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对我的教诲

我从小与父亲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不长。
    记得小学五年级以前，父亲先是在南京、后来调至北京工作， 我和母亲、大弟直到1959年夏季才由湖南迁来北京与父亲团聚。但紧随其后的三年多，父亲因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强制下放到南口、斋堂农村接受劳动改造，其间偶尔回家来探亲。1963年父亲被甄别平反，重回北大法律系工作。而我从这年秋天开始，在北大附中读住宿高中，一读就是三年，只是到周末才回家住一天。文化革命中的头两年我也基本上是住在学校。从1968年6月起，父亲开始落入文革的整肃，我则下乡到黑龙江农场，直至1979年秋天考研究生回到北京，其间十一年半，只有两年一次的探亲假才能回北京看望父母。
    我的青少年时期伴随着父亲政治生命的艰辛岁月，是在父亲数度落难的时期成长起来的，其中也融入了我自己颠沛流离的生活。虽然很少同父亲生活在一起，但回忆起一些往事，父亲给我的教诲却是终身难忘的。
    
    一次谈话
    
    1960年春季，我正在北大附小读六年级。记得当时学生的课外活动丰富多彩，而且富于创造性。学校支持我们创办了一个学生话剧团，从北大请来专业导演，组织我们排演歌颂少年英雄刘文学的现代话剧《刘文学》。我阴差阳错地被选为话剧团团长，还被导演挑选出来担任主角。这年六一儿童节，北大附小在办公楼礼堂举办庆祝活动，我们成功上演了三幕话剧《刘文学》，在校园里引起一阵轰动。一时间我也似乎成了全校的明星人物，自以为是个当演员的料，懵懵懂懂地居然对演艺界产生了兴趣。此时正值小学毕业前夕，北京戏校到学校来招生， 与我同台演出的一个同学报了名，也撺掇着我一起报名。到底是报考戏校还是报考普通中学，十二岁的我举棋不定，想听听家长的意见。
    当时，我在北大附小住校，父亲正被北大党委圈起来，集中住在哲学楼，接受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一天晚饭后我独自来到哲学楼前，向那里的负责人要求见父亲。暮霭中父亲神色疲惫地从楼里走出来，一见到是我，目光顿时一亮。他带我到楼外东侧的马路旁边，找了个地方坐下来。当时我并不知道父亲正在接受批判审查，也没有顾及他的情绪就一股脑地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等待他的评判。这是我来北京后第一次同父亲正式的对话，多少有些紧张。
    父亲点燃了一支烟，平缓、从容地，像和朋友、同辈谈话一样地讲了起来。他没有流露出丝毫的身陷政治批判时的沮丧和烦恼，也没有对我幼稚的想法表示出任何的嘲讽和嗔怪。他首先肯定了我报考戏校的良好愿望，认为这是对未来择业的一次认真严肃的思考，让我心里觉得暖洋洋的。接着他话锋一转，说我目前才是小学毕业，知识的积累、对社会的了解才刚刚开始，还不能预知今后可能的更多的择业空间。如果现在就决定了走戏校这一条路，有可能堵塞或失去以后的更好的选择自由。他以商量的口吻对我说，可不可以把选择自己职业的时间往后推一推，不急于现在就作决定呢。父亲理性的启发性话语让我陡然觉得自己一下子成熟了起来，站得高了，看得远了，而他那平等待人的智慧的诘问，轻轻地顷刻之间动摇了我原先的想法，使我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他的建议。我想父亲说的对，我应该给自己留出更多更好的选择余地。
    这次谈话后不几天，我报考了刚刚宣布成立的北大附中。1960年秋天，我被录取为北大附中的第一批学生，在那里学习、生活了八年。恰恰是北大附中的八年，塑造了我的人格，形成了我的价值观，奠定了我受益一生的知识基础。时至今日，我也为自己当年的正确选择而庆幸。我知道，这完全得益于父亲在关键时刻给我的指点，让我避免了在缺乏判断力的时候，去决定自己的人生轨迹。我永远忘不了父亲同我谈话的那个夏日夜晚。
    
