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由贩卖假口罩、暴力抗拒防疫检查、谎称感染病毒编造谣言等引发的刑事犯罪案件不时进入公众视野，也引起了十三届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周光权的关注。

他发现，在疫情防控期间，一些地方未能准确把握法律政策，突破法律“从重”“从严”“从快”：有的地方为追求“首案”，将从立案到判决的时间缩短为3小时。

周光权认为：“萝卜快了不洗泥”。一味追求速度可能有违司法规律。司法需要在程序中发现真相，正常的时间消耗、听取控辩双方意见必不可省，如此才能保证不出错或尽量少出错。此外，司法程序也不能过于追求效率，必须考虑公正，而且要在公正和效率间取得某种平衡。

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如何准确把握法律政策？对哪些刑事犯罪应“从重从严”或“从快从轻”？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司法应该如何与之适应？就此南都记者专访了周光权。

谈宽严相济

公民抵制不当公务行为需从宽

南都：疫情暴发以来，与疫情相关的刑事案件给司法机关审判带来了挑战，据你观察主要有哪类刑事案件？

周光权：疫情期间的刑事案件主要有这几类：第一种是因逃避防疫检查引起的刑事案件；第二种是涉及防疫物资的诈骗案，比如防疫口罩诈骗；第三种是妨碍公务的行为，比如对检查站进行冲撞；第四类是一些“浑水摸鱼”的犯罪行为，比如冒充防疫人员到居民家中查体温实施抢劫；第五类是罕见的、恶性程度很高的犯罪。

南都：上述这些刑事案件在办理中应遵循怎样的原则？哪些应当“从严”？

周光权：具体办理中，应把握“宽严相济”的原则，根据案件类型有所区别。

其中，应当从严处理的是第二类、第四类和第五类：防疫物资诈骗案件、“浑水摸鱼”类案件、恶性杀人案件，因为这些犯罪攻击的是人性中比较脆弱的一面，同时也会造成恶劣的后果或影响。

南都：哪些刑事案件又应“从宽”？

周光权：第一类逃避防疫检查的案件，是公众处于对疾病的恐惧，这是符合人性特点的，所以这类可能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案件在判刑时要体现从宽。

第二类案件是在公务执法明显有瑕疵的情况下妨碍公务的，比如，一些地方出现了为防疫而挖断公路、把居民楼单元门封堵起来、冲入居民家中进行防疫检查的情况。公民对这些不合法的公务行为采取反抗，虽然妨碍了公务，但应该从宽处理。

还有一种情形与“妨碍公务罪”的认定有关。妨碍公务的对象应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如果是社区志愿者、物业保安或是居委会工作人员设卡检查，而且只有这些人在场，公民因不服检查或管制与他们发生冲突时，不应认定为“妨害公务罪”。另外，公民出于对疾病的担忧传播了虚假疫情信息，如果不是有意编造的，也应尽量不入刑。

南都：疫情防控中的案件应当怎样适用“认罪认罚从宽”？

周光权：由于这些刑事案件发生在特殊时期，可能有的司法人员内心会有一种冲动。

我认为，如果案件可以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在被告人认罪认罚后，检察院的量刑建议和法院最后判刑还是要体现“从宽”，否则就违背了认罪认罚制度的初衷。

谈“极速”办完口罩诈骗案

司法程序无需过于追求效率需更多考虑公正

南都：你怎么看待这次疫情期间刑事案件的办理？

周光权：据我观察，这次疫情中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

比如，有的地方为了追求经办的案件是查处口罩诈骗“第一案”，刑事案件从法院立案到宣判不到三小时，哪怕是速裁程序或简易程序，从立案到宣判三小时也显得太“急于求成”。

还有地方发生了杀害防疫人员的案件，这类案件非常恶劣，按照现有的刑事政策，这样的案件应当判处死刑。但死刑案证据标准最高，人死不能复生、最不能出错，无论在中国还是国外，死刑案件的程序要求也最严格，因此需要给予被告人、辩护人更多的辩护机会。

南都：司法实践中，怎样才能避免此类现象发生？

周光权：刑事案件依法处理的关键就是要建立裁判规则。

首先要遵守“罪刑法定”原则，刑事政策运用是有限制的，行为本身危害不大、刑法中没有规定的，就不能定罪。

定罪的时候，还要考虑被告人有没有“期待可能性”，就是要回归常识和常理，将这样的行为作为犯罪处理是否合适？如果普通人处于被告人的境地，出于对自身安危的担忧或对疾病的恐惧也会做出同样反应的话，对被告人定罪就有点违反常理。

在司法实践中，还要体现出司法的理性。司法机关代表国家对行为是否正当作出评价时，不应有偏私、不受情绪左右。这种理性的标准，就是疫情期间发生的案件，疫情后再回头看，也不会有太大的偏差或出入。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也呼吁要建立裁判标准。如果没有标准，疫情期间的案件判得很重，疫情结束或常态化后判得很轻，就不公平。

南都：在疫情防控逐步进入常态化后，司法如何与之相适应？

周光权：疫情期间可能有的案件的确需要“从重从快”，比如虚构有防疫物资进行诈骗，这些犯罪不严厉打击不能达到惩治和预防犯罪的目的和效果，所以“从重从快”是有道理的。

但司法有它自身的规律，必须遵守。

首先要知道刑法定罪量刑时，规定了哪些限制性的要件，这需要司法人员逐一检验，要件不同时具备就不能给定罪；量刑上也不应过于偏轻或过于偏重。

同时，司法程序正当也很重要。司法程序要求必须耗费时间、投入人力、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这些都是省不了的，也是不应该省的。因为司法需要在程序中发现真相，在程序中听取控辩双方意见，然后法官公正裁判，如此才能保证不出错或尽量少出错。如果程序太快或省掉某些程序，出错几率就会大增，出错后给被告人权利带来的侵害也很大。

司法本身就是特殊的，跟行政事务或者其他一般性的劳务活动有差别。司法程序不需要过于追求效率，而需要更多考虑公正，而且必须在公正和效率之间取得某种平衡。

谈缓刑适用

缓刑更有利于罪犯回归社会

南都：我们关注到，你曾多次呼吁增加缓刑的适用，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周光权：当前我国的刑事案件裁判中，占绝大多数的是短期自由刑，就是判刑罪、刑期在3-5年。

短期自由刑有很多弊端，比如犯轻罪的人，在羁押期间与其他罪犯相互交流，反而引起一些犯罪技术的学习和“交叉感染”，不利于罪犯回归社会。所以国外也是大量适用缓刑，判刑后真正到监狱服刑的是少数。但我们恰恰相反，大多数判刑后都需要羁押。

所以我认为要考虑减少审前羁押，尽量扩大取保候审的适用面。另外对轻罪能够判缓刑或单处罚金的，都可以不判实刑，这样更有利于罪犯回归社会。

南都：以疫情期间为例，哪些案件可以适用缓刑？

周光权：我认为，涉及口罩诈骗、故意杀人以及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要从严处理；但对于妨碍传染病防治、妨碍公务还有涉及传播谣言的，可以作出相对比较轻处理的，可适用缓刑。

另外有些案件中，当被告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认罪认罚以后，大量的案件都可判缓刑。

受访人：周光权，十三届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代表。 现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犯罪学会副会长、中国检察学会副会长。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来源：《南方都市报》2020年05月24日（采写：南都记者刘嫚实习生王佳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