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的实践之问——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重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公平竞争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强调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重大改革于法有据，重视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竞争法律和政策，为维护和促进市场公平竞争提供强大的制度保障。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关于公平竞争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公平竞争重要论述反过来指导国家不断健全公平竞争制度，强化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指引新时代国家公平竞争发展模式转型，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鲜活实践中，公平竞争重要论述得到实践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

关键词：习近平法治思想；公平竞争重要论述；反垄断；公平竞争发展转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1]然而，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伟大的认识工具”；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我们要真正理解和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更好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发展成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逻辑。[2]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公平竞争的系列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指导我国市场化法治化改革的方法论，也是指导我国实现竞争性发展、加强法治建设和保障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3]

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改革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和挑战及其原因

（一）我国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和挑战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胡锦涛同志代表党的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总结指出，过去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发展中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4]这是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面前的发展难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重申了党的十八大报告总结归纳的问题，并指出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深化改革，重点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他强调，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市场规则不统一，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难以形成的。[5]问题是时代的口号，也是前进的方向。人类社会任何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国家每一个发展阶段都会面临特定的挑战。只有立足于时代发展凝练正确的指导思想，才能解决特定的时代问题，不断推动时代进步。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及其制度保障战略思考的逻辑起点——以问题为导向。

（二）矛盾和挑战形成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性、复杂性和不彻底性显著，为行政权力不当干预市场埋下隐患。命令经济、行业垄断和区域封锁等痼疾难除，竞争机制疲弱，创新动力不足，要素市场难以自由流动，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政府缺位与越位现象并存交织，再叠加产业政策偏好和差异化发展战略，必然导致产业发展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因垄断和寻租导致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第一次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愈发明显。[6]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总结凝练而精辟，勾勒出改革开放40年来的国情：经济社会发展一面欣欣向荣；一面又因失衡发展累积阻力，各类矛盾和冲突聚集在短期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体中。

作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关键，改革开放可以被看作是政府不断限缩和放权、市场不断开放竞争和发展的动态过程，但是，如果从经济和社会不平等增长的深层次角度观察，政府不当干预的广泛存在显而易见。大量研究证实，导致地区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就是传统体制下以限制竞争、扭曲要素和产品价格为特征的宏观经济政策。[7]这些观点能够为剖析当下“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提供科学的观察角度，即社会主要矛盾实质源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矛盾，主要源于政府干预压制市场竞争。[8]改革开放最初三十多年，我国主要依靠各地方政府GDP竞赛，在市场外在力量刺激即政府产业政策主导和投资驱动下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但随着经济发展方式和要素结构的转变，以投资驱动为主、产业政策全面压制竞争政策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政府决策失误和利益输送严重，全国统一大市场难以形成且竞争失序，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国家宏观经济增速回落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9]以产业政策为手段的不完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遭遇了发展瓶颈。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时代期待着答卷。

二、我国新时代需要新的经济发展和法治建设指导思想

面对现实困难和严峻挑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的：“我们要强化问题意识、时代意识、战略意识，用深邃的历史眼光、宽广的国际视野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和内在联系。”[10]党的十八大、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与发展规律，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市场统一和公平竞争，释放市场活力，打造创新驱动新动能，积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更高水平发展，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工作成为新时代发展的战略目标；[11]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时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关键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构建新发展格局，迫切需要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12]与此同时，党中央高度重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并将其上升为我国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13]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强调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重大改革于法有据，重视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以公平的制度和公正的监管来维护和促进市场公平竞争。这意味着在新时代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国发展模式面临转型——从政府主导到市场决定、发展目标需要切换——从追求效率到注重公平、发展动力亟待转换——从政府干预和直接配置到市场竞争和创新驱动、发展机制需要调整——从产业政策到竞争法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新论断，不仅表明党和国家对市场机制的认识实现了质的飞跃，更重要的是为市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应该发挥的作用给予了准确的定位。这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尤其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理论突破。建立竞争机制和维护竞争秩序的前提就是在党和国家所有经济政策中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和先导作用。只有完善竞争法律和强化竞争政策，为市场竞争提供法律基础和制度动力，为政府干预划定边界厘定标准，并为政府干预和产业政策提供优化工具，才能真正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14]整合了竞争法律和政策的竞争法治可谓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标配”。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新时代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而建设现代市场体系则是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的关键一步。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必然要求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对应地，在上层建筑层面，必然要求确立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和实现竞争法治。由于竞争政策从其产生之初就肩负着规范政府干预、改善宏观调控、优化产业政策的使命，这种与生俱来便内含“控权观”的竞争政策以及成为国家发展战略和顶层设计的“确立和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与我国当下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和法治政府建设任务深度契合。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是党和国家在新时代的两大中心任务，是国家发展的“一体两翼”——法治为改革提供制度保障和发展空间；改革为法治提供物质基础和实践场域。[15]具体而言，确立和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实现公平竞争引领的发展转型，不仅有利于从根本上科学界定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还有利于打破垄断和抑制寻租，实现经济民主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实现，尤其倚重处于中心环节的经济体制改革。处在攻坚期和深水区的经济体制改革，不囿于“一城一池”的局部改革，不限于生产要素的简单变动，不再是简单的放权让利，更不是随心所欲的政策优惠，甚至不允许继续“摸着石头过河”，而是需要新的指导思想，通过理论创新和制度变革，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理论和制度体系，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导、营造制度环境，打造发展动力之源。理论和制度变革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内容，理论指导和制度保障构成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