    一本辞典
    
    我读初中的时候，正赶上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家国都很艰难。父亲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开除出党，薪降三级，发配到北京远郊农村劳动改造，只有过年过节或农闲时节才能回家看看。两个弟弟在幼儿园全托，母亲多半住在工作单位，经常是我一个人独守家园。
    初中的孩子是不大会思考人生的，也不懂得所学课程同今后走向社会有什么关联，面对十来门课程，多半是凭兴趣学习，或是稀里糊涂跟着老师走，我自己就是这种状态。其实这个时候如果有人指点一下，对孩子的志向和专业方向的养成，都可能起到关键的作用。我就有这种体验。
    父亲回家探亲的时候，多半是处理家务事，偶尔全家也出去玩玩，难得有同我专门谈学习的机会。记得初一冬天的一个傍晚，父亲带我去北大校园办什么事， 一边走一边聊天。他询问我学校里的课程设置，问我对什么课感兴趣，我一时还真答不上来。父亲简短地但看来是深思熟虑地对我说，"多下点功夫学英语吧，学好英语一辈子都用得上"。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因为我想起了当时流行的马克思的一句话"外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
    过了两天，父亲把一本当时不多见的精装的郑易里《英华大辞典》递到我跟前说，"拿去好好用吧"。我心里一阵惊喜，我知道这是父亲特地为我买的。那时是一个出版尚不发达的年代，即使是供大中学生用的英语辞典也不普及，更遑论这种价格不菲的大开本的外语辞典了。我知道家里并不宽裕，这本辞典算得上是我的一件奢侈品。我向来爱书，也爱查字典，我深知它们是知识的海洋，是进步的阶梯。我翻看着这本沉甸甸的辞典爱不释手， 一直把它带在身边，就是下乡到黑龙江时也把它装进了我的随身行李。
    如果说我后来对外语学习的重视，是来自一种能动的理性的认识，那么刚入中学时用功学外语的最初动力，则是因为父亲的点拨和期望，是想当一个听话的好孩子。然而正是这种最初的动力，逐步转化为后来自觉的能动的学习。
    自从我用上那本《英华大辞典》，一看到它就想起父亲的教诲，就鼓起我学习的热情，对英语课投入了更多的精力。那时北大附中初中的英语训练比一般中学的要严格，很注重语音教学。我为了准确把握住国际音标的每一个音素，除了按课堂要求练习外，还专门给老师写信，请求给予课外辅导。英语老师是北大毕业的高材生，一口美音，她欣赏、鼓励这个小个子男孩的主动性，两次给我特别辅导，使我受益匪浅。我英语发音的准确性和规范性时过四十多年，直至今天也是经得起考验的。
    六十年代的初中英语比较简单，局限于课本，我没花多少力气就稳居全班第一。单词、课文我都烂熟于胸，那都是我利用上下学的路上，边走边读记下来的。到了高中，课程增加了一点难度，除注重基础语法外，还引导我们读一些课外读物，同学们之间也争先恐后，激发出一种学好英语的气氛。这时，我已不满足中学的教学内容，开始把目光盯上了大学的英语学习。我买了当时出版界仅有的一种英语语法读本，巩固和扩展已学的语法知识。我挑选了外交学院的英语教材自学，作为扩大词汇量、提升整体水平的依托。我参加高中的英语课外活动小组，尝试着翻译一些英文短文和诗歌。在这整个六年的英语学习中，我所使用的英汉字典，始终是父亲送我的那本《英华大辞典》。
    不仅如此，《英华大辞典》还陪伴我走过一段自我奋斗的历程。1976年是文化革命的第十个年头，也是我中断学校教育后的第十年。这年年初，我被选调到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当教员，脱离了八年的农场劳动，可以稍微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了。尽管这时我还身处农村，还完全想象不到随后几年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我偷偷地毫不犹豫地捡起了英语学习。当时我所能找到的学习材料，就是自己下乡时随身带来、尘封了多年的三本书，一本是外交学院的教科书《英语》，一本是薄冰的《英语语法手册》，第三本就是郑易里的《英华大辞典》。我选择没有人的时候躲在资料室里读英语。我想抓紧复习，尽快恢复到文革前的水平。后来的事实证明，我重捡英语的决定是完全必要的。1977年底全国恢复高考，我进入黑龙江大学本科学习，英语是免修的。1979年我以在校生资格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研究生，英语成绩70多分，高过了一些英语专业的考生。这些成绩是对我北大附中六年英语学习的一个评定，也帮我争取到而立之年接受高等教育的入场券，甚至为我后来从事国际法专业、多次出国、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外语基础。
    现在，我的身边堆放着各种类型豪华的英汉词典，相比之下，四十多年前父亲送我的那本《英华大辞典》显得破损陈旧、黯然无光了。然而在我的心中，它却依然是那样光泽如新、熠熠生辉，因为它记载着父亲的远见睿智和殷殷期待，也见证了自己遵循父教的一段心路历程，这些自然是时光无法磨损得了的。
    
