌声。
村民抱怨问题成堆 在大会上，村民们上台阐述罢免村干部的种种理由：有人提出土地问题，指出村民们没有土地耕种，村干部把地转包出去，收入却下落不明；村里巨额投资进行危房改造，新建成的楼群小区四合新村成为商品房对外出售赚钱，但村民们的住房没有丝毫改善，也没得到任何实惠；村里的砖厂、出租汽车公司等村办企业都成了村干部的私家财产，众村民却被排斥在收益之外；村委会办公室成为私人公寓；公款购买私人轿车；村干部几十万元的个人医疗费要集体出资等等。
去年9月15日，四合庄村村民送抵南邵镇政府的公开信中，列出该村村干部的“问题”更多，有20条。
“罢村主任是坏人捣乱” 下午3点左右，记者来到被提起罢免的原村主任王士旺的家，却发现大门紧锁。随后找到村副主任沈立杰，记者表明身份后，沈立杰不愿回答记者任何问题。
记者来到四合庄村总支书陈立国家，敲门时，深宅大院只有狗叫声。“你们不用找了，连我们都找不到，他们都躲起来了。”路过的村民提醒说。
四合庄村的西边是四合新村，这是一个漂亮的楼群小区，据说是该村危房改造的成果。记者在小区大门口被保安拦住，通过保安亭的电话才与四合新村支书、董事长陈万华取得联系。
陈万华解释了王士旺和沈立杰辞职的原因，“村里一些坏人捣乱，两名村委会主任没法正常开展工作。两人曾为此多次提出辞职，但都被村里拒绝了。直到罢免会头一天，村党委才批准他们的辞职要求”。
陈万华对原村委会主任的在职表现评价很高，“村民罢免两名村委会主任，是村里一些坏人挑唆捣乱的结果，而村里的大多数群众是非常支持其工作的”。
当记者介绍有超过选民总人数一半的348人签字同意罢免时，陈万华说：“那不可能，我们这边还有400多人签字的公开信反对罢免呢！”记者随即要求看看陈万华说的这封公开信，陈却声称信已经递到镇里。事后，记者询问南邵镇政府，对方称没见过这样一封信。
不合程序罢免无效 南邵镇政府大院就在四合庄村西几百米。下午4点左右，记者在镇长办公室里找到了正在值班的常务副镇长徐强。
听说村民开会罢官，徐强一脸愕然：“不可能啊！”据徐强介绍，南邵镇政府确曾同意四合庄村1月31日召开罢免会，由村民投票表决是否罢免村委会主任。“可开会前一天两名村委会主任已经辞职，村委会已经同时宣布取消这次会议。”
“会上提出罢免其他的村干部，这不符合罢免程序。”徐强解释说，既然两名村主任已经辞职，再开罢免会已经没必要。当初镇里只同意四合庄村召开罢免村委会主任的申请，不包括其他村委会成员。
“如果村民有这种要求，应该按照同样的程序向镇里先行提出申请。”徐强强调，在镇政府不知情的情况下召开这样的罢免会无效。
徐强告诉记者，他主持镇里的信访工作，四合庄村村民曾到镇里上访，他对这个村的情况比较熟悉。对村民们提到的土地问题，徐强的答复是，当初村民外出打工不愿种地造成土地荒芜，村里把土地对外出租以创收，“村民们的说法不实”。至于村里外租土地收益分配问题，徐强称“不是很清楚”。
徐强告诉记者，四合庄村村民曾到镇里上访，反映该村干部的一些问题，“但都没能提供有力的证据”。
“以前村民曾经上访，这次有348名村民签名表示对这些干部的不信任，镇里有没有做一些调查？”记者问。
“镇里还让他们在职主持工作，这就说明了镇里的态度。”
记者再次返回四合庄村采访时，有村民表示：“我们知道他们辞职了，可我们还是要开会罢免他们。”
“可你们的罢免不符合程序，是无效的呀！”记者道。一些村民说，他们不太清楚罢免村官的具体程序。另有一些村民表示知道如此罢免确实无效，“但我们一定要开会，我们要让这些村干部知道，他们不得人心，他们早就应该下台了！”
《京华时报》(2004年2月3日第A05版)
江苏开除辞退违禁民警二十五人 执行“禁令”从未如此动真碰硬。从江苏省公安厅了解到，公安部“五条禁令”实施一年来，江苏省公安机关共开除辞退违禁民警25人，追究领导责任27人。全省公安机关内部管理得到进一步加强，公安民警的整体形象得到提升，人民群众啧啧称道。
去年1月22日，公安部针对队伍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发布“严禁违反枪支管理使用规定；严禁携带枪支饮酒；严禁酒后驾驶机动车；严禁在工作时间饮酒和严禁参与赌博”的“五条禁令”。江苏省公安机关严格执行，绝不含糊。据统计，去年全省公安机关共发生违反“五条禁令”案件34起，涉案民警41人，已开除7人，辞退18人，追究领导责任27人。