三、公平竞争重要论述的基本内涵及其形成

（一）公平竞争重要论述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很早就发现，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马克思在《资本论》关于资本与竞争的论述中指出，社会的分工“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相互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16]在马克思看来，把竞争界定为资本的内在本性和界定为资本内在本性的外在实现形式，都是可以成立的。[17]马克思明确指出：“自由竞争是资本的现实发展。它使符合资本本性，符合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符合资本概念的东西，表现为单个资本的外在必然性。”又说：“竞争使资本的内在规律得到贯彻，使这些规律对于个别资本成为强制规律。”[18]马克思还富有远见地指出，公平的市场竞争有利于“人的发展”。目前，一方面，我国竞争性增长的关键在于“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竞争性发展的竞争力也在于“人的需求”，只有做到人民关心什么、期盼什么，就发展什么、生产什么，在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中找到坚实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也只有基于公平的市场竞争的发展才能真正向人民群众提供实际增长的收入和更好的生活条件。

理论和实践证明，传统的计划经济以及政府主导型发展即不完全市场经济，最大弊病在于政府直接配置资源效率低下、垄断导致第一次分配不公、缺乏公平竞争致使创新动力不足；而公平且充分的市场竞争却是这三大发展顽疾的对症良药——通过公平竞争可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反对垄断利润实现第一次分配正义、优胜劣汰为创新提供不竭的动力。[19]秉承马克思思想的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认为，市场竞争可以“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20]而且熊彼特尤其重视创新性竞争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视角看，竞争是创新之源、创新促进竞争，竞争性增长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根本旨趣所在，这也符合马克思对价值规律的概括。[21]

衡量思想科学不科学，关键看这个思想有没有反映和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能不能准确把脉时代提供有效方案。本文阐释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公平竞争系列重要论述，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其核心内容由市场公平竞争和以法治保障公平竞争即竞争法治两部分组成，分别主要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和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依法治国”基础上形成，并在其后逐步完善并得到贯彻落实。在思想内涵上，充分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于2015年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当中。[22]新发展理念对新时代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具有重大指导意义；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前增加“贯彻新发展理念”。在公平竞争和竞争法治基础上的竞争性发展新模式完全可以涵盖五大发展理念，尤其与创新休戚相关。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的源动力又来自于政府和市场——既需要政府通过竞争法治的制度保障和正向激励，更依赖市场公平竞争的持续压力和内在驱动。[23]两相比较，后者是根本的内因。

综上，新发展理念和公平竞争发展转型充分体现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一般规律，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是我们党和国家准确把脉时代提出的发展正途和治国方略。所以说，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公平竞争的重要论述，以公平竞争和竞争法治为基本内涵，与马克思主义竞争观和发展观一脉相承，是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中国的最新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

（二）公平竞争重要论述的发展轨迹

围绕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基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握“三大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强调要坚持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坚持和完善现有制度，从实际出发，及时制定一些新的制度，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提供更加有效的制度保障。[24]三大规律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水平，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发展模式转型实现高质量公平化发展进行了政治动员。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全面深化改革”，提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新论断，把对公平竞争的重视程度提高到历史新高度。在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作《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时指出，中央政治局认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关键是要进一步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进一步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进一步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前提。然而，重视公平竞争并非不重视不承认党的领导和政府作用，否则经济上就是自由放任，政治上是无政府主义，必然行不通也走不远。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接着，习近平总书记重点说明了国有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公平竞争的问题。对于国有资本继续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强调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25]显然，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揭示了中共中央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重视市场规律和公平竞争的作用，通过市场公平竞争和政府中立性监管，实现公平竞争性发展。