    一幅赠诗
    
    文革期间，饱受政治运动伤害的父亲被再次推落到敌对营垒的边缘，跌跌撞撞、战战惊惊地熬了过十多个苦寒酷暑。最掀动他心灵伤痛的，恐怕不是对他自己的政治批斗，而是他对子女的负疚感，特别是对我的负疚感。当时我的三个弟弟还小，较少地受到父亲政治问题的株连。而我已经成年了，我在黑龙江农村的每一步发展，都同家庭出身牵连在一起，很难得到组织上的真正信用。下乡多年，入党、提干、上调，自然都与我无缘，这倒也罢了，我还想得通。但是，让人无法接受的却是两次送到我身边、又都擦肩而过的机会。
    1973年夏天，发生了文革期间唯一的一次大学入学考试。我被连队群众推荐参加，并以两个100分的成绩，获得地区第一名，殊不料却以政审不合格为由刷了下来。我终于明白，工农兵学员的好运是降不到我这样的人头上的。紧接着1974年初，北京市到黑龙江农场招老高中知青回北京当教师。我们连队有两个名额，我被作为第一人选推举到团里，眼看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又是有人抓住我的家庭出身做文章，活生生把我拽下来，让别人顶着我的名额走了。
    当时这两件事对我打击很大，以至被气出了肝病。而同样受到沉重打击的，要算我的父母了。虽然我怕引起他们的精神负担，没敢把事情的原委全讲出来，但他们敏感得很，认定是家庭的牵累断送了我的前程。特别是父亲，他的那种自责之苦、剜心之痛，恐怕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看来，我是很难逃脱在东北农村长期生活的命运安排了。接下来，我自己连同父母都不得不面对我的婚恋之事。眼瞅着我下乡已经七、八年了，人也过了二十五，似乎到了该谈婚论娶的时候。农场当局早就在号召知识青年扎根边疆一辈子，还把这一条列为衡量是否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尺度。于是，知识青年只得面临尴尬的选择：要么舍弃未来可能的选择自由，坚守苦难中产生的爱情，准备远离父母，远离城市文明，一辈子忍受边疆荒原的贫穷落后；要么强压下自己的情感需求，给自己留下一条自由之身，期望能抓住什么时候可能出现的回城机会。而知青的父母们也随之面对两难的处境：既为孩子们找到了生活伴侣而高兴，又为他们不得不在农村安家而担忧；既想千方百计把孩子弄回城里，又怕被说成是对抗党的方针政策，还怕因此拆散了孩子们的婚恋关系，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我的父母政治上自身难保，没有可以动用的任何资源，不敢奢望把我弄回北京，只能因势利导，相信我也促成我在东北解决婚姻大事了。
    早在1972年冬季我回京探亲的时候，父母就关切地询问我找朋友的事。记得父亲说过，在东北长期生活不容易，找女朋友一是要人品好，二是要身体好，要能够互相支撑，互相爱护。他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最好找个南方姑娘，个头高一点好。也不知是父亲的提醒起了作用呢还是命运的安排，我后来给他找回的儿媳妇当真是个南方人、大个子，那就是一米七一的上海姑娘丁其玉。
    1975年春节过后，我把其玉带回北京，全家像是接待贵宾似的迎接她的到来。父母显露出难得的欢欣，他们对其玉很满意也疼爱有加，一再告诫我说，爱是要承担责任的，要好好爱护她。其实他们不说，我也早从父母荣辱与共、相互厮守的生活经历中观察出这一朴素的真理，他们一辈子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1977年已是文革结束的第二年，政治环境宽松多了。虽然父亲的错案尚未平反，但是不断传来的好消息让人感到了希望。秋天，我和其玉从东北回北京完婚。这一年仿佛也是我家的娶媳妇年。从年初我们订好婚期，父母就把这事当作全家的中心工作，带领我的三个弟弟一起张罗着准备婚事。当时家里住在中关园平房，条件不是很好，父亲亲自动手，把四间小屋精心粉刷了一遍，锃白锃白的。他们把自己的房间腾出来给我们做新房，带着弟弟们住到院子里临时搭建起来的防震棚。当时北京市很难买到家具，为了让我们能带几件像样的家具回东北安家，父亲带着大弟三天两头跑家具店，好不容易才买到一个五斗橱，一个小碗柜， 还请亲戚帮我们打了一个小圆餐桌。当时还不兴举办婚宴，举办者和受邀请者都心有余悸，担心被人当成四旧来批判，但是父亲坚持要办。他带着我跑到科学院福利楼，这在当时当地算是有档次的饭店了，订好了一个单间、两桌酒席，把他们及我的好友请过来，热闹了一场，算是履行了一个非正式的婚礼。这顿婚宴花了父亲近一个月的工资，我知道他们的积蓄不多，平时也是极少在饭店里吃饭的。刚刚从文革的劫难中挣脱出来，父母就尽心尽力地张罗我的婚事，点点滴滴渗透着他们一片疼爱之心。也许，他们觉得这多少可以减轻一下自己对孩子的负疚感。
