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在系统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同时，也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留下的若干重大问题提供了深刻的“中国解答”，做出了独到的“中国贡献”。

独立自主：破解“马克思之问”的中国方案

1858年的世界在马克思面前呈现出一幅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复苏与革命萌动的双重图景：一方面，随着机器工业的发展和运输业的革命，特别是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开采，世界市场的规模迅速扩张。即使遭遇1857年金融危机，但是世界贸易也在逐渐好转。另一方面，在克里木战争后，1858年欧洲涌现了俄国反对封建农奴制的农民运动和普鲁士摄政危机，欧洲大陆上残留的封建专制制度摇摇欲坠，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有利条件。

面对这幅图景，马克思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权如何在资本主义强势包围中站稳脚跟的问题。

与其他无产阶级政党相比，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坚持独立自主，是由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传统所决定的。中华文明是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之所以历经沧桑而千年不坠，中华民族之所以饱受冲击而多元一体，中华儿女之所以迭遭忧患而矢志爱国，其秘密都在于凝结在民族精神之中的中华文明。正是这种深厚的文明传统，奠定了中国人走自己的路的志气、骨气和底气，既赋予中国人以深厚的家国情怀，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站稳脚跟奠定根本前提；又赋予中国人以开放的宽广胸怀，虚心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积极占有现代社会的文明成果，为扭转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力量对比格局而不断积聚力量、夯实基础。这便是破解“马克思之问”的中国方案。

中国道路：破解“马克思列宁之问”的中国方案

从1876年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到1881年《答维·伊·查苏利奇的信和草稿》，马克思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即俄国等东方落后国家在保持自身独立性和文明传统的基础上，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但又可以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直接走向社会主义。马克思强调“但是我们必须从纯理论回到俄国现实中来”。这意味着，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跨越卡夫丁峡谷”还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而非现实的必然性。

围绕如何在落后的东方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中国形成了独特的赶超模式。第一，我国建构以政党为中心、以人民为主体、以“组织起来”为特征的高度动员机制，由此成为我国开展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动机”。我国充分发挥高度组织化的独特优势，由此对冲“资本短缺”的不利条件，为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必要积累，最终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我国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使中华文明的生存根基从自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而且使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从封闭孤立转向对外开放，以主动的姿态参与到全球化之中，深刻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第三，我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并参与世界交往。这不仅激活了马克思的交往理论，而且丰富并发展了跨越理论。只有参与世界交往，才能借鉴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从而推动社会主义国家跨越式发展。当然，中国之所以能够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始终保持独立自主的地位，而没有陷入依附于发达国家的陷阱，这也要归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的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

经过百年奋斗，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一条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自我革命：破解“列宁葛兰西之问”的中国方案

葛兰西与列宁共同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肌体健康，如何避免官僚主义等不良风气对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侵蚀，如何锻造无产阶级政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自我提升的能力？概而言之，即如何全面从严治党的问题。

在破解如何全面从严治党、跳出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率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先后给出两个答案。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如何理解自我革命与人民监督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相互关系呢？二者的联系在于，自我革命与人民监督都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由之路。二者的区别在于，对全面从严治党而言，人民监督是外因，自我革命是内因。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基本原理，与人民监督相比，自我革命在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无疑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和地位。从人民监督到自我革命的发展过程，也是从外因到内因的党建过程，更是从外部倒逼到内在自觉的觉醒过程。在此意义上，自我革命的提出，开辟了百年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境界。

胸怀天下：破解“毛泽东之问”的当代方案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多次在各种场合反复提出中国如何对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问题。这便是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社会主义中国如何承担世界责任、作出更大贡献的问题。

经过党的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中国日益进入世界舞台中央，这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破解“毛泽东之问”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人类作出了如下三个重大贡献。第一，中国共产党为人类社会贡献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第二，中国共产党为人类社会贡献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第三，中国共产党为人类社会贡献了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共产党向人类社会贡献了诸如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标识性概念，已经为人类社会作出了更大贡献，已经回答了“毛泽东之问”。

开拓创新：破解“邓小平之问”的当代方案

邓小平在晚年提出了如何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这个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重大课题。“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是指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由发展而导致的各种问题。这便是中国进入新时代后、正在着力解决的“邓小平之问”。

所谓“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是相对于“发展起来的问题”而言的。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主要解决的是如何启动发展而改变欠发展状态，即“发展起来的问题”。随着发展的深入推进，发展本身也带来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从而需要突破陈旧的发展观念而不断更新，反思既定的发展模式而不断调适，此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

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只能依靠发展来解决。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最终要靠全面深化改革。因此，《决议》中有关“坚持开拓创新”的历史经验也就成为破解“邓小平之问”的关键：“只要我们顺应时代潮流，回应人民要求，勇于推进改革，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就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多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是靠开拓创新解决了“发展起来的问题”；同样的道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还是要靠开拓创新去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只要发展永无止境，那么开拓创新也就一刻也不能停滞。

作者：张梧，北京大学哲学系，摘自《甘肃社会科学》2022年2期，李潇潇、王志强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