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识生产科学化的角度来看，讲究理据，有理不在声高，毋庸置疑应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如此说，当然并不是指它与人文研究相比，完全可以撇除研究者的主体体验，而是指社会科学知识产出的逻辑论证效力，不应因研究者在现实世界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位置不同，即有可以颠倒黑白的差别。然而，从现代社会科学在世界格局中的话语呈现形式看，西方话语在不少“场域”中正是靠着“声高”，而装扮得俨然天然“有理”。究其本质，这即是一种话语上的“文化霸权”。可见社会科学知识生产领域中的西方话语霸权，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

由此，基于文化自觉的社会科学话语建构，对于任何社会本土经验的解释和其问题的解决，就有着极端重要的意义。文化自觉，费孝通指出，乃是人们对自己所拥有的文化有“自知之明”，“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社会科学话语建构必须有文化自觉，并不是指每一个国家、每一种文化都建立起一套标准独特的社会科学体系，而是在揭示、抵制西方话语霸权的意义上，形成符合社会科学“言之成理”标准而又有利于实现其平等话语权的表述体系。

当代西方社会科学虽然已经很少公然地宣称“欧洲中心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欧洲中心主义就消失了，相反，而是变得更为隐性化、精致化，同时也更加顽固。将非西方文化“去主体化”的西方意识形态话语霸权依然居高临下地以“拯救者”的姿态存在。这种认知的实质正如萨林斯所指出的，在很多时候，欧美研究者仍然只不过是在依照自己本土社会的世界观，对世界进行理解罢了，以至于所谓的从“他者”视角出发认识“他者”，实际上是一种欧美式“甜蜜的悲哀”。应对这种话语霸权，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就必定离不开文化自觉基础之上的文明互鉴。具言之，既要充分认识当代社会科学话语中的西方话语霸权的实质是源于其偏颇的认识论及其方法论，并在政治、经济的核心议题上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偏见，又要从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视角，以宽广的胸怀“吸收外来”的有益成果，坚持在文明互鉴中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首先，针对西方社会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中潜藏的欧洲中心论，必须真正坚持和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的主体内容，在破与立的关系上，科学处理好批判与建构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成果及其文化形态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大增量”。在批判西方话语霸权中建构中国特色话语，尤其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形成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理论框架，发掘和总结其在哲学社会科学上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意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其中蕴含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也应成为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构建，不能简单止步于对西方话语体系的批判，而是要在批判中以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建构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譬如，就文明形态而言，就要有足够的理论自信，充分阐释好中国共产党人对文明形态构建的独特贡献。百年辉煌党史充分力证，中国共产党人建构了一种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与西方物质文明畸形发展不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新时代“五位一体”战略布局和“五大文明”协调推进的伟大实践，呼唤伟大的理论创造。新时代理论工作者要增强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以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来完整呈现这一文明形态的丰富内涵。

其次，针对西方社会科学对非西方文化“去主体化”的西式话语，必须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宝贵资源，在古与今的关系上，科学处理好传统性和时代性的辩证关系。

西方社会科学几乎从不加反思奉为圭臬的抽象票决民主、个人主义自由，有其自身的文明基础和文化渊源。在其反封建主义的政治斗争历史中，这些话语在其自身历史和文化系统中有其意义。但是，在本质上，它们也是一种文明类型的“地方知识”，而不是“普世”真理，更不能以此作为对其他“地方知识”的非西方文化进行“拯救”和“改造”的圭臬。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在人类历史上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文明。这里面，既有仁者爱人为政以德的儒家学说，又有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家智慧，还有强调兼爱崇利的墨家思想，等等。这些思想是传统中国留给我们的宝贵思想财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哲学智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主体人格意识下的积极入世、主体价值追求下的批判自省、主客体和谐关系下的大同情怀等哲学性格，深刻地凸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性格气节所在、精神魂魄所系，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是人类文明的生存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需要深入研究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必然性、中华民族共同体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合理性、中国政治制度和人民特性及其传统文化基础。有了此类扎实的社会科学研究，我们才可能从实在处着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避免在西方优势话语下一些非西方文化“去主体化”的“文化悲剧”，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进行具有自身特色的话语建构。

最后，针对西方社会科学中的一些有益成果，必须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在中与外的关系上，科学处理好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辩证关系。

一方面，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必须立足本来，但并不排斥外来。西方社会科学产生了很多积极成果，“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宝贵品质就是开放性和包容性，一切有用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都可以研究借鉴、为我所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就是在坚持文明互鉴中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生动体现。

另一方面，在文明互鉴中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既不能忘了老祖宗，也不能失去科学判断力，更不能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实践的立足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人民真正的当家作主，中国特色的扶贫理论与治理理论为众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参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使得积贫积弱的新中国经过七十余年的发展，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丰富、深刻而又充满智慧的中国道路，正是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必须始终牢牢立足的经验事实。

概言之，面对西方话语霸权，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文化自觉与中国特色话语属于互构关系。如何基于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实践的文化自觉，来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对于打破西方话语霸权和桎梏，改变中国话语的弱势处境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对于这一命题，明确既要借鉴西方又要“跳出”西方的原则，无疑是一种洞见。

作者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国家治理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