法律的价值和意义在于，理论的发展和升华引导制度与时俱进，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变革，为发展提供所需的优质理论指引和制度供给。美国的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制度建立了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和竞争关系，是决定人们相互关系的系列约束。[26]通过比较不同国家和地区制度的差异，研究不同制度的运行效果，挖掘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的深层次原因，诺斯提出了“制度是极其重要的”这一命题，进而从一种禀赋的视角把法律理解为经济发展的高速公路或者水坝。[27]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和公平竞争的理论创新机制创新，需要法律的确认、保障和引导，提供优质制度供给。

在201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全面依法治国是大会主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指出立法领域面临一些突出问题，比如，立法工作中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较为突出，......一些地方利用法规实行地方保护主义，对全国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造成障碍，损害国家法治统一。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是提高立法质量的根本途径。科学立法的核心在于尊重和体现客观规律，民主立法的核心在于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明确立法权力边界，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28]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为通过科学立法维护统一大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和竞争性发展转型提供法治保障，为通过民主立法提高法的回应性、提升立法质量、体现法的人民性，指明了竞争法治建设方向。2016年6月国务院制定发布《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2017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五部委共同发布《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暂行）》；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17年11月4日系统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改变了竞争执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原国家工商总局“三驾马车”多头执法体制，由新组建的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作为我国统一的反垄断和竞争执法机构，加强竞争执法；2021年9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商务部、司法部发布《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2022年6月24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的决定》，新修《反垄断法》8月1日施行。竞争政策基础地位稳健发展强化，公平竞争深入人心深得民心，竞争法律和政策在各个行业、领域全面落实，成为现代经济体系建设和法治建设的应有之义。[29]这标志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公平竞争的法治理论已经形成。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这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内在要求，也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的重要举措。政府尊重市场规律，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提高发展的公平性，具体路径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给出的答案是，对政府制定实施的“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予以“清理废除”，通过确立竞争政策基础地位，政府自我限权控权，限制并优化产业政策，改善宏观调控。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特别强调需要“加强和优化政府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职能，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30]这充分表明在深化国家机构改革中，加强和优化政府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和反垄断职能成为新时期深化改革的重要方向，尊重市场规律、回应市场需求、坚持公平竞争的新的竞争性发展模式跃然纸上并正式登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公平竞争的法治理论日趋成熟。

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强调，要营造公平竞争环境。他代表党中央对国内民营企业代表承诺，“要打破各种各样的‘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经营运行、招投标、军民融合等方面，为民营企业打造公平竞争环境，给民营企业发展创造充足市场空间。要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要推进产业政策由差异化、选择性向普惠化、功能性转变，清理违反公平、开放、透明市场规则的政策文件，推进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31]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讲话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法治经济。要求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要实施好民法典和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平等保护国有、民营、外资等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和自主经营权，完善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要推进简政放权，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支持企业更好参与市场合作和竞争。要实施好外商投资法，放宽市场准入，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对在中国注册的企业要一视同仁，完善公平竞争环境。政府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也是市场公平的维护者，要更多提供优质公共服务。[32]这充分说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公平竞争的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党和政府坚持竞争中立立场、鼓励不同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切实推进我国竞争性发展提供了明确指引。

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11月30日在主持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完善知识产权反垄断、公平竞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形成正当有力的制约手段。[33]为了进一步清除竞争性发展障碍，规范数字平台公平竞争和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2020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一周后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部署2021年经济工作。会议把“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作为2021年八大任务之一。会议指出，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要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要加强规制，提升监管能力，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

2021年1月9日至1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法工作会议，要求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打造法治引擎，围绕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推动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依法严惩破坏市场竞争秩序、侵害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犯罪，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中共中央、国务院2021年8月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提出，努力实现法治政府建设全面突破，加强和改进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8月30日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强化反垄断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的意见》。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会议时强调，强化反垄断、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要从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高度出发，促进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企业创造广阔的发展空间，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会议还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围绕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完善公平竞争制度，改革市场监管体制，加强反垄断监管，推进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推动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针对一些平台企业存在的野蛮生长、无序扩张等突出问题，我们加大反垄断监管力度，依法查处有关平台企业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初见成效，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稳步向好。会议强调，要加快健全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审查机制、数字经济公平竞争监管制度、预防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制度等。要加强竞争法律制度和政策宣传培训，强化企业公平竞争意识，引导全社会形成崇尚、保护和促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要完善反垄断体制机制，充实反垄断监管力量。