    婚事办完了，我们也快要回东北了，临行前父母同我们谈了一次话。当时已经听说要恢复高考了，父亲勉励我们把结婚当成人生的一个新起点、新动力，用奋斗和成功来建设小家庭；要我们抓住"四人帮"倒台后国内出现的有利时机，充实和发展自己。父亲酝酿了多日，把他的这些祝福和期望融进一首五言长诗。他用自己那潇洒飘逸的柳体行书抄录下来，精心裱成一幅长卷，送给我们作新婚礼物。
    这首五言长诗照录如下：
        十年屯绝塞，缪力筑干城。
        邻榻横豺狗，边防振隼鹰。
        飞扬务耕作，奋发备遄征。
        鄙弃纨绔子，甘当斥候兵。
        庆雷喧广宇，沃野放新晴。
        喜扫妖氛净，欢呼旭日明。
        悬冰励奇志，篝火洽稠情 。
        风雨知肝胆，山川鉴誓盟。
        行看双璧合，长乐两心融。
    正是风华茂，应争祖国雄。
    最须勤砥砺， 要在善研攻。
    世上无难事，人间有险峰。
    攀登携手去，珍重艳阳春。
    我知道，这首诗不是一般的贺新诗，而是父亲的心血之作，饱含着父母对我们的赞许、勉励和期待。这也不是一般的新婚礼物，而是我们小家永恒的传家之宝。我深知它的份量，把它珍藏着带回东北，让它伴随我进入新一轮的人生奋斗。
    1977年秋，我们回到黑龙江。 还没来得及去安家，我就全力投入到高考复习当中。迟来了十二年的高考，给了我重圆大学梦的机会，我会珍惜、把握的。尽管我的文化基础和复习条件比一般的考生好，但我下的工夫却远比一般人大得多。不但投入的时间多，而且复习得全面扎实。黑龙江是全国知青最集中的省份，再加上本省的应届生，报考的人数最多，竞争力最强，只能安排初试和复试两轮考试来进行淘汰选拔。拜福于北大附中的高素质训练，也不负我两个月的忘我复习，在这两轮考试中，我的成绩都获得全省第一。其中复试成绩平均每科达到93.5分（100分为满分），遥遥领先于全省数十万考生。只可惜1978年初的高校录取工作尚未摆脱"左"毒的干扰，加之父亲的错案没来得及平反，我又被判决"政审不合格"，相继被北大、南开、吉大等校踢到一边。只是到了本省招生时，我才被开恩录取到黑龙江大学哲学系。
    1978年春，我终于在而立之年迈进了大学之门。但是，没有考回北京、考进北大的遗憾却深深地刺疼了我。在父亲的启发和鼓励之下，我决心报考次年的北大研究生，再做一次人生的冲击。从1978年秋季开始，我一边上哲学系的课，一边自修北大法律系的课程。感谢父亲给我寄来了当时一般考生求助无门的大学教材，我沉溺于新学科、新知识的海洋之中。
    1979年2月之后，我向黑大哲学系请假三个月，以便集中精力复习考试。我和另一个考生一起搬进一间地下室，开始了暗无天日的炼狱之旅。除了一日三餐，我们日夜关在地下室里自修、复习， 每天至少十三个小时，一刻不敢懈怠，整整熬了三个月。5月份我们走进哈尔滨市的考场时，真像是从地牢里爬出来的囚犯，面色苍白，形容枯槁。但是我们成功了！我以平均每科82.5的高分考进了北大法律系的国际法专业研究生，其中有两门课的成绩，分别是全校和全专业的最高分。我的这些分数，都是父亲最先打听出来，由母亲连夜写信告诉我的。我相信，他们是我喜讯的缔造者。
    1979年9月，我告别了生活十一年的黑龙江，回到了北京，回到了北大。不过，这次我不是以北大家属的身份，而是以研究生的资格迈入了北大校门。此刻，我耳边响起的是父亲送给我的诗句："最须勤砥砺，要在善研攻。世上无难事，人间有险峰"。
    我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北大法律系任教至今。我两次搬进新居的时候，父亲都把他写给我的这首新婚贺诗重新书写一遍，裱好了送给我们以为乔迁贺喜。每次，我都把这幅长卷郑重地挂在客厅最醒目的地方。这里凝聚了父亲深情的慈爱与教诲，这里也寄托着我对父亲永恒的怀念。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