江苏省公安厅表示将一如既往地抓好“五条禁令”的贯彻落实。加大明查暗访力度，对群众投诉举报凡查证属实的，一律从严查处，决不手软。对因工作不到位、措施不落实、未能及时有效地预防违反禁令行为发生的，坚决追究有关领导责任。对隐瞒真相、知情不报的，追究当事人和相关领导责任。省公安厅明确规定，凡发生民警违反“五条禁令”的单位，一律取消该单位及其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年度评先创优资格，基层科 股 所队发生民警违反“五条禁令”案件的，同时取消该县级公安机关年度综合性评先创优资格。江苏省公安厅公布举报电话：省公安厅投诉举报中心025—83526110，各市请拨当地110，欢迎广大群众监督举报。
来源：人民网
法官为何抓人罚款？ １月３１日晚，央视“焦点访谈”披露了湖北省大悟县法院宣化法庭到河南强行抓人罚款的奇闻：该法庭以本县两“原告”买了劣质钢材、要求赔偿为名拘传两位信阳商人，关在大悟看守所折磨，迫其亲属共交纳２３万元后不审判便放人。但两“原告”根本不认识被告，也没去河南买过钢材，更没得到追回的“赔偿款”。该法院有人揭开谜底：乱抓人罚款背后，是这里的基层法庭都有经济创收任务，完不成就没工资。
笔者以为，就这一事件来说，除了对该法院、法官违法妄为的反思、谴责和追究外，对贫困地区司法经费不足、迫使法院办案创收甚至违法创收的现象同样应当予以高度重视，并从司法经费制度改革上尽快做出安排。
目前我国地方法院经费，根据“收支两条线”和财政分灶吃饭的规定由地方财政统筹安排。由于地域经济发展的差异，贫富地区法院经费差别悬殊，有的法院经费缺口很大，连工资都难保证。据悉，大悟县一直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全县６１万人，贫困人口约占两成，其中绝对贫困人口近７万人，相对贫困人口５万多人。联想到去年９月重庆市大足县三驱法庭法官集体制造２５宗假案的情形，可以看到在两个法庭造假案的背后，都有自上而下层层下达办案指标的背景，而这实质上都是创收指标。当贫困地区财政无力保证法官工资、津贴、奖金，不得不将其与办案数量捆绑在一起时，法院形同被绑架“肉票”，司法将凭何公正？
存在决定意识。即使富裕地区法院，经费完全仰仗地方财政，司法天平也难免向地方利益倾斜，地方党政领导更有条件干预法院审判工作。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与地方人脉相连的司法腐败屡禁不止就不奇怪了。对此，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早在３年前就指出，“对法院经费保障问题调查研究不够，向有关部门反映不及时。一些法院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法院经费不足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物质装备十分落后，严重影响了审判工作的正常开展和法官队伍的稳定”。时至今日，这一问题在一些地方仍很严重。
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而非地方政府部门。对地方法院的经费和收入，应由国家财政统筹安排。这既是司法公正的需要，也是国家应承担的国际法律义务。
党的十六大报告论及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时强调，要“改革司法机关的工作机制和人财物管理体制，逐步实现司法审判和检察同司法行政事务相分离”。由国家统筹安排地方法院经费，是避免法院违法制造假案以创收的根本性措施，也是司法公正的根本性保障。
来源：《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