在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再次被着重提及。同时强调，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2021年1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34]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会议时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关键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构建新发展格局，迫切需要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在公平竞争重要论述指导下，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力度空前，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得到强化，数字平台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问题及时得到矫正，反垄断监管日益常态化，规范与发展并重，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导和制度保障。[35]

习近平主席还把公平竞争主张带到国际舞台，产生了巨大反响。早在2015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出席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宴会并发表演讲时就讲到，我们将及时解决外国投资者合理关切，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努力营造公开透明的法律政策环境、高效的行政环境、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2015年10月18日，习近平主席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中国利用外商投资政策不会变，我们会健全商业法治，保护知识产权，促进公平竞争。2015年1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将继续推进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大幅减少外资准入限制，营造公开透明、高效平等的市场环境。2019年4月26日，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了主旨演讲，进一步强调公平竞争能够提高效率、带来繁荣。中国将在更广领域扩大外资市场准入，将以公平竞争、开放合作推动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他特别提到，要进一步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按照扩大开放的需要修改完善法律法规，在行政许可、市场监管等方面规范各级政府行为，清理废除妨碍公平竞争、扭曲市场的不合理规定、补贴和做法，公平对待所有企业和经营者，完善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2019年6月7日，习近平主席出访俄罗斯，在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上发表致辞时又一次强调公平竞争的意义，指出中国将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放宽市场准入，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习近平总书记代表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在重要国际舞台对公平竞争法治理论作出阐释，既是对中国公平竞争政策的鲜明宣告，也是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表明我国对国外投资者也坚持竞争中立原则，鼓励和保护外商外资参与国内市场公平竞争，共同助力我国竞争性发展转型，[36]表达了中国坚持走改革开放、竞争性发展和法治化道路的决心，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逆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的当今世界成为一股清流，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引领贸易公平化发展。2021年11月11日，习近平主席在向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主旨演讲中强调：“‘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后者慎其先。’最近一段时间，中国有关部门正完善落实反垄断法规，加强对国内部分行业监管。这既是推动中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世界各国惯常做法。我们将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平等对待各类市场主体，打造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不断夯实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根基。”[37]这既是向世界宣告中国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全面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立场和决心，同时也在向全球市场倡导公平竞争，贡献公平竞争引领发展的中国方案。

四、公平竞争重要论述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检验

（一）公平竞争重要论述的重大现实意义

1.公平竞争重要论述指导政府职能转变，倡导竞争中立制度。公平竞争重要论述要求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效弥补市场失灵。体现了新思想的竞争法律与政策，其“控权观”与生俱来。[38]强化竞争政策建设竞争法治，有利于科学界定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既不可偏废，也不可错位。现实中“全能型”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职能错位、越位、缺位问题依然存在，资源错配效率低下情况普遍，阻碍了创新活力和生产力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高度肯定了市场无形之手的决定性作用，明确指向政府要“放管服”“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在微观方面要弱化、要“让位”，在社会管理和市场服务方面要强化不能“缺位”；政府要更好地承担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等弥补市场失灵的职能，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上发挥好市场和市场主体不可替代的作用。《“十三五”市场监管规划》则确立了竞争中立制度，要求把竞争政策作为制定改革政策的重要导向，按照全面市场化改革方向，准确把握改革方向和改革举措，推进垄断行业改革，破除传统体制、传统管理模式的束缚，避免压抑市场创新、抑制发展活力。政府竞争中立与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高度匹配。

2.公平竞争重要论述引领数字经济规范与发展并重。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庞大、发展快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和新引擎，对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但数字经济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存在着诸多垄断与不正当竞争问题。数字经济良性发展依赖于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和竞争法治保障，坚持竞争性发展，能够帮助我国在数字经济发展中赢得更大优势。意大利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乔万尼·阿瑞吉在《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一书中，通过更新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从宏大而深远的历史向度上，判断坚持竞争性发展的中国将成为继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之后新的世界增长中心和发展极。从世界发展驱动的核心国家和地区的转变史来看，其兴也，以公平竞争为导向；其衰也，金融垄断和拜物教阻碍了生产性竞争性的展开。[39]2021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进行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规范数字经济发展，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要健全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公平竞争监管制度，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监管体系，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管。要纠正和规范发展过程中损害群众利益、妨碍公平竞争的行为和做法，防止平台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依法查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40]

3.公平竞争重要论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好适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市场配置资源，才能优化配置提高效率、提升创新能力、实现公平、促进协调和可持续发展；[41]市场配置资源，必须通过竞争机制才能发挥作用，需要自由、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42]只有竞争法治才能提供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与这些新形势新要求相比，我国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有完全理顺，还存在市场激励不足、要素流动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微观经济活力不强等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仍存在不少体制机制障碍，必须在公平竞争法治理论指导下，坚定不移深化市场化改革和加强竞争法治建设，扩大高水平开放，不断在经济体制关键性基础性重大改革上突破创新。而公平竞争法治理论为新时代从政府干预主导的产业政策驱动型发展向竞争性发展转型和加强竞争法治建设提供了核心指导和基本遵循。创新驱动是新时代的重要特征和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高度重视创新驱动发展，并多次阐释公平竞争与创新的关系。“向市场要活力，向竞争要动力”，公平竞争可以为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创新驱动的原动力主要来自于市场公平竞争以及维护公平竞争秩序的法治。

另外，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浪潮和新冠肺炎疫情又给世界带来巨大冲击。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当下，我国供给体系质量仍亟待提升，结构失衡问题是当前的主要矛盾，国内制造业企业大而不强、核心技术缺失等“卡脖子”问题依然严峻。在新形势新挑战下，我们更需要坚持公平竞争法治理论，牢牢把握新形势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攻方向，坚定走竞争性发展之路——即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发展道路，通过公平竞争迎接挑战转危为机：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重塑国内区域市场，在扩大内需的基础上增加市场厚度，拓展市场深度，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充分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优化资源和要素配置，提高供给质量；坚持法治化改革方向，尽快加强和完善竞争法治建设，在制度供给上为市场公平竞争保驾护航、拓展和增加国内统一大市场的自由度公平度；坚持国际化发展方向，把国门开得更大，实施更高水平的开放，实现从产品竞争技术竞争到规则竞争制度竞争的升级和转变。这样才能构建完整的以内需体系为主的需求体系，供给体系和国内需求更加适配，真正畅通内循环。

4.公平竞争重要论述指导实现经济民主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助力实现共同富裕。政府对微观经济直接干预、对资源直接配置最大“副产品”，是导致行政性垄断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权力寻租，这成为腐败和社会不公的肇因。[43]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竞争规则体系，有效实施反垄断和公平竞争审查，改善宏观调控优化产业政策，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可以从根本上打破行政性垄断和抑制寻租腐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公平竞争是社会公平的物质基础和实现路径，规则公平是公平竞争和社会公平的制度保障。针对现阶段发展中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我国社会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蛋糕”不断做大了，同时还要把“蛋糕”分好。我们要通过创新制度安排，努力克服人为因素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视我们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进行改革。[44]公平竞争法治理论是建设保障公平正义机制和制度的指导思想，以此思想指导改革加强竞争法治建设，通过公平竞争制度安排、竞争法律规范、竞争政策支持，为实现市场公平和分配正义提供坚强制度保障。

另外，保障消费者利益、增进消费者福利与公平正义也利益攸关。关注消费者福利的价值根源于消费者弱势地位，公平竞争重要论述指导下的竞争性发展转型可以极大地助益国家对消费者福利的人文关怀。消费者是推行公平竞争的最终受益者。[45]消费者地位的提高和消费者保护的增强，反过来又进一步发挥公平竞争的作用，国家通过消费者福利的实现达到保障社会实质公平的目的。[46]坚持公平竞争重要论述的指导，推动竞争性发展，保护消费者利益增加消费者福利，有助于实现经济民主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

（二）公平竞争重要论述的全面实践检验

公平竞争重要论述不仅在理论上发挥着巨大的指导作用，在实践中也得到贯彻落实。

2020年5月11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两个维度较全面地反映了公平竞争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首先，在市场化改革方面，提出要稳步推进自然垄断行业改革——深化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严格监管自然垄断环节，加快实现竞争性环节市场化，切实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构建有效竞争的电力市场；推进油气管网对市场主体公平开放，适时放开天然气气源和销售价格，健全竞争性油气流通市场；深化铁路行业改革，促进铁路运输业务市场主体多元化和适度竞争；实现邮政普遍服务业务与竞争性业务分业经营；完善烟草专卖专营体制，构建适度竞争新机制。《意见》还要求营造支持非公有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环境——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外商投资企业发展的市场、政策、法治和社会环境，进一步激发活力和创造力。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破除制约市场竞争的各类障碍和隐性壁垒，营造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完善支持非公有制经济进入电力、油气等领域的实施细则和具体办法，大幅放宽服务业领域市场准入，向社会资本释放更大发展空间。《意见》强调夯实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保障市场公平竞争，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完善竞争政策框架，建立健全竞争政策实施机制，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强化公平竞争审查的刚性约束，修订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实施细则，建立公平竞争审查抽查、考核、公示制度，建立健全第三方审查和评估机制。统筹做好增量审查和存量清理，逐步清理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存量政策。加强和改进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大执法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培育和弘扬公平竞争文化，进一步营造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其次，在法治化建设方面，指出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强化法治保障——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体系，确保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尤其强调要完善经济领域法律法规体系。修订反垄断法，推动社会信用法律建设，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在立法上，通过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融入《反垄断法》，提升反垄断法的权威和效力，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坚持存量清理和增量审查并重，持续清理和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加快清理与企业性质挂钩的行业准入、资质标准、产业补贴等规定和做法。推进产业政策由差异化、选择性向普惠化、功能性转变。严格审查新出台的政策措施，建立规范流程，引入第三方开展评估审查。建立面向各类市场主体的有违公平竞争问题的投诉举报和处理回应机制并及时向社会公布处理情况。还需要继续改进执法体制和提升市场监管效能，实施公平统一的市场监管制度。[47]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改革，健全市场化要素价格形成和传导机制，保障民营企业平等获得资源要素。

具体而言，在立法上，公平竞争法律体系得到极大完善。2021年2月7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正式公布，立足我国平台经济领域发展现状和特点，对涉及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法》适用问题作出了较为细化的规定，明确将轴辐协议、平台“二选一”、大数据杀熟、涉及协议控制（VIE）架构的经营者集中等纳入反垄断法的规制范围之中，引起社会广泛关注。2021年6月，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商务部、司法部会同有关部门修订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为发挥竞争政策基础地位提供了有力保障。2022年6月24日通过修正的《反垄断法》新增第9条，规定“经营者不得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资本优势以及平台规则等从事本法禁止的垄断行为”，完善相关数字市场竞争规则。

在执法上，数字经济反垄断和传统行业反垄断、行政性垄断查处呈现积极的常态化高压态势。[48]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将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更大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其中明确“国家支持平台企业创新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同时要依法规范发展。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坚决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从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阿里巴巴投资收购银泰商业股权、阅文集团收购新丽传媒股权、丰巢网络收购中邮智递股权等多起涉VIE架构的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到总局根据举报，依法对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实施“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等事件，都可以看出对互联网企业“强化反垄断监管”已经是下一阶段我国反垄断法实施的重点。2021年4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则是直接对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处以2019年度中国境内销售额4%计182.28亿元人民币的罚款。[49]随后，美团亦因实施“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被立案处罚。原料药行业、公用事业领域、行政性垄断领域执法动作不断，体现着公平竞争的要求。

在机制上，2021年11月18日，国家反垄断局正式挂牌。下设反垄断执法一司、反垄断执法二司和竞争政策协调司三个司局，前二者分别负责案件执法、并购审查，竞争政策协调司则在研提反垄断政策、开展国际交流的同时，对案件办理情况进行复核把关，三者职责明确、相互制约，实现案件查办与复核审理“查办分离”。这必将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反垄断体制机制，提升反垄断执法工作的统一性、权威性。

新修《反垄断法》规定反垄断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尽显党的领导在新时代反垄断工作和竞争法治事业中的极端重要性。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始自汉武帝“盐铁专卖”延续2000余年的产业政策，终于让位于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可以说，公平竞争是这幅历史画卷的中轴和点睛之笔，公平竞争重要论述是这幅画卷的灵魂所在。历史长河水争先，靠的是绵绵不绝；千帆竞发勇者胜，靠的是百舸争流。实践无止境，创新亦无止境。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公平竞争的重要论述，必将在指导中国竞争性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鲜活实践中接受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从而迸发出经久不息的强大生命力。

注释：

[1]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第2版。

[2]参见王晨：《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新发展新飞跃》，载《中国法学》2021年第2期。

[3]参见孙晋：《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公平竞争法治观》，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月6日第A04版。

[4]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12年11月9日第2版。

[5]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载《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第1-4版。

[6]参见［意］保罗·乌里奥：《走向繁荣的新长征——协调国家、社会和市场的关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82-90页。

[7]参见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9页。

[8]参见王小鲁、樊纲、胡李鹏：《中国各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45页。

[9]参见孙晋：《国际金融危机之应对与欧盟竞争政策——兼论后危机时代我国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冲突与协调》，载《法学评论》2011年第1期。

[10]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第2版。

[11]习近平：《深刻认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重要性 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焕发新活力迈上新台阶》，载《人民日报》2018年2月1日第1版。

[12]《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强调，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高政府监管效能，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载《人民日报》2021年12月18日第1版。

[13]参见李林：《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理论逻辑与创新发展》，载《法学研究》2016年第2期。

[14]参见孙晋：《公平竞争原则与政府规制变革》，载《中国法学》2021年第3期。

[15]参见刘世锦主编：《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2019-2028）——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13-15页。

[1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4-395页。

[17]参见高峰：《关于马克思主义竞争理论的几个问题》，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9页、第271页。

[19]参见［美］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5-226页。

[20]［美］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81页。

[21]参见鲁绍臣：《公平的市场竞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根本旨趣》，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4/19/c_128910241.htm，访问日期：2022年5月1日。

[22]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鲜明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

[23]参见［美］威廉·科瓦西奇、［美］林至人、［美］德里克·莫里斯：《以竞争促增长：国际视角》，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397-399页。

[24]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2012年11月17日。

[25]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载《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第1-4版。

[26]参见［美］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5-226页；［美］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27]参见罗培新：《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方法·规则·案例》，译林出版社2020年版，第3页。

[28]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载《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9日第2版。

[29]参见孙晋：《新时代确立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的现实意义及其法律实现——兼议〈反垄断法〉的修改》，载《政法论坛》2019年第2期。

[30]《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8/0304/c1001-29846.html，访问日期：2022年1月18日。

[31]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8年11月2日第2版。

[32]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0年7月22日第2版。

[33]习近平：《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激发创新活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载《求是》2021年第3期。

[34]该文件最终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之名于2022年4月10日发布。

[35]参见孙晋：《数字平台的反垄断监管》，载《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

[36]参见孙晋：《习近平关于市场公平竞争重要论述的经济法解读》，载《法学评论》2020年第1期。

[37]参见丁建庭：《中国反垄断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载《南方日报》2021年11月12日第1版。

[38]参见［意］马西莫·莫塔：《竞争政策——理论与实践》，沈国华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6页。

[39]参见［意］乔万尼·阿瑞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路爱国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08页。

[40]《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 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载《光明日报》2021年10月20日第1版。

[41]实际上，国外实践已经提供了可行的样本。1997年，经济学家A. E. Rodriguez和时任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官员Malcolm B. Coate共同发表了《关于经济转型国家竞争政策的研究》的论文，文章以拉丁美洲国家为例，运用数学模型说明市场经济体制对转型国家提升生产效率的好处，涵盖了国家经济体制转型初期有助于确立竞争秩序的全部经济政策（A. E. Rodriguez, Malcolm B. Coate, Competition Policy in Transition Economies：the Role of Competition Advocacy, 1997）。经济转型国家的学者也逐渐发现，竞争政策制度能够帮助改革派更好地对抗反对改革的利益集团，包括与政府结成同盟的官商一体经营者，推动经济更加开放和具有竞争力。

[42]参见［美］约翰·凯伊：《市场的真相》，陈琇玲译，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版，第166页。

[43]参见［美］威廉·科瓦西奇、林至人、德里克·莫里斯编：《以竞争促增长：国际视角》，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39-44页。

[44]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载《求是》2014年第1期。

[45]参见徐士英：《竞争政策与反垄断法实施》，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46]参见王晓晔：《有效竞争——我国竞争政策和反垄断法的目标模式》，载《法学家》1998年第2期。

[47]《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2019年12月4日。

[48]参见时建中：《强化反垄断 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载《人民日报》2021年10月13日第14版。

[49]参见国市监处〔2021〕2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作者：孙晋，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法学杂志》2022年第5期“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